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共富村体现集体的优越

去共富村体现集体的优越［注］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五

贺普霄

笔者在《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一文中谈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它的内涵是“一个消灭，两个决裂”；核心是“以人为本”；本质是“公有共富”；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检验的标准是“公有共富指标不断增加”、“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断缩小”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消灭私有、消灭剥削，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指明了的，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写在党章上的，经过28年夺权斗争和6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走的路程，就是为这个最终目标而奋斗。然而，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70多年的历史和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严重腐败、官商勾结搞私有化已证明，共产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虽不易，但巩固政权则更难。夺取政权是流血的斗争，而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通过共产党内部的掌权者从上而下的“和平演变”。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同志则将其具体化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执政党苏共自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后，全面否定斯大林而背叛马列主义的惨重教训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共产党执政后，还要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用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不断地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用公有制的优越性，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政治思想（防止政权变色）和物质文化生活两个主要矛盾。如果忽视了前者，就要犯右的错误而出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三大差别拉大的两极分化、官员腐败越来越明显，若不及时采取果断得力的措施，必然走向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忽视后者，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犯“左”的错误。这个中国人对自己建国60年的前后两个30年会得出结论。严重的腐败和80多万千万以上富翁和5万多亿万以上富翁（有的数亿、数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的不断增多，只能说明公有制的削弱和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给“和谐”和“稳定”埋下隐患。每出现一个大富翁，就会出现千千万万的穷人并受剥削。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面对现实，将两个主要矛盾妥善解决好，特别是前者。因为公有制的削弱、私有化和官员腐败、官商勾结使经济发展的收益没有真正用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装进了少数人的腰包。这些人是中国经济的垄断称霸者，是“和谐”和“稳定”的主要障碍。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其中一个共同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而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和农民起义所致。将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富豪和官商勾结（群众称新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受剥削的贫民怎能让其和谐相处呢？如果能和谐相处，那共产党就不要干革命了。土改时唱的问地主歌：你有田你有地，庄稼不会自种的，没有农民来耕种，光靠土地你吃个屁；你家没有摇钱树，园中没有聚宝盆，你家的财产哪里来？快快给我讲出来。这就是剥削来的。难道这些富豪、官商的钱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呣？难道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60年，就是为发展剥削吗？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管怎样发展，怎样改革都不能违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公有共富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 “核心”和“本质”。在我们国家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农村为什么能出现不仅让中国人羡慕向往，而且连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刮目相看的江苏华西，河南刘庄、南街村、北徐庄、京华公司，河北周家庄人民公社，北京韩村河，黑龙江兴十四村，深圳南岑村，浙江滕头村……就是因为他们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已建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的村、公社，已为农村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榜样。人们把去这些村参观学习称为到共富村看社会主义，不少国外人则称其为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甚至将其称做第二个延安。

为什么要去这些村看社会主义而不去一刀切包产到户的那些村，甚至是“第一村”去看呢？就在于这些村结合各自村、公社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化三改”后所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用自己的“主心骨”，尊上而不唯上地不断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而创出来的。村民是村上真正的主人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村上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没有“张家有钱一千万，九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笼统的平均数字来掩盖着的暴富和贫困户的两极分化。没有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这些村其所以与“一刀切”包产到户的村不同，从他们所走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即他们自己创造的特色就可得出结论。

第一，土地是农民生存之本，也是国家生存、兴旺发达之本  农村和城市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农民以种地为生。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满足自己吃饭穿衣等生活需要，而且还满足国家各行各业的需要。土地不仅是农民生存之本，也是国家生存和兴旺发达之本。因而，新中国刚诞生后进行土地改革时就有“土地就是刮金板，分到土地好生产”；“土地是穷人的碗，有了土地就有饭”；有的人分到地后高兴地说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饭碗”。国家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这已经将土地与人民生活和国家兴旺发达的关系说清楚了。这些村从土改到现在，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后和农业学大寨期间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治滩、治坡、治山。这既治理了不能耕种的不毛之地，减少了水土流失和洪水泛滥的灾害，也为集体增加了好多良田。没有这些，搞了包产到户，那些不毛之地也不会打粮食，人不能眛了良心。人们都清楚的陈永贵领导大寨社员对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治理。史来贺领导刘庄社员用20年、投工40万、挖土200万方（将其连起来相当于京广铁路的长度），将黄河古道1.5平方公里上留下的4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荒沟和河滩七八百个虾蟆窝、盐碱洼变成现代化农业园区，使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进入全国温饱线行列。龙泉村党支部学刘庄，依靠农业社集体力量花八年时间用黄河水淤灌等大稿平整土地增加农田。江南大寨浙江绍兴红山公社上旺大队，在党支部书记王金友的领导下，大打造田翻身仗，从1958年开始大战三年，在11座癞头山上开出了560亩新茶园的基础上，紧接着移坟造田、移土造田、改溪造田的同时还修建了4 座地下水库和11座高山水库。到1976年，共造出了150多亩“大寨田”。全村由过去每年吃国家返销粮9.3万斤变成每年向国家上交3－5万斤，且每年还储存几万斤，到1980年，村里储存粮已达68万斤。当年的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陈慕华等领导人都曾到过上旺，86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曾踏进过上旺的土地。将近20年时间，每天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上万人从全国各地和国外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旺参观学习。然而这些从1982年包产到户、企业转制后已成为历史。上旺和华西，这一对当年江南农业学大寨的老典型，因为在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中国农村改革兴起时，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渐行渐远，最终拉开了无比巨大的差距。（《夕阳红》2008年第十二期，第16－17页）黑龙江兴十四村，1956年由山东移民到这儿，依靠集体的力量开荒种地，在搞好农业的同时，林牧工多种经营全面发展，2005年被联合国冠名“国际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浙江奉化滕头村合作化后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穷根，现在稿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已有“全球生态500家”称号。毛遂自荐当生产队长要“补天”的幗国英雄刘志华上任后，从“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入手，先让地吃饱“肚子”多打粮，人就吃饱了。还有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南岭村等等，这些村原来都是“庄稼人吃粮，还要国家管”的穷乡僻壤之地，硬是依靠集体力量战天斗地造田把农业搞好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今天都建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现在他们对土地仍然非常珍惜，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因为村上的企业要发展，后代也要发展，没有地在那儿发展。就以村上统一解决村民住宅、土地统一经营这两项，每家起码可节省庄基地二三分和包产到户的小块地界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再加上机械化、无公害绿色种植、专业化、产业化经营，那土地的利用率、产出率、生产潜力比包产到户不知要高多少，投资不知要少多少 。在村办企业时，他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公有的社会主义原则，绝不把村上的地卖给私商和洋老板，让村民在法律的保护下，受他们的剥削当殖民地或新长工村。如果这样把地一卖，就给后世留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只能给人家当雇工，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人家的剥削。即使引进外资和私企老板投资，但其比例、控股权和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体手里。绝不让私企和洋老板牵着鼻子走，更没有用污辱国格、人格、伤风败俗之类的“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就像马克思说的同魔鬼结成同盟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这才是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农民的骨气，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最下层中国农民的创举——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伟大创举？

第二，公有即集体经济是共富的核心和关键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是公有共富和私有少数人富。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剥削多数无生产资料者的经济基础。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什么在城市要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在农村进行土改就是这个道理。要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没有两样了。土改和三年经济恢复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的“一化三改”就是建立以公有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些村自从农业合作化后，一直坚持集体化的公有制，不管你省上还是那儿派工作组，还是省上任命新县委书记“领旨”违背中央政策将集体解散搞包产到户，他们很“牛”，都不听。宁肯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也不干损害集体经济的罪人。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拿出了抗日英雄十七烈士唯一幸存者的勇气，三次进京找领导并向省府拍胸膛，终于出乎预料地突现出集体力量胜过包产到户，将全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就像他那十七烈士中的唯一幸存者一样地幸存下来了，并朝气蓬勃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公有共富、多业协调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当全球经济危机时，去年一万多名社员除去吃粮、孩子上学、医疗等十多项福利，男女老少人均分红6000元，在全国引起震惊，这就是社员时刻不忘的“老社长”、“老坚决”带领他们坚决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然而这却未引起口口声声以人为本的高层领导的重视。史来贺领导的刘庄宁肯当一刀切包产到户的“钉子户”而顶住这股歪风的紧要关头，却得到胡耀邦总书记现场考查后的支持（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闻媒体却不能报道）就是例证。这就是史来贺的“人要有主心骨，不能说风就是雨”。有的实在顶不住上边的压力而违心地搞了包产到户，但当发现问题后，立即吃“后悔药”重整旗鼓甚至是“偷偷摸摸”地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南街村、北徐庄等就是这样。王宏斌当时就总结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体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这就说明一个基层党组织连自己的集体经济都领导不好，那还能领导群众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奋斗吗？如果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省……的领导都是这样想，那中国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的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了。这对整天喊着社会主义口号而干着崽卖爷田不心痛的大小官员是一技响亮的耳光。有的是利用村办企业赚的钱来装备农业，社员自动交回包产到户的土地归集体统一搞现代化、产业化农业，如北京的韩村河等。这些村的发展用铁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农村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集体化的公有道路。如果离开了公有谈共富，那只能是孙悟空吃仙桃的神话故事，特别是我们已有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一个消灭，两个决裂”所指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谁要否定它，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最大只能算一个口头马克思主义者。要不为什么那些一刀切搞包产到户的没有一个村能和华西、刘庄、南街村、兴十四村、南岭村、韩村河这些公有共富村相比。否定“公有”而想达到“共富”者只能是自欺欺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篡改和背叛。江南两大寨的老典型华西和上旺，就是两种所有制所导致的两条道路的必然结果。这些惨重的教训我们为什么不去总结和汲取，有的文章却像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一样地将帝国主义用政治上造谣诬蔑、经济上的封锁和战争威胁导致我们经济发展缓慢来否定当时的计划经济和“一化三”的公有制，以此来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个时代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计划经济就难以生存。如果用现在比较和平的环境，来否定当时帝国主义逼迫我们不得不走的道路，那再过多少年他们连长征、解放战争都可否定了。然而他们却不说现在这种环境下，为什么包产到户的赶不上这些公有共富听村、公社。

第三，亦工亦农综合发展是方向  农村依靠公有的集体经济怎样才能走向共同富裕呢？从各村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当地的实际情况搞农牧副多种经营、办企业，且多从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入手，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综合发展、协调发展。尽管各村都有数个到数十个企业（公司），但都有自己的支柱或龙头企业。如刘庄的支柱企业为制药，南街村为食品加工，北徐庄为饲料养猪，韩村河为建筑，龙泉村为造纸……与此同时，既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自然资源、治理生态环境，向世界公认的“能够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努力。如刘庄投资亿元以上、龙泉村投资近亿元建设废水处理工程。这些村的村容村貌，企业布局、绿化等比有的开发区还优美。因而，村民都过上老有所养，壮有所用，青有所学，幼有所育，病有所益，环境优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多年来村上无刑事犯罪和上访，谁也不想什么农转非的城市户口，把他们请也请不到到城市去。然而这些村不仅是中国农村，而且连城市人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等都很羡慕向往。

第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光辉旗帜  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和篡改的。不是谁都可以发展的。如果说“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公有共富“过时”了，把“一化三改”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被削弱或否定了，也说是发了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以人为本”就成了高调，那只能是赫鲁晓夫创造性的发展了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必然要走苏欧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经受考验。然而现在有笑朝鲜、古巴穷的人，只看到人家经济发展得慢,却没有看见人家穷而有志，不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不走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道路，他们人民身上没有新三座大山，没有两极分化；没有把国家的资源卖给私商和洋人，没有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严重腐败；党群、干群关系密切，卡斯特罗的工资也不比老百姓高多少；朝鲜没有忘记日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敢于和他们对抗，卫星上天进一步证明毛主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朝鲜、古巴人的骨头是硬的。如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和巩固，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断地缩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越来越廉政。这样即使发展速度慢点，但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都受益，这才是以人为本。反之，将公有制不断地削弱而私有化，化公为私、以权谋私致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越来越大，年薪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相当于几百、几千职工、上万农民工的工资，个人财产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甚至数千亿。在这个基础上再搞股份制，这实际上是在发展资本主义——官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这样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挂在嘴上天天讲也是口号。

第五，一心为公的干部是决定因素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这些共富村，真正体现出一心为公的干部在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决定作用。这些村的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没有一个是由上级派来的。这就和中国革命一样，必须依靠了解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领袖来领导，就像长征路上一样，李德那一套是不行的，毛泽东是正确的。他们这些农民领袖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大道理讲不下多少，也没有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挂在嘴上，但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私有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资本主义道路却是分辨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上边派来的工作组不管你是那里派的，不管你的官有多大，谁想改变公有制，他们都不答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都按一刀切包产到户了，那在哪儿去看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他们的主心骨。也就是几千年私有制历史让他们祖祖辈辈受穷的烙印所致。正如史来贺所说：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这些村的干部不图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图当大官，但求干大事；不图个人半块砖，甘为集体造金山。笔者认为，他们把为人民服务和党的三大作风具体化到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的老黄牛的实干精神和火车头的带动作用统一到自己的行动上。这就造就了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干工作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如果要升官早就成大官了；如果要发财早就是多少亿的富翁了。史来贺连任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省上任命他当地委书记，应该说官不小了，但他仍不“农转非”去地委坐镇，硬是要在村上干这只有汗水、露水，没有油水的村官；吴仁宝当了县委书记后回村仍当村官，干出了天下第一村；王宏斌有市人大副主任、县委副书记的头衔，也应该说官不小了，但他的主职还是南街村的村官；刘志华、田雄等也分别有全国妇联、区县市领导的头衔，但对外身分还是村及其企业的官。他们只求跟党走，拔掉穷根，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从不为升官发财而折腰。不仅如此，刘志华还让她丈夫辞去了县文化局长之职而回村和她一起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小岗村由省上派了村领导，据说还是第一书记，几次去南街村参观学习时，十八名包产到户的发起人之一严宏俊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干不成。”就是这位由省上派的书记沈浩同志，在南街村档案馆紧握着副馆长张天顺的手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省上派来的村官能否将改革第一村搞成像这些共富村那样，这要靠实践来检验。

第六，用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来检验这些村  他们这些村实实在在地在村党委领导下，按“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在搞共产主义革命。生产资料全部为集体公有（甚至连住房等都是集体所有），个人都不占有；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村民的集体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强，人与人、与自然和睦相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少年没有刑事犯罪。由于坚持集体所有，人人在村上的企业平等上班，人们的劳动能力无天壤之别，因而收入分配亦没有明显的差距，且村民人人享受的公共福利（即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增加。村民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这些村的党委、村委会都是按《党章》、《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民生选举。史来贺同志去世半年后，村党委给每一位党员发一选票直选党委书记，结果史世领同志与全票只差一票（自己给自己未投票）当选为党委书记。由于坚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从而不断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和“公有共富”的本质——村上没有两极分化，更没有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没房住的“新三座大山”，充分体现集体的优越，体现集体的温暖，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并用其性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集体多种企业统筹兼顾地全面协调发展，兴旺发达，不仅能满足现在的发展，也为以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注］本文摘自作者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共富村之路》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