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鲁律师和青年朋友谈信仰1：我为什么信仰马克思主义

　　我从一九八三年做律师至今，二十多年来，很少公开宣称：“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因为在此之前的很多年中，社会并不关心信仰问题。在社会生活词典中几乎没有“信仰”这个词。由于文革的严重后果，造成社会各阶层普遍的“政治逆反心理”，如果你说：“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你将经常得不到人们的理解，甚至往往得到的只能是误解。

　　前些年我和某位半熟不熟的朋友有一段对话，至今记忆犹新： 某：现在还有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不是沽名钓誉之徒，就是脑袋进水了。 我：你读过马克思的书吗? 某：没有!还用读吗?不就是说资本主义不好，资本主义要灭亡了。共产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其实呢，人家资本主义都快占领全球了。共产主义谁说得清? 好听点说，是乌托邦。 我：好像不那么简单。 某：你相信马克思主义? 我：我相信。 某：(愕然!)为什么? 我：(本来有很多理由要说，但……)……微笑，无言…… 确实，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尤其当社会上下普遍对政治存在“逆反心理”的年代，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会给很多人一种“怪怪的”、“不合时宜”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少公开讲自己的信仰。

　　但自二零零一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我开始在一切公开场合大声呼吁“信仰”、“信念”、“理想”、“道德”问题。(注：详见《顺应入世历史潮流，争作一名优秀律师》副标题：理想、道德、律师。《全面提高律师修养的几个问题》第一部分：中国律师首先要提高政治修养;第二部分：中国律师要加强道德修养。《关于律师行业加强党的领导的几个问题》)因为我强烈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信仰危机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最令人忧虑的，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主流思想形态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重视。自从留英回国后，我强烈感受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仅是悲哀的，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民族素质，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共产党员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所谓“党的自身思想建设”，就是一句空话;所谓“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将是一句空话;甚至最终会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命运(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对党的自身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长期不予重视，或者长期无所作为，那么，十年、二十年后，也许，共产党将不再是现在意义上的共产党，甚至可能不再是执政党。)。

　　现在可以有机会讲信仰问题，说明社会对已经十分严重的信仰危机的重视，也说明了社会的文明进步。讲共产党员的信仰，说明了党对自身思想建设开始给予了高度重视。

　　第一个问题、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经历了三个认识发展阶段

　　有关信仰的定义，学界理解多有不同。笔者认为，信仰，是个人或群体相信某种思想学说的正确并愿意以此作为自己根本行为准则的思想活动。信仰有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之分。宗教信仰相信“神”的存在，并以宗教经典中记载的神的教谕为自己行动的根本准则。宗教信仰普遍奉行“相信就是，无需证明”的原则;非宗教信仰不相信“神”的存在，而将某一种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思想学说作为自己的信仰。非宗教信仰普遍奉行“学习求索、反复印证”的原则。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于十五岁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系统学习，贯穿于我的大半人生，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十五岁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我主要在家庭的影响下，自十五岁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连续六年，通读了包括《资本论》(一至三卷)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在内，共七十多部马列经典著作，陆续写了一百多万字读书笔记。产生了思想上的第一次飞跃：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将信仰一步步落实在自己的人生中。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连续十三年的入党追求和十三份入党申请书，就是对自己信仰的证明;连续六年的先进生产者称号，立志“作一颗不生锈的道钉”，使信仰和我的本职工作紧密结合了起来。

　　第二阶段，二十八岁上大学，在东西方思想文化学说的比较中，产生了民主意识。

　　二十八岁那年，我考入大学。在铁路局工作的十年中，一方面，我学到了很多工人师傅的优秀品质，特别是培养了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但另一方面，我也深知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挤”时间学习的艰辛和不易。所以我特别珍惜在大学的四年学习时间，而远远不满足于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在四年大学学习生活中，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方面，尤其是阅读了大量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政治思想史著作，西方政治司法制度、西方古典哲学家和一些近代哲学家的著作。我尽可能多的涉猎东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大量的吸取知识，把各种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作比较，一方面开阔了视野，另一方面更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征服。特别是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使我形成了强烈的民主意识。在我的心中，“人”字从“小写”变成了“大写”。这是思想上的第二次飞跃，并促使我选择了与民主制度紧密联系的律师职业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后来，我之所以在三十八岁时还下决心辞职下海，作为发起人，和几个朋友共同组建大地所，溯本求源，还在于自己在大学期间民主意识的产生和因之对律师职业的热爱。

　　第三阶段，四十八岁出国留学，坚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中国富强”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将我的视野引向世界。

　　我在几年准备之后，最终作出了赴英留学的决定。我去留学的目的，与一般年轻的留学生不同：一是了解英国的司法制度和律师制度;二是了解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各阶层人士的思想状态;三是近距离观察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以加深对社会主义制度规律性的认识。作为访问学者，我在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法学院选择的研究课题，是“英国司法制度和律师制度”，但自己赴英留学选择的研究课题，却是一个大课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比较研究。”留学最初的几个月，生活、学习的艰苦倒不在话下，真正难以忍受的，是那种深入骨髓、渗透周身每一个细胞，无时不在，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我几次都忍不住思乡之情，想马上买一张机票回国。但想到此次留学，代价之大，决心不易，机会难再，特别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我一天一天数着日子咬牙坚持下来。在留学期间最困难的头几个月，几乎就是靠一种信仰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了每一天的困难，最终苦尽甜来，渐入佳境，超预期完成了留学任务。在留学期间，世界多元化的新视野，使我真正感受到中国之外的天地之大，生机勃勃，多彩多姿;感受到了世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见《 留英杂记：山外青山楼外楼》);作为有心人，我近距离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努力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做多方面比较，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留英日记》。我坚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在近距离观察资本主义社会和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全方位比较研究中，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终于得到了升华，尤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有了许多新认识，愈加坚定了“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信念;回国后整理留学心得，写出六万字的研究成果：《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中国富强》。这是我的思想产生的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飞跃。

　　第二个问题、科学的信仰对我的人生选择，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信仰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内容。在西方文化中，多使用“信仰”一词;在中国文化中，“信仰”和“理想”、“信念”可以相互混用，虽然在语义学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在论及人的精神层面时，通常是指人生最根本的精神内容。所以，信仰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方向指南;信仰是一个人一生中的精神动力(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信仰是一个人一生中的行为准则。

　　科学的信仰对我人生方向的选择，起了极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信仰使我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经常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使我的个人命运与发展和社会、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发展统一了起来。使我个人的人生目标努力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相一致。马克思主义信仰给了我一种“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使我的心中有了一个“大我”，这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及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遇到“大我”和“小我”的矛盾时，“大我”就经常能战胜“小我”。正是这种“大我”贯穿于我的精神生活之中，才使我在人生中始终能够保持对事业、工作、生活的激情。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三次重要人生选择，每一次选择，都使我付出了很大的个人代价;但每一次选择，也使我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使我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关键在于，我的每一次选择，都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使个人命运的涓涓细流，能够融入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江大河。

　　第一次人生选择，二十八岁上大学的代价。

　　我在铁路系统工作十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在铁路系统已经有了一定“好名声”，工作不错，工资也不低。一九七九年，我父亲历史上的不公正待遇，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关心下，终于得到平反。当时组织上准备调我去铁路局团委工作。这是一个令很多人羡慕的机会。但是，我的年龄正好二十八岁。这是那一年报考大学的最高年龄线。正在我难以取舍的时候，一位睿智的老人及时给了我一个改变我一生的建议。他说：“你的目光要放的长远一点。我们的社会只要进步，迟早会需要知识”。就是这一句话，使我毅然放弃了所有的既得利益，下决心选择了高等学府的知识殿堂。这位睿智的老人，就是我敬爱的父亲。四年大学生活，我实现了思想的第二次飞跃，在我的心中，“人”字变成了大写。民主意识的提高，使我最终选择了律师这一职业。

　　第二次人生选择，三十八岁辞职下海的代价。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当教师，同时做兼职律师。数年中，在组织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下，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我是党校第一个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并连续被评为“最受学员欢迎的青年教师”，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但我在三十八岁的时候，为了专职从事自己热爱的律师工作，毅然抛却二十多年努力奋斗，马上可以获得的职称、职务、工资和住房;婉谢校领导的多次挽留，辞职下海，和几位朋友共同组建了大地所。大地所成立时，正值一九八九年秋季，我清楚记得，当我给人才中心打电话，咨询如何保存档案时，电话那一头传来十分吃惊的声音：“现在还有人辞职下海?!八成是精神有毛病了吧!”不错，大地所成立时，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困难，但我和我的朋友们挺过来了!第二次人生的选择，不仅为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还在于我始终坚信党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还在于我希望能为中国律师改革事业做一点贡献。

　　第三次人生选择，四十八岁赴英留学的代价。

　　二零零零年，当我做了十七年律师，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的时候，同时也迎来了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大发展，律师业务如火如荼，律师收入也大幅提高。正当律师业迎来发展高潮的时候，国内留学中介机构的出现，使我看到了实现多年“留学梦”的机会。我再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四十八岁出国留学，这不仅意味着巨额留学费用，意味着没有收入，移交多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失去律师业大发展的商机和高收入，市场资源的流失，可能被律师同行所淡忘，而且意味着留学一年回国后，我年近半百时还要一切从头开始。此外，我对迈出国门后如何在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中学习生活，心中都完全无数。我清楚记得，当我给一家留学中介机构打电话，咨询成年人出国留学的事情时，一开始，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了热情和鼓励;但当我吞吞吐吐地说出，我已经四十八岁时，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一阵抑制不住的大笑，边笑边说：“对不起，先生，我们只为三十五岁以下的成年人办理留学服务”。尽管面对嘲讽和重重困难，我还是下了决心。因为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发展相融合将是大势所趋，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需要了解世界，开阔眼界，特别是要解开我心中一个最大的“困 惑”：如何比较和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英国整整一年的留学生活中，我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角度，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近距离观察、分析，从多层面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中国富强”的结论。最终为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奠定了坚实而又现实的基础。

　　第三个问题、我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

　　一、《资本论》和七十多部马克思主义原著。

　　我正式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从十五岁开始的。读的第一本书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记得当时的体会是“引人入胜，似懂非懂”。我开始意识到，直接攻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对一个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训练的十五岁少年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我细心制定了一个由浅入深，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读书计划。原计划在两年内完成，但由于参加工作后异常繁重的体力劳动，占去了我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所以，这个读书计划的实际实行，是从十五岁开始，一直到二十一岁，整整坚持和花费了六年时间，中间不仅没有一天休息，而且几乎占用了我参加工作以后的全部业余时间。绝大部分日子，我下班后都不顾累的几乎上不去床的疲惫之躯，坚持读书直到深夜(白天，吃窝头，啃咸菜，养猪种地扛麻包;晚上，遨游书海，刻苦研读《资本论》。这就是我当工人时的真实生活写照)。六年中，我共通读了包括《资本论》(1—3卷)和《毛泽东选集》(1—4卷)在内的七十多部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当年“马列主义编译局”出版的马恩列斯毛著作的四分之一强)。部分著作读过多遍。在学习过程中，我逐步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我十九岁读完《资本论》时，我深深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方法论和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学说所折服，从此我完全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以后的多年经历中，不论自己的人生有哪些坎坷曲折，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没有动摇过。

　　如果说，当时一个少年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发生兴趣，是受到家庭影响，希望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人生的方向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答案，结果最终在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所折服;那么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很多问题想不通的情况下，仍然只是简单的将问题归结于某些个人原因(例如后来的“四人帮”)，而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则带有一个少年人主要来自家庭和父母影响的朴素感情。但在以后的多年工作和生活中，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断深入，信仰也越来越坚定。不论我是做工人、干部、学生、教师、律师，还是出国留学，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我在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二、十三份入党申请书和十三年的入党追求。

　　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也一定会积极要求入党。但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由于所谓的“家庭问题”影响，我申请入党的过程实在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我从年满十八岁，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开始，以后连续十三年，每年的七月一日，都要极其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一份入党申请书，整整过了一十三年，才实现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很多朋友都对我的执着表示不理解。其实原因只有一个，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自己从青少年起就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决心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另一方面，由于文革中我的所谓“家庭问题”带来的影响，不论自己在本职工作中怎样努力，做出了多少为大家认可的成绩，却长期被拒绝于党组织的大门之外，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其实，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像我这样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的年轻人何止千千万万)。这种日益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长期而又强烈的政治失落，甚至看不到任何政治前途的失望感，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形成强烈的反差，使我十三年追求入党的艰苦过程，不仅成为追求信仰的印证过程，而且也成为炼狱般痛苦的思想磨练过程。多年中，很多不了解内情的朋友、同事、熟人都很奇怪我 为什么一直没有入党，甚至猜测我想做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以致我的一位小学老师专门托人带话给我，希望我能积极要求入党，不要老停留在党的大门之外。对所有这些热情的好心人，我都无言以对，只能增加自己的内心苦闷。在开始的几年中，我经常被这种思想痛苦折磨的彻夜不眠。这样一种信仰追求的长期痛苦过程，作为一个年轻人，之所以能够承受下来，原因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牢牢地抓住了我。

　　三、信仰要落到人生的实处

　　我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到，信仰不是空的，不是悬浮在天外的“玄学”，而是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实实在在的“精神原动力”。信仰要落到人生的实处。信仰既指导着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也要靠人生道路一步一步的实践得到印证和巩固。

　　一方面，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与本职工作相结合，“干一行专一行”。我当过工人、干部、学生、教师、律师，留学生;始终努力不懈的身体力行“干一行专一行”的原则。

　　作为工人，我当过装卸工，道口工、扳道工、连结员、调车员、货运员，值班员，其间多次抽调到后勤部门为车站盖房、种地、养猪、积肥，无论多苦多累多脏的活儿，我都毫无怨言，尽力做好。为改善车站二百多名职工的生活，我曾和另外一个师傅，连续五年利用业余时间为车站养猪，而每年春节分猪肉，我都主动排在最后一名，等所有的师傅都分完了，我才拿最后一份儿。为了让外地的工人师傅在新年和春节能够回家团圆，我连续六年的新年和春节，都主动申请留在车站，为家在外地的师傅“替班”。在车站工作七年中，除第一年学徒外，我连续六年被评为北京铁路局、铁路分局的各级先进生产者;立志“作一颗不生锈的道钉”;

　　作为干部，在短短的二年中，自己担任专职副书记的段团委(有近千名共青团员)，从铁路局的落后团委一跃被评为铁路局和铁道部的先进团委;

　　作为大学生，我以缺考数学一门，但其余四门的总分仍超过重点大学录取线的良好成绩考入人民大学一分校法律系，四年各门功课成绩全优，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教师，我是北京市委党校“第一个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连续三年被评为“最受学员欢迎的青年教师”;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在教学中，我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特点，创造了“以案讲法”的教学方法，我讲授的《法学概论》、《实用经济法学》、《国际贸易知识讲座》，受到学员热烈欢迎。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市和中央驻京单位听过我讲授法律课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达一万多人。

　　作为律师，我以发起人身份，和其他创始合伙人一起创办“大地所”;我在建所之初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时事事对客户负责”的工作宗旨，已经成为“大地文化”的核心内容;大地所在全国最早实行“过错限额退赔代理制”，经过几年的实践，其基本原则写进了一九九六年《律师法》;在一九九八年司法部派我去香港工作之前，我作为大地所主任，连续九年坚持只拿合伙人的平均工资和分红，用实际行动实践了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大地所成立十五年来，我发表了几十篇研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发展规律的文章，在业内产生了一定影响。执业二十二年来，我承办了三百多件重大、疑难经济诉讼案件和大量非诉法律事务，始终以“从零开始，如履薄冰”的态度，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委托法律事务，至今无一例工作失误，受到客户普遍赞誉。

　　作为留学生，我在英国一所大学的法学院学习时，选择了“英国司法制度和律师制度”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记得一位好心的英国教师提醒我说：“英国司法制度和律师制度”涉及的知识领域太广，是一门不容易拿到学位的课题，不如选一门专业领域较窄的小课题，比较容易拿学位。我非常感谢这位好心人，但只是委婉的说，我还是对这个课题“比较感兴趣”。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我真正选择的，是一个更大的课题：“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比较研究”，这个大课题是我多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化的必然选择，是一个主要在英国法学院的课堂和图书馆之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动的、多方位的、近距离的观察、研究的课题。“英国司法制度和律师制度”，只是这个大课题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我回国后撰写的六万字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中国富强》一文中，和后来陆续发表的多篇文章中。这一研究成果，使我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有了许多新认识，最终使我的思想产生了第三次飞跃。

　　二零零一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我多次为行业发展献计献策，写了累计数十篇近四十万字的，有关中国律师体制改革的文章。我一直认为中国律师体制改革需要两个积极性，这既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广大律师自己的事情(详见《中国律师体制改革需要两个积极性》一文)。 我从一九八九年辞职下海，参加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改革开始，十五年来，深切感受到，个人的事业发展和律师行业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如果把中国律师事业的发展比作一条滔滔东流的大河，我们每一个律师，只是大河中的一滴水。也可能，你有机会跃上一朵浪花，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瞬间绚丽的光彩;也可能，你永远没有这个机会，只是默默地随着大河流淌向东。但只要你投身到中国律师体制改革的事业中来，你就能够将自己这一滴水融入滔滔东流的大河中，你的价值就能得到肯定，你的生命就能得到升华。否则，在中国律师事业中，个人离开行业整体，将毫无价值;一滴水离开了大河，瞬间就会蒸发。

　　回顾个人经历，使我感悟到，个人的命运，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有希望;个人的事业，只有和中国律师事业结合起来，才有希望。所以，我常常对国家、社会、民族和中国律师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感恩之情。我作为一个受律师行业培养多年的资深律师，愿意尽自己所能，为行业发展作一点一滴之事，心甘情愿“做一块律师行业发展的铺路石”。

　　另一方面，信仰马克思主义，心中就会逐渐形成“大我”，就会较少为个人的小名小利患得患失，就会逐渐形成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胸怀和忧患意识。我最欣赏的先贤格言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我在努力做好律师工作的同时，不忘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时时激励自己，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留英回国后几年来，我先后向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写了多篇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在党和国家以后的各项相关政策中得到了体现。

　　这一切，因为什么?因为科学的信仰。信仰，决定了一个人自我设计的方向;信仰，决定了一个人自我价值的内容;信仰，使我对生活和事业始终充满了激情。

　　第四个问题、我为什么信仰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生机勃勃的科学，而不是空想。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学说”(不能简单的表述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充满生命力的学说。我记得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大意是：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所以，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将马克思主义不仅看作是一门理论学说，更是一门改变世界的学说，是一门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学说。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了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产生了以《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列宁主义;后资本主义时期(笔者划分，不一定准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了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路线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

　　1、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规律，做出了资本主义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揭示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即人类社会必然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自注：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了“暴力革命”的理论。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想法，在其晚年有一些变化，马克思、恩格斯 认为，在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社会革命要通过“暴力手段”，但在生产力发达，且实行“议会制”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革命有可能通过“更人道的”“非暴力形式”进行。但在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暴力革命论”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形式。前苏联和中国的成功革命实践，使“暴力革命论”成为唯一正确的理论。任何关于资本主义有可能“和平过渡”到更高级社会形态的理论研究，都被排除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外。即使在目前的中国理论界，“暴力革命论”依然是最正统的理论。但笔者认为，在民主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和民主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因国际国内环境的不同，社会形态的进步与发展，有可能采取“暴力”和“非暴力”两种基本形式，而不一定只采取“暴力”一种形式。印度独立的例子，可作参考。)

　　2、列宁主义，既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强化并实践了“暴力革命学说”。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主义指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进一步激化;世界市场瓜分完毕和殖民地国家的反抗将导致垄断资本主义的衰亡。无产阶级将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暴力革命论”的指导下，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苏联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贡献在于：第一、将一个封建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承担了战胜法西斯的主要重任，对人类社会民主文明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何看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问题，笔者将另文撰述)。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笔者为划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方便，称之为“后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世界上几十亿人产生了广泛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力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导致大英帝国的衰落。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世界上影响了几十亿人的世界观和信仰，改变了半个世界的命运。第二，马克思主义有力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进而对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和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第三、马克思主义在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获得了生机勃勃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们应当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看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着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而不是相反。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

　　4、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承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承继了列宁主义学说。这一学说的基本理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丰富和发展。当西方资本主义获得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将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首先，毛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奠定了后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基础。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有独立工业体系和农业体系的日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与德国、日本相接近;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在五十年代初与中国国情大体相似，但远比中国国力强大的印度，并为中国后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规划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方案，使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带来极其深远的意义;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笔者在留学期间，曾从“地缘政治”、“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多个理论层面学习领会“中国特色”这一概念，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使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上保持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强国的经济基础。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重要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广泛吸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优秀的政治经济文化内容，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最后，党的十六大路线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谋福利的本质特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引导中国走向人类民主社会全面发展的道路(笔者在英国留学时的一个深刻感受是，社会越进步，民主文明越发达，则社会越会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社会，全面发展的人，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总体趋势。十六大“全面、和谐”的社会发展理论，也是对马克思早期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丰富与深化)。

　　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学说，也不是高悬于九霄云外的空想，而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特别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连，体现在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的实实在在的科学思想体系。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和学习、领会与创造性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密不可分。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学习、领会与创造性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

　　当目前我国社会广泛流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时，西方很多思想家，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改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次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引起西方思想家的广泛重视。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极大的推动了广大劳动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垄断资本主义被迫逐步推进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社会改良。

　　据笔者的肤浅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改良措施和主要原因是：第一、经济上，对生产关系中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进行了调节。特别是通过股份制缓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矛盾;通过反垄断法使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得到相对缓和。第二、政治上，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长期斗争，作为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的理智选择，以及二次大战后，西方各国民主思想的蓬勃发展，人权思想的国际化，都迫使西方大资产阶级在民主政治方面不断被迫妥协。劳动人民的民主要求，经过长期斗争，通过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改良得到了一定反映。第三、社会结构方面，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技术和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知识资本”的产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快速发展。在政治上倾向于持温和保守态度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变化。第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高科技的优势，对第三世界国家从殖民侵略到经济剥削，继续获得“超额利润”，使少数国家和少部分人占有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和财富，维持了高福利政策，使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得以缓和。这是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保持相对平稳状态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通过几十年的社会改良运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目前事实上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详见二零零一年三月《留英思想总结(一)》)在上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改良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说，对鼓舞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迫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要求，推行社会改良，促进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依靠一个个具体的历史论断获得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和各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以民族性的形式获得发展，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从而获得世界性的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进行的，又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条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包括，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在中国获得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四、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笔者在英国留学期间形成的一个重要认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建立在吸收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包括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关于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瑰宝，但不是唯一瑰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人类社会最新思想文化和民主文明成果的滋养。马克思主义决不能脱离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而独立存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同样要在吸取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特别是人类社会优秀思想文化中的道德观、人权观、民主观等优秀文明成果，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笔者认为，长达千年，在世界各国拥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宗教文化中，属于“人性和道德观”方面的优秀内容，以及目前世界各国人民关于保护人权的共同认识和标准，都属于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西方优秀思想家的已经为实践所证明的那些优秀思想，也同样属于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瑰宝。马克思主义，应当在吸收人类思想文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

　　以我个人的浅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反映了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学说;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不是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做出了对特定阶段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判断，而是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提供了科学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范例和方法。随着人类社会民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情况，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进一步深化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课题，包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某些传统和具体的论断，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参见笔者关于对社会发展“五段论”不一定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不同历史主线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的历史大格局中，可以相互学习，长期并存，而不必然是相互对立，相互取代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属于比封建社会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认识;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与进步，可能采取“暴力”与“非暴力”两种形式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可能完全按照不同的道路和方式，按照各自的具体发展规律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的认识;等等)。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发展于东方，经历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充分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将会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最终会再次影响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这应当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趋势;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放眼世界各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更大贡献，这一重任，已经历史地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面前。这是人类社会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机遇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