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默波：毛泽东的幽灵--毛死后的中国经济改革以及中国人的态度

高常范：毛死后的中国经济改革以及中国人的态度

高常范（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

随着新材料不断的出现，对毛泽东的争论和评价也会不断的变化。因为毛发起和推动了灾难的大跃进和混乱的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晚期的贬低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们认为毛在早期是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而在晚期毛是独裁者，是个我行我素，好大喜功的皇帝，是个对经济建设无知的中国式的斯大林。人们还认为，毛是个想入非非的乌托邦者，以牺牲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代为价而沉溺于残酷无情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根据这种意见，邓小平再次上台后搞了分田到户，恢复了老干部的地位，推行经济开放。只是这些拨乱反正的政策才使中国走向了现代化的正轨。

毛死后的经济改革成果是引人注目的。由此对比来贬低毛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至少有三个疑难需要解释。第一个是：虽然毛死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为什么会有毛泽东热？人们为什么怀念毛泽东时代，人们为什么对毛以后的政府有那么多的不满？第二个疑难是：为什么邓小平，陈云，彭真和薄一波这样受害于毛的人不愿意公开和全面的批判毛泽东呢。第三个疑难是：如果毛是中国的斯大林，他们两人对两国的经济失败负有责任，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成绩很大而俄国的经济却很糟糕呢？要知道，斯大林早在五十年代就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批判。而且，从戈尔巴乔夫到耶利钦，俄国在抛弃那广遭谴责的政策时每次都比中国走得更远。也就是说既然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经济失败的罪魁祸首，那么遭抛弃和谴责越多的国家应该改革成果越明显。很可惜，事实却不是如此。

本文不旨于全面评价毛泽东，而局限于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解释。我认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不仅不是斯大林式的，恰恰相反，这两个运动的很多政策是与所谓的“经典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背道而驰的。本文认为，不管动机如何，正是大跃进和文革的“混乱”推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也正是这积极性为毛死后的经济改革成功做出了贡献。毛的遗产是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同样毛的遗产也是城市改革特别是国营企业改革不成功的原因。我们要把毛死后的改革理解成在毛时期的基础上的发展和演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中俄之间成功与不成功的对比。

中国的官僚和知识分子阶层受到了毛式政治运动的残酷打击。因此，他们对毛的批判态度是情有可原的。不过，普通的工人农民对毛的态度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是毛泽东政治运动的目标。特别是工人，他们是毛泽东政策的受益者。我们对不同的阶层要有不同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既对现政府不满又怀念毛泽东时期。

所以，本文要探讨毛泽东幽灵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不同阶层的人对毛泽东的不同的态度。由此，我要谈谈一九九三年的毛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和近几年的毛泽东热。第二个方面是毛的遗产与经济改革的联系。

二、毛的遗产以及中国人的态度

自从一九八一年中共的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中共认为他们已经对毛泽东作了盖棺定论。但是，棺材口还是没盖上。首先，中国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热是普通人搞起来的。就是在同一阶层内部，意见也绝不一致。中共内部就有人要全面批毛。2但是，邓小平认为，全面批毛会不利于稳定。他发话说，要避免争论，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虽然没人敢跟邓小平说个不字，中共内部的冲突还是常常冒头。3

（一）毛诞百年纪念

中共内部在评毛问题上的分歧从毛诞纪念可以看出来。中国政府组织了一个官方的大型纪念会。其它的纪年活动都是半官方的。而参加后者的都是些不太有名的人物。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号，中共中央、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政协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了一个纪念会。李鹏主持了会议，江泽民作了长篇讲话。除了邓小平陈云和万里外重要人物都出席了。至于半官方的会议，有的可能干脆拒绝参加。参加了的人说话也非常小心。比如，没有人说毛具体怎么好或是怎么坏，可是都说邓小平怎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4

有报道说，为了纪念毛诞，宋任穷和邓力群组织了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锡联、贺敬之、毛致用、陈野平等写了一百来篇纪念文章。但是《人民日报》和《求是》都不给发表。5

当然，这是不公开的。在公开场合下，毛诞似乎是轰轰烈烈。除了上面提到了的会议外，还有四种主要纪念活动。一种是座谈会。薄一波是参加座谈会的最高级领导人。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一书里为毛的政策说了不少好话。第二种活动是关于毛出版物。比如：《毛泽东思想大词典》、《毛泽东研究大系》、《毛泽东与中国文化》和《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三种活动是演出和电影发行。演出的节目有《东方红》、《万水千山》，电影有《秋收起义》、《井冈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西行漫纪》。第四种活动是展出毛的手迹、有关毛的图片和书信。

很明显，官方与私下是不一样的。这种矛盾说明了中共高层的政治两难之处。一方面，他们需要维护毛的声望。另一方面，毛的幽灵又不好对付。中共的权力是建立在毛的政治思想基础之上的，毛的政治思想之重要一部分就是群众造反。这就是在毛诞纪念时既要装模作样又不敢大张其鼓的原因。

（二）再论高层态度

相比而言，知识分子对毛的态度就很鲜明。要不是受到中共的阻扰，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会对毛发动全面进攻了。早在八一年的时候邓小平就把白桦影射毛泽东的《苦恋》给打下了地狱。6不过，知识分子在等着自己的机会。

基本上说，在精英阶层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同意邓小平对毛的功大于过的三七开的评价。根据中共宣传部、中共中央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教委合搞的一项目民意测试，中共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认为毛是过大于功。这份调查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毛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热是否正常。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百分之四十八的记者和理论工作者认为毛是过大于功。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认为毛是功大于过。另外的不回答。对同一问题，百分之三十七的省级干部和离休干部认为毛过大于功，百分之三十的认为是功大于过。只有百分之八的高级知识分子认为毛功大于过，而百分之六十七的认为毛过大于功。在教职工和学生中，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毛过大于功，百分之三十四的人认为功大于过，至于毛泽东热的问题，百分之六十三到百分之七十二的被调查的人都认为不正常。7这份调查没有包括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毛泽东热正是这些“愚民”搞的。

（三）普通人态度

与官僚和知识阶层不同，普通人的态度对毛就不那么亵渎。全国有不少人自发的搞纪念毛的活动。有的农民自费不远千里面到北京去看毛的遗体。江苏的一个农民花了辛苦挣下来的一千五百元给村里办了个毛泽东画像展览。8官僚们很害怕毛泽东的幽灵，所以他们是不鼓励普通人去热，如有必要他们就要压一压。比如，南京市政府就不允许一个小吃店取名“润之”。市政府的理由是：用毛的名字作店名伤害别人的感情。9诸如唱毛时期的歌、唱样板戏、大量制作毛的画像和像章的活动都是自发的，也是有商业目的的。有一个时期任何东西，不管是酒，衣服，鞋，灯，笔，甚至水果糖只要与毛有关就能卖出去。上海一家商店两个月卖掉了三万只毛手表。10这说明什么？人们为什么要买与毛有关的东西？中国的精英们说：不正常！

（四）普通人态度之分析

毛泽东热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对现状的不满。这似乎是没有理性的行为（当然对中国的精英来说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没有理性的）。既然现在生活比毛时期好的多，为什么还要对现在而不是对毛不满呢？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明显的两极分化。中国官方承认，中国现在有一百万个百万富翁。在一九九二年一年里，豪华公寓每套价值百万以上的就卖掉了四万套。11同时，有八千万中国人还在饥饿中挣扎。12这仅仅是官方的数字。

在一个僧多粥少，生存压力强大的环境里，所谓的红眼病是常见的症状。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作家柏扬在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里提到的中国人窝里斗的现象在大陆曾引起那么大共鸣的原因。而在毛泽东时代，大家是平等的穷。至少，毛被认为是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

这就是人们怀念毛时代的第二个原因。人们认为，毛的时代是不腐败的。人们的印象是，不管毛犯了什么错误，作了什么错事，他的动机是要把中国搞好。他不是为自己和家里人谋利。一九八九年的群众抗议运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反腐败。人们普遍认为，毛死后中共高干子弟利用特权和改革的机会发了横财，并把钱存在国外银行。13相比之下，毛没有为他的孩子留下什么东西。近几年来，中国出版了近百本关于毛的书，这些书都说毛是怎么样的生活朴素和如何的不腐败。 14这些书加深了人们认为毛不腐败的观念。最近出版的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给人们提供了相反的图画。可是，普通人现在还看不到这本书。在普通人的印象里，毛是个清廉的皇帝。

在任何社会里，一件事的事实可能与人们对这件事的印象和观念是不一样的。而观念和印象对人们的行为有强大的推动力。在中国社会里，皇帝都是半神半人的。毫无疑问，毛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地位有宗教的因素。毛被认为是超凡的。凡人犯的错误在毛身上就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在这方面，邓小平就差远了。邓的所作所为虽然跟皇帝差不多，可是邓从来没有正式登上皇位。因为毛被认为是皇帝，他的画像就被当作神位供在堂厅里。毛的像章被认为是可以挡邪，司机挂一个在车上可以避免事故。对中国的精英来说，这是不正常的，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却说，这是人类的正常行为。

人们对毛怀念还因为毛被认为是中国的救星。虽然他们可能对中国的现实不满，但他们认为中国不再被外强欺侮。他们认为是毛一九四九年的革命给他们带来了独立和尊严。连邓小平也得说，要不是毛泽东的领导，中国人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15

普通人对毛怀念还因为毛的三反、五反、反右、社教和文革运动都不是针对他们而来的。必须承认的是，大跃进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害。但是，人们不认为所有的责任都是毛泽东的。普通人所接触的是当地的官僚。他们认为，愚蠢的瞎指挥是地方官的错。文革的时候，过激的左倾政策如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确实给农民的收入带来了损害。16不过，正象陈佩华等人研究的陈村所表明的，文革的左倾政策只是到文革后期才给农民带来不利影响。实际上，陈村的“农业生产在文革时翻了一翻”。17另外，文革的其它政策，如赤脚医生和赤脚老师也是受农民欢迎的。

中国的大部分工人应该没有什么要反对毛泽东的。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是靠农民的牺牲而胜利的。而得益最多的却是工人。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生活的补贴都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而得到的。除了他们的工人老大哥的政治地位外，城市人口的住房医疗和教育都是免费的。不但有铁饭碗，而且有退休金。中国的剪刀差别价格政策使城市人有廉价的副食品供应。根据一项研究，在中国三十年的历史中，农民通过剪刀差付给国家的暗税达六百亿元。这等于中国同期国营企业基本投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18虽然按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城市工人的工资值从一九五七年以后一直是下降，19但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下，工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仅仅以工资收入为标准。工作单位的许多集体消费是很难计算的。

到七十年代中期时，有四人帮作中共的替罪羊。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所有的错推在四人帮的身上，历史进程为曲解历史提供了方便。不管怎么说，当时人们并没有把所有的错都推在毛身上。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说，全面批毛对工人农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20这话并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

毛泽时代有政治迫害和侵犯人权。现在也有，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有两点值得指出。第一，在毛时代工人农民不是政治迫害和人权侵犯的主要受害者（所谓的阶级敌人除外）。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后有工人受到了迫害，不过那时毛离逝世已只有几个月了。第二，对大多数工人农民来说，经济和生存权优先于政治和公民权。特别是农民，他们的大多数现在也还在为不饿肚子而挣扎。

毛死后的经济改革政策已经威胁到城镇人口的安全感。铁饭碗和免费医疗已经不是理所当然的了。通货膨涨已经使退休金的价值所剩无几。虽然电视机这样的日用品越来越普遍，但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样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有的。可安全感却是另外一回事。

　三、毛的遗产和毛死后的经济改革：农村

人们在谈到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成果的时候都把这说成是奇迹。似乎是上帝的神力。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佛里德曼的理论，这个上帝就是私有化。21但事实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就象俄国的改革离不开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背景一样，中国的改革之成功与否是跟毛的遗产分不开的。

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在三个领域很成功：农村，乡镇企业，外资和特区。而失败的是国营企业。除了外资和特区外，改革的成功和失败都与毛时代的遗产有关系。就拿外资和特区来说，也不仅仅是个政策失误的问题。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不管是谁也作不出外资和特区的决策。

（一）农村：总的概况

农村生产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分田到户。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五年，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收入确实有明显的提高。很多人都把这说成是私有化的结果。说是私有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动机，于是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一九八五年以后农村的形势急剧直下。22私有化与否对此无法解释。

虽然在浙江，江苏，广东这些地方农村生产增长是明显的，而在其它诸如江西，安徽，湖南和四川地区就不那么明显了。23至于农村增长的原因那就更有争议了。Justin Lin, John McMilland, John Whalley, Zhu Lijing等都认为农村增长的原因是集体所有制的解体。而Dwight Perkins却认为很难说。24大家有争论是因为情况太复杂了。价格的提高，市场的开放，农作物的多样化，还有非农作物的收入，这些都是在同时发生的。这些跟私有化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

就价格来说吧。一九七九年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国家强迫订购的农产品减少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的农产品是按订购外的价格收买的。这价格比毛时期的价格要高百分之五十。25因为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一九七九年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706亿元。26而一九八五年以后农村形式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停止用订购价格外的价格向农民购买粮食，因为政府无能力从农民那里高价买进后再低价卖给城市人口。27很明显，如果在集体所有制的时候同样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收入也同样会提高。就粮食生产增长率来说，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平均每年是百分之二点六，毛时期的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八是百分之二点五！28

到九十年代，农产品的提价已经没有实际价值，因为工产品价格也跟着提上来了。对农民来说，农业投入贵得使种田入不敷出了。29中央政府的财政包干制使农村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地方政府要负责自己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地方政府一方面尽力压缩对农村基本建设，教育和卫生的投入，另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对农民征收附加税。结果是，江西，湖南，安徽和四川等地的农民只得靠打工仔的收入来维持生活。30

八十年代初，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而工产品的价格还没有马上跟上去，经济作物的发展也使农民的收入提高。正象Putterman和Zweig指出的，毛时期压制经济作物的生产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31但这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支持毛的左倾路线的人认为，经济作物会导致经商，而经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压制经济作物生产的意识形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国际环境的因素。在中国觉得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不依靠粮食进口是至关重要的。到七十年代后期，这种国际环境已不再存在了。

（二）农业基本投资：改革的基础

毛的遗产之一就是，大量的群众运动开发了广泛的灌溉系统和大面积的荒地。这些无疑为后来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基础。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在不花或者花很少国家钱的情况下作成的。也只有在集体所有制下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人计算出，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中国农民每个劳动力为水利建设每年作出了十到二十天的贡献。32

毛时期对农业的投入也包括教育和健康水平都提高了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的人均寿命从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二十到二十五岁提高到一九七八年的六十五岁。 33毛时期的中国政府基本上消灭或是控制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经常发生的流行病。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任何政府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而且落后的国家现代技术的实施是要靠相应的政治经济政策才能达到的。八十年代改革后血吸虫病的回潮就是证明。34

就教育来说，农民历来不重视女孩教育。即使是这样，到八十年代，百分之八点九一的农村成年妇女完成了高中教育，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二的完成了初中教育，百分之二十七点九一的完成了小学教育。35而这成果不是在八十年代取得的，因为中国政府从八十年代起对农村教育的忽略是有目共睹的。36这只能说明，是毛时期打下的基础才使八十年代有这样的数据。

毛的遗产从经济增长率也可以看出来。百分之四到六的年均增长率比印度和非洲国家同期的增长率高。37这些成绩是在非常敌视的国际环境下和在搞了灾难性的大跃进实验的情况下取得的。38因为战争的危险（不管当时真的有没有危险，但人们是这么想的。过后谁都可以很聪明），中国政府从六十年代初就花费了大量的资金，设备和技术人员搞三线建设。在西北和西南偏避的山区花费用资金和人才，浪费是不可估量的。Barry Naugton甚至认为，中国文革时期的工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三线的浪费而不是工厂里面工人的派性斗争。39到六十年代后期，国际环境已再不会使人作出这样愚蠢的决策。一般都认为，毛泽东好斗，到处树敌，但我们应该记得，与美国缓和的决策是毛泽东作出的。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也证明，毛不是想要与美国斗架的。

所以，毛时期的发展是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基础的。正象Stone所说的，化肥建设这样的投资完全是在毛时期搞的。这些投资的效果在改革前的六十年代后期已经开始显示出来。40

（三）农村的成功：乡镇企业

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乡镇企业。有人计算说，乡镇企业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七，服务业生产增长百分比之十九。41到一九九一年底，乡镇企业的生产价值达到了一万一千亿元。也就是中国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这些企业只使用了全国总投资的百分比之五，可却雇用了一亿的雇工。42在经济发展最快的广东，乡镇企业也同样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九九一年，乡镇的收入占广东总产值的百分之的六十二点二七。乡镇企业的出口达到了三十四亿七千四百万美元，是广东同年总出口值的百分之二十五。43

但是，是什么使乡镇企业发展的这么快呢？一般都认为，是集体所有制的解体使乡镇企业很快的发展起来了。以下是一段比较典型的评论：“中国经济改革主要的是集体所有制的解体。解体后的结果是，巨大能量的企业精神在农村发挥出来。由此引起了农村经济活动的多样化。于是农村工业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44其实，事情远比这复杂的多。

首先，大部分的乡镇企业是集体所有的。到一九九一底，广东的乡镇企业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九是私有的。百分之四十点七零是属于镇集体所有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八一是村集体所有的，百分之六点七是户家集体所有的。45

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的起源不是八十年代的事。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进的时候毛泽东权力下放和“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第一次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一九五八年，中央所属得一千一百六十五家企业中的八百八十五家被下放了地方。46小型的冶炼，煤矿，发电站，水泥，化肥，农机和加工厂在公社的发动下如雨后春笋样的发展起来，一年内达到了六百万家。47到一九五九年的上半年，社队企业的总产值达七十一亿元，相当全国工业总值得百分之十。48

但是，六十年代初的整顿把大部分社队企业给关闭了。在江苏，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的都垮了。有的是毫无道理的被刘邓的整顿政策给整掉了。49虽然如此，地方机构得到了经验和技术。当文革再次权力下放并强调地方积极性的时候，这些小型企业又冒土而出。到七十年代初，强调农业机械化的政策更使机械厂和其它五小企业发展起来。

还有，文革的上山下乡政策也把城市的技术人才带到了乡下。就连受文革迫害过的人也承认，“热情的城乡交流是前所未有的”。50上海附近的无锡，苏州和常州在文革时充分利用这些人才发展地方技术。比如，浙江的小镇蘅店只有三万九千人。一九九三年，这个镇的总产值达到了十亿八千万元。同年这个镇给国家上交税利七千一百万元。出口收入达一百万美金。这个镇的企业在一九七五年就打好了基础。51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一般是不会为文革说好话的。连他也承认，文革缩小城乡差别的政策促使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他也承认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是由社队企业发展而来的。52到一九七六年，社队企业的工业产值已达到了一百二十亿三千九百万元。53到改革刚刚开始的一九七八年，全国已经有了一百五十二万乡镇企业。到一九九零年，乡镇企业的数目并没有增多，而是规模大了。一九七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乡镇企业雇员二千八百二十七万人，而一九九零年的一百四十五万乡镇企业雇员四千五百九十二万人。54

根据黄佩华的研究，到一九七九年，社队企业的水电站有九万座，所有的农具，差不多所有的中小型农业机械，百分之五十的化肥，三分之一的水泥和百分之四十五的煤产都是社队企业生产的。55很明显，邓时期经济改革成功支柱之一的乡镇企业是社队企业的延续，而社队企业是毛泽东大跃进和文革政策的产物。 Parris在温州的个案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Parris说，温州农户生产和贸易在文革时很普遍，到七十年代中，温州地区的东部已经发展了非农业经济，而那就是后来八十年代温州模式的基础。56从Ho对江苏的研究研究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江苏农村的社对企业工业产值从一九六九到一九七零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八，从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57

以上的讨论证明，乡镇企业不是由于集体所有制解体而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乡镇企业的发展正是依靠了集体的力量。乡镇企业不是改革的产物，而是毛时期大跃进和文革的产物。以上的讨论也证明，最有毛泽东特点的大跃进和文革的政策是与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背道而驰的。而刘邓和陈云的整顿却是斯大林式的政策。

四、毛的遗产和毛以后的经济改革：城市改革的失败和原因

当我指出毛的遗产及其对八十年经济改革的贡献时我并不想否认毛死后中国改革的成就。我只是想说，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而不能把改革的成功看成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但这不是奇迹性的突变，而是有基础的演变。我们不能忽略毛时期和毛以后时期政治和经济的连续性。如果我们考查一下城镇改革的失败，这种连续性就更明显了。

城市人口当然受到了改革的好处。同在毛时期一样，毛死后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继续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基础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减少对农村的基建，教育和卫生的投资，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对城市人口的补助。特别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同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城镇里也更突出。目前最明显的是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有人估计，中国即使能在九十年代创造一亿二千五百万个工作机会，那也只是二亿零六百万需要工作的人的一半多一点。58还有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问题，再加上人们普遍担心的腐败问题。这些都与国营企业的命运有关，也就与毛的遗产有关。

毛以后的政府先后几次试图改革城市工业和经济，包括房价改革，企业倒闭法，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这些改革措施有的是一拖再拖，有的是一再改变。问题是，改革的关键牵涉到国营企业的去向。毛的遗产在城市的表现有两大特点。一是农补工，农养工。二是企业单位福利制。这两个特点都给改革带来了难题。

在发达国家，政府的政策是偏向工补农，工养农的，即对农民和农业进行补助。当然，在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这是作不到的。相反，由于毛的农补工农养工的政策在中国实施三十多年，连让农民公平竞争现在也作不到。这就是价格改革的困难。一旦取消对城镇户口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就会引起城市动乱。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事件充分地证明了稳定城市人口对当权者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中国政府在通货膨胀一严重的时候就马上把用行政手段控制价格措施抬了出来。60农民却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能力，所以他们在决策人的心中没有多少砝码。

单位福利制度是毛时期的另一重大遗产。这制度为中国政府的控制做出了贡献。59可是现在却成了改革的障碍。城市人口生活的一切重要方面都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这包括幼儿园，托儿所，教育，卫生，食品定额，住房，工作和退休等等。就国营企业的工人和家属来说，除非有其它的出路，对国营企业的威胁也就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这就是国营企业改革难产的原因。中国政府并不是没有做出尝试。问题是，每走一步都有阻力。61仅在一九九三年，国营企业发生过六千起罢工和两百起闹事事件，以抗议被解雇或是领不到工资。62要使国营企业提高效益，以适应市场的调节，就必需打破工人福利对单位的依赖。这还需要走一段艰巨的路程。

五、结论

从考查毛诞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可以看出来，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毛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不同阶级或集团的不同利益。知识分子本来希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享受中产阶级的特权。可是在毛泽东时代，他们得到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被迫害和斗争。理所当然，他们对毛的评价很低。他们当然要彻底全面的批毛和他的政策。但是中共却不允许这样作。理由是，第一，中共内部不统一。他们有些人认为，毛泽东虽然有错误，他的理想和政策基本上是对的。中共一九八一的决议是各派妥协的产物。第二，全面批毛会危及中共政权的生存。第三，应该承认，不管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如何，邓小平他们跟着毛干了大半一辈子。批毛也就是批他们自己。

中国农民的生活在毛泽东时期虽然没有比一九四九年以前好多少，但一九四九年的革命给他们带来了和平和民族尊严。寿命的提高和人口成倍的增长就是证明。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很慢的一个原因是人口增长太多太快。另一个原因中共执行了以剥夺农民来发展工业的政策。所以，工人比农民更少理由反对毛泽东。跟农民和知识分子相比，毛时期的工人是有特权的。而恰恰是改革的政策威胁到工人的特权和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对毛怀有好感的原因。所以才有精英们认为不正常的毛热。由于同样的原因，城市的改革缓慢，进展困难。

我还谈到了，集体所有制的解体不是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八十年代初农民收入的提高不是集体所有权解体本身的结果，而是农产品价格提高的结果。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村的形势日益恶化。在许多地区，只是靠打工仔的收入才使农村的生活得以维持下去。我用大量的数据来说明，乡镇企业的成功是毛泽东大跃进和文革政策的延续和发展。正如Pybyla所说，“毛泽东对经典社会主义的修正无意地为后来的改革做出了贡献”。最后，我必需指出，我没有谈到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这些可以说与毛的遗产没有关系。但同时必需指出，毛泽东那个时期根本没有开放的国际条件。虽然如此，毛还是在晚年打开了与美国的关系。

（一九九五年三月）

脚注1 本文是根据一九九四年二月在格里菲斯大学召开的毛泽东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而成的。藉此对《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的罗金义先生和三位不知名学者得批评和修改建议表示感谢。

2 参看李锐的《毛泽东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3 参看苏绍智, "A Decade of Crisis at the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 The China Quarterly, 134 (June) 1993, pp. 335-351.

4 见《人民日报》海外版，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5 刘宾雁, "Deng Xiaoping Faces a Challenge," China Focus, Vol.1, No. 10, 1993, p. 2.

6 见《邓小平文选, 1975-1982》，北京外语出版社，一九八四年，337页。

7 Wei Bing, "What Do You Think of Mao?" China Focus, Vol.2, No.1, 1994, p. 3.

8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9 《文汇报》，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四日，第六页。

10 China Focus, Vol. 1, No. 10, 1993.

11 《北京日报》，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

12 《人民日报》，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

13 何频，高新，《中共太子党》，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

14 比如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九八九年，《毛泽东的生前死后》，一九九三年，《领袖泪》，一九九○年，汪东兴的《汪东兴的日记》，一九九三年，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九九二年。

15 苏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22页。

16 D. Zwieg, Ag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 (East-Asian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 A. Chan, J. Unger & R. Masden,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4) p. 213.

18 赖瑞华，蒋协新，《中国农业基金问题》，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213页。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predatory nature of this policy see Dwight. Perkins and Shahid Yusu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Nicholas Lardy,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9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Chinese Industor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0 见苏扬，同上。

21 Milton Firedman, "Four Steps to Freedom," National Review, (May 14,1990) 42:33-6.

22 For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ural situation see Mobo C. F. Gao "Migrant Workers form Inland China and Som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David Schack ed.,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rn China (Nathan, Queensland: Centre fot the Study of Australian-Asia Relations, 1994) pp. 21-39. Also see the issues in Vol. I, 1993 and Vol. II, No. 1, 1994 of China Focus.

23 见 Mobo C. F. Gao 同上。

24 Justin Yifu Lin, "Rural Reform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 34-51; John McMillan, John Whalleyand Zhu Lij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on AgriculturalProductivity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 781-807; Dwight Peerkins, "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une 1989) 26: 601-45.

25 Zhu Ling, Rural Reform and Peasant Income in China, the Impact of China's Post-Mao Rural Reform in Selected Reg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1).

26 China Statistics Bureau, 1983, p. 445.

27 Terry Sicular, "China's Agricultural Policy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ed States, China's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elms of Reforms Modernis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Vol. 1 (Washington: US governemtn Printing Office, 1991) pp. 340-64.

28 Louis Putterma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Collective and Reform Eras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 43.

29 陈峰，《改革思考》，一九九二年，北京，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作业出版。

30 See Mobo C. F. Gao, ibid.

31 Putterman, ibid, Zweig, ibid.

32 Claude Aubort, "Investissenment-travail et Actualite de Corvees enChina," Revue Tiers Monde, XXXII (127) 1991, pp. 512-32.

33 Putterman, ibid, pp. 9-15.

34 See China Focus, (1994) Vol. 2, No. 1; and Athar Hussain and Nicolas Stern, "On the Recent Increase in Death Rates in China," Paper No. 8(China Program,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arch Program,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90).

35 《人民日报》海外版，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九页。

36 Deborah Davis, "Chinese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Outcomes," China Quarterly (1989) 119: 577-97; and Mark Selden, "State, Cooperativeand Market: Reflections on Chinese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in LouisPutterman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Markets and States in Development: Synergy or Rivalr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2).

37 Gregory C. Chow, The Chinese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and Dwight Perkins, China Asia's Next Economic Giant?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6). For a comparison betweenChina and India see Vibba Kapuria-Foreman, "Comparative Growth in Ind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sc of China 1950-1988﹔ a Reappraisal，“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inter) Vol. 27, No.4, 1992-93, pp. 25-40.

38 有关大跃进的研究太多了。比如中文的有谢春涛的《大跃进的狂涛》 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英文的有Roderick MacFarquar, Origi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ion, Vol.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d Chalmer Johnson, ed., Ideology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 1973).

39 Barry Naughton, "Industrial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Military Preparation, Decentralisation and Leap Forward," in William A. Joseph, et. al.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91, pp. 153-182.

40 Bruce Stone, "Developments i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hina Quarterly (1986) 116: 767-822.

41 Christopher Findlay, Andrew Watson and Harry X. Wu,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in China: the Impact of and Prospects for the `Out-of-Plan'Sector,"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2 (November) 1993, p. 3-29.

42 《新华月报》，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第四十九页。

43 彭昆仑，“广东乡镇企业运行机制的探讨” 《中山大学学报》，第四期，一九九二年，第八至十四页。

44 Marika Vicziany,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in Asia: Its Meaning andConsequences, Introductio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2, (November) 1993, p. 2.

45 见彭昆仑，同上。

46 薄一波，同上，第798页 。

47 Edward Friedman, et. al.,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en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27.

48 黄道霞，戴舟，余展，《激荡农村的变革》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115页。

49 Samuel P. S. Ho, Rural China in Transition,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Rural Jiansu, 1978-199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16.50 Zi-ping Luo, A Generation Lost, China und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 Avon Books, 1990) p. 143.

51 钟彭荣，杨琼秉，“蘅店之迷，”《半月谈》一九九四年第十九期，第46-7页。

52 Fei Xiaootong, et. al. Small Towns in China: Functions Problems andProspects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6) p. 37-39.

53 黄道霞等，同上。

54 《乡镇企业年鉴》1978-1987，北京，农业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569页，《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315至378页。

55 Christine W. Wong, "the Maoist Model Reconsidered: Local Sefl-Reliance and the Financing of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in William Joseph et. al. ibid, p. 183.

56 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Model of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Winter) 1993, p. 244-5. Chan et. al. (ibid) also show that from 1967 to 1973 brigade industry greatly expanded in Chen Village.

57 See Ho, ibid, pp. 13-20.

58 Jan S. Pybyla, "Mainland China's Economic System: a Study in Contradic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0, No. 8 (August) 1994, p. 26.

59 For this see Andrew Walder, ibid.

60 See China Focus, Vol. 2, No. 1, 1994.

61 Anita Chan,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Post-Mao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January) 1993, 29: 31-61.

62 Patrick E. Tyler, "Discontent Mounts in China, Shaking the Leaders,"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1994, p. 4.

63 Jan S Pybyla, cited above, p. 4.

（原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七期一九九六年春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