安生：如果全球爆发金融危机，明年能不能好转？

　　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工资不能覆盖邀请工人消费的产品，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垄断时代，垄断资本控制经济，出现长期经济停滞。

　　由于信贷的作用，可以提前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在本该出现过剩时候，延续虚假的繁荣。长期使用，必然导致资产泡沫。

　　罗斯福时代以后，政府扩张财政支出，推出刺激政策，可以在信贷已经扩张到极限的时候，继续维持虚假的繁荣。长期使用，必然导致政府债务危机(或者本币贬值)、通货膨胀、资产泡沫。

　　对外出口，可以为本国滞销产品找到出路，但是对方未必接受本国产品，出口游戏规则由强者决定。英国产品对中国出口，长期逆差，于是对中国出口鸦片。中国不接受鸦片，于是爆发鸦片战争。当时，英国有能力修改游戏规则，决定双边贸易关系，中国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海外扩张，可以刺激投资，但是未必利于国内的就业，有利于金融资本，本国制造业转移，未必有利于本国劳动力。

　　基础科学突破，技术层出不穷的时期，是资本投资高潮期。但是，技术突破往往是爆发性的，短期的爆发期伴随长期的停滞期。

　　政府为了掩盖风险，可以不断地把各种资源都绑在一起，如同曹操水师的战舰连环。

　　这样做并不能化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能敉平产能和支付能力之间的缺口，不能为资本提供利润，只能使矛盾不断积累、恶化。最终的结果不是化险为夷，而是火烧战船。

　　在民间消费能力全部透支、政府深陷债务危机、对外出口受限、海外产业转移、遇到技术瓶颈的时期，会发生什么?

　　如果不想牺牲币值，希望币值基本稳定，那就是生产规模螺旋式下降。最终，生产规模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徘徊。

　　如果牺牲币值，希望稳定就业，那就是货币的币值指数式下降。最终，爆发恶性通货膨胀。

　　无论哪种选择，生产规模最终都会下降。如果本国产业转移，那么生产规模会下降得更多。

　　1929年股市崩盘，1932年被称为最惨的一年。实际上，经济一直半死不活。直到二战爆发，美国人的日子都不好过。那是痛苦的1930年代。

　　后面的内容来自《光荣与梦想》：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回顾起来，大萧条似乎是产业革命最后来了一次大动荡，由此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前造成的一个间歇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也需要相应提高，这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那时有各种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为产量突增不是什么问题，说什么“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实际上是，有钱的人搞股票投机(有些并非有钱的人也做投机买卖)，而掮客则提倡一种可说是群众性的投机，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乱买东西，靠延期过长的赊账的办法来做买卖。

　　由于经纪人到处放账，股票市场基础不稳，终于垮台。影响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销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万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账了，因为他们不管什么商品都一概赊给无力付款的人。“新世纪”的繁荣时期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恐慌，全国惶惶然不知所措。上次的长期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此以后，美国已经高度工业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乡，已经不可能了。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

　　从股票市场崩溃到1932年(大萧条时期最惨的一年)，经济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这个下降趋势又因为采取了某些措施的缘故而更加速了。按老规矩说，这些措施本该使经济复兴的，可是事实恰好相反。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物价是不能降的，于是销售量下降了。销售量一减，只好用解雇工人的办法来降低商品成本。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失业了，哪里有钱去买别的工业部门的产品呢?这样，销售额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购买力的全面萎缩，结果是：产业工人穷了下来，连累农民也穷;而农民的穷，又回头加深了产业工人的穷。“谁也没钱买对方的东西，”这是一个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这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那年约有两百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其中有二十五万以上是在十六至二十一岁之间。《幸福》月刊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的“漂泊无依的人”。各州警察押送退伍军人从这个州的边界到那个州的边界，都依照各县法警警长在大萧条初期早已定下了的规矩来做。由于各地方政府都有大量的人等待救济，所以贫苦的外来人就被指控为流民，解送到邻县边界上去。只有东圣路易等几个城市声誉很好，因为有救世军分站分发救济品，但是多数城市见外来人就赶，名声很坏。加利福尼亚州首先建立了强迫劳动营，随后又在通往该州的各条公路上布满岗哨，阻止穷人入境。在亚特兰大市，衣衫褴褛的外来人被判刑三十天，解往富尔顿县用铁链锁成一串，强迫劳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埃里克·塞瓦赖德才二十岁，就已经成了流浪汉。后来他回忆说：“我们当时说某个城市好不好，就是看那里的市民是否乐善好施，看铁路货车场的警察是否脾气和善。只要有一条路可走，谁都不想到怀俄明州夏延市去。那里的车场，往往不只有警察拿着棍子追，还会有手枪打过来。要是想从夏延市走到另一个车站，路又那么远。”

　　这些漂泊无依的人是什么人呢?基本成员是长期流浪者，他们的“丛林”(露营地)可以让别人暂时栖宿，但是多数还是头一回远走他乡的。其中有两手空空的分成佃农，有因为大旱三年，田庄被扣，只好离乡背井的农场主，还有一大批刚从中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衣裳破烂的青年人，当时叫作“走投无路”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也有不少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爱到各地跑跑，这本是美国人的传统。美国人喜欢说：“别嫌我们风尘仆仆，”“要发迹就得出门。”“我要到处走走。”“老子逛地方去”。失了业，就一家人挤进一辆旧汽车，乐观地漫无定向地四处找工作;可是到头来，却一贫如洗，浪迹天涯。

　　牛顿·D.贝克当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些人是我们邮局在信封上标着‘地址不详’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谓‘过路人’。这里边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有大学毕业生，也有从没进过教室的儿童。临产的孕妇，生病的婴孩，还没生过孩子的年轻夫妇，一辈子干一种活、忽然失业的愁眉苦脸的中年汉子——所有这些人天天奔波、流浪。有社会情况不安定的国家，就有这种生活不安定的人，我们常常想起沙漠地区的游牧部落，而今我们也有了大萧条时期的流民了。”他说得很对。在每个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都有若干衣冠楚楚的人。预审法庭的法官无法知道，那些犯了流浪罪，带到他们眼前的，是些什么人物。有一个被告承认，他在布鲁克林区空地上睡了四十六天，谁知道他竟是个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生，还曾先后在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过，当过土木工怪师呢。另一个被告是二十年代最出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住在规定要拆除的危房顶楼上，天天读着自己的旧菜谱，越读越伤心。

　　中产阶级是破落得迅速而令人痛心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水库工地上干粗活的工人当中，有好些先前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个密苏里州某银行的前任行长。在芝加哥市，有两百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她们一无窝棚，二无铺盖，什么遮身保暖的东西也没有;到了晚上，就躺在冰凉的地上打颤，直至第二天黎明。在纽约州的巴比伦，长岛警察发现有一个注册护士在一个私人庄园的槭树丛中捱饿：整整两个星期，她都睡在一堆破布和新闻纸当中。在衣阿华州的奥斯卡卢萨市，有一个失业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在一个上头扯起帐篷的地洞里度过第二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谈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

　　1932这一年，名作家也在赤贫者之列，其中有些留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的记载。约翰·斯坦贝克用猪油加草木灰和盐做成肥皂来洗衣服;他连寄稿件的邮费也付不起，是代理人代付了，可是稿件却没人要。后来他回忆说，那时的流民，一想到害病就不寒而栗。“生病也要有钱才生得起。看牙医我看不起，所以牙齿一颗颗烂掉了。”斯坦贝克当时是在乡间，如在城市住下等客栈那就更糟了。托马斯·沃尔夫常常上纽约市政厅前面的公厕，他看到人们在那里一边争马桶，一边从破外衣的口袋里掏出些面包皮或者粘着臭肉的骨头来啃。他说，那里的流民：

　　『在经济总崩溃中，就象破船烂木，随处漂流。其中有的是诚实而正派的中年人，他们贫穷劳累，满脸皱纹;有的是青年男子(十几岁的不少)，满头长发，从不梳洗。他们穿城过镇，到处流浪;或是搭乘铁路上的货车，或是揩油坐私人汽车。这些人都是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美国男性公民，他们走遍了整个美国，冬天到了，才在各大城市集中起来;忍饥受饿，到处碰壁，肚子空空，前途茫茫。心烦意乱，辗转奔波，到处找工作，到处找仅能糊口的面包，可是就是没法找到。这群流离失所的人现在来到纽约，来到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挤成一团，歇一下，暖一下，暂时不再乱闯乱跑。……这种情景是那么丑恶，那么令人作呕，使你感到十分难过，简直无法形容。』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太太还记得，她丈夫在想出法子，让孩子们都“离开货车，正正经经地干工作”的时候，曾经多么得意地狂叫过。青年失业，到处乱跑，流民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在美国儿童福利局和全国旅客服务社的工作人员看来，有时好象全国的青年都在铁道上受折磨，一直到死。1932年，买票坐卧车的旅客只看到一两张卧铺上有人，可是躲在车厢底下和棚车里面的却数不清。平均每天有七百个无票乘车的人经过堪萨斯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告说，在十二个月里，管车人就从货车上赶出了六十八万三千名这样的人。火车开了，还呆在车厢下面，是危险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开会，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密探长米切尔曾到会作证，他说他在本子上记下有三十八万七千三百一十三名失业的人无票乘车，其中三百三十五名因失手伤亡。人家请他讲得详细些：

　　『科斯蒂根参议员：你看到人们在这种条件下旅行，对健康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米切尔先生：在冬天，健康状况……是个严重问题，衣裳单薄、体质很弱的人，天寒地冻还留在车厢外面，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看他们要不得肺炎才怪呢。

　　科斯蒂根参议员：危险很大吧?

　　米切尔先生：是的，先生。』

　　还有别的危险呢。四十年前，男女界线是分明的。姑娘们第一次加入流民队伍，常常女扮男装。但是她们很快就让人看穿了。比方，她们首先就没有男子那种力气和胆子，不能白天躲在涵洞里，等载运农产品的卡车一过，就跳上去抢东西。为了活命，她们只得向同路人出卖肉体。然而，一场交易通常代价只有一角钱。为了这一角钱，她们不但有怀孕的危险——九个月以后也未必能够找到医生——而且最后还可能染上性病。

　　南方各州还有另外的危险。那时不分白人黑人，一起挤上货车。黑人跟白人性交是犯罪的，所以白种妇女如被怀疑做了“黑市买卖”，常常就推说这是强奸。这样一来，她那个顾客就得被打死。事实上，前一年在由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开住亚位巴马州斯科茨博罗的一列敞篷慢车上就发生过这种事，在三十年代，自由派曾为被告仗义执言，使这个案子成为重大案件之一。案子是九个失学的黑人青年被两个犯案累累的南方白种幼织女工指控，说他们恣意非礼，因而被判处死刑。女工当中有一个在作证时满嘴粗话，连报纸也不敢登载。此案经过无数次上诉，最高法院还两度驳回原判，可是还是要到二十年后，关在牢里的最后一个黑人死于癌症了，才算结束。共产党把这一件“斯料茨博罗青年冤狱”公布于世，美国黑人知道了自己人这样无辜受害，愈想愈感到绝望，后来就起而斗争。

　　然而，在1932年，即使你不是黑人，过流浪生活也是要吃尽苦头的。坐牢常常被看作享福。正如密探长米切尔对科斯蒂根参议员所说，在警察声言要逮捕那些流民时，“他们便笑着说：‘正好。这样一来，我们倒有个睡觉和吃饭的地方了。’”为了弄清为什么他们宁愿吃牢房里的饭，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托马斯·迈尼汉特地穿上破农服混进一群青年流民当中去。他发现，要有吃的，就得排队领面包。领面包的地方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教堂，或者是慈善收养院，或者是救世军流民收容所，或者是市办救挤站。准确点说，这应该叫作施汤站，“而且所施的汤一律是——我亲自吃过——清谈如水，既不热，又无味。就给这么一点汤，那怕是隔宿面包也不给，苏打饼干当然更没有了。一碗汤只有一小杯那么多，”而且再也拿不到第二碗了。如果领过一两天，还不准你再来领呢。

　　迈尼汉到处都看到营养不良的症象：肋骨突出，肚皮凹陷，胳臂和腿上皮肤松松地包着骨头，饥容满面，神情焦躁。牛顿·D.贝克问道：“难道我们能让年青一代的健康这样备受催残吗?”可是人家认为他是一个多嘴多舌的政客。等到八年之后，大萧条时期的儿童都长大了，应征服兵役了，他的话才证明是对的。国民健康委员会主任约翰·B.凯利(格雷斯·凯利的父亲)发现，受体格检查的青年男子，有百分之四十不合格，不合格的应征者多半是有牙病。其他疾病最常见的是视力差，其次是心脏和循环系统有病，再其次是臂部腿部出现畸形，或者神经失常。此外还有种种看不见的创伤，那是在流民露营地里得来的。在那里，盗窃犯、吸毒犯和有痼习搞同性恋的(有一个大汉想只花二角五分钱就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给了他们不少伤害。

　　但是亨利·福特【有名的汽车大王(1863-1947年)。】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嘿，到处流浪，这才是教育青年的最好方法呢!他们只要流浪几个月，得到的经验就比在学校里读几年书还要多。”要说胡佛总统不赞成福特的话吧，他可从没吭过一声。凭他的经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理由要反驳福特的意见。不过胡佛倒是不忍看到别人受罪的，所以尽管威廉·艾伦·怀特再三劝他去看看穷人怎么排队领面包，怎么拿救济品，他一次也没有去。他坐着轿车出去，在绕过街角时从不回头看看那些卖苹果的失业者。自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以后，胡佛从没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到各州走走，只有1932年秋天才出去走了一趟。只有那一次，他才在黑夜里，从戒备森严的车厢望出去，首次看到自己治下的美国人民成千上万地露宿，遍地营火。露宿的多半是青年男女，据吉恩·史密斯说，他们“白天在公路上乱跑，晚上就在路边过夜。”

　　胡佛曾经考虑过节约白宫的膳食，可是后来认为，总统也节衣缩食，这对美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太不利了。每天傍晚，他打好黑领结走进饭厅——他是最后一个坚持穿上礼服进晚餐的总统——向他那七道菜奋勇进攻。1928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个记者曾经为他想出这么个竞选口号：“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这位记者现在已经穷得要命，靠贷款来养活他那三个孩子了，但是胡佛还是认为，如果总统自己一家人也不相信美国会恢复繁荣，那全国人民更将陷于绝望了。

　　总统所吃的东西，往往是不合时令，难于找到的，桌上摆的鲜花也是这样。一个特制的保湿烟盒装着又长又粗的雪茄，那是按特定规格在哈瓦那用手工卷制的，总统每天要抽二十支。胡佛一家进餐时，有好些人在周围侍候着：有一名男管家，有一些仆役(身材都要一样高)。他们笔直地立正，鸦雀无声，主子不出声，他们就不得动一动。每个门口都有海军陆战队派来的值日官，穿着蓝色礼服，威凤凛凛地站在那里。还有些穿着童话世界里的制服的号手，总统每次吃晚饭，那怕只有夫人一人陪席，在入席或是退席时，号手们照例都要吹响那光闪闪的喇叭。胡佛觉得他的太太很了不起。她能流畅地讲五种语言，还是美国女童子军的司令。她的食谱据说是白宫历史上最讲究的。不过胡佛吃饭总是那么狼吞虎咽，他的夫人有时怀疑总统是否会食而不知其味。

　　胡佛执政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全国都觉得他是个不可理解的人了。有一个得克萨斯州人写信给一位到首都请愿的退伍军人，他这样挖苦胡佛说：“胡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放救济品的人，你近在咫尺，肯定不愁没得吃了。”然而，胡佛以前确是那样的人。他拯救过大批比利时饥民的功劳，直至现在，仍是年代悠久的美国人道主义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马克西姆·高尔基写过这样的信给他：“你把三百五十万儿童、五百五十万成年人救活了。”芬兰语新添了“胡佛”这个动词，它的意思是“帮助”。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全国人民越来越恼火，脸色越来越难看，传说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胡佛在比利时办救济事业发了大财;有人说连狗都本能地讨厌胡佛;还有人说他是1932年3月把查尔斯·林白的儿子绑架并加以杀害的主谋。用破铁罐、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棚户叫做“胡佛村”(纽约市曼哈顿区就有两个大胡佛村，一个在河边车路下方，另一个在中央公园的尖顶方碑附近);“失业的”(原来是个形容词，这些年变成了名词)手里提着的装破烂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乡下的贫民把破汽车前部锯掉，套上骨瘦如柴的骡子，叫做“胡佛车”(政府想改名为“不景气车”，但没人买帐)。在公园长凳上躺着过夜的人用旧报纸裹身取暖，叫做“胡佛毯子”：衣袋翻过来，一个钱也找不到，叫做“胡佛旗”;野兔被饥饿的农民抓来吃，叫做“胡佛猪”。杂耍演员插科打浑说：“什么?你说生意好起来了吗?你的意思是说胡佛死了吧?”有的还说：胡佛向财政部长梅隆要五分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梅隆回答说：“这里是一角钱，你把两个都挂了吧。”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有一个孩子需要开刀，转诊医生【这种医生设有私人门诊但没有手术室、住院部，将需动手术的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治疗。——译者】竟劝外科医生，且等孩子父母答应付1,000元再说。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有两个大夫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分娩，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想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那浑身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

　　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学生每年增加二十多万，学校就得进一步节约开支。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洋铁皮棚子里。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教科书是这学期用了给下学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全。教室越来越挤了，最后，竟连教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到1932年为止，只因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学校有停课十个月以上的。在堪萨斯州，因为小麦一蒲式耳只卖二角五分，所以乡下的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个月薪水，合计280元。艾奥瓦州的教员每月薪金40元，只及华盛顿政府所说的产业工人最低生活费的一半。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员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拿保险单借支了112.8万元，并向高利贷商人借了23.2万元，年息是42%。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员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养活1.1万名小学生呢。

　　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3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骂警察为“猪猡”。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坏罢工，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他们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车厂血腥镇压“反饥饿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纽约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来就在自己执勤的那些最贫困的市区向穷人分发救济粮，赈款由本市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捐助，占他们的收入的1%。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于那些规规矩矩可是陷于赤贫的人，官方责无旁贷。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那些在贫民区里工作的最下层公职人员”。

　　12月5日，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

　　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产阶级看来，要实行共产主义和要面包有什么区别，无须研究。罗伯特·舍伍德写得对：“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发几阵不祥的闪光，让人们看见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既然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许多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切断，电话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好莱坞有个导演随身带着一身旧衣服，准备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装“挤进人群去”。纽约市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