慼而能谐、婉而多讽——读《女同志》

（一）

　　与时兴的“某女士”、“某太太”、“某小姐”相比，“女同志”这个称呼，像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散落在高楼大厦、香车宝马、绅士淑女背影的边边角角；风尘仆仆地，勾起人对“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不爱红妆爱武装”历史的联想。

　　范小青的长篇小说《女同志》[1]并不怀旧，但她的故事，却与中国女性从“旧家庭”的“高门钜族的精魂”转向历史前台，其命运有一番比照。小说描写八九十年代以降，社会大踏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江南小城南州市的官场生活。按说，官场决非“女儿国”，更不是“大观园”，而是男人纵横驰骋的地方。但范小青给女主人公万丽一个机会进入官场，从这里，让读者看到官场也有形形色色的“女同志”。

　　小说描写大学中文系毕业想留校的万丽没能留校，与男友康季平分手，因为恰恰是康季平占了唯一的留校名额。当万丽在市郊中学“当了两年语文老师，日子过得没精打采”，却意外得到康季平的消息，参加了南州市级机关向社会招聘干部的考试，于是摇身一变，到南州市妇联宣传科当了一名干部。万丽在官场一路攀升，从科员到副科长、科长、南州市旧城改造指挥部副总指挥，一直做到市级大区区长，房产公司老总，小说结尾，万丽已经是南州市副市长候选人。

　　如果把万丽的故事，说成一部知识女性奋斗史也未尝不可，这种题材在当代小说比比皆是。范小青以“女同志”破题，使活跃在官场的职业女性别具蕴涵。“同志”原指志同道合一起共事的人，前面加上“女”字，又表明女性特有的身份在志同道合者当中的差异性。然而小说家要表现的，不是当前文化研究中身份认同问题；恰恰与理论思辨的意向相反，这里突出的是这个称谓约定俗成的一面：妇女投身社会，参与政务，过去那段反复曲折的历史，如今却板上钉钉，让人习焉不察。尽管近些年又有“女人回到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老调重弹，但毕竟改变不了多数妇女参加工作，或即将参加工作的社会趋势。对比半个多世纪前，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那时妇女走出家庭还只不过一个“梦”：“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得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来了什么去？”“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2]。由于经济不能独立带来妇女解放的尴尬，在范小青的“女同志”身上似乎已不是主要问题。

　　这样说，并不意味小说对妇女解放盲目乐观。小说家以细致的笔墨、传神的描写和委婉的叙述，续写“娜拉”们的当代故事，揭示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梦醒”之后，要想既不“堕落”，也不“回来”，仍然是人物面临的难题，是当今一份更需要勇气、智慧和韧性去完成的答卷。否则，“堕落”和“回来”也不是不可能的。更值得称许的是，面对知识女性和职业妇女种种难题，范小青笔下的“女同志”却没染上传统文人虚空高蹈、颓唐潦倒的酸腐气，她们都很执著，看重职业妇女在社会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人生，并且活得有声有色，真实感人。

（二）

　　也许有鲁迅笔下令人沮丧的女性历史，小说中“女同志”才那样敬业，珍惜来之不易的社会机缘。与传统士大夫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教义相比，小说自有女性对生活别一种选择。具体地说，无论“达”还是“穷”，她们人在职场都不思退路，也没有退路。有时候，人物背水一战的做法真有些悲剧意味。这种选择用万丽的话说，就是追求“进步”，尽管大家追求“进步”的方式不同。

　　故事结构如同叙述语言，清晰明澈，通过市委机关那些女干部的升迁悲喜剧展开情节。万丽来到市妇联宣传科，构成牵动其他人物的叙事焦点，通过万丽的经历，还有她的观察、揣摩，这些职位不同的“女同志”，大到处室领导，小到一般办事员、打字员，小说均有细致的描绘，展现出一幅形象逼真、又神态各异的机关“仕女图”。

　　万丽初来乍到宣传科，她的《乡镇女干部的心理优势和弱势》和《农村女党员的素质》两篇文章能一炮打响，全凭市妇联主任许大姐提携，从中可见许大姐的水平。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许大姐凭借她对上级意图的准确领会，给市副秘书长向问打小报告，结果不仅向问被发落基层，连累万丽在机关也好几年抬不起头。许大姐这样做，原是为帮助自己的丈夫提升为组织部正部长，结果不但没成，还坏了许大姐在机关良好的口碑，因此万丽丈夫孙国海说她“偷鸡不着蚀把米”。余建芳是向丽在宣传科工作的第一任领导，她尽心尽力工作，却眼看比自己后来的人都超过自己，纷纷被提拔起来。她向市委组织部朱部长哭诉，“从妇联哭到组织部”，使婚姻陷入困境的部长爱上了“这个朴素老实的女同志”。朱部长在没有结果的爱情中抑郁而死，余建芳当众失声痛哭，忏悔中丢失了自己提升正县长的机会。余建芳身上，多少有徐英和聂小妹的影子。她们的作派，好像停留在崇尚风风火火的另一个时代，那是由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砥砺出来的：不乏高涨的理想与真情，也不乏特有的生硬与空洞。或者应该换一种说法，由于今天社会环境变了，这类女同志的行事风格就显得突兀，甚至有点无的放矢，难与环境协调。即便如此，小说也不让这类人物绝望，她们有感伤，却一点也不清高，也就没有怀才不遇的颓唐，凭借过去时代赋予她们的坚忍不拔，在今天多元竞存、百舸争游的时代，也有自己的人生前景。其中聂小妹就是未来与万丽竞争副市长的另一人选。

　　特别传神的是金美人和伊豆豆这两位。金美人是“老机关”，五十多岁，市委办公室接待处处长。“美人”不美，与不相称的称呼和外貌相比，她的能力和见识倒与职务相当。由于向问赏识，万丽被提拔到办公室当领导秘书，“有背景”又整天围着领导，是机关上下羡慕和巴结的角色。但并无“背景”的金美人却不趋时，也拒绝加入众星捧月的队伍。金美人第一次见到万丽，“刚才还笑眯眯的，一下子脸就板起来了，说，我告诉你，靠背景是靠不住的，靠脸蛋也是靠不住的，有本事的拿出工作成绩来！”万丽不能喝酒，陪客人喝酒喝吐了，“金美人毫不客气地说，不能喝就别逞能，你以为女人在酒席上逞英雄，男人会喜欢吗？”万丽正在春风得意时，这些话听起来很不入耳，但她毕竟又是明事理的，金美人话中的道理，不能不让她“哑口无言”。金美人也并非一味地尖锐，年底迎新宴会上，她的聪明干练，更表现为八面玲珑、善于周旋。万丽不想喝金美人的罚酒：“这会心情忽然恶劣起来，觉得很气，凭什么金美人就能这么欺负人，大家还助纣为虐”，于是“把杯子一推，说，我不喝了”。一阵言语冲突，“全场哑然，大家面面相觑”：

　　仅仅过了几秒钟，金美人已经调整过来，脸上堆满了笑，上前搂住万丽，柔声柔气地道，喔哟哟，喔哟哟，我的小公主，开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啊？……在金美人的调笑声中，大家的情绪也迅速地调整过来了。有个人立刻来拍着万丽的肩，慰问她说，哎哎，小万，你可别当真，金处长是和你开玩笑呢。另一个人也说，是呀，你刚来不久，还不太了解金处长，她这个人，就是这样，喜欢逗人。金美人说，你说清楚了，是哪个斗字？那人立刻道，当然是斗争的斗啦。金美人笑道，你还真了解我，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斗争嘛。大家又开始说说笑笑，气氛美好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而万丽心里的别扭，一时还顺不过来，反而显得她小题大做，白白地掉了一大串眼泪。倒是金美人还想着万丽，她拿起万丽的酒杯，说，小万，谁让我惹你了，是我该罚，我罚！话音刚落，一杯酒已经下去了，万丽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哎”一声。

　　金美人救场及时，再加上同事们配合，这一点波澜，更衬托迎新宴会上气氛活跃，同志关系融洽。刚才掉泪的万丽“很奇怪的，在内心深处，却对她的同事们，包括金美人，渐渐地产生出一种敬意，这是一种敬畏的佩服”。这件事使万丽意识到，像她这样被公认的“机关第一才女”，一味清高也不行，更不能率性而为：“在办公室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确实是要培养自己非同一般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说到底，是要把自己的感情埋得深一点，藏得紧一点。”

　　和金美人比，伊豆豆年轻漂亮，是万丽在机关十多年最要好的朋友。她和万丽的关系有功利的一面，比如她通过万丽调房产公司任办公室主任，但主要在另一方面，就像“三个女人一台戏”似的，能畅所欲言。伊豆豆和金美人相投，她们都不安于“小公务员”的灰色人生，拒绝做“套中人”，在一个讲求程式化、比较板滞的环境，常有鬼使神差一般的越轨之举，也总是让多数中规中矩的人瞠目结舌。比如金美人当众说首长错把油菜当萝卜；伊豆豆离婚，却被她原来的上司、一直追求她的老秦拒绝了婚姻，真可谓“赔了‘先生’又折兵”，原因是她过于看重老秦一份真情。万丽比伊豆豆提升得快，但她们的关系不像官场的上下级，伊豆豆只有一味说“是是是”，“好好好”的份。相反，她和万丽只要在一起，就少不了互相调侃，互相揶揄，伊豆豆在这位“才女”面前，一点也不气馁，反而经常有“我给舍弟改文章”[3]一类的自吹自擂。最让万丽难堪的是伊豆豆总能看到她内心深处，揭穿她的虚荣，让万丽感觉很窝囊，又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有道理，不得不接受她给她的这份尴尬。因此，伊豆豆是聪明的万丽心目中的真朋友，她是把万丽从“有背景”、“机关第一才女”、“女强人”这样一些虚幻光环中，拉回到现实和世俗人生的一只有力的手。

　　又比如，万丽刚回到宣传科，宣传科又来了一位既漂亮又有才干的女研究生陈佳，这两个人旗鼓相当，竞争白热化在所难免。从表面看，陈佳后来因为和管干部的有妇之夫崔定发生恋爱关系而调离宣传科，但实际上，万丽也不是赤手空拳、全凭自己拼打出来。这两位“自律自省的女同志”，固然都有“贵族般的道德自我完善”，但私下里，又都有和仕途密切联系的男女情感瓜葛。陈佳有崔定，还有她婚前的几个男朋友；万丽有康季平、向问、叶楚洲。这一点，伊豆豆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她教训“万大小姐”说，陈佳“她是人，她是女人，她也是爱虚荣的，这一点你不用怀疑，但她放在心里，藏得深一点，哪像你，更不像我，什么都写在脸上，有什么出息”。正因如此，伊豆豆感情的天平始终倾向万丽，对更工于心计而少人间烟火气的陈佳，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拒斥，敬而远之。从人物角色的布局来看，万丽和陈佳可以互为文本，相互参照；伊豆豆则是万丽内心的一面镜子，通过她们家长里短似的聊天，相互倾诉，官场这个本来最容不得感情用事的正襟危坐之地，便与日常生活、七情六欲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女作家范小青写官场却不枯燥的一个原因。

（三）

　　“慼而能谐，婉而多讽”是鲁迅对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评语。借此，也可以说明讽刺小说与清末谴责小说不同。虽然都是对生活持批评态度，但谴责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4]。《女同志》中女性形象林林总总也有十好几位，她们都有自己的弱点，也都做过官场犯忌的事情，作品这样写，显然有对人物和社会环境不以为然的方面，运用了讽刺的笔法。但小说的讽刺力度却不在于有没有抨击社会的尖锐言辞，小说中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人坏人。这说明小说家并不以启蒙者姿态，居高临下俯视人生；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站在人物的立场，由理解而同情，进而放弃了自我视角的别具一格。因此，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所强调的不是故事的新闻性，更不是已经被某种理论框定的所谓“生活本质”，而是小说家对人生别具慧眼的打量。对此，鲁迅这样解释：

　　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污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5]

　　比如，谁都知道现代化形势逼人，经济建设刻不容缓，但当有关内容落实到官场的饭桌上，却让人啼笑皆非。万丽在宣传科第一次外出参加活动，跟许大姐到元洲县搞调研。中午乡党委陈书记摆饭局，他“一到，就嚷着，大杯去掉，大杯去掉！”几个服务员“一个问，上什么？一个答，大杯都拿掉了，当然上白的”，因为这样的饭局非常多，服务员和领导已达成默契。最有趣的是饭桌上陈书记张罗要送许大姐一行人外贸出口的毛衣，还特别“拍了一下万丽的手背说，万丽，一会儿去看看，要是喜欢，就拿”。伊豆豆假装吃醋说：“陈书记你喜新厌旧，见了万丽，就没有我啦？”这位貌似农民、并无多少文化的陈书记张口便来：“哪能呢，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嘛。”随即转过头对万丽说：“万丽，我们之间，现在也不是‘新’关系了，也已经是‘故’人了，从前说，一回生，二回熟，但现在时代不同了，什么事情都得加快节奏，一回就熟了嘛，干吗要等两回，是不是？”几句话说得大家都舒舒服服。万丽笑着想：“难怪这个乡镇的乡镇企业发展的这么快，这个陈书记还真是有两下子的，他恐怕每天都得应对不同的对象，看什么人说什么话，几年干下来，都成了人精了”。万丽禁不住暗下决心，也要向陈书记学习。逼人的形势，竞争的机制，可以把过去十分木讷的人，训练得满嘴跑火车；就难怪陈佳这样的淑女，也要在仕途上铤而走险了。虽然小说写的是请客吃饭送礼，但在速度中寻找机遇的人生场景，必须不断随机应变的环境，还是给人以巨大压力，催促每个人身不由己地赶赴未卜的命运。小说家笔下“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由此可见一斑。

　　紧张的发展形势，也使官场变得让人捉摸不定，官场的那些官人跟紧了不是，慢了也不是，由此构成小说中又一层讽刺意味。《女同志》描写万丽的生活大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主要写她在妇联宣传科的经历，后半部分写原市委书记平剑刚调走，向问担任组织部长后，万丽经过省里的青年干部培训班，离开妇联，迅速提升起来。随着万丽提升，当初在妇联一起工作的女同志，也都纷纷到其它岗位担任领导职务，她们像一粒粒充满生命力的种子，撒向南州市各行各业。小说通过她们的经历，揭示官场上人的命运飘乎不定；而南州市的建设，就在这种缺少定数，却人人争取“进步”的惯性中迅速发展起来。向问反对基层干部为完成上级修路的“死命令”，硬性拆迁老百姓住房，因此被市委书记平剑刚当作改革的阻力，下放到里和县当一名副县长；后来平剑刚因为拒绝与个体房地产商开发香镜湖，惹恼了省委周书记，也作为改革阻力调离南州市。平心而论，调出和调进都不是对错的标准，因为抛开万丽对他们的个人感情，很难说向问和平剑刚谁的做法就完全没有道理。如果硬性拆迁，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显然被忽视了，但如果迁就拆迁中的“钉子户”，南州的公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四通八达；房地产开发显然离不开个体开发商，但叶楚洲以友情为诱饵，为个人商业利益不惜一切的动机和做法，也真让万丽胆寒。但是这些道理，却由于向问和平剑刚的一出一进而不容讨论，因为对与错的唯一标准是紧跟的速度，跟上了就是对，跟不上就是错。这一点倒是耐人寻味，改革开放年代怎么有“大跃进”遗风？

　　更生动的描写是官场小人物演绎的细节。万丽出任市房产公司老总以后，由文弱矜持的知识女性，逐渐变成足智多谋、杀伐决断大权在握的“女强人”。房产公司一下子无力偿还财政局贷款，这时万丽心生一计。她从社会部马部长得知，那个打着财政局会计李秋名义，强硬而无理地要求续签公司住房合同的许红，原来是李秋新婚的丈夫平原的前女友，李秋本人却不知道这件事。万丽决定先不让李秋知道，转而要挟平原，她答应许红续签，但以此为条件，让平原说服李秋允许公司拖延偿还贷款的时间。万丽变了，但她的属下马局长以为在他面前的，还是原来做事一板一眼的万丽，于是自作主张，直接跑到李秋那里，把万丽吩咐续签的合同取消了。万丽随即接到李秋电话，李秋电话里痛斥她手段卑劣、无耻，说自己就是离婚，也不让万丽延缓那笔贷款。正当万丽一头雾水，搞不清李秋怎么知道这件事？小说描写马部长进来了，他“得意地邀功说，万总，我把许红的事情办妥了，李处答应了，许红的合同不续签了。万丽只觉得脑子‘轰’的一声，血直往脑门儿上冲，脸上额头上顿时烫得厉害，气得眼皮突突直跳”，她想训斥马部长，但马部长正“一脸的喜气，等着表扬呢”。这回轮到万丽“机关算尽”，问题就出在，万丽的“进步”，已经让手下人辨不清东南西北了。

（四）

　　同为官场小说，女作家写“女同志”，总有男作家不及的入木三分之处。与其说这是一种理解，不如说身为女性，她企盼女性在现实有更好的归宿。因此，范小青《女同志》的讽刺笔法，也许无法逃避“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的常规，“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住这一群到水底里”。关于讽刺的特点，鲁迅又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6]

　　万丽仕途每逢关键时刻都有康季平倾力相助。按照一种解释，康季平的形象是不是包含着无所不能的男性神话的隐喻呢？再加上他在小说中经常突然而来，又倏然而去，给人神出鬼没的感觉，显得不可思议。小说对这个人物有自己的交代，由于大学时代万丽同宿舍的姜银燕作梗，使她和康季平这对有情人终不成眷属，这是康季平一生的隐痛，也因此一直抱着忏悔的心情帮助万丽。但如果不把作品严格地看作是传统的写实笔法，那么康季平或许可以作为一条引线，使万丽在官场的人脉上通下达，更使读者看到上至高官、首长大秘，下至社会贤达、三教九流，在官场或和官场有关场景的各种表演。官场牵动万人心，这是万丽感到官场深不可测，来不得虚无和清高的关键所在。在万丽对复杂人性的综合比较中，在官场虚虚实实的角逐中，康季平象征一种超越，一种爱情和真诚的力量。就此而言，康季平是理想化的，因而也无法逃脱理想化人物常有的命运：他反衬出各色人物的品格高下，但艺术鉴赏中，又最终不如那些有点旁门左道的人物更生动传神。

　　塑造理想化人物，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小说家对她的人物是“善意”而“热情”的，她的《女同志》有讽刺，有谴责，却不是让“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的“冷嘲”。而且理想波及所在，女主人公与官场形成一种张力，真情与无情，紧张与舒缓，刻板与自然，这些矛盾自始至终让万丽处在两难境地。事情却往往阴差阳错，也正因为万丽没有果断地偏向一方，使她能在官场生存下来，而且体现了女同志、女干部在现代官场独特的意义。

　　这方面，小说有许多出色的描写。比如万丽看上政法科科员孙国海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位官场小人物在平实中有真性情。万丽在官场处理婚姻大事，却显得如此“乏味”，缺乏功利色彩，不仅超出许大姐想象，就连康季平也认为“孙国海对你（指万丽）不合适”。但万丽和孙国海结合，他们的婚姻和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样，吵吵闹闹地延续下来。又比如万丽在省青年干部培训班，众多年轻人翘首渴望结业时得到大会发言的机会，万丽却得而复失，因为发言前一天她女儿病了，她想都没有多想，急忙赶回家看住院的女儿；结果代她发言的聂小妹，却因为过于投入，反而失去了这次给领导留下好印象的机会。事后，省委党校培训班教员沈老师对万丽说：“儿女情长是你的弱点，女儿一病你什么都不要了，这一回偏偏救了你”。但沈老师接着说：“正常的进步的道路，不是靠机缘，不是靠运气，要靠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去努力”，“弱点就是弱点，不能因为这一次弱点救了你，你就以为弱点就是你的安身立命的东西”。

　　在这些作为领导和老师的男同志教诲下，到小说后半部分，万丽的“弱点”真的逐渐被克服了，不再那么“儿女情长”，“左右摇摆”；她像一支准确无误射向靶标的箭，工作上战绩累累，但她却错过了友情，错过了家庭生活，甚至想和“不进步”的孙国海离婚。这支箭的速度似乎与时代吻合，急促而有力。但是，看着被现代社会异化了的万丽，伊豆豆的话虽然浅显直白，却意味深长：“我们从小都知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都知道人要有志向，要进步，但也有人觉得，虽然大鹏鸟飞得高，可小麻雀也有小麻雀的快乐，它飞到树枝上唱唱歌，飞到地上吃个小虫子，有什么不好呢。”伊豆豆同样是出色的职业女性，她这样说，并不是自己打算抽身而退，而是觉得人应该活得自然一点，特别是女人，不要被官场泯灭掉自己的天性。

　　关于女人，半个多世纪前张爱玲说：

　　叫女子来治国平天下，虽然是“做戏无法，请个菩萨”，这荒唐的建议却也有它的科学上的根据，曾经有人预言，这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摧毁我们的文明到不能恢复原状的地步，下一期的新生的文化将要着落在黑种人身上，因为黄白种人在过去已经各有建树，唯有黑种人天真未凿，精力未耗，未来的大时代里恐怕要轮到他们来做主角。说这样话的，并非故作惊人之论。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的确足以斫伤元气。女人常常被斥为野蛮，原始性，人类驯服了飞禽走兽，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女人。几千年来女人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培养元气，徐图大举？[7]

　　这是当年张爱玲略带夸张的一种说法。但62年后的今天，范小青《女同志》又在“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描写中，向读者重申了这一点。应该说，寻求自然和谐的人生状态，在迅疾发展的现代社会是一种理想，不是普遍的现实。即便如此，生活也不能缺少理想；而且理想是美好的，值得人去追求。

　　   2006年10月22日完稿，24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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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女同志》，范小青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2]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坟》，《鲁迅三十年集》（之二），鲁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第143、144页。

　　[3] 传统的民间打油诗云：天下文章属吾乡，吾乡文章属鄙县，鄙县文章属舍弟，我给舍弟改文章。

　　[4] 鲁迅：《清末之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5] 鲁迅：《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且介亭杂文二集》。

　　[6]鲁迅：《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且介亭杂文二集》。

　　[7] 张爱玲：《谈女人》，原载1944年3月《天地》月刊第6期。转引自《张爱玲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