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看客——焦国标驳斥高默波是因为立场不同

孤独看客　　

                              甄城　　

身居在澳大利亚任职于塔斯马尼亚大学的高默波教授，写了一篇《书写历史：〈高家村〉》在二零零一年第一期《读书》杂志上刊登，立刻在学者群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攻击之声不绝于耳。精英们好不容易才将大众的脑子往右边整了整，没想到从澳大利亚跑回一个“疯子”公然为“文革”平反，毫不费劲地又将大众的脑子拽到了左边。他过完了嘴瘾又回到澳大利亚教书去了，而他的《高家村》兴许会使很多失业工人和讨不上薪水的农民工一点儿都不怨恨社会主义，更加排斥资本主义，精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成果，转眼间化为乌有，怎么能不让精英们憋气郁闷？倘若大众象现在一样保持中立，不左也不右，倒还好些。真要是完全倒向了左边，再冒出一帮小造反派，让精英们怎么活？　　

精英们一想起文革腿都颤颤。放心，文革的悲剧永远不会重演。大伙儿都觉得现在这样不左不右的挺好，对于底层社会的穷苦人而言，完全偏左受穷，完全偏右受苦。现在不左不右的，能干人吃肉，穷苦人好歹还能喝上几口汤不是？完全偏右连汤都喝不上了，不起来造反才怪？精英们挑拨底层人完全往右边倒，那岂不是痴人说梦？不完全倒向左边就已经给精英们天大的面子了。精英们讨伐高教授的文章是担心高教授蛊惑人心，怎么可能？高教授的书全加起来也找不出几个读者，即使更多的下层人看了他的书……，不想说“即使”了，因为根本就没那个可能。最底层人连买房的首付款还没攒够呢，哪儿有闲工夫去看闲书？看电视都怕影响挣钱。也就是我这个不会挣钱的呆子在孤独地看书，看书就已经够孤独了，我还看孤独的《高家村》。二孤凑在一起，只能称之为“孤独看客”了。　　

我之所以看到了《〈高家村〉序》的文章也得感谢北京大学焦国标教授的那篇《独立写史》，若不是他抛砖引玉地向我介绍了高默波教授与“文革”受迫害的当权派、知识精英和农村地主唱对台戏，我还真不知道世上还有《高家村》这么一本书。以我的看法高教授只是回忆了他看到的那一段历史，站在他个人的角度说了几句让精英们不舒服的大实话，不同的视角发出不同的声音，这很正常。精英们干嘛要群起而攻之？也太小题大做了。　　

焦教授的一些驳斥高教授的言论，我很不赞同。原因是我的视角跟高教授是相同的。焦教授的舅爷在文革时受到了迫害他就希望所有人都痛恨文革那是不可能的。文革也不是全错，那个时期最起码就不存在腐败。其实任何时期的任何路线都是有人欢喜有人忧的。“文革”时活泛人倒霉，想拉关系走关系行贿受贿比登天都难，所有的路都被当时的阶级斗争给堵死了，想成为人上人犹如上天揽月入海寻针。“开放”后本分人受罪，老实巴交的干什么都按照顺序来，但总排在最后。厚脸皮的插心者不计其数，没人管，老实人好不容易排到近前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样的好事儿都轮不上，不好的事儿也不是随便就能干上的。想看个大门扫个大街都得给管事儿的人送礼，不想挨饿就必须把脸扔到一边，为了一个最下等的饭碗也得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干一些自己极不情愿的勾当。不然，就无法生存。　　

当今社会的老实人最大的悲哀不是穷，而是无法活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尊严。老实巴交的走到哪儿都让人欺负或遭人歧视。老实跟窝囊划为等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老实人并非都是窝囊废，老实跟窝囊不是同义词。老实人也是人，老实人对于这个社会没有丝毫威胁的作用，他们与世无争，安于现状，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默默地辛勤地劳作着。就象牛和羊一样，惨遭豺狼虎豹的侵蚀，还要给人类奉献鲜美的奶汁和嫩肉。他们应该得到尊重。　　

目前，一提起地主，似乎旧社会所有的地主都是好地主。一提起公社书记，似乎文革时所有的公社书记都是嚣张跋扈的公社书记。但事实上，旧社会有好地主但并非都是好地主，文革中有不好的公社书记并非都是不好的公社书记。文革斗好地主不对，现在黑包工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也不对。只是大家应该找一个合适的相处办法，尽可能地让各个时期各个阶层的人都过的开开心心，公平公正，这才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靠毛泽东思想改变人们的观念，必须根除封建思想及意识的残留。现在是多元化社会，各种思潮都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焦教授都说了高教授在独立写史，这说明他是孤立的。他都已经被孤立了，你们就不要再往他身上泼脏水了。好在高教授颠丫子回了澳大利亚，若留在国内，真不知道会混个什么样的下场。　　

焦国标教授说他是七零年入小学，第一堂语文课教的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为此焦教授极为不满，认为是左翼人士乱编教科书的结果。对右翼人士编的教科书他没学过，我也没学过，我念书时语文前三堂课也是三个“万岁”，我觉得挺好。不然该编些什么呢？第一课“钱啊，钱啊，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第二课“美女，美女，我想你，长大以后我娶你”？第三课“局长，局长，对不起，我要努力取代你”？如此教育兴许结果会好一些，直接上道。但不管怎么教育，人必须要接受教育。焦教授说：“军国主义教育是人类的灾难，仇恨教育也一样，喂孩子狼奶，长大了吃人。与其如此教育，不如‘无知无识，顺帝之则’”　　

教授的意思是为了他们的安宁与悠闲连字儿都不让我们穷人学了，那我们岂不是都变成愚民了？他也太霸道了。我就是“喂狼奶”长大的穷孩子，我也学过“刘文学”的课文，倘若我小时候遇到偷公社辣椒的地主，为了公社的利益我也会上前制止，甚至跟地主玩命。但我从未有过去欺负“被改造好的地主”和“善良地主”的念头。我小时候有个邻居，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寡老人，在旧社会他也是一个地主。我们一帮小孩子还帮他提过水呢。我们只是仇恨新社会恶习不该偷鸡摸狗妄想复辟和旧社会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恶贯满盈的恶霸地主。　　

我的父亲五岁时就成了孤儿。八岁时给地主放牛，牛不小心摔到山坳里，牛没摔死，只是摔断了腿。结果父亲被地主打得头破血流。父亲九岁时，沿街要饭，饭没要上，却被有钱人家的狗差点把腿咬断。我小时候经常心疼地看父亲头顶上和腿上的伤疤，想象着父亲童年时的种种不幸和悲惨。所以当我读到课文：“爷爷七岁去要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年仅七岁的我感动得鼻子一阵阵地发酸。我从心底里感激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焦教授说他的舅爷挨批斗，他的祖父让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给他的舅爷送口水喝，他的父亲和叔叔谁也不肯去“丢人现眼”。教授感叹：人情人性之被扭曲，令人鼻酸。言下之意他的父亲和叔叔被当时的高压政治扭曲了人性。　　

任何高压政治都会扭曲人性。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不单单扭曲人性他还搞屠杀。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向高压屈服。多少个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大义凛然，多少个先辈先烈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而无怨无悔。古语说：“夫妻本是同龄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然而，时年二十九岁的杨开慧遭受敌人毒打之后决不屈服。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声称只要杨开慧愿意和毛泽东脱离关系，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又立马遭到杨的拒绝。杨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悲痛欲绝：“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们是为了谁？　　

无数个先烈们在死亡面前都没被高压政治扭曲了人性，焦教授的父亲和叔叔在送一口水的问题上都被扭曲了，可见他的父亲和叔叔当时是多么地拥护“文化大革命”。　　

但愿焦教授的父亲和叔叔此时不要在回过头来骂“文革”。他们不是孩子，不可能连一个做人的立场都没有。倘若当时他的父亲和叔叔是去想送水而不敢送，那就更可悲了。才多大点儿事儿？送口水能要了他们的小命？　　

教授们活得太安逸了。难得焦教授还是农民兄弟的代言人。他应该去买一盘管虎执导的电视剧《生存》的光碟好好看看。不要在农民用什么行头和农民自身的形象上做文章了。　　

                                              2006   11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