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拒绝同学的引荐不求上进

谢立勋

　　我做的许多事都是后悔的，唯独在早十多年拒绝同学的引荐不求上进，我觉得做对了。除了我知道朝廷无人莫做官的道理外，我还觉得虽然做官获取了许多，但有时失去的无形可能更宝贵。

　　当时我益阳的罗庆如、陈希祥两个同学说要到我这里来，我很高兴，在蓉园安排了饭等着他们，他们一行五人，我便还叫肖冠军和郭泰岐一起作陪，因为他们都是同学。同学来了之后，就要我马上跟他们的车去市治大院。告诉我市长与新来的组织部长分别是他们的好朋友和同学，想推荐我一下，只有我没出息。我虽然很想有出息，但现在办事不是那么容易，何况这人事的事，更是没定准，我在机关工作这么多年了，知道这些。我已经四十四五了，一则是要花许多精力才能获得领导的欢心，加之到了50岁就要退了，何必这么操心呢/?当他们拖我到了计生办门口时，我说了两句话：“你带我去了这一次，我下次不去了，等于没有去。再者真正这一次有效，我的感恩之心让我会有许多的压力，可能会影响我的身体”。他们听到这以后，也只好说：“如果这样，那就不勉强了。我们先去大院会会他们，再来吃饭”。

　　于是司机开车送他们两个去了大院，而李跃民和姚桂琼就随我回到了蓉园。一到包厢，就听到肖冠军骂我：“谢立勋，你真是一个傻子，别人有一个缝隙，就缠之不休，以达到目的。现在人家拖你，你还如此”。我知道肖是对我一种关心的骂，郭老师只是笑笑说：“他是这种性格”。后来他们赶来吃饭时对我说：我当时随他们一起去，至少这餐饭不要我安排，我也可以结识一些主要领导。

　　现在想来，为什么我这件事没做错，不后悔呢?人老了，爱回想往事。回想起自己的人生和性格，估计在官场一定是处处不顺心，或者会经常获得无妄之灾，且我这种性格即使没外在的压力，也会是责任大于权利，生命会过早地消亡。

　　记得在我十二岁左右，那时肉食站买肉要起很早的床排队抢号子。当时我抢了一张70多号的和一张300多号的号子，每张号子可以开5角钱的肉票。轮到我开票时，我机械地先将70多号的开了5角钱，再等到300多号时，我再开另一5角钱的肉票。我不会一起交给开票人开一元钱的肉票，让我白白等了许多时间，现在想来是太蠢了。这种机械不灵活，能在官场上混吗?

　　在八十年代到机关工作刚两年，大约是1987或1988年，我以办公室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在《湖南成人教育》发表，获得稿费23元。当时有陪奖，也是23元，共计46元。我的处理是股长15元，另一同事15元，我自己16元，我想这样处理应该是无愧于心。这件事一是说明我不会只顾自己，二则是处理问题只求公平公正，而不想所做事的效益，这能在官场左右逢源吗?如果我用上股长的名字，将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这样不是能获得一种无形的好处吗?在利益分配上，我将同事与股长同等看待，这样股长会舒服吗?因此我也不宜在官场混!

　　一位老熟人，他们单位生产鞭炮，到年底了，说是每一个一箱100封鞭炮作为年终福利。他对我说，鞭炮是8角一封，卖一元一封。如果卖掉了，那2角的好处就给我。我当时没想好处，只想能帮别人也是自己的一种收获和快乐。不料当时鞭炮很俏，一天多就将他们俩口子的两箱销售完了。

　　他又对我说，还有两个朋友的，要我帮销一下。他可能看到我销售容易没费多大力，就说我和他一个人得一半的好处。一共为他销售了六箱鞭炮，他来时，我将600元钱交给他，当时只有10元的大钞票。我想他会当场履行诺言，不想自己扣下那些承诺的好处，面子上过不去，这样也是朋友一场。结果他接手钱后，对我说：我现在有一点事，下次再给你钱。不过后来他混得不好，我也不怪他，因为大自然毕竟是平衡公正的。

　　……以上等等，是不能在现实中行得通的。当今一个人可以做不好事，但绝不能做不好人，这主要是对上对领导而言。现在的真正公正廉明能值几个钱，群众的口碑又能左右什么?上级尽管知道某人是一个势利不重感情的人，但目前有用时，他一定会用他，因为用他能获得近期的可见的好处。感情和尊严在当前金钱左右一切的时代也是不值钱的!

　　我在《大自然的游戏规则》中提出“生命总量”的问题，也是深深的感悟到了大自然的规律。平衡会让一个人总是苦尽甘来，或乐极生悲。我的生命总量不足，这主要是我的身体问题，我的思考能力抵不上身体的不足，那么就节约地慢慢消费自己的生命总量吧!这样也好多看看人生，多感悟一些人生的规律!

　　如果我仍盲目地学别人，跟在别人后面追求所谓上进，也许我的生命总量会过早地消耗，那一定是人生的悲哀。现在想来，我当时作出的不求上进的决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