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宁到行动：齐泽克革命观的批判与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李西祥

　　摘要: 通过对列宁在1920年前后的姿态的重述，齐泽克提出我们在后政治的当代世界应该像采取一种与当时的列宁相同的姿态，即采取一种革命的行动。齐泽克的行动概念来源于拉康对安提戈涅的解读，在齐泽克看来，安提戈涅阐释了行动概念，这个行动一方面是不可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行动。齐泽克的行动概念构成了其革命观的核心。拉克劳和马奥尼对齐泽克革命观进行了批判和解读，借鉴二者的解读，我们应该对齐泽克的革命观采取谨慎的批判和借鉴态度。

　　关键词：列宁;行动;齐泽克;革命观。　　

　　作为蜚声世界的思想家，齐泽克以其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为世界思想图景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个激进的左翼思想家，齐泽克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甚至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齐泽克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与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相关，尤其是对于列宁的重述，构成了齐泽克思想中的关键点。齐泽克从对列宁的重述出发，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但又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因此，理解齐泽克的革命观，就要从齐泽克的对列宁的重述开始。齐泽克的革命观最为重要的是其提出了一种行动的辩证法，这种行动的辩证法可以看作是列宁主义与拉康行动理论的链接。本文的意图就在于，通过解读齐泽克对列宁的重述和行动辩证法，借鉴拉克劳和马奥尼对齐泽克革命理论的评述，对齐泽克革命观进行进一步的批判和反思。

　　一、重述列宁：齐泽克的理论策略

　　齐泽克多次提出了其重述列宁的理论策略。对于我国学者来说，列宁当然并不陌生，但是齐泽克所理解的列宁与我国学者的主流思想中理解的列宁显然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齐泽克重述列宁的的理论策略而应该将其与其一贯的理论立场结合起来。那么，齐泽克为何提出重述列宁，其重述列宁的基本含义如何?

　　虽然齐泽克的论述晦涩繁复，往往使人如坠雾中，即使在论及重述列宁整个貌似明确的理论主题时，也仍然保持了这种一贯风格，但是透过其繁复的论证，我们不难找出齐泽克的理论线索。我们先来看齐泽克的一种形象的立场。齐泽克写道：“让我们在最激进的意义上大声呼唤列宁吧……”可见，齐泽克的重述列宁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激进的姿态。齐泽克多次引用了列宁在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论战时的激进的话语。列宁说：“正因为这样，让我们枪毙你们吧……” 那么，齐泽克在当代呼唤列宁的用意何在?在当代世界，这样一种回到列宁、重述列宁的姿态有无合法性?

　　在齐泽克看来，我们所处的时代类似于1920年代列宁所处的时代。因此，重述列宁，从列宁那里寻找思想资源，或者说，采取列宁在1920年代所采取的立场，就是适合我们时代的革命的唯一选择。那么，在1920年代发生了什么?列宁在1920年代所作所为又如何成为我们当代的左翼必须加以借鉴的?齐泽克指出，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在1914年秋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都采取了支持爱国主义，支持战争拨款的姿态。面对这一世界局势，几乎所有的伟大心灵都向民族主义屈服了。但是，列宁在这一局势中不仅并未屈服，还在这一时刻看到了革命的可能性。齐泽克写道：“他在绝望中不是沉沦，不是自我安慰‘我早就告诉过你如此’!这一绝望的时刻，这一灾难开启了打碎第二国际革命历史决定论的列宁主义时代。只有列宁才是这个时代的开启者。只有列宁才是说出这一灾难真相的人。在绝望的时刻，通过阅读黑格尔，列宁觉察出革命的际遇正在孕育。……列宁主义乌托邦的内核就在1914灾难的灰烬上升起，在他对第二国际的批判性说明中绽放。这自然包含着碾碎资产阶级国家的激进冲动，这意味着这样一个国家，其中包含一种新的社会形式，没有常备军、警察和官僚制度，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对社会实践的管理。对于列宁来说，这不是对于某个遥远未来的理论谋划。在1917年10月，列宁宣称：‘我们可以在运动中一下子建立一个由一千万人组成的国家机器，如果不是两千万的话。’对于这个时刻的期待是一种真正的乌托邦。”齐泽克的这一大段叙议结合的文字，描述了他对列宁所肯定的重要内容。列宁在其他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看到了革命的可能性，并且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而是触手可及的可能性。

　　那么，当代世界的形势与1914年前后的世界形势有任何相似性吗?齐泽克认为，我们当前的时代恰恰与1914年前后相似。根据艾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说法，20世纪以1914年开始，而以1990年结束。齐泽克完全赞同这一划分，并认为我们在当代(1990年之后)应该做的，就是列宁在1914年所做的事情。何以如此?这一论断的基础是齐泽克对当代世界所做的诊断为基础的。在齐泽克看来，当代世界乃是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而这一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乃是以数字化为表征的，即所谓的赛博时代，赛博空间。比尔·盖茨在当前时代梦想能够实现一种赛博资本主义，即‘无障碍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这实际上是完全承认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而不做任何质疑。在齐泽克看来，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并非一个完善的时代，恰恰相反，它生产了无数的边缘人群，甚至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牺牲人(或说牲徒)”。那么，面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人们进行抵制的形式和立场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正统派的列宁主义。他们认为可以革命可以来临，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种能够调动起革命的领导者。显然，这是一种空想。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四种模式。“如果我们在这种立场之外再加上四种，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有关今天左派困境的思想全图：将文化斗争(女权主义、同性恋、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冲突)接受为解释政治学的主要领域;对福利国家制度成果纯粹的防御性保护;基于赛博共产主义的天真信念(那种认为新媒体将直接为新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观点);以及最后一种，投降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齐泽克对以上五种立场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它们或者是认同于全球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进行一些对抗，而对资本主义体制完全没有触动，因而不是政治的，或者是完全脱离的现实，成为一种空想。面对这种情况，齐泽克提出，我们要到列宁那里寻找灵感，重述列宁。齐泽克的重述列宁究竟有何意义呢?换言之，在列宁这个能指下，齐泽克要表达的所指是什么?

　　应该说，齐泽克对重述列宁的具体意义并未做十分清晰的解释。根据我的理解，齐泽克的重述列宁的策略应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含义。第一，齐泽克把列宁作为一个能指，其所指并不确定，而是指向对当代世界秩序的一种否定性态度，也指向对面对当代世界所采取的虚假的批判和对抗的批判态度。正如齐泽克所说：“对于列宁的诉求应该成为这样一种能指，它代表了那种打碎在这些虚假选项中所进行的无意义循环的努力。”第二，齐泽克所说的重述列宁指的是在当代世界形势下激活革命冲动的一种理论努力。齐泽克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列宁不是一个旧教条主义的乡愁式名字;恰恰相反，用克尔凯戈尔的话说，我们想重新激活的列宁是一个正在来临中的列宁。他的基本经历是先被抛入一个旧构架被认为是无效的灾难性环境中，因而被迫重新发明马克思主义。……我想说的不是返回到列宁那里，而是在克尔凯戈尔意义上的重述列宁，在今天的背景下重新激发那种革命冲动。回到列宁的目标就不是怀乡式地重置逝去的革命黄金时代，也不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地将旧纲领加以调整以便适应新的条件，而是在当下的全球条件下重述列宁，重述那种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条件下制定规划的列宁主义态度。”这里可以看出，齐泽克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策略，这种策略根本上只能是一种态度，即在不可能的条件下看到可能性并努力实现之的一种列宁主义态度。

　　第三，重述列宁实际上是坚持对乌托邦的追求。齐泽克认为，列宁在1914年就指出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千万人组成的国家机器，这是一种真正的乌托邦。因此，重述列宁必须在承认列宁失败的基础上，继承列宁的乌托邦。齐泽克说：“重述列宁不是意味着返回到列宁那里。重述列宁是承认列宁已死，他的特定的解决方案已经失败，甚至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是其中闪烁着的乌托邦火花却弥足珍贵。重述列宁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列宁的现实所为和他开启的可能性空间有所界划，以及在列宁在现实中的作为与另一个可以称之为‘列宁的而不是列宁本身’的维度之间的张力。”

　　第四，重述列宁意味着超出一切思想控制，超出当前的世界所强加的意识形态框架，完全自由的思想，对现存一切持批判态度。齐泽克写道：“今天，实质的思想自由必须意味着一种能够去质疑当下存在的自由民主的后意识形态秩序的自由——否则，它就一无是处。”“‘列宁’标志着那种超越腐朽的现存的(后)意识形态构架、那种超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去势的思想控制的斗争的自由。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夺回思考的权力。”如此看来，在齐泽克的语境中，列宁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能指，我们不能对列宁进行任何实证性的理解。这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一书中对马克思的指证。在这个意义上说，齐泽克实际上把列宁幽灵化了。齐泽克重述列宁的目的在于将列宁当代化，他试图通过对列宁的解读，指出列宁的姿态或思想对于后现代的当代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齐泽克的的行动概念：安提戈涅与政治

　　齐泽克对列宁的赞成姿态既是一种纯粹的姿态，也表明了齐泽克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复兴的策略性思考。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所谓的后政治的当代，我们可以从列宁那里借鉴什么?或者借用齐泽克所说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从列宁主义的视角看我们的后政治的当下，我们应该采取何种策略?把问题说得更为明确些，就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后政治的时代，左翼应该向列宁学习什么?齐泽克的答案是，行动。在齐泽克看来，在这一点上，列宁和拉康是一样的。行动从来都不可能在一种完全的充分的条件下自发的产生，行动总是要超越当下的条件，并回溯性地为自己的正当性提供证明。在《赛博空间时代的列宁》这篇论文中，齐泽克着重论述了在一个后政治的时代，我们如何来重复列宁，采取一种革命的态度。齐泽克写道：“和拉康一样，在列宁看来，关键在于，革命只能由自己来授权：应该假定，革命行动没有对和拉康一样，在列宁看来，关键在于，革命只能由自己来授权：应该假定，革命行动没有被大他者所遮蔽，害怕‘过早地’夺取权力，寻求什么保证，都是对行动深渊的恐惧。这里隐藏着被列宁当做‘机会主义’而加以谴责的那一事物的最终维度，也隐藏着列宁的执着——‘机会主义’本质上是天然虚假的立场，它掩饰了对以“客观”事实、规律或规范的保护屏实施这一行动的恐惧。”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对行动这个术语的引出。虽然看起来行动貌似是齐泽克在不经意间引出的，但实际上行动的概念却构成了理解齐泽克思想尤其是齐泽克革命观或齐泽克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个关键点。齐泽克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认为，大他者使行动不可能了，即遮蔽了行动，我们应该毅然决然地采取行动，行动从来都不会过早，因为永远没有一个恰当的时机。换言之，任何时候都可以采取行动。这就是齐泽克对列宁主义的当代价值的主要认定。那么，什么是齐泽克所说的行动呢?虽然笔者曾经对齐泽克的行动概念进行过一些说明，在那里我们指出，齐泽克的行动概念的主要界定是“穿越幻象，做不可能之事”。但是在我们看来，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在那里，我们通过齐泽克的三个例子来说明行动概念。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到底什么是行动呢?我们注意到，在涉及行动这个概念的时候，齐泽克所诉诸的是安提戈涅的形象。在齐泽克看来，正是安提戈涅上演了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是伦理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齐泽克就把安提戈涅的形象视作“不在欲望面前让步”的典型代表。安提戈涅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推崇的形象完全相反，在我们的日常道德中，我们更认同她的妹妹(伊斯墨涅Ismene)，善良，周到，富有同情心，随时准备让步、妥协，就如同《红楼梦》中的薛宝钗一样，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八面玲珑;而安提戈涅却是一种激进的、完全与日常所期待的相反的，总是走极端的人物，就如同林黛玉一样，在现实中格格不入。安提戈涅为了埋葬哥哥而不惜破坏大他者，不惜牺牲自己。“安提戈涅总是走到极限，‘不在欲望问题上让步’(拉康语)并且——在其对‘死亡驱力’的坚执中，在向死而生的存在的坚执中——变得可怕无情，被排除在日常感受和思虑、激情和恐惧的循环之外。”

　　在反驳亚尼斯·斯塔夫拉卡基斯对其安提戈涅的解读所做的批判时，齐泽克极为确切地界定了行动概念。在亚尼斯看来，齐泽克的行动概念具有导向极权主义灾难的危险，因为他将事件绝对化了。亚尼斯的指责是：“人们应该知道对事件性的忠诚，对最终允许新事物出现并使行动的假定得以可能的东西的忠诚，以一种背叛为前提，不是对行动自身的背叛，而是对作为绝对和神圣的实证性的行动的某种表达的背叛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作为一种非忠实的忠诚，只有在另一种忠诚的框架内——忠诚于政治空间的开放性和社会最终缝合的建构性的不可能之知晓——在大他者的不可还原的短缺持续地政治重写之承诺的框架内，对事件的忠诚才能够兴盛并且避免绝对化。”简言之，亚尼斯的指责的根本要点是，齐泽克的行动，即那种绝对的神圣的行动，是应该批判的，因为它导向极权主义灾难，亚尼斯提出了另一种忠诚，即行动，或者事件，不应该是绝对的，而应该保持大他者的短缺，保持社会政治空间的开放性和社会最终缝合的建构性的不可能——这更接近于拉克劳的霸权逻辑。齐泽克认为亚尼斯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打着拉康旗号的自由主义的妥协论调。齐泽克提出了行动的两个重要特征，我们简要概括为：第一，行动是挑战不可能，要求不可能，上演不可能。第二，行动是政治的，而非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齐泽克的论述相当精确，值得我们逐字逐句加以推敲。

　　先看第一点。齐泽克说：“拉康的意义上的“行动”恰恰悬置了这个裂隙——它们不是在“不可能会发生(impossible to happen)”之意义上的不可能，而是在“已经发生的不可能(impossible that happened)”之意义上的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安提戈涅感兴趣的原因：她的行动不是一种维系对大他者的空洞之裂隙的策略性的干预——毋宁说，它趋向于“绝对地”上演不可能。我完全意识到如此行动的诱惑——但我断言，在行动之拉康的后期版本中，仍然保留了超越策略性干预的这个“疯狂的”环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动的概念不仅不与“大他者的短缺”(按照亚里斯，我忽视了这一点)相矛盾，而且它直接地以之为前提：只有通过行动，我才实际上假定了大他者之不存在，就是说，我上演了不可能，即在现存的社会象征秩序的坐标显现为不可能的东西。”在这一点上，齐泽克强调的是行动与大他者的短缺之间的关系。一个行动是发生了的不可能，从大他者的角度看，某事物根本不可能，但是这个不可能上演了，发生了，即变成了现实性，在行动中可见了。为什么不可能的东西上演了，出现了?原因在于大他者的短缺，即大他者本身有裂隙，而行动恰恰就在这个裂隙中现身。齐泽克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可能。行动的时刻实际上就是大他者的崩溃的时刻。在《在否定中滞留》一书中，齐泽克探讨了大他者的崩溃这个命题。在怎样的确切的时刻，大他者崩溃了?恰恰就是在行动的时刻，在主体做出行动的姿态的时刻。在那里，齐泽克提到了可以确切地界定的一个大他者的崩溃的时刻，也就是这样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即当一个警察走出办公室去命令人群中的人离开回家的时候。一般而言，警察一喊，人群就应该跑开，但这一次，人群没有散开，某个人，直视着警察。齐泽克认为，这个时刻就是大他者的崩溃的时刻，警察就是大他者的代表。不难看出，这个人听到警察的命令不再逃跑，而是直接面对的这种姿态，就是齐泽克的所谓行动，是一种纯粹的符号转换的姿态。

　　关于第二点。齐泽克说：“这儿(也)存在政治行动，即，不能被还原为策略的-实用主义的干预的政治。在一个激进的政治行动中，“疯狂”的毁灭性姿态和策略性政治决定之间的对立暂时地(momentarily)瓦解了——这就是为什么将策略性政治行动(无论它们如何冒险)与安提戈涅的激进的自杀性姿态，与表面上没有政治目的纯粹的自我毁灭性的理论坚持姿态对立起来，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重点并不仅仅是一旦我们完全投身于一个政治谋划，我们愿意冒一切之险，包括牺牲生命，而是，更确切地说，只有这样一种“不可能”的纯粹支出(expenditure)的“不可能的”姿态，才能够改变在一个历史星从中什么是在策略上可能的东西之坐标本身。这是关键点：行动既不是对现存秩序的策略性干预，也不是其“疯狂的”的毁灭性否定;行动是一个重新界定现存秩序的规则和轮廓的“过剩的”、超策略性干预。 ”齐泽克强调，行动是政治维度上的，即根本的、彻底地改变原有的符号秩序的，即政治意义上的行动。这里我们注意两个方面，第一是在行动中，疯狂的毁灭性姿态和策略性政治决定之间重合了。对立面的重合，这是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也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的同一性。第二，齐泽克强调，行动与符号秩序即现存现实，或现存历史坐标之间的关系是，行动彻底改变和重新界定现存符号秩序的坐标，即使在原有的符号秩序中显得不可能的东西成为了现实，这实际上就是新的符号秩序即现实的形成。第三，因此，齐泽克还进一步强调，安提戈涅的姿态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姿态。安提戈涅对以克瑞翁为代表的符号秩序的蔑视和反抗的姿态，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政治姿态。

　　这里可以看出，齐泽克的行动概念实际上强调了驱力的维度，是从

　　欲望走向了死亡驱力，激进的行动正是死亡驱力的表现。这也正是齐泽克的行动概念与拉克劳和巴迪欧分离开来的地方，在齐泽克看来，无论是拉克劳的霸权逻辑还是巴迪欧的忠诚于真理的事件都没有达到行动的激进维度，根本原因就是缺失了死亡驱力，没有达到真正的拉康意义上的行动。拉康式的主体就是在行动中才显形了，更确切地说，这个行动就是主体。齐泽克的行动概念，实际上就关联着死亡驱力、绝对的否定性。

　　齐泽克的行动实际上含义极为广泛，而齐泽克所举的例子也覆盖了广泛的层次，例如在《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中，齐泽克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从政治角度看，我们可以补充齐泽克，例如列宁在1920年前后的姿态，就是典型的行动。毛泽东在1935做出的长征的决定也是一种典型的行动。在齐泽克那里，行动实际上代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具体的普遍性，也代表了辩证法的对立面的统一的时刻，是一种短路，是齐泽克辩证法的典型表达，我们或可把齐泽克的辩证法称为行动的辩证法。这是齐泽克革命观的核心。

　　三、齐泽克革命观的批判与反思：拉克劳与马奥尼

　　如前所论，齐泽克的行动的辩证法构成了其革命观的核心。齐泽克提出了一种非常激进的革命的辩证法，在我们看来，齐泽克的行动的辩证法理论既不同于理论的霸权理论，也不同于巴迪欧所说的真理-事件。但是，齐泽克的行动概念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首先的质疑来自于齐泽克的朋友和论敌拉克劳。尽管拉克劳和齐泽克都借鉴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二者都意图在当代进行某种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但二者采取的路径却有很大的差异。拉克劳的霸权策略指向激进民主，实际上是要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如在生态方面、性别领域、社会运动、种族斗争等方面，采取争夺主人能指的策略，从而渐进式地推进社会变革。但是在齐泽克看来这样一种渐进式的变革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形成了某种共谋，根本就无法触动资本主义。但是，拉克劳对齐泽克的指责在于，齐泽克口口声声所说的行动，其主体究竟在哪里呢?拉克劳认为，齐泽克的貌似激进的行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体，因而也就实际上悬置了革命。拉克劳的著名的指责就是“齐泽克：等待火星人”。拉克劳认为，齐泽克实际上期待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总体革命，但是齐泽克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给出一个真正的总体上的反资本主义的例子。拉克劳写道：“人们不禁会奇怪他是否在预测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存在的侵入，或者如同他自己曾经所说的，某种不是使世界发生改变而是使世界分崩离析的生态灾难。那么，齐泽克的整个论证在哪里出现了错误?在它的前提本身中。因为齐泽克拒绝将霸权逻辑应用到策略的-政治的思想中，他被困在了死胡同之中。他不得不将一切“部分的”斗争看作内在于“体系”的而丢弃;并且由于原质是不可获得的，结果他就被留在了没有为反资本主义而斗争的任何具体的历史行动者的境地。结论：齐泽克不能提供任何解放主体的理论。”那么，齐泽克有没有给出一个主体的例子呢，在另一篇和齐泽克围绕民粹主义进行争论的文章《为什么建构人民是激进政治的主要任务》中，拉克劳指出齐泽克确实提出了一个政治主体，但这个政治主体又是完全臆想的，是谵妄之言。齐泽克曾经指出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是一种极为激进的态度，即坚守立场，坚守什么样的立场，齐泽克写道：“惟一的“现实主义的”前景就是通过选择不可能，完全地占据例外的位置，没有戒律，没有先天规范(“人权”，“民主”)，尊重那些阻止我们再次指涉的恐惧，权力的无情使用、牺牲的精神的东西……来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普遍性。如果这一激进选择被某些伤心的自由主义者谴责为左翼法西斯主义(linksfaschismus),随它们去吧!”而拉克劳对之进行的追问是，齐泽克的所谓左翼法西斯主义的主体到底是什么呢?齐泽克诉诸于类似于朗西埃的非部分的部分，而作为代表的就是巴西贫民窟中的人们，认为巴西贫民窟的人们回响着卡努杜斯(Canudos)的斗争。在拉克劳看来，齐泽克的这种把巴西贫民窟与卡努杜斯联系起来纯粹是一厢情愿的臆想，贫民窟的人民根本不可能成为政治革命的主体。他讽刺地写道：“巴西的贫民窟的人们有足够多的急迫的问题，无暇注意齐泽克的末世论指令。因此，齐泽克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火星人。但是他们太聪明了，不会仅仅为了满足齐泽克的残忍梦想就降落到我们的星球上。”拉克劳对齐泽克的批判，应该说是相当有力的。我们从齐泽克的论述中，也不难看到，齐泽克的思想充满了一些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构想，其实际上的可行性严重不足。找不到革命的主体，齐泽克的行动就变成了某种海市蜃楼。

　　齐泽克始终保持了其激进的革命姿态，在其著作中多次将行动作为其论述的主题，在很多时候齐泽克将对行动的理解作为自己与其他思想家的分歧的核心。但是如同拉克劳所说的，齐泽克除了给予了我们一系列理论上的思考之外，实际上对真正的革命又能贡献什么?问题的核心在于，齐泽克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奥尼集中评述齐泽克的革命观的论文中，或许给予我们一个更为客观的观察视角。

　　尽管马奥尼所考察的文本依据是齐泽克在伦敦马克思主义大会上的发言论文《今天作为一个革命者意味着什么》和其重要的著作《生于末世》，但是由于齐泽克立场和观点的一贯性，对这两个文本的考察同样适用于我们对齐泽克革命观的一般考察。马奥尼客观地对齐泽克的革命观进行了评述。在马奥尼看来，虽然齐泽克做出了一些革命性的论述，提出了革命的观点，但是其革命性仍然是值得怀疑的。他追问道：“齐泽克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一个变革行动者、一个革命者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哲学解释者?”“齐泽克是一个革命者吗?齐泽克通过写作不断地建立理论。当然，革命需要理论和分析，革命运动也能够从专注的知识分子那里获益。然而，如果如齐泽克所主张，列宁是我们应当向之寻求精神和贡献的典范革命家，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问齐泽克：在‘解释’和‘改变’之间不能建立更好的平衡吗?莫非齐泽克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不流血的、无力的辩证法，正如许多人所抱怨的那样，既深奥又华而不实，以至于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甚至是他的虔诚读者都不能确定真正的理解和支持?”马奥尼的怀疑可以说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怀疑，同样是左翼的大卫哈维实际上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人们甚至可以怀疑，齐泽克本人的写作，名义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写作，实际上不也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吗，是资本主义的共谋?难道他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运作在发表自己的著作?

　　马奥尼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和拉克劳的指责基本相同，即齐泽克革命无法找到真正的革命主体。马奥尼认为，齐泽克把列宁和毛泽东作为革命的典范，而列宁和毛泽东在革命中所领导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主体，其讲话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而齐泽克的讲话或著作是对谁说的呢?马奥尼说：“他到底在对谁说话?部队在哪里?组织在哪里?如果我们注意到列宁和毛泽东的例子，我们就必须找到作为变革动力的人，他们首先是并且直接是变革的动力。他们不仅谈论变革。他们改变自己和他者。齐泽克乌托邦理想是一种缺乏物质原则的理想，或者说他缺乏实质性的勇气。”如果如马奥尼所说，齐泽克的著作所提出的所谓革命，就是一种最终会流产的空洞策略，是一种无法实践的革命，这构成了对齐泽克的某种反讽，正如齐泽克在批评别人要求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或没有革命的革命时所说的，难道他自己的革命不也是一种没有革命的革命吗?

　　尽管对齐泽克革命观做出了许多否定性评价，但马奥尼仍然试图找出齐泽克的革命观中积极的东西。那么，齐泽克的论述中积极的东西何在?马奥尼主要指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齐泽克本身示范了一种行动，这种行动至少就其意图和潜力而言，是真正革命性的。第二，齐泽克给我们提出了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可能性，这种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于商品堆积之中，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第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即齐泽克指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教益，即革命作为欲望的对象是不可及的，但是作为驱力的对象总是可以实践的。如果我们对马奥尼对齐泽克革命观的正面的肯定评价做一个简单概括，那就是说，齐泽克的革命观实际上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时代实际上蕴含了革命的种子，蕴含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种子，而革命最终仍然会发生，这种革命只能从驱力维度上来理解。马奥尼也强调了齐泽克革命行动中的驱力维度。

　　齐泽克的革命观所针对的是当代这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提出的革命策略，他采取了一种绝不屈服的姿态，认为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扭转当代资本主义这个最终的符号秩序，毁灭这个大他者，从而创建新的符号秩序。确实如同拉克劳和马奥尼都认为的那样，齐泽克的革命观缺乏一个现实的革命主体，也缺乏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步骤，而仅仅是一种空洞姿态，似乎只要主体在头脑中进行乾坤大挪移，即所谓的符号扭转，某种如手枪发射那样突如其来的革命就会发生，这确实是一种空想主义的乌托邦。但是，齐泽克的思想中又包含着真理的颗粒，他行动理论无论是在对每一个个体的生活中的琐碎事物还是作为国家治理的政治行动方面都具有一些借鉴意义。齐泽克这种悬空的理论距离我们中国的现实如此遥远，似乎和我的现实毫不相关，齐泽克的理论是否对于我们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答案是肯定的。齐泽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齐泽克以敏锐的视角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选择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道路，这也启示我们，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的时候，必须对资本主义的负面作用高度警觉，这既是马克思对我们的警示，也是齐泽克这些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学者对我们的警示。齐泽克的革命观对于我们也有重要的启示，他告诉我们，在革命行动中永远没有一个恰当的时机，一味等待下去只能丧失机会，因此，抓住当下，果断采取行动，才是真正的革命姿态。当然，我们对齐泽克的革命姿态不能仅仅从颠覆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而要理解为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姿态。例如，对待肆虐中国的雾霾，我们将如何采取行动，是否要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齐泽克的革命行动理论告诉我们，立即行动，不要犹豫。在齐泽克的思想背景中隐含着和毛泽东同样的一个论断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同理，雾霾也是纸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