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六大信条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六大信条

房 宁

提  要   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需要学习借鉴西方，但这种学习不能变成西方观念的灌输。学习西方要了解西方社会的真实情况，不能停留在西方的书本上。即使是全盘接受了西方观念，也不等于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不仅要知道"是什么"，更要问一问"为什么"。西方本身也是千差万别，从西方国家的差别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中国自开放以来，向美国倾注了太多的关注和热情。但到底学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值得怀疑！也许在这种疑问的驱使下，作者对另一种西方的市场经济做了一番考察。

主题词  德国  社会市场经济  信条

从俾斯麦到阿登纳，德国走出了一条富有德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之路。2004年6、7月间，应阿登纳基金会之邀访问德国，从汉堡到波恩，一路寻访、感受近代以来德国人民在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艰辛历程，可谓一次"历史之旅"。在国内常听人说起"德国模式"，而这种现代化模式的独特性究竟何在？我却不甚了了，这自然成为我访德时的主要兴趣所在。访德时间虽不长，但在主人的精心安排之下，我们一行六人，广泛地接触了德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其间所有的交流，可谓高密度、大容量，收获甚丰。我们着实领略了一番德国式的效率。
在德国，人们向我们谈起最多的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这个话题，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于正在致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客人来说，自然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社会市场经济的一词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是德国历史上的一段艰难岁月，也是德国再次选择未来关键时刻，分别来自基督教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米勒-阿尔马克和H·纳什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十分相似的"社会市场经济"方案。他们的方案以及战后长期担任总理的阿登纳的有效领导，促使德国重归俾斯麦时代开创的德国现代化的传统道路，并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如今世人瞩目的"德国模式"。
德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和文化传统，与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即德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加之富有理性、勤于思考的德意志民族及其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们的执著探索，才最终将德国引上了社会市场经济之路。通过考察和阅读，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在调控市场、限制竞争、社会福利、法制民主、宗教协调和科技立国等六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竞争尽其可能，计划以其必要

毫无疑问，德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但德国的市场经济与被视为"市场经济一般"的，或干脆说是美国式的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人们在解释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时用了许多形容词，如："有社会义务的市场经济"、"有社会调控的市场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或干脆说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可以算作对社会市场经济的语义学解释。的确，从德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所谓社会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确实是对社会经济运行要实行政府调控，并且这种调控是在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和对企业行为的微观调控两个层次上进行的。
德国注重经济调控，以及相应采取的一系列后来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政策，都与德国作为一个欧洲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历史给德国留下的机会并不好，在俾斯麦的时代，欧洲的英、法等国已基本实现了近代工业化，同时欧洲的民族国家基本格局也已初具形态。这一历史环境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以及统一后的工业化都形成了相当压力，德国的现代化犹如在群峰间的崎岖深谷中前行。德国只有利用由国家代表和集中体现的民族主观能动性，运用自觉的力量和有计划、有秩序的行动，才有可能冲出重围，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
"自律"传统和崇尚合作的集体主义是德意志传统的民族精神，这种历史文化资源从一开始就被运用于德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即由政府或行会组织实施的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规范市场秩序。从俾斯麦时代起，德国政府始终对社会经济活动保持干预，并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经济调控的法律体系。战后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在保持政府调控问题上没有实质分歧。现任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全面系统阐述了政府的宏观调控，堪称经典。《哥德斯堡纲领》提出："国家不能规避其对经济发展过程所负的责任。它应负责制定一项有预见性的经济繁荣政策，同时应该把自己的作用限制在主要通过间接方法来对经济发生影响。"被誉为社会市场经济"精神之父"的卡尔·席勒的名言"竞争尽其可能，计划以其必要"是德国政府把握宏观调控的基本尺度。
为了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政府需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德国模式的这一特点由来已久。大规模铁路建设是推进德国工业化的直接动力。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工业化浪潮时期，遍布全德意志的铁路网建成，这一网络在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对德国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1873年俾斯麦政府组建帝国铁路局，整饬管理、统一路政，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善的铁路体系，成为德国工业化时期的主导产业。
社会市场经济的市场调控不仅在宏观层面，更渗透到市场运行的微观，即企业层面。企业制度中的"二元体制"，即监事会和执委会的分权体制，是德国非常著名公司治理框架，极具德国特色，而与英美公司董事会制度大有差异。这种企业监事会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861年。在企业微观层面上，与公司治理的"二元体制"相得益彰的是企业内部劳资双方的"共同决策"制度，亦称"经济民主"。1976年联邦德国通过《共同决策法》，最终将企业中劳资双方按对等原则设立企业监事会，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下来。这项制度保证了企业雇员在企业重大事务上的知情权、建议权和共同决策权，使资方履行社会义务有了来自企业内部的监督和制约。
德国模式中对于市场的多方调控，将经济运行置于秩序之内，限制资方权利，使企业担负更多地社会责任，并更多地受到社会的监督和约束。顺便说一句，近年来在中国颇受推崇的哈耶克，在自己的故乡却远不如在这里吃香。哈耶克对社会市场经济这种"人为的"而非"天然的"经济形态十分反感。他的想法在德国学术界自然难成主流，对现实更不起作用，只是被视为一种极端，乃至异端。

二、节制"资本主义"

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制度环境里，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对市场进行调控，说得透彻点，实质上就是在限制资本主义。说起来奇怪，似乎很矛盾，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竟然要限制资本主义？！然而，在德国，限制资本主义简直就是一个传统。德国现代化的始作俑者俾斯麦，出身小贵族并极有个性，他的精神给德国近现代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俾斯麦本人对于资本主义不说是深恶痛绝，也是相当鄙视，更瞧不起那些终日忙忙碌碌、一天到晚盘算赚钱的资本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与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俾斯麦的态度反映出了19世纪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窘态，资本主义至少在19世纪的德国社会没有获得道义感，资本家阶级受到了依然在精神上处于优越地位的旧贵族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平民情绪的基督教会的蔑视、抵制和反对。在现代德国，甚至是作为自由主义主流的奥多尔自由主义（奥多尔意为秩序，即秩序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里，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贬义词，意为不好的经济秩序。
德国模式中对资本主义的限制的最深刻的表现，就是对市场竞争的限制。限制竞争，就是限制了资本主义精神。在德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及著述、文献中，除如哈耶克等极少数例外，对经济、社会自由放任的批评抨击比比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政治家是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的。竞争，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方式的基本价值，而恰恰在这一核心问题上，德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并不赞同哈耶克所主张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天然和谐的观点，而是只接受有限的竞争，即米勒-阿尔马克所说的"可行的竞争"的概念。在实践方面，德国实施已久的"闭店法"，则是限制市场竞争的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
初到德国，夕阳西下时分，商家便纷纷打烊，即使是卖食品、日用品的超市晚上8点以前也都停止营业了，街上除了饭馆、酒吧开张外，各类商店一律关门闭户，一派冷清。到了周末，尤其是星期天，德国城乡的商业区更是一片肃静。记得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还专门批评过商业部门随社会工作时间上下班的现象。而德国这种现象很令人诧异，下班后不正是商家吸引顾客购物的好时段吗？同时这也是广大顾客的需要呀！仔细一问，才知道限制商业营业时间原来还是德国宪法的庄严规定。
德国基本法规定1919年的《魏玛宪法》中的部分内容仍具有宪法效力。《魏玛宪法》第139条规定：星期天以及国家承认的假日为休息和灵魂陶冶的日子，受法律保护。根据宪法有关规定，德国特制定了"闭店时间法"，限制商业竞争。"闭店时间法"对各类商业的营业时间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如：报亭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只能从11点开放到13点。商业活动的时间本应由市场决定，取决供求关系，按照商业原则，只要有需求、有市场，就应当有服务。但德国人的理由也很充分：人不是商业动物，赚钱不是一切，人还要休息、学习，要闭门思过、陶冶精神。

三、国家兴办社会保障

现代福利制度最早出现于德国，俾斯麦是创始人。德意志民族具有博爱传统，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关系，更体现了一种奇特的阶级调和。身为贵族的俾斯麦，平日对下人趾高气扬，但却可以冒生命危险，跳进冰冷的河里去救一个农夫。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贵族行为。早在18世纪农奴制改革时期，普鲁士王因阻止容克地主驱逐农奴，帮助流离失所农奴而获得"乞丐之王"的赞誉。这种所谓"君主社会主义"传统使德国率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至少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和追求。德国基督教传统就是既反资本主义也反社会主义，而俾斯麦既瞧不起资本家，又害怕工人运动。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这位对外主张实施"铁血政策"的宰相一上台，就提出对内要施行"蜜糕加鞭子"的政策。他一方面利用德国的工人运动，制约新兴的资本家阶级；另一方面他打击社会主义政党，争取对工人运动的控制权。1878年俾斯麦公布《社会党人法》取缔社会主义政党，同时实施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俾斯麦政府致力于劳动权保障，保障工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他说："只有现存的国家统治政权采取行动，即由她实现社会主义要求中合理的、并与国家及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才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
俾斯麦的所谓"国家政权" 兴建社会保障事业，自然是"只给政策，不给钱"。而在兴建社会保障体系中，让出利润，拿出钱的，最后自然主要是资产阶级。就这样，国家政权迫使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让步"，同时取缔无产阶级政党，由自己来搞"社会主义"。从中又可以让人再品味一道"社会市场经济"。此后的10年中世界上第一社会保障体系出现了，即医疗保障、工伤保障和养老残障保障等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确立。至今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以此为基本架构。

四、先建法制，再行民主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德国模式也相应地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体制。强调秩序的民主，即法制民主，是德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的政治特征。纵览德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给人以"先有法制，后有民主"的印象。德国政治发展尽管中间有过曲折，但总体上走过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在许多"后发国家"中，政治制度建设，一般都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和规范。而德国的政治发展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法律制度的建设，先立而后破，谨慎行事，是德国的政治风格。
19世纪70年代，德国实现统一，同时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在国事甫定、百废待兴之际，德国首先做的是全面立法，使刚刚迈上现代化道路的年轻国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70年代起，帝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商法、自由营业法、自由迁徙法、度量法、货币法、关税法、自由联合法等一系列法律，构建沿袭至今的德国司法体系。法律先行，在政治上起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作用，对统一国家政务具有积极意义，在经济上则有利于统一市场，建立市场秩序。
战后德国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德国朝野普遍认同民主一般价值，义无返顾地选择民主作为整合国家及政治运行的基本方式。这对调动战后全体人民积极性，克服重重困难，重建家园，创造经济奇迹，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为战后德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但德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始终遵循着循序渐进、有序发展的原则。即使到现在德国政治的保守气氛还是相当浓郁的，传统的党派政治依然占据着政治舞台，美国的好莱坞式的明星政治在德国未成时尚。访问德国联邦议会时，我多少有些意外地得知，德国联邦议会的比例代表依然高达半数。

五、宗教护卫心灵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曾指出，货币对社会与文化具有一种神奇而严酷的"格式化"功能。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货币作为彻底的"平均主义者"会把一切差别消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岂止是在马克思的年代，早在资本主义刚刚露头的时候，具有远见的霍布斯就忧心忡忡地预见到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和传统文化的破坏作用。霍布斯甚至预言，即将来到的资本主义时代，将是一场灾难，是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类有可能在像豺狼般地自相撕咬残杀中毁灭。三百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在这三百多年中尽管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劫难和痛苦，但资本主义毕竟还没有毁灭掉人类，毕竟还没有葬送掉人类文化。原因何在？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和一个德国人韦伯发现了其中的重要奥秘，那就是宗教。托克维尔最早发现，宗教其实是一种社会保护的政治设施。而马克斯·韦伯更加清晰明确地指出，与市场经济自然价值相反的"新教伦理"，制约或者说"中和"了惟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精神"，使西方社会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对立中获得了一种社会的平衡。有意思的是，韦伯的亲兄弟阿尔弗勒德·韦伯正是20世纪德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
宗教信仰在德国根深蒂固。宗教，这个被马克思称作是"无情世界中的感情"，始终护卫着德国人民的心灵，保佑他们走过了最黯淡的岁月。宗教，具有舒缓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慰藉心灵的社会功用。宗教，是德国模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社会思想文化条件。韦伯，透彻地分析论证了克己让人的新教伦理与惟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相反相成的社会功能，绝非偶然。他毕竟是德国人呀！所谓德国模式，正如许多德国思想家指出的那样，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是"受社会约束的市场经济"。然而是什么力量能有力地约束肆无忌惮的市场、约束惟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精神呢？政府调控还只是这种约束的外部表征，真正在人们内心里约束那个魔鬼般的资本主义的是德国人民的宗教精神。
宗教精神的培育和传承靠历史文化影响，靠家庭教育熏陶，但也和政府有意识的工作分不开。绝大多数德国人都信仰宗教，而国家向每一位成年教徒征收宗教税，用于教会。所以，在德国，宗教是国家的事业，国家以政府行为支持宗教事业的发展，这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最重要的环节。

六、科技推动赶超

德国在西方列强中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德国进入工业化时期快速增长期比英国差不多晚了一个世纪，德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才能赶上和超过西方老牌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从生产力层面上看，注重科技，实行以科技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是德国在短时间内赶超英法的要诀。
在工业革命前，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始建于1810年洪堡大学，在19世纪中已蜚声欧洲。但仅有好的大学和教育系统，还远不能直接支持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因此，德国采取了国家组织和资助科技事业的科技立国的路线。政府对科技事业的介入，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国家出面组织企业、技术人员和专门技术学院，形成产研结合的科研体制，以支持和扶助加工制造业。在这方面德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迅速涌现出了以克虏伯为代表的闻名于世的机器制造企业；另一方面，国家直接资助科学技术研究。1909年成立了威廉皇帝科学研究联合会，由政府直接拨款给应用性科技研究。1945年后，这个联合会改名为马普协会，继续从事相同的工作。
德国的经验表明，后发国家的科学技术在一般市场条件下，不能满足工业化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国家的有效组织和资助，对于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直接促进作用，而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应用型科技对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至关重要。
德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中后来居上，具有坚实的工业基础，科技先进。战后逐步建立和发展的民主体制，使德国社会保持了稳定发展。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德国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统一欧洲的崛起，可以预见德国以及德国模式在世界上影响还会继续增大。德国的经验值得注意。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日益开放。面向世界，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所必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极大兴趣关注着外部世界，特别是给予了美国过多的关注。直至今天，我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面向世界的中国应当具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向世界学习并不仅仅就是学习美国，我们应当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只有那样，我们了解到的世界才更加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德国以及德国模式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