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正圧邪”与领导带头、责任追究和群众监督

“扶正圧邪”与领导带头、责任追究和群众监督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八
贺普霄

腐败“硕鼠”虽可恶，
八荣八耻全颠倒；
要让人民当“好猫”，
看他哪里还有窝？！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日前在全国机关党建工作会议上指出，正气是歪风邪气的“克星”，是治理机关病的“灵丹药”。只要把机关的正气树起来，把干部心中的正义感激发出来，歪风邪气就会无处藏身。
他说，脱离实际、不负责任、官僚主义、铺张浪费是一些机关存在的“痼疾”。这四种机关病犹如毒性很强的传染病毒一般，极易传染蔓延，损害机关的良好形象，降低机关党组织的公信力和战斗力。其难以彻底根治，既有一些干部权欲过重，凭借公权谋私利的原因，也有一些地方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机关“正气不扬，正不圧邪”所致。
李源潮表示，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必须把改进机关作风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要倡导求真务实之风，克服脱离实际的作风；倡导负责敬业之风，克服不负责任的作风；倡导艰苦奋斗之风，克服铺张浪费的作风。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一身正气、坚持斗争，“坏作风”就难成气候，机关也会风平浪静、风清气正。（《中国剪报》2009年5月有18日）
李源潮部长这段话讲得多好呀！然而，群众看后却认为讲这样的话不止一次了，查一查我们党改革开放30年来讲类似这些话的“红头文件”、领导讲话、这不准那不准的规定等等，可汇编成一本很厚的册子，但为什么收效甚微，使腐败和改革开放长期并存，且大案要案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字越来越大呢？仅十三、十五、十六大期间党内就处分了200多万，相当于夺取全国胜利前七大时党员数的两倍。关键是缺乏领导带头、责任追究和群众监督，未跳出“以官治官”、以“文件治官”的圈子。建国初期搞“三反”“五反”，军衔平定和工资制为什么能够短平快地惩治腐败，没有争权夺利，就在于领导带头、有职有责和发动群众来揭发监督。第一大案的刘青山、张子善在两三个月内能解决问题，并在省会所在地召开两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且省领导亲自主持大会并讲话。其所以雷厉风行和教育意义之大是现在惩治的比刘、张大多少倍的腐败分子从来不能相比的，就在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三反五反”同镇反一样重视来抓，把贪污和浪费都当做极大的犯罪来抓，并像战争年代一样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来搞。正如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我们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这就是老一代革命家薄老对三反和我们现在惩处腐败的评价，意味多么深刻呀。人民群众也在说，“腐败‘硕鼠’虽可恶，八荣八耻全颠倒，要让人民当‘好猫’，看他哪里还有窝”； 各种歪风邪气其所以猖狂，就是因为“人民没有‘四大’了，腐败分子不怕了”，“毛主席好领导，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吃喝嫖赌连根倒；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宝入了库，腐败很难治”。这就说明中央决心发动群众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只要群众起来了，连日本鬼子和反动派都害怕，腐败分子则更可怕。要不，为什么那么多的揭发者和证人倒在了腐败分子的毒手之下。我们现在对腐败分子多是异地审查，群众根本就不知道，有的腐败分子单位领导还向群众保密，就怕“拔了萝卜带出泥”，甚至对腐败分子第二次宣判后，还给继续发了半年工资，群众提反对意见也不顶用，就足以说明“萝卜”和“泥”的关系了。对腐败分子的处理也不开群众参加的公判大会。群众称其为“单线联系”的“秘密反腐”。对中央出现的陈良宇、程克杰等，可分别在上海、北京开多少万人参加的大会宣判，像奥运会一样中央主要领导讲话，以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对惩治腐败的决心，让腐败分子有压力，谈腐色变。这样对惩治腐败和教育干部的作用要比多少“讲话”和“红头文件”的威力大得多，就能将干部的正义感“激发”出来。这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成功经验。在搞军衔和工资制时，毛主席不要大元帅，尽管肩章都绣好了却当文物收藏在博物馆保存着，以教育后人；周总理、李先念等这些领导都不授衔。毛主席不拿一级工资，并说一二级工资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和元帅一样都拿三级；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带头降低自己的口粮和工资，不吃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难关。毛主席到临终一直拿他四百多元的工资。周总理逝世后，有人写回忆文章，他还欠总理二两粮票。这就是党的最高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有人说，如果在那个时代两会代表、委员们提出官员申报财产和亲属都是干什么的，肯定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代会带头申报；朱镕基当总理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也会带头申报。每年开两会时，都要提出好多数字指标，但就是没有把年3000亿公车开支、4000亿公款吃喝、3000亿公款出国旅游、3700亿央企资产流失等降低压缩到多少。也没有见一位领导在会上表态他绝不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亲属违法乱纪，并让群众监督、揭发而立“军令状”。毛主席在延安将人民监督称为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新路。可以肯定地说，好政府、好干部是在密切联系群众中，人民群众监督出来的，只靠没有压力的倡导是难以实现的。特别是十七大也有几十亿资产的“老板”代表（群众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且这方面的代表名额还比南街村、华西村等带领群众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领袖的代表还多。那就为入党的目的是要升官发财者学有榜样了。反腐的实践证明，这些人的歪门邪道多，会抬轿子、吹喇叭，容易得到上级的重用和提拔。在此问题上共产党员首先应按八大《党章》规定的是不剥削他人劳动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最起码的最低的条件。否则，共产党就不姓共（公）了。有人说党内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有人否定。但只要将官员的财产一申报及其主要亲属是干什么的，就可一目了然。资本主义国家官员包括总统上任时都要申报财产，难道立党为公的共产党的官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喊到现在就不敢申报、不能申报，这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天大的笑话。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执行处处长郭文纬，2005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政府治理学术沙龙上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模式：“零度宽容”，即“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零度宽容”不仅体现“严禁”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有一整套完善的“违者必究”的措施，使“零度宽容”操作“到位”。正由于对腐败分子实行“零度宽容”的严惩不贷，今天的香港才以廉洁著称于世界。与此同时，他反观内地，就拿“节日腐败”问题来说，不少地区和单位在节前都印发禁止向领导送礼（现金、代金券等）的文件，但节后又有谁为节日期间收礼金而被追究呢？难道领导干部在节日期间都自律的“一尘不染”了吗？由于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和和有力的“违者必究”措施，使这些“红头文件”必然沦为“空头文件”。（《中国剪报》2005年2月2 3日）这话说得多么确切、实在而中肯。只要联系实际查一查我们的“红头文件”、有关规定和领导讲话，就一目了然了。韩国反腐败不仅与香港有相同之处，人民还敢于弹劾总统，弹劾后没有问题总统会当得更好。这在中国行吗，人民敢不敢弹劾省长和中央领导？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这些，那社会主义就在全世界就胜利了。然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些，就将苏联解体了，东欧蜕变了，我们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和腐败、两极分化正比的关系。这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是相悖的。
毛主席对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为什么以后又将自我批评改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们的理解是，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连死都不怕，是能做自我批评的。然而在和平环境则较难，特别是没有经过艰苦锻炼和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中不是正道来的干部，有的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听不得不同意见，将不少人民的正当要求动用公安就是例证。有的将党的三大作风变成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提拔他的领导和官帽商），表扬（抬轿子的和新闻媒体吹捧）和自我表扬（自我吹捧）。把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变成汇报、总结时要成绩，不要缺点、错误；要建议，不要意见，要说今后怎样办，不要说以前为啥没办好。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变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程克杰、庞家钰等好多腐败分子就是在群众七八年的揭发过程中，边腐边升的，甚至有的人为揭发还受到处分。李昌平这样很难得的乡镇党委书记，告了“御状”而调查证明是正确的，但也只能辞职去给香港的慈善机构打工。那还能出第二个李昌平吗？正义感能“激发”出来吗？当宝鸡市曹长征用实名和自己身份证复印件向上级举报庞家钰达八年之久，才将其由宝鸡市委书记边腐边升到陕西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双规”。仅他搞的宝鸡市供水的豆腐渣工程就已爆炸了十多次。当曹将这一喜讯告诉原宝鸡市庞的部下时，他竟然说了“中纪委算个球”这样的话。这话意义“多么深刻呀”。如果没有揭发，这些人是否能被惩处？现在究竟还有多少类似这样的情况？中央那些反腐文件、领导的讲话他们都看过，“三讲”也参了（民谣称其为，工人下岗，农民上访，腐败分子三讲），但就是不起作用。如果能像“三反”一样发动群众，那很快就会解决问题，不至于造成今天群众将腐败称为“癌症”。然而，像陈良宇、程克杰和几百名省部级腐败案，特别是边腐边升的腐败案，很少甚至没有追究那一位领导的责任，难道他们都是孤立的吗？但有资料报道惩处腐败时，竟有70％案件有人说情。因而，群众希望对李部长的讲话能有“严惩不贷”的得力措施“监督到位”和“违者必究”，才能刀响见菜，才能“扶正”，将“正气”变成脱离实际、不负责任、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痼疾”歪风邪气的“克星”，是治理机关病的“灵丹药”。才能使“三倡导”、“三克服”的正气压倒邪气。千万不要成为“万金油”，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