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舒：庐山会议并不是毛泽东要打倒彭德怀

　　一、庐山会议的起因

　　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的目的是继续纠“左”，毛泽东提了18个问题，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继续探索。毛泽东纠“左”的目的，是要团结、要大局，是为了继续又好又快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为了其他。

　　彭德怀的目的，明显与毛泽东背道而驰。

　　二、庐山会议，彭的发言不自觉地把中国的事情和欧洲和苏联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授人以把柄

　　庐山会议期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彭德怀郑重地讲到：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东欧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又讲全民炼铁，国家与地方补贴共40 多亿，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大，用这笔钱去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怕有庐山这么高呀。

　　彭德怀说：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张闻天还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彭德怀则说，西北小组情况还好。彭张也议论到，政治局开会，大事缺乏充分讨论，为琐事占去时间太多。由于大跃进后出现的紊乱情况和紧张形势，张闻天还谈到对毛泽东的看法，话很尖锐：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彭德怀还对张闻天说，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包括对他的批评，他是不满意的。说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两人都谈到由于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也有些骄傲了等等。

　　显然，这已经超出总结经验，而是宣战，他的目的是算帐和更換领导。

　　三、毛泽东为庐山会议拟定了讨论大纲，归结为十八个问题，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是彭德怀的意见书能匹敌的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同各协作区主任座谈时，提出了在庐山会议上准备讨论的若干问题。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确定为十八个问题，印发庐山会议各同志。七月三日，毛泽东对这个提纲又作了修改：

　　一、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县级主要干部，首先是第一书记，另读三本书：“好人好事”一本、“坏人坏事”一本、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文件一本。三本书不要超过十万字，七天能够读完，然后讨论三个星期，共学一个月。每年轮训县社干部。

　　二、形势。

　　三、今年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

　　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

　　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

　　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4〕，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

　　十二、公社食堂问题。

　　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

　　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十九、国际问题。

　　庐山会议，是一个工作的检讨会和部署会，显然不是为了搞掉彭德怀而召开的，彭德怀之所以成为会议批判的对象，对中国的历史来讲，是偶然的和意外的;对彭德怀来讲，则是必然的和主动的。

　　彭德怀的信，引发的是1958年以来发生的问题，是工作方法错误的问题还有路线错误的问题，即对8大总路线的怀疑，在毛泽东看来，八大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根本点，不容置疑，毛泽东从1958年11月份以来，一直在批评刮“共产风”、高指标，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逐步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制度，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要否定总路线，所以，1959年8月2日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开幕式上讲了如下的话：

　　路线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路线是八大二次会定的。发生了问题，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后，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都不清楚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摸不着头脑，什么问题觉得不敢讲话。其实上山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闲谈一阵，没有什么斗争，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因为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说去年工作都做坏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9个月，中央批评了刮“共产风”、高指标，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逐步落实二级所有制等。9个月来这些工作，他们都看不进去，要求重新议过。他们要一种空气，要民主，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认为政治局扩大会不过瘾，讨论不够。现在开中央全会，请大家来，民主大些。他们可能还要扩大些，我们还有办法嘛，还可以开党代表大会嘛。

　　路线问题，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换过一条，请大家讨论。因有同志提出怀疑。一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就出在“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他们想改换一下题目是可以的，就是什么问题?现在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而不是别的。如刮“共产风”，三级所有制，落实指标等问题，还有没有?基本上不是这方面问题了;不是指标越落越低，越少越好，因为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

　　错误、缺点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方面去。此话是否说得对?请大家讨论。

　　四、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逼宫——“没有什么好谈的”

　　1959年庐山会议上， 8月16日　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回顾历史讲团结，多次讲到高饶。他谈了王明的狭隘，随即谈到高、饶：“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毛泽东的意思就是劝彭德怀不要狭隘、不要都想打倒，要团结、要和解。

　　彭德怀事实上，沒有和解可能。据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回忆，在毛主席发言前，他发现坐在第一排的政治局成员中没有彭德怀，就问了一下，李银桥指了指，毛主席才发现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没有戴军帽，头剃得很亮。李银桥感到毛主席有些不快。

　　散会时，毛主席招呼彭德怀等一下，要跟他谈一谈，彭德怀转身离去，没有理睬。在几分钟后，在毛主席在几位“大元”的陪同下回住处时，又迎面碰上了不知何故返回的彭德怀。毛主席想拉住他谈谈。彭德怀摔开毛主席的手说：“没什么好谈的!”。

　　五、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66 岁，你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可以看一看中央高层揭发和批判彭德怀的发言记录，这些内容都是来自一些内部文件，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的出版物披露的，也许能够帮助人们参考一下，去认识一个真正的彭德怀，“很多同志有此顾虑”的彭德怀。

　　1、周恩来揭发彭德怀的军阀主义作风时说：“1930年春夏之间，彭错误地消灭了袁文才、王佐部队，杀了袁文才，王佐落水而死，而袁、王的残部被国民党招降，丧失了井冈山根据地，这是彭在党内和革命军队内部斗争中使用了军阀主义的手段。长征中主张以军阀主义的办法用武力解决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错误地主张以军治党。”

　　当时由于他打了败仗，枪支弹药少了一点，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彭竟使用军阀吞并手段，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等革命部队实行火并。袁、王当时均是共产党员，他们的部队也有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彭为了吞并这个部队，给他们捏造了叛变的罪名，骗他们在永新集结，调遣了三个纵队将他们解决，袁被打死，王佐跳水自杀，致使井冈山根据地完全丧失。

　　彭历史上流寇思想极为严重。平江起义后，东窜西窜，杀人放火，把东固城全区房子烧光。夜袭万寨，烧了一条街。并曾说：“要使三十里路无人烟，叫敌人不敢来围剿。”在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由于彭的骄横跋扈军阀主义作风，十个元帅九个对他有意见，十个大将九个对他不满，广大干部对彭则是敬而远之。

　　他自己打了人，在武汉还恬不知耻地说：“打人不算军阀主义，要看打人的条件而定，打人都算军阀主义的话，那我打人多了。”

　　2、陈毅揭发说：彭一到井冈山就对陈毅讲：旧社会不提拔他，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报复。由于他拿参军当入股，所以他给有些人讲：我在旧社会，不是杀头，就是当总司令，当皇帝。

　　3、韩先楚同志揭发：“在一次汇报工作谈到周总理在管军委工作很忙时”，彭说：“他(指周总理)到哪里，象狗婆一样，后面跟了一大群。”据某同志揭发，周总理答应缅甸派军事代表团来中国以后，彭颇为不满，大骂周总理：“操他的娘，吃了饭没有事做，找些麻烦来。”“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做工作象春天的母狗一样。”“你这么事务主义，象周恩来一样，你没有经验，象林伯渠一样---干了一辈子，一事无成。”

　　4、刘少奇批判彭德怀说：“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是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至少不全是像我们这样的党。积极要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值得反省。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槁派别活动的。)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十，也不满意我。(毛泽东：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5、1951年2月25日，当时是在中南海居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总参、总政、总后和各军兵种及政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主要研究讨论如何加速解决志愿军面临的各种困难等问题。会上，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轮到讨论具体问题时，各部门的人纷纷强调各自的困难。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后勤供应焦急不安，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此时，会议又出现这种纷纷强调自己困难的情况，彭德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吼道：“你们这也困难，那也困难，难道志愿军就不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就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没有制空权，没有弹药，没有给养，志愿军天天在流血，天天在死人!被打死，被冻死，被饿死。就是你们这么扯皮，支援朝鲜前线很不得力，才造成志愿军大量不必要的伤亡。你们这是犯罪!再不赶紧解决志愿军的困难，这仗我就没法打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试试!”彭德怀这一顿大发脾气， 弄得周恩来下不来台，使会议不欢而散。

　　6、抗美援朝，毛泽东倚重彭德怀和高岗。毛泽东有许多电报，是发给彭、高两个人的。高岗在彭德怀面前议论刘少奇和周恩来。

　　7、彭德怀早就对毛泽东谈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看法。那是全国财经会议后，时间在9月份，地点在毛泽东的办公室。

　　彭德怀说： “少奇领导的华北工作座谈会，骂了我40天娘，不公道嘛，不实事求是嘛，不是与人为善嘛。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前一阵子薄一波来找我谈心，我对他说：一波，我了解你，你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遇事又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你平常工作中难免有点毛病，你就得准备多受点批评。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8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不是大批了我一通吗?用湖南的土话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是，我从来不把它当包袱。有些事一时说不清的，留待历史去评判好了。”

　　“四六年初，少奇在延安提出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他是存在着严重的和平幻想的。我记得很清楚，　2月1日　这天，中央发出了由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通知》。少奇同时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时局问题的报告，反复讲他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结果怎么样呢?他那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问题还不是得打，还不是得用战争解决问题!”

　　“不是为你开脱，‘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版权出自少奇，数他最热心!”

　　“少奇对抗美援朝开始也犹豫动摇，还有恩来。从政治上看，少奇不够成熟，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右，有时右得厉害，也有时有点‘左’。”

　　“历史上，我对恩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指挥很不赞成。对干部，尤其是对肖劲光的处理很有意见。三三年十月下旬正式成立的红七军团，寻淮洲是军团长，肖劲光是政委。11月间，黎川失守，肖劲光差点被杀掉。最后脑袋总算保住了，但政委的职务却丢了。黎川丢了，这能怪肖劲光吗?‘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嘛!按他们那一套搞，整个苏区不是都丢光了吗?该杀哪个的脑壳呢?这里面，恩来应当负相当的责任!”

　　“恩来的事务主义，我也有点看法。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的事务，政务院总理也的确不好干，但应当抓大事，谋大局。像恩来这样事必躬亲，我看有点鸡零狗碎，婆婆妈妈了。前年我就为支援朝鲜前线的事冲恩来发了通脾气，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六、毛彭合作与不合作的问题

　　红军时期：打长沙彭与毛意见相左，彭执意打长沙，结果失败。打赣州彭与毛意见相左，彭执意打赣州结果落败。彭杀王佐、袁文才，结果导致井冈山根据地丢失。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张发展山地游击战，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政权。彭德怀一度支持王明的主张，对打阵地战和正面作战很热心，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很冷淡。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不离开陕北，为彭德怀的西北解放军制造了多次战机，但彭德怀领导的西北解放军，一直是解放军中的弱军，没有发展壮大起来。

　　庐山会议揭发材料：彭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有的报告上写着“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彭不转还说“我又不是你的通讯员。”

　　庐山会议揭发材料：彭曾经对徐某说：一军团站在毛主席方面，林彪是毛主席的嫡系，李富春是个大草包。

　　彭德怀是怎样对别人说起毛泽东所撰写的《论持久战》的?——“他写的(引者注：这个他是指毛泽东)。他还想出版呢!个人写的书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出版，不能用中央的名义出版。”(摘自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之3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1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10次印刷。

　　对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3年2月8日　在太行分局的会议上，彭德怀的评价是：“新民主主义论，这个名字才怪呢，是用了日本的名字，日本人搞新民会，他叫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就搞这么个东西。”

　　作为军阀出身的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理念是不能接受的，但在多次碰壁之后又不得不回归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理念，但在形势好转后总要找到机会实践自己的战法，结果又碰壁。作为土包子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者，彭德怀对留洋回来的理论家们抱有一种心不由衷的敬仰，对山沟沟出来的毛泽东有些不自信，但是在洋理论的指导下多次失败后，又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所以，毛彭就是在这种合作与不合作的摩擦中，走到了1959年。

　　七、关于“华北座谈会”

　　1945年2月至7月之间，中共“七大”召开之前 和之后，在延安同时召开了一次前后有43天的“华北座谈会”，亦即　2月1日至7月25日的“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 彭德怀、林彪等，大会推选薄一波为主席。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工作，“是因为在华北主要是在晋冀鲁豫区的工作中，地方干部及一部分军队干部对彭德怀同志有某些意见，长期未得到解决”(薄一波语)， 所以利用七大开会前的时机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这也是由薄一波向彭德怀建议召开的。彭德怀当时也说：“我早有这个想法。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很好嘛。”

　　在华北会议上批评彭德怀的几个问题：

　　1、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彭德怀曾在华北军分会传达了“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这个传达造成了一定影响，如陈赓在1938年1月3日日记中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

　　2、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这是彭德怀　1943年4月7日　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关于民主教育的一次谈话内容，其主要内容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毛泽东6月6日为此致信彭德怀说“不妥”，即“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等等。受了毛泽东的批评之后，彭德怀在华北会议上检讨说：“我在太行高干会讲话基本是错误的。”

　　3、对同志们提出的关于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问题表现出了粗暴的态度。1942年太岳区整风时薄一波提出“抗战初期缺少对根据地建设规律的认识的看法，不料触怒了彭德怀同志，他声色俱厉地批评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各区党委都感到不能接受他这个指责。”(《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

　　在涉及彭德怀的“错误”中，“王明路线”的指责是最严重的。彭德怀后来回忆所说的：“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时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彭德怀自述》)。

　　从以上可以看出，华北座谈会，是由薄一波建议召开的，是为了解决华北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对彭德怀的意见而召开的，跟毛泽东没有什么关系，骂了彭德怀40天娘的是刘少奇而不是毛泽东。

　　所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才说彭德怀是“交不亲的朋友”，“华北会议召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你说华北会议操了你40 天的娘，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 天，还操不得?现在我说要满足40 天，不然我们还欠20 天的账，我还加5 天，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说的是让彭德怀把话讲彻底，而不是互相骂娘。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互相骂娘的说法是李锐伪造的。

　　八、　毛泽东为什么从纠“左”转变成支持反右

　　1959年8月11日　毛泽东对彭德怀及其“俱乐部”的讲话阐明以下观点：

　　1、毛泽东认为党的不少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准备，依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可以参加，这是我们党内同盟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的招牌。

　　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我看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

　　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高岗路线，参加高岗集团，以及这次，我看比那两次要恶劣，比立三路线那个时候要恶劣。比如讲一些话，实在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嘛。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翟秋白已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

　　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从前全世界骂，他们还不注意。西藏问题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全世界骂我们。骂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欢迎!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比如骂人民公社，从杜勒斯起就骂了差不多一年了，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对于大跃进，也是怀疑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也是怀疑的。过去我们指标又搞高了。什么粮食增产100%，棉花增产100%那一套。今年指标也高了，什么3000万吨、2000万吨，高了。我说只要略有增产，我就是坚定不移。粮食增产一成就是好的，就是跃进。他们说不止一成，有三成。早两天，我问彭德怀，他也说有三成。一成就是跃进，可以增产三成，这还得了!

　　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一来就抵触。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3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要从阶级斗争来得到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解释。这些同志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仇恨的，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命!消灭剥削阶级，赎买民族资产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用集体化办法。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都是沉默的。前年5月(指1957年反右前夕)，彭德怀对青年团讲话：党的政策让他们猖狂(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彭德怀等人的要“集体领导”要“民主”要“自由”，毛泽东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反动的。

　　毛泽东说：他们要搞人民公社糟得很。为达此目的起见，他们要这些东西，一个叫“集体领导”，一个叫要“民主”，一个叫要“自由”。我们现在都没有做。你说华北会议操了你40 天的娘，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 天，还操不得?现在我说要满足40 天，不然我们还欠20 天的账，我还加5 天，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我说这种“民主”、“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都要加一引号。他们所谓“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与我们的是两种：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

　　有资产阶级那种“平等、自由、博爱”，就没有无产阶级这种平等、自由、博爱。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对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横竖是生死斗争。这些，我看是“俱乐部”的人所不了解的。他们没有阶级观点，没有读过历史唯物论，或者读过忘掉了。历史唯物论是阶级斗争学说，革命学说，如革命的战略策略，是如何斗倒资产阶级，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斗倒。都是阶级斗争的学说。

　　3、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发难，出发点是毛泽东会支持他们，但后来毛泽东没有支持他们，所以彭德怀等人认为毛泽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先是要反左的，后变成反右)。但毛泽东认为是接受彭等的意见，开放民主，让人讲话。让人讲话的结果是彭等“难过关”，尽管为彭德怀等人不能接受，但“难过关”既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也不是不是毛泽东能左右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想再次保彭过关，已经无能为力。彭能否过关，在与彭自己的“能转”和“不能转”。

　　毛泽东说：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哟!这也是一个新闻。这是说7 月23 日。怎么转弯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三番四次要求我们开放民主，要言论自由，说是庐山空气很不正常，压迫民主吗?我很同情你们，我说那还得了，那决不能够。我们要告诉每一个支部，不要压制民主，啥话都要让人家讲，无非是讲得好，讲得坏，放香屁，放臭屁，统统要让人家放。人长着耳朵是干什么的?是听话的。至于口，有两个任务，一个吃饭，一个讲话。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开组长会，说服这些同志，要听他们讲话，要开放民主。

　　毛泽东说：高、饶、彭、黄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祸首。人们觉得不好懂，因不了解历史变化。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难过关，彭德怀历史上犯过五次路线错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过去没有宣布过，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这些，我们过去不讲。而当年高岗他们到处讲“两个摊摊”(指刘少奇、周恩来)，现在又到处散播，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我就没有讲过彭，小舟(指周小丹)只听到过彭讲我。人们不明白历史曲折情况，自感觉惊奇，这点要讲清楚，不足为怪。华北会议召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一野，抗美援朝，军委都交给你管。只要这次你不立“司令部”，你还是干军委的工作。怕不信任你，林彪发转业费嘛。我们是交不亲的朋友。高岗事件时保护过关(指保护彭德怀过关)，但不改旧病。去年要辞职，我们作了决议，要你继续干下去。军委扩大会议斗争萧克，支持你。你却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你的很大问题，就是没有揭露，要治病，治他的病，前途还是两个：一个可能，一个不可能;一个能转，一个不能转。

　　4、毛泽东认为：大跃进以来“错误、缺点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方面去”。以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来否定总路线，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不是要保护一线大刮浮夸风的领导们，而是要维护“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九、毛泽东对庐山会议做出的决定采取冷处理

　　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指出：“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所以，《决议》的定性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决定：只免去了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毛泽东压着没有向下面传达。其中《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不仅不让下发，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没有让提到有这么一个《决议》。整整过了八年之后，在林彪集团崛起之后，这个《决议》才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发表出来。

　　十、彭德怀的转变

　　1959年9月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认识到“对我的错误彻底地揭发的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彭反毛的谎言，也被此信击破：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彻底地揭发的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的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对于彭德怀的转变，毛泽东高兴地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毛整彭和诛杀功臣的谎言，也一并击破：

　　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我很高兴接到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还建议全党同志对彭德怀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了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报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几年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 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GOOD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

　　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十一、毛泽东终此一生的目的：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极尽可能地高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如果社会主义错了，则毛泽东错了。

　　站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上看，毛泽东所有的理论创新和现实决策，都是正确的。只是从1949年以来，毛泽东的理论，导致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灭亡，限制了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的特权，导致了两个阶级和两个阶层对毛泽东的仇恨。同时由于新生官僚阶层的胡作非为，在新制度和新经济的建立过程中，伤害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也导致工农阶级对毛泽东的怨恨。

　　毛泽东的一生，是悲壮的。1956年开始，毛泽东试尝退居二线并逐步隐退，但新生官僚阶层并不想继续革命，而是要享受革命的成果，走升官发财的历史老路。沐浴30多年的改革春风，我作为没落地主阶级的后代，理解了毛泽东。

　　让我们再一次从六十年实践出发，重新学习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理解毛泽东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和苦心：

　　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十二、刘少奇对庐山会议的态度

　　这是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口头报告)中的一段话，在收入《刘少奇选集》时被删除的两段话，为什么要删除这两段话，只有邓小平知道。

　　刘少奇说：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刘少奇还说：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刘少奇对彭与高岗有关系的指责，并没有冤枉彭，只是“余孽”一说有些恶毒。毛周都补充说说是主要成员，对彭留有余地。

　　在1955年3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 彭德怀就自己在高岗问题上的错误发言说：“在对待高、饶问题上，特别是高岗的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党中央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处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我个人有特别重要的教育意义。”接着作自我批评说： “高岗1951年1月到朝鲜时，就开始散播对中央同志的流言蜚语，挑拨同志间的团结”，“我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高岗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未加说明，我是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的。”“高岗的自我吹嘘和散布谣言，我为什么能够听得进而又信以为真呢?首先是由于我马列主义水平低，嗅觉不高，对高岗个人主义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本质没有认识。由于我自己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未能肃清，对马列主义学习不够，因而对问题的看法存在着成见和感情的成分，是我在高岗问题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

　　十三、彭德怀到底利用庐山会议要反对谁？

　　1、彭对毛的怨恨情绪是存在的，但并不反对毛

　　彭自以为功劳甚高，特别是抗美援朝，功高巨伟。彭对毛的怨恨，从浦安修(彭德怀的妻子)的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出。

　　浦安修(彭德怀的妻子)说：五三年以后经常听他发牢骚说：我老了，主席不喜欢我了，不重视我了，青年们上来了，我不要当道了。我打倒了蒋介石，打倒了帝国主义，平生志愿完成了，可以回家种地了，不喜欢就不喜欢吧。有时中央首长照相，有毛主席他就不愿意去。五八年彭德怀对我说：“主席戳了我一下，我也戳了他一下，他可以戳我，我为什么不可以戳他。”。

　　但在1958年以前，彭德怀还对可能得到毛泽东的重视抱有希望。

　　2、大跃进以来一线领导人拙劣的表现，让彭德怀看到“换班”希望

　　大跃进中“五风”盛行，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开始纠“左”，在毛泽东为纠“左”二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毛泽东对一线的工作做了诸多批评和指责，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意见。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纠“左”，开始是绕开了一线的中央领导人而直接面对基础。郑州会议召开，是毛泽东在郑州的率性而为，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在会议的中途赶来的，可见毛泽东对刘邓是不满的。

　　所以刘少奇说得很对：(彭德怀)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彭之所以在历次会议上不讲，是因为毛泽东在讲纠“左”的问题，他在等待毛泽东做出“换班”的决定，甚至在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之后，彭德怀还在耐心等待毛泽东做出“换班”的决定。

　　3、庐山会议进行至中途，看到毛泽东并没有下“换班”的决心，导致彭德怀彻底失望

　　庐山会议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本身就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另一部分同志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庐山会议如果弥合了因大跃进以来导致的混乱和分歧，党重新团结在新的权力结构周围，彭德怀纠没有机会了。所以彭必须加剧这种分歧的存在以达到换班的目的。

　　4、彭反对的是谁，从刘少奇的发言可以看出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

　　彭德怀换班的梦想从1953年以来，就一直存在。以前是寄希望于高岗替换刘少奇。后来认为自己也可以替换刘少奇。但彭德怀没有认识到，自己影响不了毛泽东，更没有干扰毛泽东的能力。

　　考虑到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中央领导班子不可能在几个月内重新进行改变，垮台的就只能是彭德怀。

　　一切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凡事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人，凡是不要马列而要修正主义的人，都是毛泽东的敌人，这是毛泽东的使命，也是毛泽东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