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的真实景况
当代资本主义的真实景况、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
陈 寒 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摘 要] 当代世界,表面繁盛的资本主义,其基本矛盾并未根本解决,故虽仍存在着发展空间,却避免不了其必然覆没的命运。而乍看起来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却潜存着再度高涨的可能。并且,至少就中国而言,尽管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乃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
[关 键 词]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根本对立而又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并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要确立人类终将建立起这样的社会制度,实现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就有必要先认识、反思一下当代资本主义。
时下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以及阶级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在不断扩大;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计划引进市场经济,实行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国家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干预,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甚至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和重要目标作出计划,并通过各种政策来实施这些计划,换言之,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中,‘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了,而且国家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着‘看不见的手’;在社会关系方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员工持股制和‘工人参与管理’,甚至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同时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建立了普遍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以此来抑制过高收入和过低收入的持续继承性,缓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等等。……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获得了‘延缓衰老之术。’特别是它们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这就“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当代资本主义与此前的资本主义相比,确有许多变化,上述观点所述现象也都基本存在。譬如,科学技术不断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发生于1780——1840年以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引发了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作坊,使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国家确立起来;发生于1860——1910年以电力的广泛运用和内燃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大为提高,从而推动资本主义从个人资本到股份资本、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发生于1942——1970年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技术和空间技术等的发明与运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引起生产过程向更加复杂化、多样化方向变化,生产过程更加专业化、协作也更加强化,生产社会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迫使作为“总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把不适于私人垄断资本经营的部分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对私人企业从宏观到微观进行全面调整,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私人垄断资本的不足,减缓了经济发展中的振荡,缓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而使处于垂死状态的资本主义被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又有了一些生机和活力。
其实,当代资本主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其经济还呈高速发展势态的原因,除了科技革命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外,至少还有三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一是经济军事化。“二战”期间,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转上了战争轨道,战后虽然实行了向和平时期的转移,但出于冷战和“反危机”的需要,很多军事企业被保留下来,并得到不少发展。冷战结束后,军火商们为满足自己的私利又指使其政治代表寻找各种借口来扩大军备,使国家弥漫着军事气氛。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经济军事化还有更加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美国统治集团为什么不顾那么多国家的反对一意孤行地非要建立导弹防御系统(NMD)?就是因为它可以通过增加国家军费开支的名义,向从事航天技术、激光技术、微电子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垄断资本输血,推动这些部门的发展,从而解决大量就业,保持经济稳定。况且,强化军事工业带动高科技工业,既可增强经济实力,又可增强军事实力,从而为推动霸权主义提供物质基础。美英何以一定要置国际舆论于不顾,在并于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假“反恐”之名打击伊拉克,推翻本是伊拉克民选产生的萨达姻政权,并对伊拉克实施军事佔领?似亦可从这方面寻得部分原因。二是对外盘剥。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剥削主要转向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金融全球化、利用国家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压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大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如由于不等价交换的贸易,1952——1991年间,发展中国家损失财富达1223亿美元;1970——1995年,使得第三世界的公共债务增加了21倍,从620亿美元增加到2400亿美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不断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的利润率,还利用本国的货币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下更是如此。这使南北矛盾不断加剧,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矛盾点和冲突点。三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共同对付社会主义而加强了互补作用,最明显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加强了对于西欧国家的援助,并借此将西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台湾、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迅速崛起,于此亦有莫大关联。总之,原因是多方面的,确应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作具体分析,更要进行宏观上的科学考察。(2)
人们当然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所有情况,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就一览无遗,全都一一预见到。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新情况确“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然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仍然能够用以指导我们解析当代资本主义。譬如,不少人都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吸收和利用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却不甚注意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西方主导的现存世界秩序展示给我们的既不是人类共同富裕,也不是人类绝大多数的民主和平等,而仅仅只是劳动的空前贬值和全球两极分化的普遍化、深刻化及日益加剧,是几个西方国家的少数富人及其政治集团在全球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而对于这种科学技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呈露出来的真实的两面性景况,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有过深刻揭示。马克思在140多年前就已写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
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
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退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3)
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恩格斯曾经专门研究过当时法国物理学家德普勒在远距离输电方面的成果,并在1883年评价道:“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线输送到迄今连想也不敢想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运用——这件事还只是处在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以至于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管理越来越不能胜任。”(4)不正是这样吗?当人类为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倍加兴奋和受到鼓舞之时,又不得不看到科学的纯洁光辉和它在愚昧无知的背景上闪耀的情形,比如它在全球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又出现了由于生产的过度发展而导致的能源大量消耗和生态日益失衡的现象。比如国际资本垄断集团一方面以现代科技作为进行资本扩张的手段,一方面又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充满自信和傲视世界,一方面又战战兢兢,患上对社会道德沦丧和所谓黑客及电脑恐怖主义的恐惧症等等。近十余年来,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特别起劲地宣传和维护其“领导世界”的地位,但又领导出什么?领导出了比尔·盖茨财产净值510亿美元,相当于乌克兰1997年5000万人口的国民生产总值;领导出了世界三个最大富豪的财产超过48个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领导出了骇人听闻的全球性两极分化和霸权主义达到的新阶段。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发展的两重性,正在更高层次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显示出来。如果说上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在100多年前还只是一种科学预见的话,那么,在今天则已经成为人类天天遇到的现实了。
尤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当今绝非如有些人所说的“冰释”了,而是在新形势下更深刻地发展了。科学技术的惊人发展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却并没有削弱而是大为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美国工 、农、商、金融等各行各业的企业多达1000多万家,而从20世纪50—80年代,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所获纳税后利润在全部农工商企业纳税后利润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却是:1954年为39%,1973年为50%,1977年为41%,1984年为59%,1987年为66%。凌驾于这“500强”之上、垄断这些垄断者的,则是为数极少的金融资本。它们控制巨型垄断资本的途径很多,如派人参加公司董事会等,但最重要的还是掌握公司的控股权。由于股份分散,一般说来,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凡是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某一金融资本机构只要握有它5%左右的普通股,就足以左右该公司的人事安排和经营方针。美国国会众议院花旗银行与通贷委员会国内金融小组委员会提供的材料表明,甚至“在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里,即使只握有其股票的1%或2%,就可以对该公司的政策方针和经营管理施加极大的影响。”再进一步探究,控制这少数金融资本的,仍是金融资本的控股公司,如在花旗银行之上有资产总额达2170亿美元的花旗银行公司,在美利坚银行之上有资产总额达1107亿美元的美利坚银行公司,在大通银行之上有资产总额达980亿美元的大通曼哈顿公司,在摩根银行之上有资产总额达931亿美元的杰·普·摩根公司等等。这些大银行的控股者都是些超级家族。这样,500家巨型工业企业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控股权就直接或间接地掌握在一两个家族手中。有的美国学者在其著作中对由一个或两个家族控制股权的巨型企业开了一个名单,列了七十一家。这位学者还引用美国《幸福》杂志的材料说全美500家巨型工业企业中,有15家的股票控制权掌握在一个家族手中。这些家族是地地道道的金融寡头。前边提到的美国国会的材料还表明,以银行为首的金融资本运用占有的投票权,“达到多种目的,包括控制持有股票的董事会和行政负责人,以及左右该公司的种种决策”,“批准或不批准该公司(行政领导层)所提出的建议”,“促进兼并或阻挠兼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未分离,而是更加高度垄断的集中着。(5)可见,马列主义所揭示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十分深刻地存在着。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经营管理阶层的作用有所增强,生产力要素中大量增加了知识和技术的分量,“知识”工人已成为劳动力的重心,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日益取代了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工人阶级队伍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贫富两极分化仍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遭受着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对立并没有消失。“二战”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显著提高,如依1975年的美元计算,1950年美国一名工人一小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91美元,到1981年已增加到11.4美元,提高近一倍;同一时期,联邦德国提高了4.1倍,日本提高了6倍。1981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当于1913年的4.9倍、1870年的11.9倍;同年,联邦德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当于1913年的7.6倍和1870年的16.8倍,日本则分别相当于11.3倍和24.7倍。剩余价值率也相应地提高了:据统计,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50年为111%、1960年为120%、1970年为141%、1980年为161%、1989年为209%。剩余价值率提高如此之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工资增长率。1948—1966年间,美国私人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而私人非农业产业部门雇员每小时实际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5%,前者比后者高出半个百分点。1967—1979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相接近,而1979年以后的十年间,前者又比后者高出一个百分点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职工的实际工资甚至名义工资下降就不奇怪了。曾担任过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一面说“社会上的富人比马克思所相信的更聪明。他们明白自己的长久生存取决于消灭产生革命的条件,而且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一面也承认近几十年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在下降,如1973——1993年,美国真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29%,但全年全工作日制男职工的平均中等工资所得却下降了11%;1973—1994年,美国真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33%,但第一线职工(即不参与管理监督他人的男女职工)的实际小时工资却下降了14%、实际周工资下降了19%。到1994年末,实际工资水平比50年代低。整整半个世纪,一线职工的实际工资没有任何增长。(6)同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和雇佣劳动者收入相对或绝对下降相伴随的,必然是贫富两极分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4300名大富豪仅占全美人口的十万分之二,却控制着全国1/2以上的工业资产、2/3的银行资产、1/2的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财产以及2/3以上的保险业资产;同一时期,联邦德国占20%的富裕阶层占有财产为52.6%,而占人口33.3%的中下阶层只占有财产14.2%,占13.6%的低收入阶层仅占有财产3.5%。1963—1983年间,美国超级富豪(最富有的0.5%)的家庭占有的财富份额从25.4%提高到35.1%,而90%的家庭持有的财富份额却从35%下降到28.2%。据美国官方统计,1970年贫困人口(包括赤贫和次贫)为610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6%;1986年增至758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1.8%。若只计算赤贫人口,则1970为254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6%;1993年增至393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1%。美国波士顿市塔夫斯大学所设关于饥饿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个特别工作组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说:尽管政府采取了诸如发食品券等救济措施,全国仍有2000万人缺乏食物,处于饥饿之中。1992年,这个工作组受联邦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的委托再次从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全国因缺乏足够食物而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口总数已上升到3000万人。(7)事实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同资本积累相伴随的必然是贫困的积累的论断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理论,至今仍放射出耀眼的真理光芒。
当代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确实还表现出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应看到,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重要表现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至今也无法摆脱的(1945—1992年间,美国共经历了9次、日本9次、联邦德国8次、法国6次、英国9次、意大利7次经济危机),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已经不是物质生产或实体生产,而基本上是社会所拥有的货币量即纸面“财富”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电子证券交易迅速推广,促使股市和衍生金融工具等泡沫经济急剧膨胀。1990年到1998年第二季度美国股票市场的市值从3.54万亿美元激增至14.56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却只增加了2.69万亿美元。1995—1998年,美国股市价格总额连续五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一倍以上。1998年,美国衍生金融工具业务达40万亿美元,占全世界440万亿美元的35%,等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倍左右。而美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日益依赖着投机泡沫资金的支持:“以前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主要来自公共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和政府的赞助,这类资金比较稳定,而现在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波动性很大的风险资金和初始股首次上市。”(8)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断言:“推动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技术创新同样可能导致全球最强大的经济陷入衰退。”他认为“罪魁祸首正是帮助公司的经济变化作出快速反映的技术。”(9)这位华尔街的总管家不仅不认为高新技术可以使周期性经济危机消失,而是认定高新技术将促进和加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到来,这应该说比其他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高出一筹,但他本末倒置地看待问题了:促进和加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高新技术,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高新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过是为资本家谋取最大利润的工具而已。
早在苏联崩溃,很有些人在欢呼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胜利的时候,美国一位对世界体系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华伦斯基就对资本主义的命运作了这样的论断:“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到了它生命的秋天”,“秋收之后,严冬就会来临,那也就是周期的结尾,历史性体系的末日。”他分析导致资本主义衰落的内在因素,预言五十年后将有替代资本主义的某种新社会出现。(10)这新社会不会是别的,其实这就是、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早就提出过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合理的、彻底的解决,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扬弃,即既根本否定了资本主义的致命弊病——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财富、权力为少数寡头垄断,又继承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内部形成的社会化的组织管理形式方法等所有积极成果。诚如马克思所说: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
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
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
个必然王 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1)
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两重性也能够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根本消解,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使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只有在劳动的共和国里,科学才能起到它的真正作用。”(12)他如现在困扰世人的环境恶化问题,也能够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真正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真正能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故而只有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3)至于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工人阶级及以之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和整个社会的主人,也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工人贫困问题,彻底消除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这是无庸作太过论证的道理。明乎此,真正关心世界和人类前途的人们,就应该不仅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且还应尽可能地加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否则,如果这种历史进程受阻,如果听任资本——帝国——霸权主义恣意妄为下去,人类将面临巨大的毁灭性灾难。在这种机遇和危险同时存在之际,可以想见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的改造,就是各阶级、各民族亦即全人类同归于尽。全人类、尤其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理应承担起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争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早日实现,以避免资本——帝国——霸权主义可能会给人类造成的毁灭性灾难。
我们应该并且必须从这角度来理解共产党人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来认识当代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并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
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中
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又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要求我们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亦即运动的最近目的和最高目的有机结合起来理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认识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在八十余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又依据现实的国情和革命的需要而提出最近的努力目的。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之为基础又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把这些论述归纳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平建设年代,他尽管一度曾急迫地希望快速进入共产主义,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理智、科学地要全党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欠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14)在毛泽东思考、探索并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实际来制订规划。”(15)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明确制定了党在现阶段的最低纲领。而无论是在革命时期,或者是在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又始终认识到不仅最低纲领是与最高纲领有机统一的,而且最低纲领又服从、统一于最高纲领,故而把动员、团结、领导全党同志和全体人民为党在现阶段的最近目的而努力作为最终实现党的最高目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一点,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指出:“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踏蹭实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迷失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
我国目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因为世界科学技术快速进步和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就去重复过去“大跃进”的幻想,企图跨越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心一意搞建设,专心致志谋发展。但是,我们又不能把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共产主义割裂开来,把共产主义推之为遥远的未来。有人说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上百年时间,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那末今天的人就根本不必再讲什么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了。因为如果是二十代,就是六百年;如果是几十代,就是二千七百年,也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样一个长时间段。况且,“二千七百年以后究竟要不要共产主义,那是要由后代人去投票决定的。”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只是统一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在社会形态上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现阶段的行动纲领,是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在现阶段的具体实践目标,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并“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要向世人显示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也不单纯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更重要的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积极创造前提性条件。这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正确指出的:“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可见,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灵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丢失共产主义这个灵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会因迷失方向而蜕变为附庸资本主义。
什么是作为共产主义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但消灭阶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16)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消灭阶级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两极分化的无阶级的社会。邓小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17)
列宁和邓小平的论述明确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与私有制为基础、人剥削人、两极分化、有阶级划分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制度,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这种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公有制的大力发展,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社会成员普遍生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成为社会的主人,才能消除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对立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消除一切造成贫困动乱和战争的根源。而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我们也就能实现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目前我国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山东省临沂市沈泉庄、山西省泽州县东四义村、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山东省兖州市小马青村、天津市津南区东大站村、河北省唐山市半壁店村、河北省石家庄市柳辛庄村、广东省深圳市南岭村、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浙江省萧山市航民村、福建省厦门市马塘村、四川省成都市跃进村、湖南省长沙市邱山村、湖北省天门市健康村、江西省南昌市进顺村、安徽省合肥市隆岗村、陕西省西安市西街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八家户农工商联合公司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了以往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既坚持巩固、完善、壮大、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学会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既把发展生产力、物质文明建设作为重点,又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坚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在市场经济中能征善战,从而在尊重劳动、严格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使广大群众过上了共同富裕、文明、祥和的新生活。此外,河北沧州大化集团形成起党委领导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格局;浙江东方、富润集团在私有经济和小生产势力已成汪洋大海的环境中,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发挥社会主义政治优势而使破产企业起死回生的包头链条输送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始终以工人为企业改革、稳定、发展之本的青岛港务局、上海第五钢铁厂和山东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走出一条自我发展成功之路的贵州醇酒厂等等。他们的成功实践表明,共产主义离我们并不很遥远,就在我们身边。共产党人应走的路,只能是脚踏实地地由近及远、由现在走向将来。共产主义不是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不是玄而又玄的理想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未来;最鲜活、最朴实、最科学、最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共产主义就寓于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因此,我们在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同时,必须牢记公有制才是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又不仅仅是属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而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和运动。这就需要我们从认清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入手来理解、认识我们正从事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中国是个大国,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今资本主义弊端已经充分暴露,而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却又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就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的发展走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短期内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长远说来,正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的加深,正是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18)另一方面,不仅由于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把资本主义固有的及其所引发的种种矛盾扩展到全世界,构成愈益激烈复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斗争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侵略、干涉他们的斗争等,因而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时候,出现了法国《世界报》所说的“回归马克思”的热潮,而且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东剧变以后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向世人不断显示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机和无比优越性,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战胜的,这使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许多有识之士在探索人类摆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种种灾难的出路时,把目光日益凝聚到社会主义,把希望放在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上。早在1972—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
从鸦片战争到共产党统一大陆之前,世界各国都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无所顾
忌地欺负中国。从物质方面说,就是现在中国和西欧各国、苏联、日本等相比,也不
比过去受屈辱的那个世纪强大多少。虽然如此,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
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
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将来统一世界
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
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
他真切地提出:“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并认为“全世界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而“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19)全世界是否会“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姑置不论,但人类未来是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并不谋求“统一世界”而形成所谓“中华王国”,但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能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此,我们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应当自觉地将其看作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具体国情相结合,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既不能听命于别人或依赖他人,也不想“当头”去指挥别人,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从来又是国际性的事业,在中国进行的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同世界历史发展总进程紧密地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以及人才等 各方面的交流,吸取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明成果,但我们又不能只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上向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看齐,而应时时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把中国建设成美国那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在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同时,积极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我们前进的目标既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程有机联系在一起,那末,我们的发展也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在推断我们事业发展未来时,必须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进程,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及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必须考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党和其他运动的力量以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国家和民族、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必须考虑我们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干涉与反干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长期斗争及其结局。只有这样来考虑,我们才能将我国的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同共产主义理想,将我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同人类的基本规律、世界形势的发展、世界人民的斗争等联系在一起。而无论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或者是客观世界形势的发展,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不是渺茫和遥遥无期的,而是日益真实地向我们走来。至于现在看来还似“繁花似锦、热火烹油”的资本主义,其“忽剌剌似大厦倾”的日子则亦为期并不遥远。我们对此应充满信心。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取得胜利!
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高潮必将到来!
社会主义必然会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会实现!
试看未来之环球,一定是赤旗飘扬的世界!
[注]
(1)杨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载《天津日报》2002年11月4日“理论创新”版。
(2)参阅吴江:《资本主义命运谈》(收入吴氏《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及其他有关资料。
(3)《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
(4)《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3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6页。
(5)参阅张海涛《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及其他资料。
(6)《资本主义的未来》第4、22、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7)参阅黄素庵、甄炳禧《重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和张海涛《三说美国》等。
(8)美国《商业周刊》2001年8月所载《美国的未来》一文。
(9)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001年3月20日载《咔嗒——又一次经济危机》所引。
(10)引自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2年4月号。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26—927页。
(12)上书第17卷第600页。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16)《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9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18)卢之超:《要用历史的眼光预测21世纪》,载《科学社会主义》2000年第1期。
(19)引自《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译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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