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岗村的忧虑引出的思考

从小岗村的忧虑引出的思考

二十多年前，全国都在学习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2001年春，《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采访该村村长严宏昌时得知，村上已穷得他这个村长连一分钱的办公费都没有，出去开会，添置办公用品全靠自己掏腰包。但让他自豪的是，他这个村长全靠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孩子、一个当记者的孩子和老婆搞养殖来支持。尔后驻小岗村的干部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后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两年后的2004年11月，在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带领下一行十三人中，有村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十八名发起人中的四人，来到南街村学习，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档案馆，沈浩书记紧握着张天顺副馆长的手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分田搞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是呀，严宏俊老人说出了承包后一些农村的现状，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上留下的就是“703861”部队。“70”代表古稀老人；“38”主要代表中年以上的妇女；“61”代表儿童，有的家庭只留下儿童。打工的目的首先是为孩子上学。这些孩子与城市里被宠坏的“小皇帝们”相比，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孤儿。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蓝皮书》称，“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养老和住房，超出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父母为了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只得忍痛和自己的骨肉分离。有的孩子甚至连父母的模样都记不清了。因为供一名大学生需要13.6个农民的年纯收入。（《报刊荟萃》2006年第七期第40页）有的家庭父母都出去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孙子，有的只留下孩子，晚上孩子提心吊胆地睡不好觉。有的家晚上失火将孩子烧得面目全非，父母几年打工的工资还不够给孩子看病。像这样的留守儿童中国有两千万。（《中国电视报》，2006年7月10日）因而，小岗村人参观学习了南街村后纷纷表示：“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务实工作，付诸行动。”沈浩书记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学习南街精神走科学发展道路

小岗村人参观学习南街村说明，分田到户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要向南街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将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个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计。打个比方，拉车拉到半坡上而拉不动时，可有意识地向后退一步而得到缓冲再向上拉，这种退是为了进；有的没有退就一直拉上去；退下来后再没有进即再向上拉的，就像小岗村一样，虽然解决了温饱，却未进富裕门。至于把公有企业承包给个人，王宏斌已得出了“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据《中国工商时报》2005年12月12日报道：民营经济到2005年末，内资民营在GDP比重中约占49.7%，外商和港澳台比重约占有15%~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中国剪报》2005年12月14日）这个比重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还低——1952年国营和私营工商业产值比重已占67.3%。（《报刊荟萃》2006年第八期第28页）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近20多年来的“国退民进”已将其比例倒过来了。这还是不是邓小平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但有的经济学家却说，这个量变不能代表质变。这是否要改变哲学上讲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大概只能用得上中国“喧宾夺主”这句成语来解答了。今年（2007）的物价猛涨，肉食等食品翻番，但农民的小麦等食品的原料才涨几分钱到一角钱。其所以如此，人们在下边议论物价猛涨的根源在于，国营那些垄断行业说涨就涨；加工、流通领域国营不占主导地位，甚至就没有国营，难以控制市场并抑制其涨价。现在学了南街精神的，都是按照小岗村人说的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和南街村在同一个县的北徐庄，在1987年的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了的水利设施使两千亩耕地基本绝收的情况下，迫使要为村民干一番事业的党支部书记徐德全痛下狠心，卖掉了自己的两头牛和磨面机，拿上三千六百元到村上；退伍军人、村委会主任徐奎生，把部队发的安家费一分不留地也拿到村上；全村干部将全年七千多元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徐明勋，把准备盖房的两万五千块砖拉到井台。这就实现了徐德全的“集体没有钱，咱们自己掏腰包，集体兑钱从我开始，干部带头！”就这样干部带头带动了群众集资，向南街学习，发展集体经济，走有工共富全面发展的道路，并得到王宏斌人才、技术、资金的大力支援，到2000年产值已达四亿多，过上了和南街人一样的共同富裕的生活。人们称他是南街村“克隆”过来的。还有临颍县的龙堂村、新安县的土古洞村、兰考县一些村、山西壶关县的小蓬善村、山东鱼台县、吉林梨树县等不少地方的村都在学习南街精神，重新走集体化共同富裕的道路。1996年4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河南考查时，对南街村的评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时说：“原来那么穷的一个村，现在变得那么富裕。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

噢，这就是我看到的集体经济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又开，创造“外圆内方”、工资加供给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南街村！外国人来中国看共产主义的南街村！

我们相信南街村创建的共产主义小社区，会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