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理论当代价值的揭示

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
--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理论当代价值的揭示
 
时间:2009年10月25日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陈学明

 
　　人类越来越被生态危机所困扰，人们把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视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特别是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富有说服力地向人们表明：当今人类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完全有资格成为指引当今人类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旗帜。在这些西方左翼学者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杂志主编J.B.福斯特是杰出代表，现就其相关理论加以评述。

　　一　 

　　福斯特指出，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包含生态理论，因而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变革可能具有指导意义，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革非但不具正面的积极意义，反而还有强烈的消极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既有西方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和绿色运动的理论家，也有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与此同时，福斯特也注意到，最近几年在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究竟有没有生态理论的看法似乎有了某种改变，这主要表现在“很多即使原先最苛刻地批评马克思的人，近时均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他引用意大利物理学家M·奎尼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早在现代资产阶级生态意识产生之前，马克思“就已开始谴责对自然的侵犯行为”。但在福斯特看来，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认识是非常肤浅和零碎的，并没有系统和深刻地把握其根本。　

　　福斯特把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认识归纳为在以下六个方面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观点。其一，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其著作的主体思想没有系统性的关联，它们只是作为“说明性旁白”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因此完全可以将其忽略掉。其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只是出现于他的早期著作中，在其后期著作中很少提及。其三，从根本上看，马克思没有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没有将其生态思想融入其价值理论之中，而最终还是持崇尚技术、反生态的“普罗米修主义”的观点。其四，作为这种“普罗米修主义”的观点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完全可以解决生态限制的问题，而作为“生产者联合体”的未来理想社会的主要标志则主要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按照马克思的思想逻辑，人类根本用不到“用一种认真的态度”“面对稀有资源的分配问题”，也根本用不到提出什么“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其五，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者技术对环境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是不感兴趣的，他根本就不具备研究生态问题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基础。其六，马克思实际上是个“物种主义者”，也就是说他要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并视前者优于后者。　 

　　福斯特当然不同意所有这些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论点。他说他要对所有这些论点进行“坚决的批判”。他针锋相对地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系统的生态世界观”。正因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是深刻而系统的，所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可以现成地拿来作为当今人类构建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他反复强调：“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　 

　　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这个基本判断，他不同意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把目前西方流行的绿色理论与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嫁接在一起的设想。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需这些绿色理论来补充和完善，因为它本身已十分完美。再说，把两种本来就存在着极大差异的东西“嫁接”在一起，是不会产生“现在所需要的有机合成物的”。他更不同意一些人所提出的将马克思主义加以“绿化”的观点，似乎在马克思那里本来并没有什么生态理论，从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使它变为与生态不相冲突。福斯特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中隐含着深刻的生态理论，马克思不但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进行过系统的批判，而且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做出过有富有成效的探索。　 

　　二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明明包含着深刻的、系统的生态理论，可为什么人们偏偏无视它的存在，不去挖掘它，更不用说运用它来指导当今生态文明的建设?这正是福斯特所着重思考的问题。他对自己定下的使命就是“重新构造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在他看来，一些人由于不能正确地对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做出判断，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的价值视而不见，另一些人即使对生态危机的根源有些正确的认识，但却因为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也不可能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之存在。

　　福斯特所说的由于错误地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与根源从而导致贬低甚至歪曲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主要是指一些激进的生态主义者。他指出，在当代绿色理论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倾向，这种倾向将生态退化的整个过程都归结于以弗兰西斯·培根所开创的科学革命。弗兰西斯·培根被认为是“支配自然”观念的始作俑者。而正是这种“支配自然”的观念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恶习，从而带来了至今人类挥之不去的自然危机。这些生态主义者实际上把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归结于是由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文明、现代性、唯物主义、启蒙运动所带来，因此这场危机就是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现代性、唯物主义、启蒙本身的危机。在这些生态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无疑继承了启蒙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崇尚科学与进步是马克思的思想核心，从而马克思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是反生态的。　 

　　福斯特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结论，把生态危机与科学和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是这些生态主义者把马克思说成是反生态的思想家的主要原因。这里最关键的：一是指责马克思崇尚科学技术；二是批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福斯特指出，只要这些生态主义者简单地把生态问题归结为一个价值问题，而无视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行的物质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那么他们永远发现不了马克思思想的生态价值。

　　他所说的即使不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科学、唯物主义、现代性、启蒙本身，但由于不能正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从而还是不能揭示出在马克思思想中存在深刻的生态观点者，则主要是指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思想家。他指出，马克思确实将一般的唯物主义转变成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不曾放弃过对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总体责任”。他强调，不能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无视马克思依然持有属于“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观点，即依然坚持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确实针对唯心主义将实在归结为先天的观念和抽象的文化概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进行这种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但须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否认“物质存在的自然——物理方面”而使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内容完全被掏空。如果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包含唯物主义的内容，那么即使在社会历史领域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也会变得毫无力量。在对这一点做出论述以后，福斯特就进一步指出，非常遗憾，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流行的倾向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同时，却把马克思主义的作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的本性也消解掉了。

　　福斯特强调，他们这样做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性的后果”就在于，“唯物主义观越来越成为抽象的、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名词概念”，“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范畴’”，或者说仅仅停留在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马克思主义在被说成与唯物主义无缘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逐渐远离了自然科学。因为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同时，一生呕心沥血，不懈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保持一致。

　　三　 

　　福斯特明确地指出，包括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根本就不了解，作为一种“彻底和全面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只有把它与现实的自然、物理条件，与感觉领域，因此事实上也与更大范围的自然界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产生。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把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化、反自然科学化方面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即使在为马克思主义“正名”等其它方面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但在抹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性方面犯下严重的错误从而也造成严重的恶果。　 

　　福斯特自我检讨说，自己之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极有当代价值的生态观点，主要原因就在于自己一直追随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基本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致力于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倾向，而他们进行这种批判的有力手段是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福斯特承认自己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时又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又同各种“历史文化”理论混合在一起。显然，在这样一种“混合物”中，“似乎并没有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讨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问题留下什么空间”。卡卢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给予自己的教育使自己无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马克思一直是个唯物主义者，而他的生态观正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而要真正能揭示马克思的生态观点的价值，真正能把马克思的辩证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走出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思维方式。他自认为在一些围绕在《每月评论》杂志周围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下，自己已经走出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而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意识出现在自己脑际之时，自己也清楚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活生生的生态观点。　 

　　福斯特在一次交谈中强调，实际上马克思对规范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和社会发展、社会关系密切联系的方式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所以认识不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在他看来。马克思以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去追随马克思、理解马克思，从而也就使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被丢失了。他特别提到了两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实证论时常常表现出对科学的完全忽视或敌视的态度”；二是来自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完全持实证主义的态度”，将理论“完全建立在一种盲目崇拜的和扭曲的科学观念的基础之上”。前者是一种“完全拒绝科学的经院式的和人道主义的传统”，而后者是一种“没有给人类留下空间的机械性的科学”。这两种从两个相反方向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不可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生态观点的价值。　 

　　四　 

　　福斯特有关马克思的生态理论观点的评说，起码在几个方面给人以深刻启示：　 

　　第一，当今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导引。这一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尚没有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只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潜在的灵感源泉”，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低估其价值和意义。人类能否最后走出生态困境、获取美好的前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是否真正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解决生态问题的旗帜。而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力，也主要视其能否在指导人们解决生态问题上发挥出自己的功能。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明明包含着深刻的生态观点，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这既有错误地认识生态危机的原因，即把生态危机视为是由唯物主义、科学技术、现代性本身带来的，更有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缘由，即把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化和反自然科学化。要真正地挖掘和展示马克思主义中所隐含的生态观点，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正确地把握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第三，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妨碍人们展现马克思的生态观点方面，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尽管他们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方面做出过贡献，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开创了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的先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与此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体论意义上和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掏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内容，就是这种影响所带来的严重理论后果。有必要重新评价由卢卡奇等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　 

　　第四，要真正把隐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生态观点挖掘出来，关键在于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本性。马克思主义对解决生态问题的巨大潜力就在于其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生态观点直接建立在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与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如果撇开了后者，就无从理解前者。　 

　　第五，马克思的生态观点的核心是说明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观察生态问题，必须透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的利润至上原则仍在起着支配作用，解决生态问题就是一种空想。人类正在面临严酷的选择：或者忠实地服务于“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忍受日益失控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或者拒绝“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而朝向自然和人类社会和谐地共同进化。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就是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作者: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