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讨论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

 再说“全国一盘棋”

——兼讨论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

马 志 远

享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之盖世隆誉的邓小平同志，脱离人间不觉已经十八个年头了。不要说在他老人家的身后，即使是在他生前，作为永远进不了中央委员会、更进不了中央政治局，甚至连公务员都不是的草根一族，根本就没有可能、没有机会跟他讨论诸如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类重大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理论问题。更何况这位老人家当年还有句“不争论”的厉声断喝，又执掌着军队大权，即使是政治局委员也未必不噤若寒蝉，敢于与他展开争论。

既然不能在小平同志的生前与他展开讨论或者争论，而是在他谢世十八年之后才发此声，那么这篇拙作加一个副标题——“兼与邓小平同志讨论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自然类似于马后一炮。不过，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市场宏论并没有随着他老人家的离去而化作烟尘与土灰，而是余音袅袅，一直缠绕在人民大会堂的房梁上一十八年而不绝，在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仍旧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甚至还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回顾建国六十六年间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迁延，在对“全国一盘棋”这一历史上的经济理论进行再解读的时候，顺便与小平同志们讨论一下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放一个马后炮，或许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再说“全国一盘棋”

“全国一盘棋”，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形象表述。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用的题目就叫“全国一盘棋”。这篇社论虽是针对1959年钢铁、煤炭、粮食、棉花四项主要工农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如何实现提出要实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却也集中阐述了整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论。

概括起来，“全国一盘棋”的经济理论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一）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无序竞争的经济；“全国一盘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要求。社论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为了最有效、最合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必须更好地加强集中领导和全面安排，就必须从全国着眼，把全国经济组织成一盘棋。”这段论述开宗明义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私有制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最有效、最合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加强集中领导、全面安排，就必须从全国着眼，把全国经济组织成一盘棋。

（二）“全国一盘棋”理论的基本含义是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社论说，集中领导、统一安排，就是“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安排全国基本建设项目，统一安排全国主要产品的生产，统一分配全国的原材料，统一调拨和收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大部类的主要物资。这是全国一盘棋的主要方面。”

（三）全国一盘棋，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的原则，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想象，它根源于我国的基本制度——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制度，也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制度。社论指出，提倡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是在集中领导下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张全国一盘棋，是建筑在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的基础上的集中领导。“既不能把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理解为脱离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的自由放任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也不能把全国一盘棋理解为仅仅是只要中央主管部门发号施令就行了。”“为了发扬各地方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党和国家把企业管理权下放，这是高度的民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安排建设项目，统一安排主要产品生产，统一分配原材料，统一调拨和收购两大部类的主要物资，这是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既统又放，既保证全国重点，又照顾地方需要，这是民主集中制在经济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统一。”

（四）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不仅是全国范围内组织经济生活的原则，也是每个省、市、自治区，每个县和人民公社，每个部门和企业组织经济生活的原则。社论说：“每个省、自治区、市、县和人民公社，每个部门和每个企业也要在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下，统一安排自己部门或区域内各部门的计划，统一安排人力、物力和财力。没有这样的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任何范围内的建设工作都不可能做到多快好省。”但是，每个省、市、自治区，每个县和人民公社，每个部门和企业，作为“条条”和“块块”，相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它们的“统一安排”都只具有局部意义，都是“全国一盘棋”的组成部分。是大局决定小局，整体决定部分，因此，就要做到“小局服从大局，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全国一盘棋的根本原则。

（五）“全国一盘棋”要求“保证重点”，要求保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论说：“统一安排基本建设项目的中心问题，是保证重点，这是全国一盘棋的重要一着。”既然是要保证重点，那就要做到先后有序、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既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试图把所有要办的事情同时在一个早上都办好。社论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是一条客观规律，掌握它、运用它，就可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违反它，就非碰壁不可。“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体现在生产上，就是要从全国着眼，根据社会需要和实际可能统一安排工业农业主要产品生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

（六）“全国一盘棋”，“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与发挥各地、各部门的灵活性和主动精神的关系。“全国一盘棋”，“集中领导”、“统一安排”，会不会妨碍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灵活性和主动精神的发挥？应当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社论说：“各级领导机关和各部门在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国家计划时的主动精神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是任何时候都应当提倡的，缺少这种主动精神和灵活性，工作就做不好。但是发挥主动精神和灵活性必须以全国一盘棋为依据。主动精神和灵活性应当首先用在保证全国一盘棋的胜利，首先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上面。只有在国家规定的工程项目、产品计划、质量计划、降低成本计划都圆满完成之后，才可以在其他方面发挥灵活性。虽然，这种灵活性目前还不太多，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将会逐渐多起来的。”

（七）“全国一盘棋”要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共产主义风格的相互协作与支援。社论指出：“要保证全国一盘棋的胜利，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必须加强协作，互相支援，必须善于让路和等待。”“加强协作、互相支援和主动让路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最需要的。”

如果我们仔细品读、反复回味这篇社论，就会觉得这篇社论不仅仅是在解说一种经济政策、经济模式，而且是在阐述一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任何一种经济政策、经济模式都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紧密相联，而且是由它所决定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实行“全国一盘棋”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模式，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民日报》之所以能够于1959年发表这篇社论，根本原因是这个时候的新中国已经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组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接着说，“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什么叫“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就是无产阶级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实行有计划的管理社会经济的制度！

说这种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科学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而且因为它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科学思想的光辉，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化发展和实践性运用。

这种理论，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与邓小平同志讨论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

有着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邓小平同志，最敢于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的巨大勇气和他开创的“新境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表现在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他的这些论述，没有形成理论专著，都是以即席谈话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成为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下面，一边引述他的这些谈话，一边与他展开讨论。

（一）“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一位名叫吉布尼的美国人的时候，石破惊天地发出宏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这里，邓小平同志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可是，为什么“肯定是不正确的”呢？根据是什么呢？他却没有就此展开进一步的论述，让人不免感到一头雾水，感到这个结论的得出实在太突兀，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接着，邓小平同志为了回答社会主义为什么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设问，举出的论据竟然是“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是的，市场经济当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甚至它“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但是，无论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时期成熟的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紧密相联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其本身就是私有制的产物。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消灭私有制，当然也要逐步消灭市场经济，怎么可以搞市场经济呢？怎么可以因为“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而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呢？难道不专属于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时期就萌芽了的东西就是永恒的，就要永远地存在下去吗？人类进入封建社会，“萌芽”了很多东西，有的在封建时代就消灭了，有的是在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被消灭的，怎么能够因为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它就必须保留到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呢？通过这种推导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形式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社会主义的缺点是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1982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与国家计委的负责人谈话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准备》）从本质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对于市场不是运用的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要逐步地限制市场，最终消灭市场。至于经济搞得是否“活”，如果这里的“活”是指各地、各部门和各企业有没有灵活性和主动精神，那么，我们可以指出，正如《全国一盘棋》这篇社论所说，“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提倡“各级领导机关和各部门在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国家计划时的主动精神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的内容，而且当时党和国家已经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放企业管理权。当然，在1959年的时候甚至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这种主动灵活性还不多”，但是不能因为这种灵活性暂时不多，就认为“经济搞得不活”，就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时候的一个缺点，更何况这种灵活性“随着生产的发展，将会逐渐多起来的。”如果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搞活”是指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主义、分散主义，甚至是“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租地自由）或者更多的自由，那确实是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不应该允许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得以大张旗鼓地推行所取得的的效果，人们今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在农村，由于实行了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现在的广大农村已经成为一盘散沙，很多村庄多年以来连村“两委”（党支部和村委会）班子都建不起来，即使勉强建起来，也是一些新地主新恶霸把持了村级政权。所谓“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天方夜谭。我们不能不说，共产党已经丧失了农村这个阵地！在城市，由于实行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集体所有制企业瓦解殆尽，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之后也已为数不多；由于实行雇工自由，曾经是国家主人、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已经沦为打工仔，其中有的不堪忍受剥削和压榨从高楼上纵身一跳（富士康“十三跳”），有的竟然因为讨要他们的工钱被警察拧断脖子（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打工的河南妇女周秀云，因讨要工钱与老板发生纠纷，被出警的民警王文军拧断脖颈而死。）由于实行借贷自由，除去原有的四大国有银行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民间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私人之间的高利贷也如火如荼，随之而来的便是企业倒闭、老板跑路，还有名为借款、集资，实为诈骗的犯罪活动。由于实行贸易自由，伪劣假冒产品泛滥，甚至于食品安全都难以保障。说到租地自由，虽然至今法律上还没有开这个口子，但是，以租代征现象早已比比皆是，土地流转已在推动之中，广大农民又成了靠打短工、扛长工维持生计的“觅汉”（鲁北方言，意为依靠打工扛活找口饭吃的男子）。不知道邓小平同志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一桩桩一件件，会感到这经济是“死”还是“活”。

（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邓小平同志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时代周刊》出版公司的格隆瓦尔德、麦克亨利、普拉格人。他对格隆瓦尔德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多年的实践证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它必然地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怎么就不矛盾呢？在邓小平同志那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是怎样消除的呢？小平同志的即席谈话言浅意疏，缺乏深入、反复的调查研究和思考，缺乏严格周密的逻辑论证；而且他始终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鲜有涉及，所以，他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也就可以理解了。

“多年的实践证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这里讲的“过去的经济体制”当然是计划经济体制。多年以来，有哪些实践、哪些事例可以证明“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呢？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一处处油田、矿山的开发，一座座钢铁钢铁企业的建设，一条条铁路、公路的修建，全国范围内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拖拉机、汽车、远洋货轮和飞机的制造，人造地球卫星和导弹的发射，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所有这些，难道不能证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依靠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迅速提高？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颇为赞赏一个做瓜子生意的安徽芜湖商贩年广久，据说当年有人要“动”他，是小平同志保护了他。中国人民需要吃一点瓜子，年广久的瓜子生意也不是不可以做，但是，年广久的瓜子生意做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中国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迅速发展生产力的使命，年广久们是承担不起来的！把一个年广久看做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无视“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就，显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邓小平同志是最强调发展生产力的。但是，如果认为保护年广久就是保护生产力，允许年广久们的队伍发展壮大，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邓小平同志要发展的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而且是一种技术含量不高、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初级产品的生产。强调发展生产力，必定是动员起全国人民的力量，大搞群众运动，发展高精尖的生产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搞“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搞“市场换技术”，让自己大飞机的研制和生产下马，然后用十几亿件衬衫去换人家一架“波音”、“麦道”。缝制十几亿件衬衫，搞的是一种初级产品的生产，虽然其中也有生产力，但不是在发展生产力，不是让自己的生产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位老人家虽然几十年一直坚定不移地口口声声强调发展生产力，其实他连“生产力”与“生产”这两个概念都没有弄清楚。

（四）“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1987年2月，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邓小平同志的这段“方法”论，掩盖和抹杀了“计划”和“市场”的本质属性和区别。人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确定目的，然后要选择实现目的的方法和手段。一定的方法和手段，都从属于一定的目的。方法和手段错误，必定无法达到目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方法只能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为实行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这就是，它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既能够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又能够促进各方面的相互支援与协作。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多元化，各个市场主体都是自己生产资料的主人（即产权私有），各自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都在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谁都不愿意做“棋子”，根本谈不上小局服从大局、下级服从上级，也谈不上相互支援与协作，更谈不上集中力量办大事。各个市场主体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能是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以寻求可以背靠乘凉的大树，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盗窃国家财产、偷税漏税以损公肥私。它们相互之间只能是尔虞我诈、互相拆台、明争暗斗。所有这些，不是已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了吗？这样的事例，不是俯拾皆是吗？由此可见，计划与市场分别从属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两者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不应该以“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为由掩盖和抹杀它们的这种区别。掩盖和抹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认为它们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其思想基础、逻辑起点就是“白猫黑猫”论。即使“白猫黑猫”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只能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是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

或许有人反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这个说法很对呀，就好比车床，社会主义的工厂可以使用，资本主义的工厂也可以使用。这个比方是对的，但是，这个比方里面无形中偷换了概念，车床只是工具而不是方法，使用车床要加工什么工件、如何使用车床加工所需要的工件，也就是说有目的地使用工具，这才是方法。既然讲到使用工具的目的性，那就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服务于社会主义还是服务于资本主义，是服务于无产阶级还是服务于资产阶级？这就是方法和手段的阶级属性。工具没有阶级性，使用工具的人以及此人为了特定目的而选择的使用工具的方法是有阶级性的。

邓小平同志为了证明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无关的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举出“日本也有企划厅”、“美国也有计划”的例子作为论据。举这样的论据，恰恰表明他缺乏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无知，缺乏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缺乏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对比分析。企划厅不是日本一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就有的。企划厅的设立，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学习和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的结果。同样，美国也不是自其建国时起就有计划。美国的计划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为了克服当时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其中也借鉴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的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无论美国、日本，还是法国、德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二战之后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一定的范围内实行计划，正是为了防范和克服市场经济造成的经济危机以及由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动乱，这绝不说明实行市场经济对于发展生产力具有多么大的作用。

“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同志这句话也是不对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学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不单纯是向俄国学习。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领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在建国之初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实行计划经济，与其说是“学苏联的”，不如更准确地说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因为《共产党宣言》已经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提出不仅不要讲“从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而且连“计划经济为主”都不要讲了。可见，虽然他在口头上讲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事实上，在他内心深处，他是根本就不要计划经济这种“方法”的，他情有独钟的只有市场经济这个能够发展生产力的“不二法门”。

（五）“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在他的“南巡讲话”中讲的。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他这段话虽然讲得比较长，却也了无新意，仍旧是老生常谈，而且照旧在犯着形式逻辑、历史常识方面的错误。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其论据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显然是偷换概念了，他把计划经济与计划等同起来，把市场经济和市场等同起来，得出结论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当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较多地实行了国家政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制定了国家计划，而且每个企业当中也都有自己的生产计划、发展计划，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形式的计划，不能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提并论。它们的这些计划形式仍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不能说它们具有这些计划形式就是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其中有“开放自由市场、允许自由贸易”，“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租赁经济、合资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内容，但那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克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采取的特殊措施，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毛主席也曾经强调学习价值法则，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但也不意味着毛主席赞成市场经济，否则，他就不会坚决反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了。

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还讲到了证券、股市，并把证券和股市当做“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说要“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证券、股市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我们不必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述，一部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里面对解放前上海滩股票交易市场中吴荪甫和赵伯韬等人的明争暗斗、生死搏杀以及它造成的危害的描写，还不淋漓尽致吗？还不足以让我们把这部小说当做认识股市的教科书来读吗？如果小平同志少打几次桥牌，读一遍《子夜》，或许不至于讲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这样轻率的话来吧。1992年以后，中国在上海、深圳开办了股票交易市场，股票交易到底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多少财富？今年六月以来的股市动荡已经洗劫了中国民众20万亿之巨的财富，这就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吗？什么“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哪有那样轻而易举就关掉的？现在想关都关不了，想救都救不了！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讲话中还说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样的说法，一般地来讲是对的。但是，在邓小平同志眼里，最能够“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只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群众运动是根本算不上什么“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

结  语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它相应地要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从属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需要商品交换、需要市场，但不是要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历史一再证明，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经济，在“市场经济”上面再怎么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也改变不了它的本质。

“全国一盘棋”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形象表述，它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在历史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毋庸置疑的。既然是“一盘棋”，下棋是需要棋谱的。毛主席写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这篇雄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可以看做是下好“全国一盘棋”的棋谱。

下棋也是需要棋手的，棋手也是有水平高下之分的。能够把全国当做一盘棋来下的，绝对是棋手中的高手。而说什么“大政府、小社会”、“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都交给市场去解决”、“法无禁止皆可为”，表明他们根本就下不了这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