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理解农村文化风俗变迁？

　　【摘要】总的说来，共产党政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在高家村这样的农村地区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严重。在文化和风俗方面是产生了些变化，有些变化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有些则是经济上的需求造成的。毛泽东时代宗教活动的衰败和毛泽东死后宗教活动的重新复苏，就清楚地表明了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条件共同影响着农村社会。共产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仅仅只在社会经济发生倒退的时候才会造成一些变革，而在其它情况下，传统依然得到继承，一旦思想意识上的束缚稍有松动，传统的做法又会很快重新复苏。

　　尽管有许多的社会动荡，土地所有制和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并且这种种变迁长达四十多年，但高家村看上去却没有什么变化。要不是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工业迅速发展，吸引了大批高家村村民外出打工，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的种种调转回头性变化很有可能把高家村带回到1950年代时的状态：家庭拥有土地，生活上自给自足，但仅能维持生计。

(图片来源：古元木刻选集)

　　在文化风俗方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变化却很少。村民打工带来的收入使村里的经济走出自给自足的模式，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与此同时，所有制的形式和生产方法却基本上与1949年以前保持一样。国家政策上的回头转变，不仅结束了40年的农村激进政策，也重新回到了1949年前的经济状态。这种连续性同样还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地方的文化活动和社会风俗等。

　　宗教还是迷信？

　　1980年代以来，各种宗教活动又重新出现了，这些活动在毛泽东时代被政府认为是迷信。高家村以西半公里处，过去有一座庙，叫桃花庵，里面放了12尊着了彩的木菩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个地方总是阴森森的，那些佛像更是吓人。大跃进时，这些菩萨像都给搬走烧掉了，但庙还在那里，青林地区的一些村民还常常偷偷地去烧香磕头，好像那些菩萨还在那里一样。

　　桃花庵正式公开的宗教活动虽然中止了二十多年，但自80年代以来，这里又重新成了一座庙宇，村民又搬来了六座菩萨像放在这个庙里，供人祭拜。1995年，这座小庙起火被烧毁， 有的村民就在空旷的废址上继续拜神求菩萨，一些积极的村民还到处筹款准备重建。这些村民求神拜佛似乎并不是寻求精神的寄托，而是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如想发财、求好运，或问药治病。确实，在村民看来，任何一尊塑像都有可能是“菩萨”。毛泽东的雕像是“菩萨”，耶稣基督的雕像也是一个“菩萨”。为了各种生活目的，村民会拜各种各样的菩萨。这种宗教行为上的杂合，也许是中国政府对宗教活动的打压并没有对汉族地区的农民造成很大伤害的原因。桃花庵的十来座菩萨被烧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高家村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菩萨”可以去求助，那就是“王太公”。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鼎盛时期，王太公也没有受到丝毫伤害，这座塑像被村民一家一家地传过去，接受村民的祭拜。高仁为曾扮过“王太公”转世。他在1964年被认为失败了，因为菩萨并没有治好病，从此他再也不敢装神弄鬼。但他却并没有因为假扮“王太公”这种在官方看来是“封建迷信”的行为，而受到任何迫害。

　　这个地方流行的另一种宗教活动就是祭祀祖先。祭祖这件事一直以来都是根深蒂固的，80年代后，变得越发盛行。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清明节上坟，在祖宗坟前烧点纸钱和香，另外就是农历过年时候，也要烧点纸钱祭祖。另一种祭祀祖先的方式就是要摆上食品供死去的祖先享用。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宗族祭祀活动不再举行了，但村民在家里的祭祖行为还是一直延续下来;只不过在政策最激进的时候，只能是偷偷地祭拜一下。最能体现村民生活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方面的例子莫过于祖坟的位置和维护了。在村民看来，祖坟修得越大，维护得越好，就表明对祖先越有孝心。在这里，挖人家的祖坟那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但是，在过去四十年中，却有许多坟地被铲平，坟墓被移走，坟堆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低了。

　　当然，这种情况是慢慢形成的，有许多的实际原因，主要还是生存的需要。高家村的人口越来越多，村里的土地有限，每一寸都不得不利用起来。一些坟地被推平种上了庄稼，因为要建造水利工程灌溉农田，还有一些被移走了。这一切都是逐渐完成的，并没有外部的干涉。若没有当时的政治气候，村民很可能会有各种反对和抵触，但破坏坟墓却不是政治的需要。 像中国农村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这种变化往往被解释成是共产党政权破坏宗教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同样被解释成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全是政治的原因，也有社会发展和经济的因素。

　　用木料做棺材来埋葬死者，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里的人死后都是土葬而不是火葬。他们认为，保存好完整的尸体就可以让死者延续生命。因此，后人的职责就是要尽可能地把先人的尸体保存完整，时间越长越好。这种思想和行为还是受到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儒教中“孝道”的影响。而对于老年人，用的木料越好、越厚实，棺材越重，那么后人就显得越发孝顺，在村民眼里，这家人也就越有面子，越发受人尊重。最好的一种棺材是用杉木做的， 木料越粗越好。几片薄木板钉在一起肯定是做不成棺材的，会被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村民之间也常常相互比较，谈论着这家或是那家的棺材做得怎样，花了多少的木料等等。

　　因而，这在村民身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大家都想为死去的长辈尽可能地做一副最好的棺材。棺材钱是农村家庭中三笔最昂贵的开支之一，其它两笔就是用在儿子娶媳妇和建新房上的花费。确实，对大多数农村夫妇而言，他们一生中所指望的就是能完成这几件大事：给子孙留座房子，让孩子早日结婚成家，能体面隆重地安葬父母。为此，他们要付出很多努力，做出巨大的牺牲，才有可能完成这三大愿望。

　　由于树木越来越少，木材越来越珍贵，棺材的价格自然也就上涨得很快。在60年代，一副好点的棺材要花300多元，按照当时农村的标准，这可是一笔巨款，还不包括运费在内。因为当地并不产这样的杉木，村民得拉上板车到60公里外的地方去拉木材。每次运棺材都得要两个身材健壮的男子，每人拉着一辆板车，上面分别放着棺材盖和棺材盒 花上三四天才能把棺材运回来。附近的树木越来越少了，村民只得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买棺材。80年代后，一副上好的棺材要花好几千元，还得到200多公里远的地方才能买到。现在，人们一般是雇上一辆汽车运输棺材 但也有付不起车钱的人家，那就只得还是用板车自己拉了。

　　当地另外还有一些传统留下来的活动，如算命等，这些活动从未在农村消失过，即使在最激进的时期，算命先生们也依然走村串户。这些算命先生通常都是眼睛瞎了的男子，他们四处给村民算命，换点吃的养活自己。算命先生到了某个村子，有的人就会喊他进去，先赶紧端上些吃的，然后就听他开始算命。想算命的人只要先报上自己的生辰八字，算命先生就会告诉他以前他做过些什么事，将来还会发生什么等等。算命先生说的话总是很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似乎用在什么人身上都有道理。村里每个人的命一般都要被算好几次。每次村里来了算命的人，母亲都会喊进来，要给我算命，因为我在外面工作，对村里人来说，我的命可不是一般的。

　　婚姻和妇女

　　结婚的开销往往相当大，对于有许多儿子的家庭，这种经济负担尤为沉重。通常这种负担要落在新郎家的身上：男方必须预置一间新房，新房里要有一张床，一副蚊帐，一张梳妆台， 一个衣橱和几个木箱。20世纪60、70年代，有些家庭还要买上一台缝纫机。现在还要有手表、自行车和电视机或电风扇。新郎还得负责嫁妆，其中包括一套新娘婚服、数件新娘的嫁衣和鞋袜、洗脸盆、椅子、毛巾、牙膏牙刷、围巾、手套、靴子、被子、丝绸铺盖、枕头等等。通常还要给新娘打一个银项链和一副银手镯。新娘娘家所办的两次筵席(订婚筵与起嫁筵即结婚前一天的筵席)也要由男方支付。结婚这一天在新郎家还要举办一次更大的筵席。两次筵席的规模视被邀请的亲戚和宾客而定。在村民的眼中，筵席越盛大，食物越丰富，婚礼就越受尊重。

　　20世纪60和70年代，结婚的平均开销在两千元左右。20世纪80年代开始，花上一万元办结婚筵席已属平常。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女方会支付部分或全部费用。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发生，往往是女方家很有钱。可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新娘会有什么不尽完美之处，要么容貌差，要么性格不好。有时如果新郎相当出色，新娘家也会准备好嫁妆甚至承担新房的一部分费用。所有嫁妆事先需约定并准备好，放在新娘家里。

　　自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高家村已有九对同村男女成婚，这是高家村婚姻模式最显见的变化。结婚前他们都是青梅竹马，相互钟情。村里人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之前，从未有过一起这样的例子。随着村里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了教育，村里年轻人开始越来越抵制和排斥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婚姻。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集体制，它为年轻人提供了一起劳动，更好了解彼此的机会。有两对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京剧排练和表演过程中坠入爱河的。

　　总的说来，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农村妇女解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男女平等的思想不仅政府认可，在农村地区也广为传播。村里的妇女能够，也确实可以挑战村里的长辈和自己丈夫的权威，她们敢说：“我不怕你!男女是平等的。”如果高家村哪位妇女要离婚，不管是道德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她这样做。只是常常出于现实生活和经济上的考虑，她们在做出离婚的决定时，会非常谨慎。一个女人一嫁到另外的村子，她的名字马上就会从原来村子的户籍中划掉。她既不能继续享受原来村里的各种资源，也不能继承父母的财产。传统上，父母的财产只能由儿子继承，现在的农村还是这种做法。一个离了婚的妇女除了立即再婚之外别无选择，她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困住了。（批评左派的性别盲现象）

　　关于这点，我们举最后一个例子来说明。高家村首富高汉正的女儿和其在外的恋人离家出走，虽然高汉正不赞成，但他们还是得到了村委会同意结婚的批准书。结婚两年后，这个男子因犯罪被送到监狱服刑。高汉正非常愤怒，认为徐先修代表村委会同意他女儿嫁给一个罪犯，那徐先修就必须承担责任。但徐先修确实有权力开具证明书，同意这对年轻人结婚，高汉正在法律上挑不出错。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他就来到徐家村，打了徐先修几个耳光，然后赶紧跑回高家村。如果不是跑得快，他很可能会遭到徐家村人的痛打。

　　从法律上讲，妻子和丈夫共同拥有家庭财产。理论上，妇女离婚后，可以得到法律上属于她的那部分财产，带或不带小孩都可以独自生活。而实际上，如果一个女人要离婚，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都将不利于她。首先，大多数情况是，一栋房子里住了好几户人家，离婚分给这个女人的财产微乎其微。其次，即使这户人家有自己的房子，如果离婚，那双方都没有能力付给另一方一半房价。若是拆掉或买给别人，那实际生活中就导致丈夫、妻子还有小孩都无家可归。第三种可能情况就是男女双方离婚后依然是朋友，分开住在这栋房里，但这样的情况下，离婚就永远是不可能的。离婚对男方在经济和实际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束缚，但比起对女方的影响，程度可能没那么严重。即使他不考虑经济上的因素，也不会仅仅因为不爱妻子而跟她离婚，这在当地村民和地方官员看来，都是愚蠢而荒诞的，根本不会来处理这样的事， 所有的想法都是劝他们和好，夫妻间凑合着过下去。另外，夫妻间任何一方与别人发生了私情也不足以导致离婚。

　　结婚头两年，妇女常常感觉自己是丈夫家的客人。公公婆婆通常对她非常客气，有时甚至是在讨好她。这就让她感觉有点孤立，家里的事情也常常没有她说话的份。生活中若是要点钱用 还得经过丈夫的手。这种谨慎而又疏远的婆媳关系常常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这位年轻的妇女若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就会随时卷起包裹回娘家去。有的时候，因为和丈夫吵架或是与公婆不和，媳妇会跑回娘家一住就是几个月。男方家里如果实在着急，希望媳妇能回来， 两边村里的一些干部就得出面，试图找一些办法劝解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生了小孩后，与娘家的关系就开始淡了下来，并且因为她已成为母亲，给家庭养育了后代，她在家里的地位也开始变高了。

　　高家村妇女地位经过毛时代得到很大的提高，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教育和参与生产劳动。50年代以前，高家村只有一个妇女读了点书，是位半文盲。现在，高家村35岁以下的妇女都接受过两到五年的教育。1949年以前，我母亲那一代的女人都只能呆在家里，而现在的所有妇女都像男人一样在田地里干活。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的集体制时期，虽然大多数的决议最后是由男性作出的，但妇女能够参与处理村里的事务，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自80年代末以来，妇女和男子一样享有各种平等权利，可以平等地投票选举村长和村委会成员。因为外出打工者大部分都是年轻的男子，留在高家村的女人远比男人要多，但即使是这样，高家村也没有一位女性被选举或任命为村长。

　　事实上，也没有哪个女性愿意站出来参选村干部。即使在集体制的时候，政府规定每个生产小队都要任命一位妇女主任，也很难找到愿意出来担当这个职位的妇女。道理很容易明白， 首先，她们的长辈和家庭都不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第二，在一个夫权的社会里，女性找不到自信，缺乏决断能力。第三，在集体制时代，担任生产队妇女主任得不到任何物质上的回报，相反，还必须带头辛苦工作，成为他人效仿的榜样。80年代以来，当上村长或村委会干部就会得到很多物质利益，但妇女还是不能和男人站在同一起跑在线竞争。男人不用做家务，也不需要照顾小孩，他们可以随时离家三四天去参加会议，或在晚上也敢独自去其它村子开会。村干部到村民家收税和提留，或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当地村民往往会进行各种方式的抵抗，也常常导致身体方面的打斗或至少是口头上的争吵。所有这些都不适合一个女人去做。80年代以后，村干部把大部分时间和金钱都花在吃喝玩乐方面，这些事情常常又与他们的工作紧密相关。因此一个农村妇女就不大适合卷入到这种生活中。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确实提高了她们的地位，哪怕在社会上可能没有提高，但至少在家里，她们的地位是提高了。只要比较一下那些去田地里干活的妇女和没有去干活的妇女在家里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来。人民公社时期，高家村有14位妇女从来没有或很少去田地里干活。她们都是老一辈人，小时候裹了小脚，不方便去外面做事。当然仅仅由于裹了小脚就不能去田地里干活，这还可能不是全部原因。我的母亲也裹了小脚，但她还是必须每天出去挣工分。 不下田干活的这些妇女，有些是年老体衰，有些是身体虚弱不可能像男人那样在外面劳动，还有一些不必出去做事，因为家里有足够的壮劳力，而且家里也一直是队里的进钱户。她们中间只有一位拒绝下田干活，还总是说自己身体不好，她名叫容秀，是一位强势的女人，是生产队长高常绕的老婆。高家村就只有两名共产党员，其中一个就是高常绕。尽管家里经常是赤字，是队里的超支户，但由于丈夫是队长，容秀也就不必去地里干活了。

　　除了容秀和另外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平常总是沉默寡言，性格非常随和)外，高家村不下田干活的其余十二位妇女都非常温顺，对丈夫百依百顺。她们中间有两个人的丈夫与高家村别的女人有私情，这在高家村几乎是人人皆知的，而她俩却不敢有任何抱怨。与她们正好相反， 那些在田地里干活的妇女却没有一个怕丈夫的。她们像男人一样抛头露面，言谈举止都显得十分果断，充满自信，完全不像那些只在家里的妇女那样，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家里的事情， 比如家里收入怎么安排，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等等，她们也往往更有决定权，而她们的丈夫也没有一个与别的女人产生私情。

　　然而，地位的提高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些妇女除了要做家务和照管小孩外，还必须比那些呆在家里的女人更辛苦地在外干活。田地里的农活是非常辛苦的，气候条件更是十分恶劣。 幸好，在公社集体制时期，妇女常常干些轻点的体力活或是安排条件好点的工作，并且在田地干活的时间也比男人要短点，休息次数也多些。比如，她们在干活期间可以允许回家照顾下婴儿。

　　虽然像洗衣做饭等家务活都得女人做，但村里的男人也一样十分辛苦地劳作着。早晨，女人在家里洗衣做饭，男人就已经在地里埋头干活了，通常是两三个小时后才回家吃早饭。中午，女的回家做饭，男的还继续留在地里干活。到了傍晚，还是妇女先回家准备晚饭，她们的男人依然还在地里劳作。在集体制时期，村民家自留地的农活大部分都是男人在生产队出工前或收工后才抢着时间做的。高家村的男人既不酗酒，也不会把时间花在茶座里，因为这里从来就没有供人休闲的茶座。在80年代末期，高家村还没有男人赌博，但后来，一些男人开始用麻将和扑克赌博，也有些妇女像男人一样打麻将赌钱。高家村也总是有些家庭争吵，但家庭暴力和打架等事件还是很少发生。

　　结论

　　总的说来，共产党政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在高家村这样的农村地区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严重。在文化和风俗方面是产生了些变化，有些变化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有些则是经济上的需求造成的，比如，铲除坟墓和墓葬用地的减少主要就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妇女接受教育和参加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变化，大大改变了妇女的命运。毛泽东时代宗教活动的衰败和毛泽东死后宗教活动的重新复苏，就清楚地表明了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条件共同影响着农村社会。当村民可以得到国家组织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够看得起病的时候，传统的求神拜佛就迅速减少;而没有这些医疗服务或看不起病时，那些传统的迷信活动又会很快重新出现。

　　农村的婚嫁风俗和村民都想生儿子的问题，也可用这个道理来解释。农村包办婚姻和索取礼金等都是与经济上的要求紧密相关的。女子一旦结婚就不可能再给娘家挣钱了，因此娘家人就会在女孩结婚前向男方家索取尽可能多的礼金，一方面是用来给女儿多准备些今后过日子用的嫁妆等，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把女儿养大成人的补偿。因而，不考虑经济方面因素的恋爱结婚通常得不到父母的认可。同样，亲戚间相互通婚，双方都可以省下不少钱。农村地区重男轻女，部分原因来自中国的传统，但这种行为一直继续存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农村地区缺乏社会保障体制。城里人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至少毛泽东时代是这样，因此对女孩的歧视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共产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仅仅只在社会经济发生倒退的时候才会造成一些变革，而在其它情况下，传统依然得到继承，一旦思想意识上的束缚稍有松动， 传统的做法又会很快重新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