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最后十年

　　为胡耀邦做寿，实在是无产阶级的耻辱、共产党的晦气。按理说，靠拆共产党台、黑开国领袖、全盘西化向往自由世界的共产党领导人，即使没有向忠发、顾顺章、张国焘叛变那样罪大恶极，至少也不会比历次机会主义头子好到哪里去。胡耀邦生命最后确实飞黄腾达了十年，可完全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开国领袖毛泽东、瓦解共产党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背道而驰的十年;是改变共产党性质、抛弃共产主义理想、拥抱新自由主义、污染中华民族精神、摧毁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十年。他虽少年参加革命，除了15岁参加长征并入团，却并无比别人有更多贡献或出色的记录。仅仅因为长征过来人中他特别年轻而几次受到领袖的赞许，所以出了名。即使这点值得骄傲的资本，也是他自己常常挂在嘴边因而名扬四海令人羡慕。与此相反：胡耀邦人生最得意处是在挖祖坟、砍旗帜、毁基业的十年中度过，由此爬上高位，旋即毁灭。

　　那么，为什么一辈子前后出现巨大反差，令革命领袖头痛、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厌恶的人物，会成为一部分人追捧对象的呢?不妨趁他生日，对其人生异彩突兀的十年，进行简单解读，看看究竟这是一个什么角色?!

　　一  突然事变为胡耀邦开启飞黄之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国末代皇帝傅仪写了一本叫做《我的前半生》的书，总结了他罪恶的宫廷生活加投靠日寇做伪满儿皇帝的前半生屈辱历史，认识到剥削阶级和汉奸卖国贼的极端可耻。他还用他后半生的实际行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改造成自食其力光荣劳动者的鲜活典型，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在胡耀邦出世百年之际，拿他的一生与傅仪的一生相对比，出现一个坏人变好、好人变坏的惊人反差，不禁感慨万千。因此，由胡耀邦改变了初衷的后半生，梳理其坑害党和人民、祸乱中国的劣迹，从中总结出惕诫世人的道理，很有必要。

　　胡耀邦从革命者转变为抵制革命、最终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在当今中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后，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也就是黄炎培所担心的周期律。虽然毛主席很有把握地宣称找到了克服的办法，但在实践中周期律的顽强表现，依然不可避免。胡耀邦之流后半生的所作所为，正是周期律顽强表现的症候。要说清楚这种阶级斗争规律性现象，还要从民主革命的胜利说起。

　　1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形势

　　人民共和国创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战胜了无数内外敌人之后取得的。这一场社会制度大变革，是名副其实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实际上，共产党在中国大地推翻的远远不只是一个阶级，而是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改天换地，推翻并且荡平了几千年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基础;打倒了拥有数百万军队的国民党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集团;从大陆赶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消灭了土匪武装和黑社会反动会道门组织;基本消灭了如黄赌毒等腐朽文化寄生体......这使中华大地彻底改变了面貌。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让被推翻的阶级和失去天堂的人们，对共产党留下了刻骨仇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中华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广大工农劳动大众暂时摆脱了压迫和剥削，他们仅仅是松了一口气，并没有真正获得彻底解放，依然被私有制紧紧束缚在资本主义的战车。按照共产党建党纲领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共产党革命任务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步。只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兑现对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的承诺，继续向着共产主义目标前进。如果走完了第一步，革命到此结束，民主革命胜利成果分给少数功臣们，使他们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任由他们重新成为社会的统治者，骑在老百姓头上，革命先驱的血就白流了。毛主席不答应，无产阶级工农劳动群众也不答应。

　　2  逼出文化革命  反派结成联盟

　　民主革命胜利后，当年因为反封建主义，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而参加革命的、因为民族革命而参加抗日战争的同志，不愿意继续前进了;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被俘转变、接收留用等等人员，他们不愿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还有许多当年真诚参加革命，但胜利以后革命意志衰退了，蜕化变质了，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没有丝毫好处，他们真心愿意处在资产阶级民主社会这个阶段，希望自己悄悄地变成资产阶级，他们由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转变为欢迎资本主义了......随着地位、环境和政策的变化，这种人在革命队伍中成了多数。他们有的目光短浅，有的自私自利，有的心胸狭窄，有的开始寻求享乐，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等等，他们的思想已经落伍、行为已经退步，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们已非常勉强，他们渐渐地把共产主义当做乌托邦，对共产党已经有点阳奉阴违，对严肃的政治运动拆烂汚，把整风反右推向百倍的扩大，把大跃进煽成百倍的浮夸。他们的行为不再是人民勤务员，分明是分布在党政机关、工厂农村、学校和文化等单位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成了那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明里暗里破坏着党的方针政策和各种运动，离间党群关系，与工人阶级尖锐对立。大家可以想一下1962年人民公社的遭遇和毛主席的忧虑;重温1964年陈正人关于社教情况蹲点报告及毛主席的批示;梳理一下社教运动中的斗争;可以回顾一下围绕《海瑞罢官》的较量......就能清楚地看到当时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程度。一句话，党内确有一批领导干部处心积虑阻扰无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展开，这是党内外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由于毛主席心慈念旧，对不愿意继续革命的老战友，采取了和缓的政治斗争方式，以期思想改造的目的，创造了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

　　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临，党的高级干部，大多不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即使清楚地向他们解释，也不愿意接受。他们情绪抵触，利用手中权力，转移斗争方向，打击革命群众，因而成了斗争的对象，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冲击。波澜壮阔的文革，劳动人民获得了真正的民主，走资派受到了冲击。他们大部分人在文革中失去权力，接受了教训，后来又官复原职，思想认识有所提高，但其中有些人对文革以及领导文革的人耿耿于怀，对社会主义革命怀恨在心，实际是坚决拒绝走社会主义道路。胡万赵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尤其胡耀邦万里等人，66年文革一开始便站在对立面，执行反动路线，75年重新工作又搞右倾翻案，实在是死不改悔，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死对头。

　　文革使工农兵无产阶级进入政权机构，进一步激怒了党内走资派，矛盾悄悄地激化。从文革初期的“反动路线”到“大闹怀仁堂”、“武汉事件”，“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到“571工程纪要”，借整顿搞右倾翻案等等事件，都表明党政军内对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各派势力之强大。所以引动毛主席：“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是很容易的。”“走资派还在走”和“江山谁守”的感慨。现有资料表明，或回忆录中自己承认，从75年开始，发生政治事变暗潮涌动，清算文革箭在弦上。胡耀邦是不是参与非常事件的密谋没有证据，但是他在1975年担任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期间，搞右倾翻案，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骂他“就是放屁!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放屁是什么?”(注1)却是铁的事实。制造19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也是铁证如山。

　　1976年，注定是中国多事之秋，连丧三位开国领袖，天雨陨石、地动山摇。乱臣贼子起，国运从此变，党和人民处于危难之中。

　　毛周朱的相继逝世，文革从政治上组织上失去了最重要的屏障，政治天平顿时失衡，中国政坛随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事变。华叶汪虽然打着文革的旗号，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对社会、对人民的承诺毫无诚意，实质是背叛和欺骗。这一历史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它使中华民族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遭受了严重挫折。转折虽未立即完成，但傻瓜也明白，这一事变是党内走资派重温新民主主义阶段、西化派改旗易帜的起点。它为胡耀邦开启了飞黄之门，为其夺权登顶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是孵化西化路线的历史背景。

　　(这一转折，又历经了后来的反文革非毛化、西化倒共、复辟私有制等几个斗争阶段。虽然反革命曾经得逞于一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转折中暂时获得了巨大胜利，无产阶级革命遭遇严重挫折，重新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已成定局。由于斗争的极端复杂性，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至今也不能说哪个阶级一定取得了决定性的最后胜利。)

　　二  破天胆略使胡耀邦走上腾达之路

　　胡耀邦在中国私有化历史转折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不是转折中每个阶段都有他的份，但他却是一个快速制造反文革——反毛——反社会主义局面的三反领军人物。由于他强烈的反文革情绪和反攻倒算的冲天干劲，在被某人推荐上位后，做了惊天动地的三件大事：1)建设自己的理论队伍，抢占舆论阵地;2)深入揭批查反文革铲除异己;3)借平反冤假错案大搞翻案活动网罗亲信。因此获得走资派群体赏识，得到了被他释放的牛鬼蛇神的支持和推崇，趁乱爬上了党的最高职位，名正言顺领军挂帅。或许是智囊的诱导，也可能潜藏内心深处崇洋媚外思想作怪，全盘西化改旗易帜的思想路线初露锋芒。胡耀邦竟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超越他所谓的“垂帘听政”者，做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大事——支持新自由主义，走西化倒共反革命道路，完成了他十年腾达三部曲。成就中共党史上最严重、破坏作用最大、几乎造成亡党亡国的一次机会主义路线。

　　1 以刊物突破防线 用舆论惑乱人心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胡耀邦在这方面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过，他是为了自己夺权上台大造舆论。从1977年3月被人推荐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开始，到1980年2月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他的第一步就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先造成舆论”。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第一件事，组织人写文章，办刊物——《理论动态》。他明确对下属要求：

　　他说：“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不行。”(注2)

　　要“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个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敢于冒尖，敢于冲破禁区。”(注2)

　　他说：“周期太长，不能迅速针对时弊”，“每期可以只发一篇文章，”“逢五逢十出版”。(注2)

　　果然出手不凡，没几天，创刊号诞生，文章的题目：《“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是被他们称为“一炮打响”的“第一炮”，就把矛头直指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

　　《理论动态》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所发文章，每篇都由胡耀邦亲自审定，每期几百份，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不过，才过了几个星期，就增加到几千份。《理论动态》名声大振。

　　1977年8月12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政治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胡耀邦虽然举手赞成，其实他在心里想的正相反。他不露声色，怀着与举手完全不一致的念头回到党校，立即组织人拼凑文章。他心里想：你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几天后，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郑必坚执笔华国锋署名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有郑必坚发明的“两个凡是”，被胡耀邦抓住，揿在了华汪头上，成了他们的专利。经过不到一年酝酿，《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撰写，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此拉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序幕。

　　以上正是胡耀邦利用自己组建的舆论工具《理论动态》，制造文革时期到了“经济崩溃边缘”的谣言，污蔑文革是“十年浩劫”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所谓“理论维新”，以与党中央完全不一致的姿态，大造舆论，向华国锋中央展开针锋相对夺权斗争的几个例子。

　　这是他登上最高政治舞台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环节——十年唱歪第一曲。

　　(算是以毒攻毒吧!)

　　2 清查排除异己 翻案网罗亲信

　　1977年12月10日对胡耀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天。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命令下达，胡耀邦有了更大权力，一手掌管中央党校培养干部，并抓意识形态;一手抓党的组织，实现大换血。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使他平添党的干部任免生杀大权。凭他横冲直闯敢作敢为的性格，大规模清除异己、网罗亲信的步骤随即展开。

　　他亲手组织了深入的大规模揭批查运动，“大抓‘三种人’，上至省委领导，下至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县委、人民公社领导，支左解放军、生产队长、土改根子、贫协主席、民兵营、连负责人、积极分子统统被审查，很多人被处理，估计全国被胡耀邦整的人不下千万”(注3)。在他对文革进行大规模反攻倒算过程中，仅以广西为例，“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组到广西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运动，全广西审查了上百万人，立案23万多人，核查“三种人”6.2万，定性“三种人”4万多，受各种处分116934人，判刑1894人，判死刑22人，执行死刑12人，真正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注3)。全国范围内，河南、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山东、云南、广东等各省市，和铁道部、教科文卫、学校、国防系统等单位，均有几十上百万人员受到直接清查。每地都有数千上万的人受到刑事处罚，被处死刑的也不在少数，受到隔离、关押、批斗、开除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胡耀邦领导的清查运动三年时间，加华叶汪一年多魔暴时期，中国大地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三种人”大帽子威胁下，党政机关、各种媒体、文化、宣传、教育部门、学校、街道里弄、工厂农村等等地方，全面剥夺文革支持者的行动自由和发言权，彻底清除了复辟资本主义和走西化道路的障碍。

　　与此同时，他还借平反“冤假错案”为名，“把‘平反’后的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网罗到各级领导岗位”(注4)，亲手组织了一个反文革、非毛化、清算共产党正确路线的庞大队伍。依靠这个队伍，全面肃清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等一切与社会主义革命有关的事物。就是这个由胡耀邦一手组织起来的反共别动队，在他死了以后，继续秉承他的意志，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以历史虚无主义等卑鄙手段，展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诬蔑、诽谤领袖毛主席、歪曲党的历史、丑化共产党、抹黑社会主义的妖魔化运动。

　　我们拿周瑞金吹捧胡耀邦的一段话作证明，他说：“耀邦最为人铭记的另一项历史功绩，就是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平反冤案冤狱、落实政策的艰苦卓绝工作。1977年12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即着手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迅即摘掉全部‘走资派’帽子，继而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数十万人平反;为在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彻底平反;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天安门事件的干部群众平反;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刘少奇平反。到1982年底，花整整五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中冤案冤狱的平反工作，为数量高达三百余万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注5)这就是说，解放以来二十七年除了高饶事件外，其他案件全部被胡耀邦定为冤假错案，因此全部给予“平反”。

　　另有吹捧者说：“胡耀邦在短短两年多时间，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 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胡耀邦让这些人全都‘重见天日’”。

　　这些话是大有问题的。第一，毛主席生前，早在文革中期九大前后，就解放了大部分受红卫兵造反派冲击的干部，并且官复原职，有的三结合进了权力机构，连邓小平同志也在1973年回到中央领导工作岗位。真正被定性为顽固不化走资派的只是极少数。再说，当时中国够得上“走资派”级别的党政干部，全部不到200万。“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的说法就是天方夜谭了。第二，1957年反右斗争连扩大化的总共52万多带帽右派，第二年甄别就解除了一部分，后来陆续摘帽，到社教运动时，大部分右派已被摘帽。怎么可能有55万右派被胡耀邦摘帽?第三，全国是不是有总数440万地富反坏分子?不知道。但中国的带帽地富分子因生老病死到文革结束时，已经不多了，历史反革命也大部分因年龄原因而不存在，何来440万人被胡耀邦摘帽?

　　一些人为了给胡耀邦歌功颂德，就这样不顾逻辑地胡编乱造。其实是借机抹黑社会主义、丑化共产党。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暴露出这种宣传，是在为胡耀邦改旗易帜西化路线和后来的推墙沉船做铺垫。

　　胡耀邦为了自己更远大的目标，确实为真正的反共敌特分子平反了。他有句名言：毛主席批的案“照样平反”。后来演变成“凡是毛主席定的案，统统都要翻”，实际上也是这么做了。其实，文革前他们都是第一线的责任人，多数冤假错案是他们自己亲手制造的。譬如反右运动中99%的右派分子是他们扩大化的结果;文革初期，胡耀邦就亲自派300多个工作组到北京中等学校，关押、迫害了大量师生，不是毛主席及时阻止，不知将有多少冤假错案发生(注3)。胡耀邦等人最卑鄙无耻的是，把自己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统统归于别人，平反做好人功劳全部归于自己。

　　翻案上台的真走资派和真正反党反人民政权的阶级异己分子，例如李锐、谢韬等一大批人统统被胡耀邦收归门下，分别安插在党政重要岗位，李锐被安排在党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位置，成为胡耀邦网罗亲信、铲除异己的得力助手。组成了一支专门对付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扭转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西化复辟队伍。由于清查运动选择的对象、采取的手段和巨大牵涉面，加上彻底否定建国后历次运动的成果，释放并重用真正的阶级敌人，使他们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悄悄地发生着质的变化。

　　这是胡耀邦十年野调第二曲。

　　3 平步上云端  只为炸惊雷

　　至十一届六中全会前，“清查”运动和“平反”工作在胡耀邦领导下基本完成，这就为六中全会按胡耀邦等人的意志召开，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为把翻案上台的人请进全会，大会被扩大到四千多(六千多)人，让反毛反文革者成为绝对多数，使会议的结果完全在他们掌控之中，能够一举达到“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让他自己上台的目的。

　　大多数参会者确实是毛时期“受迫害”而得到胡耀邦平反昭雪恩惠的人，这样一个洋溢着异常情感、集合了全部仇恨和恩惠的、彻底泄愤和欢呼报恩的大会，是中共有史以来阵容最强大的一次反毛集合体，是胡耀邦、李锐等人经过数年努力才组织起来的大会。这样一个完全被情绪控制的会，可能得出公正的结果吗?可想而知。虽然确有少数理智、正义人士侥幸参与其中，可由于力量微弱，对大会不可能产生能够改变结果的积极影响。

　　因此，一个包含着共产党最大冤案、浸透着来自井冈山、长征、延安老同志们无可奈何的决议出笼了。由此，也给共产党的前途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全国人民也确实从这次不寻常的大会看到了自己的悲哀，看到了自己的领导者共产党人的悲哀。

　　人们痛心地看到：这次极不寻常、极不谐调、怨气冲天的会议，虽已为胡耀邦正式上台做好了准备，却也为即将来临的震惊世界流血冲突埋下了一颗毒种。

　　平心而论，这样的会、这样的决议，不能代表全体中共党员的意志，不能代表几百万老同志大多数人的意见，更不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因为它只是一个大多数人怀着个人情绪的大会作出的结论，还有一部分与会老同志保留了意见。当时作出彻底否定文革，给毛主席三七开的结论都是非常勉强的，是他们斗争加妥协的结果。不让步、不妥协会怎样?或许当时就会出现苏联崩溃的局面。经过三十年考验，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当时特殊情况下这个迫不得已的做法。现在，只有胡耀邦的宝贝公子和温朱等人继续站在胡耀邦立场，还在声嘶力竭地呼吁要保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底线。而工农劳动群众和党内外左派，则完全相反，要求在肯定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功劳的基础上，来一个对“否定文革”之否定。可见，弄清楚特殊情况下召开的特殊会议，以及产生的这个特殊决议，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十分重要。而无原则的全部肯定和不分是非的彻底否定，对无产阶级都是不利的。

　　华国锋为了个人野心，一举摧毁了文革胜利成果及其社会基础;又为了他的合法性，假惺惺地坚持文革路线，企图利用毛主席的权威维持他的领导地位。可是，行为上的卑劣、道义上的背叛和政治上的幼稚，使他失道寡助，成了反文革非毛化的箭靶，成了别人登台的阶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他，在胡耀邦大获全胜中黯然下台。还要独自背负在清查运动中和胡耀邦共同制造的“新的冤假错案”的罪名。

　　胡耀邦从这次大会接过了华国锋交出的党中央主席桂冠，成了名副其实的反文革非毛化的领袖，也由他开创了公开全面污蔑攻击党的创始人和缔造者毛泽东的先河。虽然有良知的黄克诚等老同志据理力争，最终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功绩，但挡不住人多势众，文革被彻底否定，毛主席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功劳也几乎全部被没杀，并且埋下了三十多年持续不断妖魔化毛泽东共产党的祸根。

　　至此，胡耀邦为自己正式上台，完成他的变奏第三曲，做好了一切准备。

　　4 争夺意识形态命门  最后一搏决定生死

　　中国人喜欢摆几千年悠久传统文化的谱，却始终摆脱不了孔孟之道中奴性文化的毒害。尤其中华民族自经蒙满先后入主，大汉民族便变了心性，也不知是杀怕了还是被腐蚀了，总之是失了锐气，没了棱角，加上人家故意用鸦片毒害，便坐实了东亚病夫的名号。是毛泽东共产党用劳动人民血肉之躯，战胜了日本法西斯强盗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重造了民族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可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歪种，身上沾满奴性文化的奴才们，缺少自主精神，只有一身软骨。不习惯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民族，非要做帝国主义或者社会帝国主义的跟班，去跑那个狗屁不如的龙套。前朝的汉奸卖国贼不说，中国共产党内就不乏其人。只要认了洋主子，便惟命是从起来，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无论是对什么主义还是制度，不管是东是西，都是那个奴颜婢膝的格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此，胜利以后准备搞社会主义革命时依然如此。毛主席在世时，与党内党外这种卑劣现象作过无数次斗争。对基层干部普通群众民族自信心的教育效果甚好;到了高层、到了文化人那里，由于他们手中有权、有自己的领域，便敢于阳奉阴违，还由于知识而傲慢，教育的效果就不太理想了。毛主席一旦离开，崇洋媚外思想便重新抬头，寻靠洋主子的卑劣根性亦故态复萌。

　　毛主席逝世后，有人诬蔑毛周闭关锁国，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开放政策，是中华民族外交史上最好的时期。仅仅二十七年，就与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在内的全世界一半以上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联合国席正位;形成第三世界统一战线;中美改善关系、筹备建交等等。这些成就，是1976年9月9日至今全部外交成果所无可比拟的。看看美国对古巴、朝鲜的六、七十年封锁的状况，正好给诬毛者“闭关锁国”论一记响亮耳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社会制度之优劣，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有没有汉奸卖国贼，会不会产生汉奸卖国贼?汉奸卖国贼对于新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如今，汉奸卖国贼多如牛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反差?拿开放政策作解释并不符合逻辑，开放政策是一个正常的外交范畴，如果硬要说它有什么不好，那也仅仅是给汉奸提供了卖国的机会。那么为什么会汉奸卖国贼丛生?

　　一方面这与前面讲到的奴性文化有关，更主要的是全盘西化投降主义指导思想作怪。因为中华民族处于共产党领导的现实之中，如果共产党的领袖搞全盘西化，那么，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就会成为时尚;裸官、买办就会占领共产党的衙门;卖国就合理合法;汉奸会成为光荣称号;社会主义经济阵地就会失守;民族文化就会瓦解;《宪法》中有关惩办卖国贼的条款就会被删除;新自由主义就会泛滥成灾;历史虚无主义就会祸国殃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会荡然无存。三十多年结出来的恶果，是胡耀邦埋下的种子。胡耀邦是真正的走资派挂帅、西化派当道，他的搭档赵紫阳、万里等等，都是致死不改西化路线的国家领导人，是他们夺取了共产党最高权力后选择的路线在起作用。胡万赵选择的接班人、门人故旧，忠实继承了他们的衣钵。由于毒草未能及时清理，因而枝繁叶茂起来。譬如“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致死也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等等，就是典型的青胜于蓝的改旗易帜卖国贼理论，自由泛滥的结果。值得严重关注的是：胡耀邦李锐等人选择培养接班人的方法和标准，危害中共三十多年，现在还在继续腐烂发臭。

　　胡耀邦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真正的离经叛道者，对于共产党他就是个叛徒。即使是对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也是照叛不误。他在获得最高领导桂冠以后，就华丽转身成一个狂热的亲西方分子，一而再再而三不听老同志劝告，三番五次抵制“清除精神污染”，不同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变着法子改变党中央的集体决定，以达到支持自由化的目的(注6)，因此成了新自由主义在党内代理人;他是把中国引上邪路的西化派主帅，是他多次挑战无产阶级专政的底线，挑起共和国首都最大的群体事件;在他的倡导下，一代代卖国贼生生不息，在党内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现在还在继续祸害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胡耀邦的倒行逆施，使他终于落得个弦断曲终的下场。暂时还未身败名裂也已不远，请不要再为他涂脂抹粉了，那样，只会画花了自己的脸。

　　公论不彰  国无宁日

　　胡耀邦曾经被一些人吹捧成道德高尚的“人生楷模”，什么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宽宏大度、正直无私，还有光明磊落、办事公道等等，甚至被定格为马列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真是言者肉麻闻者恶心。当然，他也曾口若悬河地自吹共产主义人生观达到多高多高的境界。一个心地阴暗、手段毒辣、喜欢自我标榜、反复无常的政治侏儒，仿佛成了一个除暴安良、解民倒悬、清明廉洁、公平正义的象征。一个混迹江湖投机革命专事龙套的角色，竟然被打扮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岂不怪哉。那么，胡耀邦的道德品质究竟如何呢?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大费周章，我们就用他对付“两个凡是”的“唯一标准”，来检验一下他那“高尚”的品德吧!

　　胡耀邦生命最后十年的疯狂表演，充分暴露出他和他那一伙人肮脏的灵魂，什么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什么开明大度、道德高尚?什么光明磊落、公平正义?全然是胡扯八道。这伙人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遵循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黑社会伦理法则;使用的是不择手段先下手为强的强盗逻辑;他们具有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人格特征;他们是投机革命的阴谋家，混进革命队伍的野心家;他们是破坏党纪国法的祸首、扰乱社会秩序的罪魁;是一伙刑事犯罪分子。他们的行为使共产党蒙羞，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最高权力干的伤天害理之事，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玷污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

　　胡耀邦在其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被揭发，受到批评帮助时，不是悬崖勒马改正错误，而是以辞职相对抗，致使受西化思潮影响的青年未能及时回头，酿成了后来更加令人痛心的流血事件。党内不少胡万赵亲自培养的路线接班人，因为两任总书记错误立场和顽固态度的影响，而坚持错误，且继续占据要位，发展成今日的西化走资派买办资产阶级集团，成为资本主义复辟、贪污腐败、汉奸卖国的主要势力。胡耀邦罪莫大焉!

　　特别令人惕然的，是胡耀邦还是一个善于背叛之人。回顾他的以往：首先，胡耀邦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团中央书记，文革初期忠实执行刘邓路线，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从此怀恨在心，就此背叛了毛主席;1975年执行右倾翻案路线，成为邓的四大干将之一，1982年当选中共总书记后转向支持新自由主义，受到邓的严厉批评，随即背叛邓小平;胡耀邦是陈云多次推荐提拔升迁，“是陈云同志提名当中央主席的，可是他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上任后几乎反对陈云同志的一切政策，以此来和陈云同志划清界限。”(注3)实际上背叛了陈云......胡耀邦最大的背叛，是背叛共产主义，他提倡全盘西化是无条件投降资本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他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背叛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他到西藏、新疆改变党的疆藏政策，让农奴主官复原职，是背叛翻身农奴......胡耀邦背叛行为罄竹难书。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给自己画上了句号。他的死，除了身体因素，从高处跌落受到刺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打破了宽宏大度的神话。

　　胡耀邦的人品，由此可知。

　　类似胡耀邦这种人，他的品格，所作所为，对于中华民族，没有丝毫楷模作用和垂范意义。作为党在选拔领袖时的教训，作为反面教育，倒是很有意义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胡耀邦机会主义结合，形成西化卖国投降主义路线，害党害国，酿成大祸。虽然共产党最终自己阻止了被瓦解的图谋，避免了共和国受到毁灭性打击。但遗憾的是：对胡耀邦的政治面目没有彻底揭露，西化路线没有被彻底批判，甚至被他的儿子和跟班继承推广，以至于流毒始终没有肃清，造成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更加猖獗，汉奸丛生，卖国贼横行，买办资产阶级做大的严重后果。目前，国内外危机四伏，胡耀邦余孽正在自觉地集合于帝国主义第五纵队。这是造成当前各种危机的最大根源。

　　呜呼，公论不彰，国无宁日。

　　2015年11月28日

　　注释：

　　(注1)引自【张宏良：毛主席说胡耀邦中科院讲话是“放屁”】

　　(注2)引自网文：胡耀邦其人

　　(注3)引自雨夹雪：《胡耀邦，你是一个奇迹》

　　(注4)引自恽仁祥：胡耀邦其人

　　(注5)引自周瑞金：《胡耀邦：中国改革的“总工程师》

　　(注6)引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