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强附会的“忏悔秀”

牵强附会的“忏悔秀”　　

――评　任彦芳　先生的一篇“贬红”文章　　

笔者在某网站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很长――《我的“唱红”加重了民族灾难，虽然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也不能原谅自己》。文章的作者是一位194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初读题目时，说老实话，我当时是非常严肃认真地阅读，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现在某些人的“仇红”心态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听听，有利于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客观点。没看之前，我猜想可能是这位老先生当年经历了一场与“唱红”有关的活动，而这次活动导致了一场事故，客观上在当时给国家、民族和社会造成了损失。读完全文，我当时口中所含的一口开水全喷到键盘上了，说真的，因为上网而导致损坏键盘还是第一次，说来也真不好意思。　　

客观地讲，　任　先生的态度还是比较真诚的，如果他真的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做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事隔多年，能够以这样诚恳的态度忏悔还是非常可贵的。但是都哪跟哪啊，他的文章的逻辑是这样的，他根正苗红，早年参加革命，曾经险些被划成右派，由于他的一篇作品保了他的平安，此后他就只唱赞歌，由于他现在认为他当时歌颂的东西是不值得歌颂的，于是他认为他自己当时的唱赞歌“加重了民族灾难”。本来对某些问题见仁见智是很正常的，　任　先生认为现在的“唱红”有哪些害处就直说好了，用一种“忏悔”的形式，煞有介事地说出来，确实有点搞笑。这使我联想起一件事，文革中某当权派被批斗时，他这样交代自己的“罪行”：“我勾结帝国主义，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幽默了。　　

环绕着从重庆兴起，现在席卷全国的“唱红”活动，有人有不同看法，那是非常正常的，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敢于说出自己对一些事物的不同看法，然后通过大家摆事实讲道理的交流沟通达成共识，是一种社会进步。问题是，　任　先生要批评当时的某些东西，你就摆事实讲道理直接批评好了，犯不上用“忏悔”的形式，让人看起来有点矫情。因为当时发生的事情无论对错，无论是应该肯定还是否定，或者是既肯定又否定，　都与任　先生是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多他一个人参与，“加重”不了多少；缺少他一个人参与，也减轻不了多少，这种硬往自己身上拉事的做法的确有点牵强附会，“忏悔秀”的成分很大。　　

另外，至于“红歌”的内涵和外延，　任　先生所经历的时代、文革时代以及现在，是有差别的，如果说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歌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歌唱祖国和人民，另外加上了歌唱改革开放和现在的新生活的内容，重庆的“唱红”还包括诵读其它传统文化的经典篇章等，　任　先生要否定的东西现在似乎没有？或者不妨请　任　先生说一说，究竟现在的“红歌”的哪些内容是值得他否定的，直说出来大家理性地探讨探讨。如果没有的话，作为一个大名鼎鼎的学者、艺术家，仅仅因为现在叫“红歌”，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那些也叫“红歌”，所以就是值得否定的，这不跟“文革”中，由于刘少奇被批判的《论修养》中有“修养”的字眼，以致后来有人由于使用了“修养”一词，被指责是同情刘少奇一样荒谬吗？　　

曾经有人提出，我也赞成，并且在　任　先生的文章后面跟帖说：“‘一歌兴邦’或者‘一歌丧邦’都是某些人的夸大之词，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多的是一种稍带一定政治倾向性的娱乐活动而已。”我还说：“既然现在某些人自己希望有‘唱黄’、‘唱黑’的自由，又何必对别人的‘唱红’耿耿于怀呢”？　　

　任　先生说“有人想打着红歌的旗号，掩盖其想干的黑事，让人民群众看不清楚为少数权贵集团的本来面目”。我认为并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打着某种旗号干别的相反事情的人多了去了，除了　张维迎　先生算个“老实人”，公开提出“吐口水理论”，即通过腐败把企业搞垮，然后把它买下来，以推进“私有化”进程以外，其它很多人都是习惯“打旗号”的。比如美国屡屡发动对产油国的侵略战争，以拉高石油价格和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量，却打着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的旗号。又比如国内某些人明明是为了配合外国敌对势力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以在中国实现由外国敌对势力主导的改朝换代，却打着“为民请命”和为民众争取“人权”、“民主”的旗号。对此，好比有个歹徒穿着警察的服装抢劫，你不去抓歹徒，却要求别人从此把警察的服装统统销毁，或者从此不允许任何人穿警服，这不可笑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　任　先生没有令人信服的充足理由证明“红歌”和“唱红”活动与某些人干的坏事之间有必然的内在联系。那么。他的产生“贬红”作用的“忏悔秀”，充其量只能博得某些人的喝彩而已，无损“红歌”的一根毫毛，倒是可惜了我那刚使用不久的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