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

 遗憾：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　　

——纪念辛亥革命100年（1）　　

　10月1日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2周年国庆，可是，　10月1日　已经是过客了，因为，我明显感觉到了　10月10日　的氛围，是那样的强烈。也许62年过去了，中华民国也应该返回大陆来了。

其实，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革命的成果。不同的是，中华民国是革满清皇帝的命的成果，是国民革命（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果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革国民党权贵的命的成果，是工农革命的果实。风水轮转，是由民族和阶级的力量决定的。所以，满清复辟不是不可能，民国回春也不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无论多么可爱，无论怎样奉承，他也只能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作为湖北人，我是知道辛亥革命是怎么回事情的，辛亥革命，跟孙中山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知道辛亥革命，最早不是在课本上，而是听我的祖父的讲述。

我所知道的辛亥风流人物，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而是彭浏阳、孙武、熊秉坤、黎元洪。

所以我知道的辛亥革命，就是“排满”——革满族权贵的命。我一直记得，我祖父跟我讲的“666”的故事。辛亥革命时期，武汉三镇兴起了排满运动，当兵的守在关卡，凡遇到人，都要说“666”，说不清“666”的人，都被当做满人杀掉。湖北人说“666”为“陆lu”，满人是卷舌音，据说说“666”要在嘴内打几个卷。袁世凯的军队到了汉口北的花园（孝感北），老百姓自发把稻草堆在铁路（京汉线孝感北）上，火车就是开不过去。汉人仇满，可见一般。

孙中山的同盟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共进会的主张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人权”，两者只有2字不同，正是这2个字的不同，说明共进会，是地主阶级的组织。地主阶级要完成推翻满清王朝的任务，就只能是排满。所以，离开排满，就没有辛亥革命。

这样看来，辛亥革命的直接功臣，有两个：其一是大清王朝。大清王朝对于辛亥革命，功绩有二：一是训练出新军，成为了辛亥首义的主力军。是大清王朝，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二是，大清王朝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要卖给外国人，从而引发了“保路运动”，为镇压“保路运动”，清廷把武汉的主力军队调往四川，导致武汉空虚。是大清王朝，给予了共进会以起义的机会；其二，就是领导首义的共进会。在孙中山一直在两广寻求灭亡大清的突破点搞得头破血流而不知道回头时，长江中游的革命党人，把目光放到了武汉，共进会虽然受孙中山的影响，但其战略眼光却是孙中山的同盟会无法比拟的，武昌首义，孙中山的信徒，宋教仁也好，黄兴也好，均不在现场。没有孙中山领导的武昌首义，居然成功了。

自1840年以来，60多年的丧权辱国，并没有使汉族的精英阶层丧失对满族权贵的期望，洋务运动也好，义和拳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好，君主立宪也好，都是汉族精英为挽救大清王朝的统治所做的努力，康有为梁启超等甚至坚持到了最后，张勋的辫子军还搞了一次复辟。选择革满族皇族的命，是被满族皇族逼得没有中间道路可以再走后才发生的。

可以说，汉人对于满族皇族的期望，一直寄托到了最后，但晚清的作为，实在是让汉民寒心，因为满族的作为，证明满族已经不能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了。所以，在满清末年，中国不革命，是多么的不容易。

孙中山的革命，实际市场在开始并没有如后来一样浩荡。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革命性，也不是那么的彻底和坚定。孙中山的班底，除了地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的激进分子外，就是一部分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一部分日本人支持孙中山，主要是站在对“华夏”和“中国”的崇敬及对满清霸占“中国”不服气的立场上，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是“入主中原”的梦想，孙中山就是日本人幻想的桥梁。所以，孙中山的革命，满族权贵稍有一点智慧，就可以破解。

通过260年的满化，满清末年，汉人已经快淡忘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了，已经习惯于长辫飘飘了。汉人中的精英，远的且不说吴三桂等，近的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他们都掌握这政军大权，反满清易如反掌，但都没有生出异心来，都在致力于满清的中兴，而对同胞进行着血淋淋的屠杀。知识份子以康梁为代表，都真心实意地在为满族皇帝卖力。如若不是满族皇族太不给面子，如若八旗雄风还在，满人能够如屠杀中国人一样屠杀侵略中国的列强，孙中山的革命，和者盖寡。因为孙中山所依靠的阶级，都是满族皇帝可以笼络的阶级，正如满人入关时期能够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上层一样。孙中山所依靠的日本，正是满清的敌国，稍微做一点政治文章，孙中山就会背上“汉奸”骂名，谁还回跟其革命呢？

有幸的是，260百年的处尊养优，满族精英已经丧失了武力和智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的失败，让汉族精英逐渐丧失了对满族权贵的信赖，不断走到晚清政府的对立面。义和拳运动的惨遭镇压，使晚清政府失去中国最底层民众的认同。到1911年5月，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武昌首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孙中山的历史功绩，是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思想，灌输到了全体汉人的心中，激起了汉人共同的耻辱感！从而凝聚起了汉人复国之心。辛亥革命成功后，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及其他民国军阀，都没有在中国大陆完成“平均地权”的任务。　　

在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和创立国民党时期，作为孙中山个人，是准备着要平均地权的，但都受到了来自自己党能的阻力未能实施。蒋介石在大陆也不可能完成此项任务。因为国民党的革命，在革到自己的头上时，其革命性，就一定要动摇。为什么？因为国民党，本身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其组成人员，都是“地主”，他们怎么能“平均地权”呢？蒋介石到了台湾，领导的是一群来自大陆的“丧家犬”，台湾没有他们的一片土地，反而他们要在台湾取得土地，所以，“平均地权”就能够实现，因为国民党太需要在台湾“平均地权”了，否则，他们没有立锥之地。

实际上，很长时间，我也搞不清楚“国民革命”和“工农革命”区别，也就是说，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国民党的革命和共产党的革命的区别。现在，终于明白了。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是不包括工农的，因为，在国民党看来，工农是奴役阶级，根本就不是国民。

毛泽东之所以比孙中山和蒋介石伟大，就在于毛泽东致力于“平均地权”，所以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称为“工农革命军”。只有毛泽东，才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者。

我曾遇到一些农民，他们感谢一个人把土地的经营权给了他们。我说你们感谢错了人。没有毛泽东，农民有土地吗？土地是地主的。无论土改时毛泽东把土地给农民个人还是合作化时毛泽东把土地集中为集体，但只有毛泽东才从内心承认土地的“农民所有”制。合作化时期，国家要征用农民的土地，首先就要解决农民的保障问题，农民会获得商品粮户口，转为城市工人，不仅有口粮保证，还有工作保证。现在呢？经营权是给了农民，但地被商家利用国家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征收了，农民什么也没有得到，只能成为失地农民，想进工厂做工，你还要接受企业的挑选。

实际上，要感谢那个人的话，应该感谢他没有废除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我家祖上是靠经营油棉致富的，但在我曾祖父之前，也是贫穷的农民。我的曾祖父在积蓄了一定的钱财后，开始了向“地主”奋斗的里程。因为土地的私有制，给了我曾祖父实现当“地主”的机会，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是最不可靠的经济。小农经济，既抵抗不住自然灾害的“10年9灾”的骚扰，也抵抗不了家庭生老病死的变故，更重要的是，小农经济，抵抗不了资本的兼并。有些人以为把实行农村土地的私有制，就能够让个体农民受益，是可笑的。我的曾祖父，在不到10年时间内，成为了方圆10里内最大的“地主”，就是“私有制下农民更容易失去土地所有权”最好的例子。鼓吹土地私有制的人，就是那些在为资本下乡兼并做准备的人。

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仅仅是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结束了帝制而已。但废除一个皇帝及皇族，对于有2000年皇统的中国，未必就一定是好事情。

每个国家都有绝对权威存在，他是政治稳定的基础。用绝对权威来保证国家的稳定，首先必须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定，要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就必须保证国家行政权力不受干扰，要保证国家行政权力不受干扰，就必须实行公务员制度，实行了公务员制度，国家的行政系统的执行力，才不受政治动荡的影响。民主体制，只能确保权力的稳定交换，不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政治权威和行政执行力的稳定，才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在近100年的中国，一直存在政治权威缺失和行政执行力薄弱的问题。国家缺乏一个具有稳定的不受侵犯和怀疑的绝对权威存在和行政执行力。

原因在哪里呢？在于赶走一个皇帝，却没有变革皇帝的衣钵，导致了100年来的政治悲哀。

皇帝的衣钵是什么呢？是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是为皇帝服务的，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秦制之所以在中国长期存在，就是因为官僚体系一直没有被变革。官僚体系的特征，下级由上级任命产生，下级对上级负责，并执行实上级的指令。所以，官僚体系，是离不开政治权威的。权威缺失，则官僚体系发生混乱，难以起到稳定国家的作用，因为官僚体系也会在新权威产生的倾轧中分裂破碎。新权威产生后，官僚体系也要重新洗牌。

公务员制度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在公务员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区别，就在于官和员是分离的。公务员是稳定的，他执行国家法令，而不是执行长官意志。各级官僚是由选举或任命产生，官僚有任职期限。

“国有疑问可问谁”，是近100年中国发展的首要障碍。因为政治权威的缺失，国家又离不开政治权威，在没有民主体制下，中国的新政治权威，就只能以斗争来产生。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恢复帝制想自己创造一个政治权威，结果被全国人民赶下台。袁世凯死后，全国到处是皇帝——军阀。在2次被轰下台后，孙中山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加入国民党的人要打手模对孙中山个人效忠。蒋介石的政治权威直到败退台湾在其他国民党势力被共产党消灭后才建立起来。毛泽东的政治权威，在跟蒋介石的长期斗争、在跟日寇的8年敌后战争、在经历了长期的党内抗争的情况下，才建立起来。邓小平的政治权威，也是历经多次党内斗争、平定学潮后建立起来的。

袁世凯称帝成功，则北方军阀不会分裂，南方军阀只能是统一于北方军事集团，就不会有北伐战争。孙中山多活几年，则蒋介石不可能分共，毛泽东也不会起义，中国的大局也可安定。

由于政治权威建立十分艰难，国家的行政系统，也只能是官僚体系，随时会重新洗牌，跟换班底。所以国家行政系统，就难以保持稳定，难以自我发挥作用。

由于政治权威建立十分艰难，所以民主体制也难以建立。因为民主体制，也是要依靠政治权威来建立的。政治权威是个人权威，党的权威，代替不了个人权威，也建立不起来个人权威。所以，党内斗争，就伴随始终。

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没有确立新权威的产生规则和建立公务员制度，是永久的历史遗憾。这个遗憾，要靠后人来补缺。

办法（1）：一是把政治权威的确立权交给人民，二是实行实行公务员制度，把官僚从公务员队伍中，接受人民的选举。人民是散乱的，没有识别人的时间，所以党拥有提名权，负责向人民提供能够当长官的人选，接受人民的选择。

办法（2）：给人民以拒绝权。人民不能拒绝党的领导，但能拒绝党派来的干部的领导。来人不能胜任，人民有联署罢免的权力。

人民民主，是世界之大趋势，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精英政治，必然会被大众政治取代。任何政治集团，都必须过人民民主关。否则，要告别革命，就很不容易了。　　

华尔街正在上演的，就是百分之99的人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