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专论“胡适思想批判”的硕士论文

 台湾专论“胡适思想批判”的硕士论文 

欧阳健 

就在大陆学术界“重提胡适”之际，台湾政治作战学校政治学研究所，1983年5月通过了朱锡璋的硕士论文《中共批判胡适思想之研究》，这一出自海峡彼岸的信息，为解析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提供极好的参照系。 

一、非同小可的指导教授 

1951年7月，蒋经国仿莫斯科中山大学体制，在北投复兴岗创立台湾政治作战学校（Fu Hsing Kang College），宗旨是“提高政治认识，坚定中心信仰，建立正确人生观”，设有大学本科部、专修班、调训军中干部的正规班。政治作战学校还有培训“远方朋友”的远朋班，传授对付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战法，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等都曾是学校的学员。其政治学系采系所合一教育体系，下设大陆问题研究组，研究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大陆政、经、军、心及社会现况，设有硕士与博士班，为台军培养军事院校大陆研究的师资。

朱锡璋撰写《中共批判胡适思想之研究》，得益以政治作战学校的师资力量。据序言介绍，校长杨承彬曾赠以著作《胡适的政治思想》，并提示论文的写作方法。杨承彬是学者型干部，著有《胡适博士的教育思想之研究》（1963）、《胡适的哲学思想》（1966）、《胡适的政治思想》（1967）、《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1978）、《中国知行学说研究》（1978）、《孔、孟、荀的道德思想》（1978）、《胡适》（1999）等。朱锡璋的第二位指导教授李超宗，著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长达4380页，由桂冠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

朱锡璋的第一位指导教授任卓宣，更是大名鼎鼎的角色。任卓宣，字启彰，笔名叶青，四川南充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幼读家塾，后入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张澜），有“神童”之称，毕业后在小学教书，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1920年6月，得四川省长张澜资助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与周恩来等办《赤光》，1925年在巴黎组织游行声援五卅运动，为谈判总代表被捕，四个月后驱逐出境，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1926年底奉命返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末出任湖南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是年冬天因叛徒出卖被捕，执行死刑时未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在湘雅医院调养期间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相继领导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不久又再次入狱。二次被捕后叛变，为驻湘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其后回到成都，给张澜做秘书，创办《科学思想》旬刊，1930年赴上海辛垦书店为总编辑，翻译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主编《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相继主办《政治评论》、《抗战向导》、《时代思潮》、《政治向导》等刊物，1939年由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1940年应熊式辉邀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任国立中正大学教授，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1942年吴铁城、康泽邀其返回重庆，发起成立“中国三民主义学会”，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1945年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7月被聘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及代理部长，中央政治大学教授，1949年去台湾，任“政治作战干部学校”教授及“政治研究所”主任，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党务顾问，第十二、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1990年1月29日逝世，终年94岁（据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辞典》、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及其他资料综述）。

任卓宣著述甚丰，台北“国家图书馆”收藏书目达140种，一类是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如《国父遗教大纲》、《国父孙中山底历史哲学》、《三民主义与民主政治》、《民生史观纲要》、《怎样研究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之完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三民主义与自由》、《三民主义底社会基础》、《民生主义真解》、《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台独理论批判》等；一类是有关哲学的，如《哲学到何处去》、《张东荪哲学批判——对观念论二元折衷论之检讨》、《在历史观中底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儒家历史观》、《儒家精神》、《中国哲学论集》、《中华文化底主流》、《五四文化运动的检讨》等；一类是有关政治的，如《民主政治新论》、《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中国政治问题》、《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等；一类是有关抗战的，如《中国不可征服论》、《中国民族之伟大》、《抗战的根本问题》、《抗战中底问题》、《民主有害于抗战么》、《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等。叶青称自己“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解放战争期间，撰写《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逃亡台湾之后，出版反共书刊《政治评论》，撰写《毛泽东思想批判》、《新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向何处去》、《共产主义批判》、《共产党“土地改革”批判》、《阶级斗争批判》等等。他又自称是“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及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文章中旁征博引马克思主义经典，具有相当的迷惑力。

叶青又撰写了一本《胡适批判》，为辛垦书店“批判丛书”乙编第一种，1933年10月出版，章节如下： 

第一部份，在哲学方面胡适：Ⅰ、实用主义论，一、在概论方面；二、在本体方面；三、在应用方面；四、在总评方面。Ⅱ、中国上古哲学史，一、怎样著中国哲学史；二、西周时代底哲学；三、春秋时代底哲学；四、战国时代底哲学；五、哲学历史底转变；六、怎样解说中国底哲学。Ⅲ、世界最近哲学史，一、在事实和说明方面；二、在解说和编制方面；Ⅳ、胡适哲学论，一、论哲学底意义；二、方法论；三、宇宙论；四、人生论；五、论哲学底将来。

第二部分，在科学方面底胡适：Ⅰ、科学的方法，一、分的考察：1、实证法，2、归纳法，3实验法；二、总的考察：1、挂漏，2、浅薄，3、错误，4、附和；Ⅱ、科学的理论：一、法则底相对论，二、法则底主观论，三、法则底便利论，四、法则底怀疑论；Ⅲ、科学与玄学：一、胡适所提出底问题，二、批评梁启超之无力，三、科学与玄学底考察，四、科学玄学论战观；Ⅳ、科学与人生观：一、胡适对这个问题底看法，二、“科学与人生观”底真解，三、“达尔文”底“科学的人生观“，四、赫胥黎底滑稽画像，五、科学的人生观底真解，六、人生观与历史观，七、机械的物质论之错误，八、十八世纪底胡适。

第三部分，在思想方面的胡适：Ⅰ、各种具体的意见：一、论新思潮与新生活：1、新思潮，2、新生活；二、论主义与问题：1、由主义到问题，2、由问题到主义，3、胡适主张的内因，4、胡适错误的摘发；三、论西洋文明与东方文明：1、概论文化和立明底一般，2、东西两种文明底特色，3、欢迎西洋文明欧化中国，4、再造文明著古代哲学史，5、评梁漱溟底东西文化观，6、歌颂吴稚晖中国文化史论；四、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Ⅱ、一般根本的原则：一、物质论，二、进化论，三、个人主义：1、浸渍于个人主义中的胡适，2、个人主义之历史的批判，3、个人主义之理论的批判4、胡适主张个人主义的用心。

第四部份，在政治方面的胡适：Ⅰ、变革论：一、理论之部：1、关于社会进化论，2、关于社会改造论，3 、关于革命论；二、方法之部：1、改良主义，2、和平主义。Ⅱ、社会改造问题：一、反对社会主义，二、主张资本主义，三、欢迎欧洲文明，四、拥护美国路线；Ⅲ、中国改造问题：一、乱源问题，二、封建势力问题，三、帝国主义问题，四、统一问题，五、改造底目的与方法；Ⅳ、政治论：一、民主政治，二、法治主义，三、自由权利，四、放任政策。

第五部分、在文学方面的胡适：Ⅰ、文学理论：一、何谓文学，二、形式与内容，三、形式底原则；Ⅱ、文学革命：一、它底原因，二、它底酝酿，三、它底发动，四、它底理由，五、它底领袖，六、它底评价；Ⅲ、文举创作：一、创作新文学，二、试验白话诗，三、著作一览表；Ⅳ、文学历史：一、文学进化论，二、文学辩证论，三、古文早死，四、白话正宗论。

第六部分、在历史或国故方面的胡适：Ⅰ、国故总论：一、研究国故的意义：1、甚么叫做国故，2、何故研究国故，3、谁来整理国故；二、研究国故的方法，三、研究国故的成绩；Ⅱ、历史方面：一、总括的方法：1、顾颉刚底方法，2、胡适底方法，3、历史底系统；三、理论的说明，四、实践的应用；Ⅲ、考证部份：一、方法，二、成绩：1、历史之部，2、文学之部，3、哲学之部。

结论：1、过去底总评，2、未来底预测，三、坚硬的定论，四、冷酷的史则。

附录：一、胡适著作表，二、寄胡适的公开信，三、讨论胡适《批判书》：1、关于《易经》与《老子》，2、关于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批判。 

《胡适批判》洋洋洒洒，长达1194页，此处不遑详加评论，但至少可以说明，由任卓宣担任《中共批判胡适思想之研究》的导师，应该是充分胜任的。 

二、难得一见的硕士论文 

朱锡璋的《中共批判胡适思想之研究》，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博士硕士论文室，上盖“不外借”印章，没有公开出版，大陆学者大约无人读过，实有详细介绍之价值。

《中共批判胡适思想之研究》分四章十四节，约十五万字。绪论对“研究方法”有特别的说明：“本论文以文献分析法为主，兼采归纳、比较、综合的方法做为辅助。资料搜集，主要以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资料供应中心、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情报局资料室、大陆工作会图书室、文化大学大陆问题研究所资料室、本校敌情馆、本所资料室等所拥有的中共文件、书籍、期刊、报章杂志等为主。资料处理，按搜集、分类、鉴定、组织等程序。保证对资料使用的忠实与客观。”通读全文，感觉作者是遵循了这一思路的，所使用的材料大体忠实与客观，采用的分析、归纳、比较、综合的方法，大体也是合乎情理，因而是一篇符合规范的硕士论文。

作者自拟“内容介绍”云：“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讨中共何以选择胡适思想作为批判的目标，中共如何进行这个批判运动，以及这个运动与中共改造、打击知识分子的关系。”论文所讲到的三个问题，第一、第二个论述得是相对客观的，能持异议的东西不多；唯第三个问题差异较大，又实源于立场的绝然相对，导致价值判断的不同。试缕述如后。

第一章《中共批判的目标——胡适思想》，探讨的是中共何以选择胡适思想作为批判的目标的问题。论文从“时代环境是思想萌育的条件”着眼，首先论述形成胡适思想的时代环境。在缕述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后，着重提到1909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帮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到1915年已超过1200人。对于这一历史事实，论文指出：“英、美退远庚子赔款，指定留学使用，其主要动机之一，即所谓‘文化投资’ （cultural investment）。留学生归国后，在推动现代化运动的取向上，难免以留学国为典范。所以，知识分子不能汇集成一股团结的力量。”（第47页）就说得比较到位。既然如此，1955年批判胡适思想时，强调“帝国主义者为了在精神上，思想上，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从一九〇九年起用所谓退还庚子赔款（本是中国人民的血汗），按照‘美国方式’，来培养训练为美帝国主义忠实服务的人员，胡适就是其中最忠实（最反动）的一个，来实现它‘从知识上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的‘攻心’政策”，就不是空穴来风。

论文在谈到中国留学生得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表现出激昂的爱国情绪，表示“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时，特别点明胡适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去念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须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第27页）尽管论文接着表白说：“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有的态度，是见仁见智的”，但所描画出来的“不抵抗主义”的胡适却是真实的；它所概括出来的“由于强调个人独立的自由主义，因此他们大力提倡个人的解放，尤其着重于呼吁个人从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宣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平等的价值与行为”，也是准确的。既然如此，1955年批判胡适思想时的如下批判：“由于日本帝园主义对中国提出侵略的条款，留美学生纷纷集会反对，他却提出书面意见，这就更露骨地说出了他的学生不要参加爱国运动的主张，与当时国内的反动统治者正成了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就不能说是强加于人。

论文还明白指出： 

在启蒙运动初期，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理想国度，深具信心。但由于军阀、官僚玩弄民主政治，藉“共和”之名，争权夺利。对外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无法推动解决民生的经济建设。于是，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的信心渐失，而想追求一种快速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一九二〇年三月，梁启超欧游归来，发表其影响深远的《欧游心影录》，揭露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破产，预言社会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主要的特色，叙述欧洲社会崇拜黄金、崇拜势力，盛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人民逐渐物质化、机械化，道德日益沦丧的情况。他甚至曾提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将在世界广布的说法。（第38页） 

论文不回避中国知识分子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趋势，甚至明确指出：“胡适对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贬多于褒的。他将‘五四运动’视为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因为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唐德刚就这个问题曾说：‘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在胡适看来，都是“政治”的牺牲品。’”论文还明确指出：对于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胡适与中共也持相反的态度。胡适认为学生运动虽然有某些方面的好处，但学生运动用罢课作武器，会养成：㈠依赖群众的心理、㈡逃学的借口，㈢无意识行为的坏习惯，是一种不经济的事情，所以不可以长期存在。而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胡适重申他反对学生运动的理由：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语清他们的目标，这种抗议作用的直接行动，不是学生集运动的目标。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一切少数人把持操纵，一切浅薄的煽惑，至多只能欺人于一时，终不能维时长久。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学生运动并须注意到培养能“自由独立”而又能“奉公守法”的个人人格，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在学校时绝不会有真力量，出了校门，也祇能配做“顺民”做“奴隶”而已。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只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只靠这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都说讲得比较客观的。

论文在谈到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新青年》七卷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特刊，使得新知识分子思想的联合阵线宣告分裂时，论断“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派份子，仍旧认为政治改革只能经由思想与文化的改造到达，因此他们努力于教育学术的工作，希望以一点一滴的方式改良中国”；而“以陈独秀为首的新知识分子左派，逐渐走到工厂与农民中间，推动工人与农民运动”主张采取社会、经济、政治之激烈变革者。论文还引用“先总统蒋公”的话，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点出了胡适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本质。指出在《新青年》杂志发行初期，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原本皆为携手合作的朋友，但由于对“主义”、“共产主义”的看法迥异，终于不得不分道扬镳。胡适以“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来阻止李大钊鼓吹马克思主义，胡适对共产党而言，就无庸置疑的成为中国共产党运动发展的障碍，与不折不扣的反党、反革命分子。

有趣的是，在谈到胡适思想的基本特质时，论文在引用唐德刚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的评价后，又提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林毓生有不同的看法： 

任何问题经胡适的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他的贡献与地位，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愈来愈与他生前所享有的大名成反比。我之所以特别把他对科学底庸俗的见解提出讨论，主要是因为他的这看法到今天仍然影响着许多人口。在今天的文化脉络中，胡适的看法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前进的阻力，所以应该提出来批评。（林毓生：《中国人文的重建》，《联合月刊》十四期（台北：联合月刊社，民国七十一年九月），页一一三）。 

尽管添加了“知识分子对问题的看法是难以完全一致的”，但作者不随潮流任意拔高胡适之意，是值得称道的。按，林毓生1934年生于沈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年赴美，1970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的老师殷海光也说：“胡适之流的学养和思想的根基太薄，以‘终生崇拜美国文明’的人，怎能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更何况他所崇拜的美国文明主要是五十年前的？他虽长住美国，其实是在新闻边缘和考据纸堆里过日子，跟美国近五十年来发展的学术没有相着干。”（《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这样从不同方面看问题，就避免了一味吹捧胡适的片面性。

至于中共为什么选择胡适为批判的对象？论文逐一分析胡适主张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民主政治、科学人生观及文学革命，认为胡适思想具备了“成为中共批判目标所具备的基本条件”。胡适一生“对政治抱有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 interes）”，他赞同美国罗斯福总统所说：“民主主义已独自创立一种无限制的文明，它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具有无限进步的能力”，“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第71页）

论文还从学理上研究了中共批判胡适思想的缘由。先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概括出中共的文艺思想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认定：“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而胡适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均一再否定文艺是政治的工具。

论文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在以哲学观点批判时，都会提及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认为实验主义的确是胡适的思想基础与治学的方法，但“或许胡适未将杜威的哲学思想通盘承袭”，且举吴森的指责为证： 

本文作者（吴森）生得晚：未能亲受业于杜威之门。但在研究所修过五门杜威的哲学，还写了一篇有关杜威逻辑理论的博士论文，觉得杜威思想和我国传统思想有极相近的地方，而且可以补我国思想文化的不足。可惜的是，胡适先生对这一点完全忽略了。究竟是他不了解他老师的思想呢？还是急于成名标奇立异，而曲解他老师的学说呢？（吴森：《杜威思想与中国文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六十八年五月初版，页一二六）。 

这就提醒读者：胡适有简化实验主义，甚至打着“实验主义”招摇的情形。后文虽引唐德刚的不同意来纠驳，实际上还是坐实了这种提醒：“胡适在他那个时代向中国介绍‘实验主义’就和当时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一样——只能介绍些口号。口号以外的东西要深入浅出的写出来是不容易的，甚至不可能的。不深入浅出地写出来，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现在显然还如此），是没有人看的，也没有人印的。老实说，搞繁琐实验主义——甚至如胡秋原先生一再批判的繁琐行为科学——纵在今日美国也是个‘文化污染’。搬回中国，尤其是六十年前的中国，去吓唬老几呢？”既然胡适只将实验主义做口号式的倡导，根本不值得与之正儿八经地论辩了。

论文又分析了胡适思想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型态上的冲突，说“胡适思想与共产主义，属于两种格格不入的意识型态”，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共批判胡适思想，就是进行意识型态的斗争。论文写道：“诚然，胡适思想中的民主政治及实验主义见解，与共产主义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是进一分析，两者之间的矛盾绝不仅仅于此。首先，共产党以‘历史唯物论’作为它的世界观，所谓‘历史唯物论’又称‘唯物史观’，是将辩证唯物论的原理，扩大应用到研究人类社会史的发展。故马列主义者依此理论，解释与研究社会一切现象，认为社会的发展受必然性、规律性的支配，也就是说，决定社会发展规律是现实地、客观地、不依赖於人的意志和意识存在，而这些规律决定人的意识，以及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活动。”（第108页）作者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并无大错，承认不承认有不依赖於人的意志和意识存在的规律，正是共产党人与胡适的本质区别。所以论文说：“由此可见，中共在胡适口诛笔伐之下怎能不视他为思想上的大敌呢？由胡适思想的反共特质，我们可以断言：意识型态的斗争是中共批判胡适思想的重要缘由之一。”（第128页）最后还是将问题说到了点子上：“中共自谓其人民革命是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主义，胡适却认为中国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恶魔”；“中共为了夺取政权，始终以暴力革命的手段进行，因而胡适这种公然反对革命的人物，无疑地是共产党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

论文的第四章，是对中共批判胡适思想的评估。作者认为，批判胡适思想，表面上是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实质上是针对知识分子而发动的文艺整风，其目的在宣扬共产主义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以巩固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控制。由于立场与价值观的不同，这样的结论完全是不足取的，况且没有什么举出实在的证据。张兴德的《红学热点话题透视》指出，在整个“批俞评红”时期，对俞平伯本人，政治待遇不变，还当人大代表；工作信任不变，还仍然让他主持《红楼梦》新版的校注；生活待遇不变，1955年，文学研究所评职称，他是全所仅有的三人为正研究员（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作者不了解毛泽东对俞平伯这类知识分子以团结的指示，将批评教育一律视为“迫害”，然所提出疑问的逻辑却很奇怪： 

从中共发表的一篇篇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会令人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好像在忽然之间集体信仰了共产主义，而且颇为熟练地，一开口必先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否则不成其言论。因此，我们肯定，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也是一个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被迫研究使用共产思想的马列主义中国化运动。（第141-142页） 

最为耐人寻味的是，论文说：“胡适思想，并不因中共的批判而失去原有价值。相反地，这个批判运动，使得胡适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作了明显而强烈的对比，更加衬托出胡适思想的反共精神。”像多数“共产党面临全面崩溃”的预言一样，本文断言：“中共发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并未达成屈服知识分子的目的。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的唾弃与反抗，终必埋葬共产主义于历史的灰烬。”（第298页）让通人读来，只会感到可笑。 

三、“还原胡适”的醉翁之意 

《中共批判胡适思想之研究》以较丰富的资料、较合理的论证，揭示了一条规律：对于胡适的或褒或贬，分野就在对于共产党的态度。须知在台湾，“反共文人”，“反共艺员”，是受到表扬的，论文肯定胡适“从根本上反共”，是对他的最大褒奖；然而在大陆，反共却只能在暗地里进行，揭开胡适“从根本上反共”的真面，无疑给称颂他的人带来了尴尬。

季羡林曾指天画地发问：“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本论文却揭示了“胡适不负蒋公知遇之恩”的两件大事：一，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胡适拍电指责张学良：“……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冢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民族之罪人矣。”二，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国内和谈决裂，局势转逆，胡适曾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第126页）

季羡林又曾信誓旦旦地保证：“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论文偏偏就此揪住不放，一再追究： 

胡适自承：我未写过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事实上，胡适不仅是民主自由的启蒙导师，同时，他还发表过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政论，中共曾将胡适列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不可调和的敌人”，其原因正如王世杰所言：胡适的反共，数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改变。（《胡适与中国》，台北中国文艺社1961年版）（第88页） 

与胡适深交四十余年的蒋廷黻，论及胡适与共产党的对立关系，也为“中共为何要批判胡适思想”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他说：“适之先生是反共的急先锋，不仅北平的伪政权毛泽东恨他，连莫斯科也恨之入骨。因为他的反共是从根本上反共。当初我们在北平教书时，胡先生便是左派人士的死敌，在许多人还没有认清共产党面貌时，他已经揭起反共的大旗。胡先生几十年来的反共是一贯的，他老早便认为共产党是人类的敌人，他也老早预见到有共产党的地方，人类便没有了自由。”（《“胡适与反共》，《胡适与中国》，页三六）（第128页） 

“不是胡适研究专家”的季羡林，诚惶诚恐，“仰允”出任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主编，还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题曰“还胡适以本来面目”。不料海外真正的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却写了一篇大文，指责安徽教育出版社44卷本的《胡适全集》，“有意的将违碍文字，剔除在外，而在序言中一字不提”，实有“诬古人，误今人”之大嫌。

按照周质平提供的材料，《胡适全集》剔除的“违碍文字”，计有1947年发表的《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1949年发表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民主与集权的冲突》，1950年发表的《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等文章，存有胡适的英文著作，如1950年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上的《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1954年为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旅华五十年 》(Fifty Years in China) 写的《前言》（Introduction）等等。周质平认为：“1949年以后，胡适在学术上和文化议题上往往是复述当年旧话，而缺乏创见。唯独在反共这一点上是他晚年的新境界，而《全集》则对这一部分，作了刻意的删削。”不宁惟是，周质平断言：“所有历代的禁毁、批判、打倒，究其真正的原因都是来自当道对知识思想的恐惧，是枪杆子怕笔杆子。胡适的书至今不能以全貌示诸国人，这正是胡适思想在中国大陆不曾过时最好的证明。一种已经过时的言论是无需禁毁的；受到禁毁，正是表示与当前息息相关。”

周质平不明白，季羡林们剔除《胡适全集》反共的违碍文字，是想为胡适“护短”，想维持住他那温文尔雅、不偏不倚的形象，以便顺利地贩卖其自由主义的货色；但周质平却感到不过瘾，以为“《胡适全集》少了反共的文字”，就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由此可见，这帮人大捧胡适、“还胡适以本来面目”的醉翁之意，是要将“从根本上反共”的本质点透，大声疾呼“今天中国大陆十三四亿人民起来，用鲜血和头颅来换取”（周有光不就说过“中国若不能向自由民主和平过渡，将会有革命暴动，那是迟早的事情”吗？）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2017年1月19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