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公有共富的造纸王国龙泉村

实事求是公有共富的造纸王国龙泉村［注］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七  

                                       贺普霄

                   实事求是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毛泽东

                    只有走共同富裕道路，村集体才会有实力，村两委

班子才会有威望，农村这个小社会才会安定。

                                         ——梁修昌

                     住在黄河边，

                     村名乃“景观”。

土丘人称龙，

积水唤做泉。

种地人吃粮，

还得国家管。

学习史来贺，

时来命运转。

扛起镢头锨，

大战黄河滩。

丘平龙则醒，

水流泉就涌。

荒滩变良田，

造纸王国冠。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有一个国家级文明村——龙泉村。全村820户、3600口人，耕地2800亩。村委会下设6个村民小组，村党委下设8个支部。村经济实体为河南省龙泉集团有限公司，以造纸为主的13个企业。村上有1500亩地的高效农业园区。尽管土地也搞了承包，但并未划成小块单独分户经营，而是由村上统一耕种、灌溉、收获，只分户田间管理。人均住房40平方米，250—310平方米的村民别墅正在建设中。从幼儿园到初中全由村上免费教育，高中只收半费。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领取生活补贴。村民在村上以造纸为龙头的集体企业上班，即上班、种地兼而有之的亦工亦农，还可向村办企业入股分红。也能自己做生意当个体户、搞运输。村经济收入主要靠村办企业，其他包括农业在内均属副业。2002年和2004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2004年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2005年获“全国服务农业、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单位”，2006年中央组织部授予龙泉村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村集体致富带头人梁修昌任村党委书记20多年，是全国劳动模范。2006年村企业GDP5.7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曾庆红、回良玉来过龙泉村视察。这个村的发展和其他共富村的发展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大集体小自由的公有共富村。

平整土地首先打好农业基础

龙泉村地处黄河古道。解放前的龙泉村并不像传说中龙腾泉涌的一片风水宝地般的美丽。其实际情况是,“出门都是沟，十年九不收”的“土丘为龙”、“积水成泉”。村上70%的农户出外逃荒要过饭，30多户人家不得不卖儿卖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龙泉村，每年需要吃国家40多万斤返销粮。梁修昌这时已高中毕业回村，参加过几期社教后不愿提拔为国家干部而回村当上了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他站在村外的土岭上，面对黄河古道沟沟坎坎、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盐碱地在问自己：作为种粮的农民，却要靠国家的返销粮来过活，你不觉得丢人吗？你应该为龙泉村干些什么？你会为龙泉村干些什么？“丘不铲平龙不醒，流水不畅泉不涌”，这就是土丘为龙、积水成泉所致十年九不收的根源。于是，他和当时的支部书记梁志海带领社员战天斗地，先引黄河水淤灌三年后，平整土地的运动开始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和刘庄一样，只能靠独轮车推、架子车拉、人抬、肩挑，像愚公移山那样去干。大队干部和社员住在工地、吃在工地，不管夏天的烈日似火，冬天的寒风剌骨，他们都在和社员心向一处想，劲向一处鼓，其乐无穷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着。在修一个渠道涵洞时正逢腊月，第一个跳进零下十多度冰泥水中的是梁修昌。苦战八年下来，这一工程挖土五万多立方,终于在七十年代将这片800多亩不毛之地变成了千亩亩产千斤的稻田。龙泉村由一个每年吃国家40万斤返销粮的大队，一跃变成向国家上缴40万斤公粮和余粮的生产大队。

走亦工亦农的共富之路

吃饱了肚子还得有钱花，但单靠农业只能解决温饱和为国家生产粮食，并不能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这已为他们附近的刘庄所证实，并率先突破“无工不富”的单一农业格局而做出榜样。因而龙泉村要富，也必须走亦工亦农有工共富的道路。这也是梁修昌从当上大队主要领导时起，就认定的一个理：只有集体有实力，带动社员共同致富，村干部才会有威信，农村这个小社会才会安定。开始时，他们买了一台拖拉机搞运输，一年赚了一万元，这就尝到了搞副业的甜头。于是在1973年就办起了大队的面粉厂,当年就赚了五万元。别看这一万元、五万元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三十多年前那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呀，分别相当于一万斤、五万斤粮食的价值，这可是几百亩地的年收入呀！同年又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建起了砖瓦厂，先是小土窑,再是机制窑,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办工业的甜头就这样让人感到越来越甜时，人的思路也就开拓了，于1976年就建起了村上第一个造纸厂。由于资金、技术等问题吃了不少苦头的情况下，只得将廉价买来的废旧设备拆了重来，终于在大年除夕晚上合格的瓦楞纸生产出来了。梁修昌的除夕夜就在造纸厂和职工们一起度过的。纸造出来了，销路却成了大问题，他们用肩扛、自行车驮着游街串乡,由近到远,沿途叫卖，最后终于打开了销路。现在龙泉村有13个村办集体企业中，工业以造纸企为主，年生产能力为20万吨，拥有四大系列20多个规格（玻璃卡纸、铜版纸、凸版纸、书写纸、单双胶纸、瓦楞纸、黄版纸等）的造纸王国。但造纸厂是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这不仅对本村，而且对邻村也造成了威胁。他们深知“污染不治理，再富也不算新农村”的道理。这就迫使他们不仅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而且还要尽快建成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也符合我们老祖宗很早就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因而，就不惜投资8000多万元建成了配套的废水处理、碱回收工程，治理了造纸工业的污染，使环保工作走上正规化的道路。村集体现有总资产4.8亿元，2006年实现社会总产值6.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7亿元，利税6000多万元。

不跟风，不赶潮，尊上而不唯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龙泉的队办企业一个接着一个上马。正当他们的集体企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候，社会上风风火火地推行个人承包国营和集体企业，甚至还有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的颠倒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两极分化的谬论。然而，龙泉村党委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而不信邪。他们认为，把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集体企业让个人承包，弊大于利，弄不好就会“富了个人，穷了集体，苦了职工。”他们明确提出不搞个人承包，只搞目标责任制，也可以说是集体承包吧。几度春秋过去，周围一些本来很不错的队办集体企业，由于赶潮流搞了个人承包，相继垮了下来。尽管龙泉村对土地也实行了分户管理，但仍实行小麦、水稻、棉花三大产区区域种植，耕种、收获、浇灌仍由村上的机械统一操作。村上的农业机械、水利设施仍为集体所有，由村上统一调配、使用。不像有些地方将集体分净吃光而成了名存实亡的空架子。2002年村上建设了高效农业园区，占地1500亩，其中有精品黄金梨700亩,还有国内外名优水果、花卉20多种。高效农业园区占了个人管理的土地，村上每年每亩地付给800元报酬。实践证明,龙泉村党委领导的龙泉人真正走了自己的路——大集体小自由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近年来，由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非常时兴，也因此而升了一批时兴官员，为干部队伍埋下了隐患。上面领导为了向更上面的领导汇报他的“政绩”，就派来了一名干部给龙泉村送了一张上报表，叫龙泉村将当时还不足亿元的总产值填上两亿元。当以梁修昌为首的村党委拒绝填这张表时，这位干部因未能如愿却在对村上放心地说，你们怕负责任，你们盖上章就行了，我们拿回去填。梁修昌他们还是不干。至今那张表还在龙泉村村委会保存着。这张表可作为对党员、村民、职工进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的活教材。提到这件事，梁修昌深有感触地说：“1958年的浮夸风，使我们国家好几年都恢复不了元气。虽然已事隔40年，当时我才13 岁,但对那场闹剧记忆犹新。”从梁修昌这句话我们可以悟出毛主席教导的犯错误有啥要紧，改了就是了。我们要从所犯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不再犯重复的错误。过来的人都知道，1958年的浮夸风多是群众自发的，而当今的浮夸风却成了某些官员搞“政绩”升官发财的捷径，且已经上升到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些大官。这种浮夸风也渗透到科技文化界，有人东拼西凑些数据，甚至是假数据，再花钱找些观点相同的人开个鉴定会，就算成果,甚至还得了省部级大奖，可见它的危害之大了。浮夸风不除，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就难以继承和发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凝聚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也是当前党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以政治思想和党风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某些增长，这不仅不可能维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反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已为我们大量害民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贪污浪费的犯罪事件所证实。据《生活文摘报》2007年11月23日摘自《瞭望新闻周刊》的“秘书代上课，坐满一教室”一文载：近年来，中国政界掀起了一股攻读学位的热潮，一些官员的学位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有些官员混文凭的方式，真是千奇百怪”。北京某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报名、考试、结业时，官员们会亲自出面，平时上课基本上由秘书代替，有时甚至会出现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局面。”南方某地区驻北京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他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给领导当秘书，工作还不到一年，就被调到驻京办，平时的工作就是替领导去学校听课、完成作业，还有负责与导师搞好关系。学期末领导来考试，基本是开卷考试，考题也很简单。平时成绩占80%，考试占20%，只要他这里没问题，就是领导考零分，最后的科目成绩也能合格。这就是当今一些官员高学历真实的写照。学生考试违规，就要受校处纪分，严重者甚至开除。然而，我们一些当官者让秘书代读学位却是公开的。这所高校研究生院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按校规处理？还将其说成“滑稽局面”。这一“滑稽”将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滑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的教育部、主管教育的中央领导、纪委难道不知道吗？这种丑文在新闻媒体已不是一次，还未曾见到这些官员受处分的报道，且这种败坏教育风气的劣迹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一所高校竟能坐满一教室，那所有培养研究生的高校究竟有多少？能让它这样长期下去吗？至于这些官员是凭什么当的官，那就是不言而喻了的事了。像这样的官员能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吗？现在我们每开一次重大会议后，将新领导班子的学历作为其水平高的资本。如果官员的学历是这样“滑稽”得来的，还不如让这些官员的秘书当领导好了。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都能像龙泉村党委那样，实事求是的汲取1958年浮夸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那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就不会滑坡，我们的干部队伍里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乱七八糟让人不可思议的败坏党风、政风，有损国格、民格的事情。看来还是那些共富村没有高学历的的农民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比这些“高学历”的高官水平高。如果中央能下令将这些让秘书代读研究生的官员的乌纱帽统统摘掉，那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滑稽”局面了。那就可还中国高等教育自身的真面目。

建设和谐社会先从家庭做起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独立单位。每一个村、乡、县、省直到国家都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组成的。因而，要建设和谐社会、文明村镇，首先必须从和睦家庭做起。因而，自古到今就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其实难断的这些家务事多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所发生的误会而互不谅解、互不让步。根据中国几千年来的习惯，家庭矛盾中，除兄弟、妯娌的矛盾外，最主要的就是婆媳之间的矛盾较难处理。但兄弟、妯娌不和，父母可以出面调解和批评，家大时也可以分家，即使分了家也还得处理好关系。因为这也是处理好邻居关系的基础。但婆媳不和不能靠分家来解决，尽管生儿育女不只是为了防老，但人老了总要有人赡养和照顾，特别是近年来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表现得比较普遍、比较突出，经常在各种新闻媒体上都可以见到、听到，甚至还动用了法庭。尽管这与我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跟不上有关，然而即使将来跟上了，和睦家庭仍是社会和谐的起码条件和基础。龙泉村党委在这方面采取了独出心裁的“晒被子”和评选“好媳妇”、“好婆婆”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晒被子是村上不定期地选择一个晴朗的天气，把60岁以上的老人的被褥、床单拿出来在村上指定的广场贴上老人和子女、儿媳、女婿的名字晾晒，让村民都来参观、评比，看谁家老人的铺盖新、干净、柔软、舒适。从这一个侧面就可以看出谁家尊老爱幼，特别是婆媳间关系的好坏和家庭和睦的情况。尽管不公开评比、表扬、批评和奖励，但大家心里都有数。好的，老人高兴，子女、媳妇、女婿脸上光彩。差的尤其是特别差的，老人感到自己没有把子女教育好，子女特别是儿媳妇就感到有无形的压力，甚至压力很大。有的当天就给老人把铺盖全换成新的，并勤给老人拆洗，保持干净卫生；有的家里要换新被褥先给老人换。连续三年评上好媳妇的，村上向好媳妇娘家报喜，给其父母披红戴花并拍照、摄像，然后再在村上的闭路电视播放，让大家学习。这个活动的结果，子女、儿媳、女婿对老人更孝顺了，老人也更体量子女、媳妇和女婿了，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再计较，对一些小的误会能够谅解和自我解脱，从而促进了家庭和睦。这在十里八乡引起强烈反响。这个“晒被子”和“好媳妇”、“好婆婆”评比对和睦家庭、友好邻居、村民团结友爱和文明村镇建设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把几千年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一下子就“晒”好了、“评”清了。这项活动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夕阳红》栏目，在全国的反响也很强烈。在此基础上，龙泉村将其发展成“十评比”活动，即评“五好家庭“、”好公婆“、“好媳妇”、“好妯娌”、“文明职工”、“十佳青年”、“优秀教师”、“文明经商户”、“文明村民小组”、“文明村民”。这就让村民的思想道德建设进入多样化的良性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村党委把各项政策转化为制度，使龙泉村的思想道德建设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正轨，村上将各种规章制度装订成册，发放到户。从2005年正月开始,村上给80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在生日那天,村党委和村委派老龄委支部书记和妇联会主席代表村“两委”给老人送去生日蛋糕，祝老人健康长寿。一个生日蛋糕更加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和睦家庭更和睦。

既要把群众带富，也要把群众带好

以梁修昌为首的龙泉村党委认为，一部分按照党的富民政策先富起来的人，多是自己有致富头脑和本事的“能人”。这些人当中有个别人容易钱袋子满了，脑袋空了。也就是人常说的，有了钱了就变坏。对这些人要加强正确的教育和引导，不能让他们为富不仁。另一部分则是占绝大多数缺乏致富本领的“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村上就要想方设法打造一个致富的平台。只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才不会导致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两极分化。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因而,村里坚持以人为本，拉长产业链，集体的13个经济实体为村上80%的劳力提供了就业的条件和机会，从而使村上家家户户都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在村办企业上班的务工人员。村上还办有良种羊繁殖场,采取公司+农户的办法，让那些无特殊致富能力的人养上几只羊也能增加一定的收入。与此同时，既要有物质富裕，还要有精神富裕。村里依托宣传文化阵地，坚持不懈地针对村民的实际情况进行思想道德、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按照全村六个村民小组设置六所农民夜校,村里还投资100多万元建立了图书馆，馆里有多种政治、专业书籍供村民借阅。从1995年开始，先后投资1000万元兴建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教育齐全的教育一条街，并免费享受义务教育，使下一代从幼儿园开始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就是既要把群众带好，也要把群众带富；既要物质富，也要精神富的“双带双富”。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设立教育奖励基金，专门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优秀教师和在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创造发明者。

对待村民、党员的学习，不是谁想学就学，谁不想学就不学，而是有计划的、有针对性的、有激励、有约束的制度化学习。例如，党员干部每月15日和30日晚订为学习日,农民夜校订为每月1日和16日晚为学习日。为了确保学习质量，对党员干部实行签到制度，无故迟到和缺课者，施以经济处罚，缺课一次罚款20元。对村民则采取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办法,规定每户村民全年交纳100元的学习保证金，缺一次课，扣20元。全年满勤的年终考核合格者，每人奖励20元。这种看来似乎有些“强迫”的灌输式学习，但对两个文明建设却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这种学习制度，对村办企业带起的100多辆跑汽车运输、60多户搞工商服务业的人员也都必须参加。我们说,龙泉村是大集体小自由的公有共富村，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无人管理的自流。个体经商户也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各种证件合格后，村上才同意他们开业，并给予支持。但在经营过程中也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否则村上有权管理、制止他们，并按照村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这种学习制度并不是关起门来学习，而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开放式学习。聘请有关行业的专家教授给他们当顾问，将大量的信息传递给村民，并选派一部分人去相关大专院校进行深造，或请这方面的专家教授来村上讲学。他们曾与天津轻工学院联合举办造纸大专班，与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会计进修班，先后向省内7所院校输送了多名委培生。现在龙泉村已有一百多名在职人员取得了中专和大专文凭,已初步形成四五百名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技术队伍。

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已

在龙泉村，你要问群众：在你们村，谁说了算？村民可肯定地回答：制度说了算。这是因为，龙泉村党委书记梁修昌在1967年开始担任大队干部时，就给自己立下了“决不在经济上犯错误；不在生活作风上出问题；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一定要带领大家共同奋斗,过上好日子”的诺言。党委对干部“约发三章”就明文规定：一、凡要求群众办到的事，支委和干部要带头先办；要求群众不办的事，支委和干部首先不办。二、支委和干部及其家属违反村委会各种规定，和群众一样处理，不得特殊。三、无论任何情况，支委和干部不准向集体经济和群众利益伸手。就在他刚当上干部不久，大队规定肥料统管，不准随便上到自家的自留地。可是在开会的时候，梁修昌的父亲上地割草去了，不知道精神，把茅厕的粪上到了自留地。梁修昌真不忍心处理他父亲，不让父亲丢脸。父亲原是个生意人，每天起早贪黑到外地进货，又赶到其他小镇去卖。父亲很疼爱他，为了养家糊口，一头挑着西瓜，一头挑着他，如此负重又无怨无悔而心甘情愿。然而梁修昌心里清楚，全队的社员都在看自己是否能按队上的制度办？为了严格遵守队上规定的规章制度，还是忍痛对他父亲进行处理：一、让他父亲在社员大会上检讨；二、罚十个劳动日；三、把拉到自留地的粪挖出来送到生产队的地里。梁修昌的同胞兄弟刨了集体一棵树,梁修昌硬是迫着他写了6次检查，并对其加重处罚。为了做通“双女户”的节育工作，他先做好两个弟媳的工作带头做了手术。村党委一位副书记的院墙按规定越了线，他得知情况后，便亲自动手把刚建好的院墙拆掉了。1985年梁修昌患脑血管痉挛性头疼病在家休息，有一位挺不错的厂长，也是一个村干部的苗子，不知怎么一时糊涂，趁书记患病之机盖房子多占了二分庄基地。问题反映到梁修昌面前，他立即带病召开支委会，明确做出决定：一、房子搬掉；二、深刻检查；三、罚款1000元。这位厂长认识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努力工作，还当上了村上的副书记。梁修昌不仅不沾集体一分钱的光，每年都把自己应得的2000元奖金捐献给学校办教育。有一次，梁修昌给在龙泉村搞了十多年建筑的包工队，在郑州市介绍了一项工程，工头给了他个人2000元的介绍费时，梁修昌像受了侮辱一样断然地说：“你马上给我离开龙泉村！”工头不愿离开龙泉村，连忙乖乖地把钱收回去。这就是龙泉村的党委是堡垒，党员是旗帜，干部是榜样，职务是责任。在此基础上，龙泉村党委注重四种力量的培养，即党委的凝聚力，集体经济的吸引力，政治工作的激励力，党员干部的带动力。在全村干部和群众中强调三个不准特殊：不准有特殊干部，不准有特殊党员，不准有特殊村民。四不准欺负：干部不准欺负群众，有钱户不准欺负没钱户,大户不准欺负小户，本村人不准欺负外来户。要求每个龙泉人都要做到六爱：爱党，爱国，爱集体，爱岗，爱家，爱自己。真正做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注］ 本文摘自作者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共富村之路》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