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联手十年消灭650万个体户

政企联手十年消灭650万个体户

安庆仁

妙趣横生的老北京文化，实际上就是由八旗子弟和小商小贩这两个群体共创的。前者是享受生活，琴棋书画虽然情趣高雅，不过徒有其表，到了晚上抽大烟逛窑子打牙牌才漏出真性情。不过尽管如此，你也得承认，八旗子弟比之扬州富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群体。同样都是玩，扬州富商玩了几百上千年，最终依然停留在肉体满足上，而八旗子弟却玩出了文化和品味，中国所以有那么多“国粹”，从某种意义上说，得归功于八旗子弟会玩。

老北京文化的另一个主角是小商小贩，为了糊口他们游走于大街小巷，一根扁担挑着两个木箱，也有的推着一辆独轮车，边走边吆喝，一代一代的吆喝久了，就不知不觉串成了词谱上了曲，歌声悠扬，在狭窄幽深的小胡同里久久回荡。卖豆汁的婉约，一如那酸酸甜甜的豆汁，品上一品，回味无穷；卖扒糕的豪放：扒糕哇，筋道酸辣呀——，“酸”是又低又绵得滑音，“辣”音则是一个高八度，一听见这个“辣”字，就让人想到了芥末的滋味。

老北京究竟有多少小商小贩，历史上没人做过具体的统计，不过计算起来倒也不难。清代北京严格限制外来人口，清末北京有人口近80万，其中旗人64万，这即是说，普通老百姓就十几万人。很明显，这些人主要就是负责供给旗人日常饮食及其他后勤保障工作，只要不是在衙门里打工，绝大多数人家应该都有小商小贩的性质，同时兼作其他杂务。当然，旗人并不完全依赖小商小贩，所以北京便有了瑞蚨祥、同仁堂、都一处、全聚德、天兴居、同和居、内联升等大牌的商号。

老北京和老上海的区别之一是，老上海的大商家喜欢吃独食，不能容忍小商小贩们争抢生意；老北京的大商家们胸襟则比较宽，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有钱大家赚，有饭大家吃。比方说同仁堂，手指通天，但绝不限制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几年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老少咸宜，有没有这个人这个故事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土郎中和他们开的药店在北京随处可见，与同仁堂、长春堂等大药铺井水不犯河水。

长春堂的存在，其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长春堂比同仁堂晚了将近100年，长春堂刚刚挂上招牌的时候，同仁堂已经誉满京城了。长春堂的创办人孙振兰原本是个江湖道士，乾隆55年在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附近置了一间铺面，经营的药品是自制的“避瘟散”和“无极丹”，因为药到病除，生意很快就火爆起来。如果放在今天，即便不被大药铺兼并，至少也得让上边的哥们隔三差五来找点麻烦，抑或以规范市场秩序、加强药品监管的名义出台一些苛刻的法律法规。

但是在当时的老北京，大商家面对那些创业的小商小贩们的时候，从未患过红眼病。在几百年时间里，北京涌现了那么多蜚声天下的老字号，但却没有产生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类靠收保护费起家的地痞流氓，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老北京没有产生地痞流氓的土壤，大商家不欺负小商小贩，小商小贩也用不着给谁缴纳保护费。毫无疑问，这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普通老百姓创业，从街头叫卖开始，当积累到一定的资金，就可以开上一家自己的店面，然后滚雪球式的做大做强。

笔者经常去北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宣武区，每次去北京，都要到宣武区转上一转，一是感受老北京的风物，二是品尝老北京的小吃，宣武区的牛街有很多小饭馆，偶或碰得巧，就能吃上道地的老北京炸酱面。酱炸的又香又嫩，说“嫩”一般人可能都理解不了，大酱还有什么嫩不嫩的？有这样想法的人一听就知道他准是外行，炸酱其实是很有学问的，火大了酱就会糊，吃起来就是苦的；火候不够则不香，因为油没炸出来，吃到嘴里就是生酱的味道，这两种酱拌过水面都不好吃，只有熬到火候的酱，入口才有味道，面条上裹着一层油，又滑又香，吃了第一碗，就想吃第二碗……

让我感到忧虑的是，今天的北京越来越不像北京，倒是越来越像上海，早晨听不到叫卖声，中午看不见花花绿绿的地摊，晚上看不到货郎挑子，小商小贩都被赶进了大型连锁商场、连锁超市、连锁快餐店。这样的北京哪里还有北京文化。北京文化的一大景观是走街串巷一路叫卖的小商小贩贩，离开这个因素，也就失去了引人入胜的价值。真的有点搞不懂，优化环境，难道就是优化掉厚重的历史吗。有一次，跟一位学者争论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要大发展，就不能抱残守缺，有些东西不登大雅之堂，该扔就得扔。

我的观点与其正好相反，小商小贩是城市文化的根，只有把根留住，城市才有文化价值，才招人喜爱，如果把根切除，打扮得在光鲜，也是徒有其表。招商引资也罢，改善投资环境也罢，不能让自己的城市机械的适应外来商人，而是要引导外来商人有机融入自己城市特有的文化。最近些年，各地都掀起了旧城改造的热潮，城市原有的风貌十不存一，石板路没了、石板桥没了、沟沟坎坎没了、木质的门面房没了……这些存在了上百年的器物，凝聚着大量的历史价值，然而在有些人眼里，居然一钱不值。

最让人感到惋惜的是，当世代相传的小商小贩们，从沿街叫卖到入场经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时流失了。笔者作过认真的研究，这个研究中发现，1980年至1995年这15年里是个体户发展的黄金时间，在这一时期里，小商小贩非常自由，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所以这一段时间里，小商小贩的收入比工薪族要高出一至三倍左右，但是95年以后，政策就变了，小商小贩不再是对社会有贡献的群体，转而成了麻烦的制造者，政府各个部门在“高起点、高档次、高标准”的理念指导下，每个部门每出台一项规定，小商小贩的生存空间就被切掉一块。

所以这么做，中心思想就是为了钓“大鱼”上钩，钓大鱼的好处是，GDP激增，税利激增，政府有钱花，领导有政绩，同时还有点地下收入。自然的，在这几大好处的驱动下，小商小贩就成了牺牲品。说的当然很好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给大企业让路，给招商引资让路，然而真正让路的却是小商小贩们，店面没了、地摊不让摆了、手工作坊被取缔了，敢情市场经济就是先入为主，谁早早完成积累，谁就有了霸“路”的资本，用小沈阳的话说，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1998年以后，地产业成了钱景广阔的产业，于是小商小贩也就到了末日，政府一声令下，所有的小商小贩都必须入场设摊，交得起钱要交，交不起钱也得交，要么你就别干。地产商裂开大嘴笑了，有政府给撑腰，就算把整座城市都拆了，也不用担心收不回钱来。非常明显，在这其中政府和地产商都不承担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已经把风险转嫁给了小商小贩们。就从这时起开始，中国个体户的数量逐年下滑，基本上是这样，每建起一座新的商场，小商小贩就相应的减少若干。

2002年“三个代表”理论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真正方便的是大中型民企，对小门小户的民企却不是什么好事，对小商小贩更不是好事。“三个代表”实际上是鼓励抓大舍小，因为这种不受限制的发展，只会对大中型民企有利，而小门小户和小商小贩却经受不起市场的压力，尤其是在政策刻意向大中型民企倾斜的情况下，小商小贩被政策一规范就规范没了。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汉志良感慨良多地说：一个新规定出台，第二年马上有一批个体户通不过年审。

据笔者所知，有些民企也很不光彩，为了自己多捞多得，蓄意游说政府和媒体，为自己能尽量多的占有市场份额开政策和舆论绿灯，比如像零售业店面面积的规定，这都是商家在背后捣的鬼。这我们不用分析都能看懂，有个阳台就能卖东西，可政府偏偏规定，店面面积必须达到XX平米，这不纯属刁难吗？与其如此，还不如明说，你不能干，让他干。去年国家工商总局统计说，从1998年至2008年，个体户锐减650万，谁干的？政企联手呗！有些学者只关心“国进民退”，民进民退是否也该过问一下呢。

201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