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科学发展观走公有共富农村城市化道路

按科学发展观走公有共富农村城市化道路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　　

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　　

——斯大林　　

中国的国情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分别只相当于世界人均的40%和25%，是13个贫水国家之一。这是“农业八字宪法”里最主要的两项，也是国家持续发展的瓶颈，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缺水，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就是信号，南水北调就是例证。还不算中西部好多吃水未解决的贫困地区。我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农村人口占比例最大的国家。十三亿人口中，农村占70%，即有九亿人在农村。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失地的农民逐年增多，仅“十五”计划的五年间耕地面积净减9240万亩，年均净减1848万亩。（《杂文报》　2006年4月21日　）这些地都是城市近效的好地。失地农民已经成了“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口”。“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是在乡村到处可见的标语。然而违法占地一路狂奔，基本农田难以守护，在东部不少地方已出现了“地荒”，子孙后代生活的粮仓坐落何处？我国的能源也是严重短缺的国家：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储量比较丰富的煤炭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按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能力测算，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可采年限分别只有80年、15年和30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30年、45年和61年。（《中国剪报》　2006年8月28日　）以前常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就是后一半“人口众多”。与此同时，出于对GDP的政绩追逐，对“高消耗、高污染”的依赖，一些地方政府争相“向底线冲击”，恨不得一个早上让地下的矿藏资源全部变成今天的财富，从而给子孙后代埋下诸多发展的隐患。在一个个粗放式开采的矿区土地塌陷，水源渗漏，树木枯死，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出现了不宜人居住的死地。如山西，各类矿山采空区已达到2万多平方公里，全省超过1/7的地面悬空，地质灾害范围波及1900多个自然村，220万人；陕北的一些村庄，“煤挖走了，水流空了，可怜的几棵树也差不多死光了。原来喜鹊、鸽子很多，现在连麻雀都很少见到。能飞的都飞了，只剩下老人在这儿”。（《报刊文摘》　2006年8月21日　）还有乱砍滥伐导致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沙进人退，离京城越来越近。这种发展违背了1992年第一次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与会各国认同的，1987年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布的布伦特兰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概念所做的界定，即“是能够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但能源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非常严重，三大差别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有的私人掌握2700亿工程大款）也越来越明显，国有资产不断流失（央企年流失3500亿）且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降低（民营和外资、港澳台已占GDP的65%）。各行业中的垄断行业从“垄断行业高福利”到“垄断行业高利润”，从“霸道收费”到“企业高层腐败”；“倒闭电厂抄表工年薪竟有十万元”和“吴敬琏称当前贫富差距拉大源自腐败和垄断”；《中国证券报》的“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10倍”和《南方日报》的“发电成本省1400亿反要消费者多掏1600亿，垄断扭曲了中国电力改革”。（《杂文报》　2006年7月7日　）两者相加就是3000亿，归独家垄断的“电老虎”部门所有，这比国家一年给医疗卫生和教育经费投资的总和还多。由国务院国资委统计评价局编制的统计年报显示，利润排名前40家企业，瓜分了6000多亿央企利润的95%。其中有12家企业利润超过100亿，囊括了央企总利润的78.8%。“十二豪门”主要来自石油、石化、冶金、通讯、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夺得“十二豪门”头把交椅的电力部门，人均高达12.36万元。（《杂文报》　2006年7月21日　）列宁把垄断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在1916年10月就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列宁选集》第二卷下，第883页）垄断在马列主义里已声名狼藉，但在已有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的中国，改革开放也搞了近三十多年的今天，垄断行业却这么厉害，真让人不可思议。按照最新的调查数据，中国居民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杂文报》　2006年7月21日　）不管企业盈利还是亏本，央企老总的年薪好几十万；中国八大银行行长年薪最低的101.4万元，中等的446.18万元，最高的995万元。(《生活文摘报》　2007年5月22日　)这些官员的年薪相当于数百到千以上外出打工农民工的收入。因而，有人说现在中国不是“三大差别”而是“四大差别”，即在原来三大差别的基础上再加上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差别。这样的结果，国民经济基础的“三农”情况犹如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于2000年给朱鎔基总理的信上所概括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具体表现，就是大家议论的压在农民身上的看不起病（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孩子上不起学（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4.2个城镇居民年纯收入，需要13.6个农民年纯收入，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盖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用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的话说，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的排名倒数第一，“我们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也就罢了，但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就说不过去了。”国家对基本民生问题投入不足，导致“教改让穷人读不起书，医改让穷人看不起病，房改让穷人住不起房。”显然，GDP和财政收入的突飞猛进与民生投入比重的降低有失和谐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中国式“为了谁”的答案，格格不入。（《杂文报》　2006年7月14日　）这些穷人主要在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扎实实地推进。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这不仅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要求，而且还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为民，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十七大则更强调这一点，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中华民族从先祖炎黄二帝到现在，虽不到五千年，但通常称五千年文明史。自“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约四千年的改朝换代，虽然都起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这些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私有制。尽管古代就有曾是人们向往的“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就连孙中山于1924年6月16日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训词中，后作为国歌也都有“一建民国，一进大同”，也将“大同”写进国歌里。可见“大同”不仅是我们祖先的向往，也是与共产党合作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目标。“天下为公”指国家的一切属于人民共有。“大同”是指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景象。但在几千年私有制经济基础上，怎能“天下为公”，不能“天下为公”，世界也就“大同”不了了。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自从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的闻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就为“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指出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即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上，第271~272页）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是笔者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观，也可以简称为“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因为那个地方的私有制消灭了，那个地方的“天下”就为公了；那个地方的“世界”也就大同了。这就为几千年未能“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从经济基础和指导思想上得出了结论，并指明了实现这种崇高理想的道路和方向——各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消灭私有、消灭剥削，发展公有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先建成社会主义，再建成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苏联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沙皇，建立了第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这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以后又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苏联，不仅将沙皇时期的贫穷落后和二战造成的千疮百孔，经过三四十年就建成敢与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抗衡的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就充分体现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人民当家作主、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正确和威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全面否定斯大林，实为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再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现代修正主义掌权，以各种手段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

伟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秋收起义的部队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这就是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的“三湾改编”后，于当年10月上井冈山，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于1928年4月与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上井冈山会师后，不断发展扩大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再用武装夺取政权，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建国后在农村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土改后紧接着就进行“一化三改”，把汪洋大海般的私有制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走公有共富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在当时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封锁、包围的国际形势下，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对集体化道路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未能及时解决，使集体的优越性和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在以后新的国际形势下，在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温饱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却未能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反而促进了剥削、两极分化、化公为私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纵观历史，腐败和两极分化不仅是历史兴衰周期率的主要根源，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这已为几千年的改朝换代和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数百名省部级、数千名地厅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党员干部的腐败所证实。然而，令人可喜的是，每一个省、市都有一些村，他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建党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乘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但“不跟风，不盲从”、“尊上而不唯上”，结合本村的实际，正确理解、全面贯彻执行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搞“一刀切”地否定合作化道路将集体分净吃光，而是以科学的态度严肃对待、并采取积极措施妥善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并非集体化道路的问题。因而，不管风吹浪打，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农工商全面发展，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农村城市化的道路。有的一直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未搞个人承包，如河南新乡的刘庄、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浙江奉化的腾头村等。有的搞了个人承包后出现了问题就立即重整旗鼓恢复发展集体经济，如河南临颍的南街村、北徐庄等。有的在土地承包后，随着村办集体企业快速发展，收回个人承包的土地办现代化农场，由少数人统一耕种，将大部分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进入村办企业，如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等。有的是辞去国家干部回村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如深圳南岭村的张伟基，回村后人家分田他合田，走公有共富之路而成为“特区里的共同富裕村”；河南修武小营村的刘伟铭等走和张伟基相同的道路；湖南临澧太平村的吴志权向县委、地委申请“不当乡长当组长”，回到村上实现他入党时的夙愿——发展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把太平村建设成“今日的桃花源”。还有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山东省兖州市新兖镇小马青村、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后石村、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东大站村、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柳辛庄、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村、浙江省萧山市航民村、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马堂村、四川省成都市黄金牛乡跃进村、湖南省长沙市印山村、湖北省大门市健康村、江西省南昌市郊区进顺村、安徽省合肥市郊区隆岗村、山西省泽州县东四义村、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春申村、河南新乡小冀镇东街五队（集体致富带头人巾帼英雄刘志华）等等。这些村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道路才建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都市。这些村的干部没有特殊化，有的仅是吃苦在前，与村民同甘共苦。村上没有两极分化的贫困户、暴发户和老板，村民都过上了幸福祥和、安居乐业的农村都市生活。乡风、村容村貌比一些开发区还文明、整洁，村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新“三座大山”，孩子上学、医疗和住房等连一些高等学府、科研单位和国家职工都不能相比。

苏联解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展观的背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2000年5月举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东欧的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他认为，苏联解体的“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1956年以后形成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成了后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前提。基列夫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背叛时，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尔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讲演时的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

“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可夫列夫和泻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

“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和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

“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十期，第13~14页）

戈尔巴乔夫怎样把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苏联演变成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他在苏共已被解散、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基本实现的1991年11月与《莫斯科新闻》主编谈话时就说：“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指他上台不久——引者）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于是，他采用迂回的方式，使用似是而非的语言，制造思想混乱，诱骗群众跟上他走私有化。因而，他主要通过诋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私有化鸣锣开道；通过宣扬笼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引向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利用模糊的“非国有化”，引向明确的私有化；通过谈论抽象的市场经济，引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一期，第30~32页）

再看看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2000年5月24日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就苏联解体的原因所作的专题讲座是这样说的（摘自《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七期，第26~30页）：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共产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部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在令人震惊。”“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的尽快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所以我认为，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叶利钦，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位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我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联还存在。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听了感到不可理解。现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准确无误地提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把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同苏联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20年间，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中国经济改革的措施是把国家的有效控制和市场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国社会群体中，不平等的现象在大幅度增长，失业人数在增加，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所获得的福利在逐步减少。如果说在前进中有什么危险的话，我感到，危险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据我研究，凡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一旦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现在俄罗斯已经走上了这条路。我想中国的领导要比俄罗斯人高明，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词汇的俘虏，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还有一些谈苏共亡党亡国时的文章提到，苏联的干部路线违背列宁晚年多次提出的防止“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人民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要改变建国初期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要按照党章、宪法规定选举党、政干部。斯大林没有这样做，继续采取委任制，而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时，唯独没有否定这一条而把它继承下来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很多都是和人民无关，而是为了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谢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强维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像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任命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从而，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保留在领导层，导致党的整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

从这些研究文章的分析不难看出，毛主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明确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与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等同志谈话（汪东兴也在场）时，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中国剪报》2007年12月7日）在延安时代他就提出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新路的重要性。从苏联解体、东欧蜕变不难看出，党内的“精英集团”就是党内的走资派，他们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却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权大于法，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人民无权监督他们。这就是苏共这些“精英集团”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官为本，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发展的要害。

按马恩的科学发展观走农村城市化道路　　

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中国农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建国后又勒紧裤腰带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城市建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年年都发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都开减轻农民负担的会议。直至今日“三农”问题仍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要问题。尽管中央给农村取消了农业税在内的好多负担，但农民是否真成了“庄稼汉纳了粮就是自在王”了呢？李昌平给朱鎔基总理信上所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尽管有所改变，但尚未基本改变。其主要问题仍表现在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尽管造成这种景况的原因很多，但从改革开放近30年的情况看，其主要原因不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慢，而是贪污、浪费等腐败和两极分化太严重了。据中国科学院胡鞍钢的资料：上世纪最后5年，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对腐败官员的查处率低，腐败的收益远高于风险。据统计，1993年至1998年每100名受党政纪处分的干部中只有42.7人立案侦察，最后被判刑的只有6.6人，这意味着一个人贪污受贿只有6.6%的概率绳之以法。这几乎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自然就会惹得很多人动心了。（《西安晚报》2001年3月24日）当时全国GDP不到10万亿。近几年报道的公车年消耗3000亿，年公款出国旅游3000亿，央企年资产流失3500亿，2004年公款吃喝竟高达3700亿（2007年大概突破4000亿），等等。这样严重的贪污、浪费是建党建国来从没有过的。仅以9875亿至12570亿所占GDP总量的比例看，我们每年GDP的增长还满足不了贪污浪费的胃口。为什么贪污浪费这么严重呢？除惩治不严外的客观因素有：将56000个人民公社改制成92000个乡镇后，县乡机构特别是乡镇几近失控地扩大。给朱总理写信的李昌平所在的那个监利县棋盘乡，10年就由120人增加到340人；监利县的一个乡镇的财政所就超编了100多人。1979年我国在编的党政干部279万人，到1998年就上升到543万人。（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北京）这些超编的人，不但都要靠农民来养活，而且还要想方设法让自己先富起来。那就只好向自己管辖的老百姓身上开刀，因而，各种苛损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这就必然导致了“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人间官多民不宁”。现引用新闻媒体报道的敢说实话的三位国家部长的话来说明问题。

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批评现在中国“官多为患”体制弊端时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大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对建设“二廉”政府（廉洁、廉价）的关系是这样讲的：“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你就是再廉洁，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你要讲成本。”原教育部副部长张宝庆针对教育贷款在执行政策上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报刊文摘》，2006年8月28日）这三位部长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击中了我国目前这种体制在产生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要害。国家审计署宣布的2007年第6号审计公告称，被审计的国家49个部委个个有问题，公安部、财政部国家这些要津部门概没例外。发改委乱收费；最高法院挪用业务费；人行西安分行能有多少职工，居然挪用8598万元建宿舍！河北肃宁县国土局利用职权非法占地，给每位局长建了一套400平方米的别墅，石局长“面对质疑（居然）很委屈”，因为当地官员建豪华别墅“蔚然成风”，“几乎每个科局都是这样的。”以上说明腐败现象的普遍。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被“双规”后，一直告了他8年的宝鸡市副处级干部曹长征，把这个消息告诉庞任宝鸡市委书记的老部下，后者轻蔑地说：“中纪委算个球！”（《杂文报》2007年10月2日）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三位部长的话对产生腐败原因的分析和在惩治腐败上存在的问题，连中纪委眼皮下的各部委在审计中没有一个不存在问题，真成了《苏三起解》里的洪洞县了。惩治一个腐败分子，群众抱着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负责，冒着生命危，经过“八年抗战”坚持不懈地告状才将边腐边升的腐败分子“双规”。如果我们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像这样八年才把刘青山、张子善挖出来，那美帝国主义早就从朝鲜打过鸭绿江、蒋介石反攻大陆也可能得逞，那中国还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那就会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完全的殖民地了。因而，人民希望反腐败工作能总结、运用毛主席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的成功经验，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和严惩相结合。如果能像“三反五反”一样地发动群众，那庞家钰就升不到省政协副主席；程克杰就当不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源头也就是在他原来的单位落马，对国家的损失会小得多，党的威信不会因腐败而降低，庞家钰的部下就不会对中纪委说出那样的话。对卖官买官者，不仅要惩处官帽商，而且对买来的官帽一律摘掉，这样才能将其斩草除根。要学习、借鉴香港的“零度宽容”和欧洲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怕议会、议会怕选民”。难道资本主义国家能办到的，我们建国初期自己创造的惩治腐败的成功经验，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主义中国不断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做到、不能再用吗？！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胡鞍钢说的那种“小概率事件”，让腐败的风险高于收益，不仅不会惹得他们动心，而且要让他们闻风丧胆，谈腐色变。“三反五反”后其所以能安定三十年没有出现大的腐败、偷税漏税和假冒伪劣案件，就是这个道理。庞家钰老部下对中纪委说的那句轻蔑话，能像在延安时一位农民说雷电咋把毛泽东没打死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询问后得知他说这话的实情是农民负担重，边区政府立即开会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如果中纪委真能这样，那将对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起码在反腐倡廉方面会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大，说明国民经济的增长没有装进广大人民的口袋，而装到少数富豪和富人的口袋里。现以农村收入最多的亿元村与亿万富翁为例。根据中国社会发展促进会提供的最新社会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亿元的行政村已超过8000个，这些村创造了约16000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剪报》2007年11月7日）然而，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7年胡润百富榜称，资产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人，从去年的15人猛增到108人，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今年有800人上了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的平均财产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5.62亿美元。（《生活文摘报》2007年11月2日）按平均数推算，这800富豪的总产值为4496亿美元，以7.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计，则为33720亿元，是8000个亿元村的2.1倍。刘庄、南街村、韩村河、龙泉村等这些共富村村民平均人口3000人以上。以一个行政村3000人计，就是2400万。800富豪的财产是2400百万中国农村最富的亿元村农民一年国内总产值的两倍多，相当于5000万富裕的亿元村村民一年的总产值，那在西部贫困地区肯定超过一两亿了。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张本波指出，按国际发展经验，基尼系数超过0.4，就进入了贫富拉大的黄灯区，而0.5则是红色警告线。无论是国家统计局还是世界银行的预测算，中国在2004年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46，并且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我国就是其中之一。我国已进入贫富拉大的黄灯区。（《生活文摘报》2007年8月17日）2005年北京职工工资没有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64.1%，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工资总量增长中，少数人吃掉了一半多；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省20市万名职工调查，2002~2004年企业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12.7%，与1998~2001年相比，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职工增加了28%，这说明低收入人群在增加。（《生活文摘报》2007年7月3日）这些富豪的财富是靠他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还是靠剥削得来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10亿美元富翁一年由15人猛增到108人，增加了7.2倍，确实让世界震惊。我们的政策是否由掩盖剥削而起到鼓励剥削、支持剥削，使这些人猛增？值得高层决策者深思。工资增长中存在的种种不均衡状态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从而使贫富差距拉大。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这大概是有些文章说我们是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在“替穷人、百姓说话，而是替富人和官员办事”的理由和依据吧。要不这种现实如何解释。如果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人也能以大富豪这样的速度在缩减，那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年年都发减轻农民负担的一号文件，都开减轻农民负担的会议真的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那有7年就解决问题了，不至于酿成今天这种景况。那才能真正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特色社会主义了。不难看出贪污、浪费、化公为私、剥削和两极分化危害之严重了。

从我国的国情、人口分布和收入来讲，我国有九亿人口在农村。不仅农村人口比例大，而且穷人的大多数及其最穷的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多数也在农村。因为穷，就有“新三座大山”，所以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还是农村，且这种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竟然在世界领先（据世界银行的数字，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超过美国和俄罗斯），如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扎实稳步地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刘庄、南街村等依靠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了的那些村已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多种经济全面发展的道路——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道路——我国建国后搞“一化三改”一直坚持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像温家宝总理说的让农村这条“短腿”长长，中国才不会跌跤。这些公有共富村，由于团结起来力量大，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威力，村民的一切负担、孩子上学、医疗、住房等等都已由村上统一解决了，真正地实现了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有的村容村貌比开发区还好。宽阔的道路纵横交错、工厂林立、村民职工住房井井有条，路旁、工厂和住宅区绿树成荫，花红草绿，芳香四溢，将其点缀成一座座美丽的农村都市。村民的素质、健康状况、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连一些离休的老干部都非常羡慕和向往；即使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教授、研究员的医疗、住房、孩子上学等等也不一定能和南街村、刘庄、韩村河等相比。哪里还有什么“新三座大山”！20个字社会主义新农村里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指的整个村上的生产发展，全体村民的生活宽裕，而不是指个别老板和村领导少数人；“管理民主”也是指整个村上。至于“乡风文明，村容整洁”那就不言而喻地指村上整体了。笔者认为评价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条件，也就是最起码的条件是消除了“新三座大山”。不能用笼统的人均数字来掩盖两极分化。如果是这样，我们国家解放初期就不需要在全国搞土改了。因为人均土地还是那些。

根据国家一年对医疗卫生、教育的投资还比不上公车支出、公款出国旅游、公款吃喝中的任何一项来看，国家的资金是有限的，现在连医疗、教育、住房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像这些共富村那样得到妥善解决。就是原来享受公费医疗的事业单位的职工，现在都成了国家出一些、个人出一些的“合作医疗”，何况企业职工，更不用说农民了。原来学校都不收费，现在都收费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向改革开放前恢复），也市场化了，且乱收费还屡禁不止。这主要是两极分化所致的收入差距拉大之故。你收费再高，人家有钱的能出得起；你明里禁，他暗中收、有钱人找上门让人家收；你公开禁，他偷着收、交了钱的人还说没交。这就导致绝大多数穷困和普通收入家庭品学兼优的孩子只好认“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命”而失学外出打工了，童工多是这样产生的。这不知给国家把多少栋梁之材的苗子就这样夭折了。因此，主要靠国家投资建设新农村，经济是不允许的。就以国家给小岗村的投资为例，仅1998年为迎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承包”二十周年，安徽省动员各厅局大干三个月，花了270多万元来改变小岗村面貌（《中国农民调查》），这比南街村创业时支部带领党员干部义务打工为集体筹措的两三万元资金要多多少倍，与刘志华贷款500元为村办企业买打草绳机、史来贺当年用90元钱买回三头瘦小的奶牛发展畜牧业就不能相比。但两百多万元只是搞了些“形象工程”，却仍未能改变这个原来只有十八户人家的小岗村的面貌，却穷得连村长办公还得靠老婆、孩子打工和养殖来资助。一个时期来，网上热炒中国有“3万公务员”或“35万公务员”拟去韩国考查“新农村”，一些地方成群结队去韩国学习“新村运动”。但东北某省会城市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老徐同志去后回来的感受是：“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他是该市第六批（每期20名，人均花万元）去韩国培训的党支部书记。人家韩国的有关人员就说，你们这样来作为旅游可以，并非能学到你们希望学到的东西。因为韩国的国情是，有4800万人口，城市人口比例高达93%，农村人口只占7%，粮食60%依赖进口。即使韩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对韩国起到了某些作用，但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中70%在农村，如果粮食60%靠进口，哪个国家能供得起？即使能供起，中国人用什么去买。这种“考查”和“培训”不知给国家浪费了多少冤枉钱。看来像给小岗村这样的投资和学韩国，国家是投资不起的；“啥也没学着”，咋能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要不是这位老徐同志击中要害说了这句老实话，还不知道有多少省市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到韩国去再花“考查”、“培训”的冤枉钱。说实在的，类似这样的赶潮流的冤枉钱，中国不知花了多少呀！要靠少数大款、富豪发善心来解决更是不可能的，这已为上下五千年的中外历史所证实。事实也正如此，现在还未听说靠国家投资、大款发善心和学习外国而建设的像刘庄、华西、南街村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连有数亿、数十亿资产的大官、十七大代表，甚至数百、数千亿的大富豪也没有听到他投资建起了一个这样的新农村。只听到黑心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有些农民工非常痛心地说：“我们含辛茹苦给人家干活，工资却被克扣；过年回家和返还正是春运涨价的关键时刻，火车和各种交通运输都涨价，买不下票被票贩子宰，上车后没座位坐在餐车又被车上宰。买好汽车票上了车还要再加钱，我们流血流汗挣来几个钱，又流着眼泪被他们掏走了！”因而，才出了那些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按照毛泽东指出的依靠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解决“新三座大山”。刘庄这些共富村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能走向共同富裕，才能不断地限制、缩小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在这些村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企业，但都没有垄断和暴利企业，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一个党员干部是老板。这不但不要国家投资，还给国家上缴利税。再从整个中国的现状来看，现在仅一亿多农民进城打工就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弄得连温家宝总理也得为他们讨工资。如果要解决“新三座大山”主要靠农民进城打工，那大城市得扩大多少倍？北京现在已扩大到六环路，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即使将它扩大到十二环，以笔者之见还不如南街村的颍松路、韩村河的鲁班路在解决农民就业上发挥的作用大。现在中国城市人口已达四亿多，这和欧洲人口差不多，要解决九亿农村人口的大多数进城就业问题，这不仅在中国，即使将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加在一起也是很难想象的。但这些共富村却没有也不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像小岗村人说的那样，年青的都出去打工了，那城市不但承受不了，农村的土地也荒芜成了“战争景象”，却仍未能解决共同富裕。那李昌平给总理信上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了，给朱总理的信就白写了，中央和农业部派人下去就白调查了。尽管李昌平这样很难得的好干部只能下岗给香港在内地的慈善机构打工去了，但“三农”问题总是要解决的。看来要解决九亿农村人口的共同富裕问题，主要靠城市化建设让农民进城打工是很难如愿以偿的，或者说可能性极小，甚至是不可能的。南街村这些依靠发展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全面发展的共富道路，让农村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是蕴藏着极大的得天独厚的潜力。这是在中国第二次用“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城市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缩小、消灭“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的好途径。这样将农产品加工和用于农资的企业逐步地由农民自己办，并由城市转向农村，以减少大城市的压力并限制其盲目发展。正如十大女杰、京华公司董事长刘志华说的：我们京华公司所做的，就是把农产品的加工权从城市夺回来，变城市加工为农村就地加工。从而使农村实现三个转化，即农民由原料生产型转化为成品生产型；从农家院走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人；从过去的所谓“副业”转化为名正言顺的“正业”。这就简单地概括出已为那些共富村所证实的搞农产品加工是农村城市化的道路的组成部分。农村富裕了，拖四个现代化的“短腿”就长长了，三个差别就缩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程也就缩短了。这就应该引起党和政府高层决策的重视，并能像当年重视小岗村搞“承包”那样重视刘庄、南街村、小冀镇东街五队、韩村河这些共富村的经验，并结合各地的实际来推广。那就像江泽民、李念先、李鹏等先后视察了一些共富村后题词那样：“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像李岚清同志说的：“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现在在南街村、华西村等上班的人已超过一万。如果以一个县在十七大期间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平均有四五个这样的村，或者发展集体经济之合相当于这样四五个村的产值和就业人数，那就可以解决四五万名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且多数是“离土不离乡”的就近就业，这种就业本身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不是“战争景象”的背井离乡，全国两千五百多个县就可解决一亿多人。现在每年外出打工的大约也就是这个数字。这不仅促进了农村的城市化建设，而且还减少了城市和交通运输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再不断地总结、提高和继续发展到每一个乡镇都有类似这样的村镇。党和政府在重视、总结、推广这些公有共富村经验的同时，要健全法治，限制消灭剥削，发动群众严惩腐败（不能天天喊严惩，前几年几百万元判死刑，现在千万元以上判死缓），人民群众有权用法律监督国家各级官员，有权公开在新闻媒体批评、甚至提出罢免不合格的官员；党政的监督机构要按照党章、宪法办事，“一把手”的言行也要受法律的约束，与法律不符的，以法律为准，不能权大于法，要维护法律的绝对权威。不要像一些文章和新闻媒体说的：“我们的政策、法律部门化，部门利益化”，“为穷人、百姓说话，替富人、当官的办事”。要制定反垄断、反暴利法；重视民生投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起码要高于非洲那些贫穷国家，不要再落在世界的倒数第一位，让公民福祉与GDP、税收一起剧增，那就是怀百姓之心，谋民生之利，方可体现“以人为本”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与此同时，还要像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所说的那样，要建立“二廉”政府。这些共富村的党组织和村委会都是廉洁、廉价的“政府”。这就是说，要像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领导全国人民把贪污和浪费都当作极大的犯罪来惩治，仅这两项国家一年就能少损失一两万亿元。用这些钱来反哺农业和城市的贫困人口，那中国特别是农村就是以人为本，走公有共富科学发展的道路了。全国曾学习过的小岗村人的忧虑就没有了，农村的“703861”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两千万家庭的留守儿童和七千万妇女就能和他们的父母、丈夫安居乐业地团聚在一起，那我们中国真的就了不起了。

毛主席早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四页）可以概括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所稿的“一化三改”等一系列发展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在解决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奋斗的桥和船的问题。刘庄、南街村、小冀镇东街五队、韩村河这些共富村其所以能够提前建成十六届五中全会才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就在于在思想上和经济基础上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项艰巨任务的桥和船问题。这个桥和船就是以人为本，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南街村人说的：共产主义是天堂，集体经济是桥梁；王宏斌的宁为集体造金山，个人不图半块砖；史来贺的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田雄的我是共产党员，不做个人发家致富的带头人；吴仁宝的信仰共产主义决不含糊，坚持集体经济决不动摇；等等。这既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和十六届五中全会、十七大精神，也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人口最多、农村人口比例最大的中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为工业化水平低、农业人口比例大的古巴、越南、蒙古和朝鲜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可提出可借鉴之路，那就与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一样称得上真正的中国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