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阴谋与国际经济战争

建议参读：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一）
《经济学不能从任何空想性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9/181683.html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二）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自由经济吗？》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9/182034.html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三）
《何新：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9/182367.html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四）　　

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阴谋及国际经济战！　　

警言：　　

美国的老布什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曾关切地提过一个问题，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彻底实现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单一私有化的经济，为什么他们却全力促进我国的私有化呢？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　张五常　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　　

记者：美国的老布什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曾关切地提过一个问题，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彻底实现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单一私有化的经济，为什么他们却全力促进我国的私有化呢？
何新：这是别有用心的。
记者：如果是别有用心，你认为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何新：看一下前苏联地区及多数东欧国家的现状就知道了。苏联瓦解后，前苏联的大型国有制（包括跨国）垄断企业被彻底摧毁和全面瓦解。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整体地在世界市场中和国内市场中丧失了竞争力。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瓦解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不断引发社会不安和动乱。（正是由于前苏联时代构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所以尚未发生大型的社会革命和动乱。）东欧地区和俄罗斯经济已成为西方跨国垄断组织拓展新的生存空间的经济“新边疆”。
    由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体系的崩解瘫痪，前苏联军事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也陷入了瘫痪的状态，短期内俄罗斯已失去与美国及西方争霸的能力。这就为美国当前强力推行“国际导弹防御体系”（NMD）准备以强大核军力为后盾直接称霸全球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NMD的报刊译名是“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这可能是出于误解的误译。NMD本质上是一个跨洲的国际体系，而不仅是美国一国的防御体系。应称作“国际导弹防御体系”。
    可以说，美国近20年来通过向苏联灌输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诱导他们走向自毁式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对西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空前胜利。他们在中国也一直试图这样作。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诱导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被引向以下的三大经济政策目标（1）砸掉国有企业职工的“铁饭碗”即社会保障体系；（2）摧毁国有制企业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3）以消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全面自由放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一些根本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真正运行机制的幼稚经济学人，认为只有达到这三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
    我国那些幼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似乎全然无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运行的上述重大的新特点。他们在中国居然仍然鼓吹过时的斯密——萨伊的幼稚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鼓吹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解散大型国企，而回到以小企业、小私有制为主体的原始积累状态的幼稚资本主义。
    我个人认为，问题的根子不仅在于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知，而且在于引导经济改革的某些理论存在根本错误。当前特别要警惕西方一些政客和术士向中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那正是旨在将中国导入动乱深渊的“谍中谍”。
    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的“五常”博士吗？你知道美国、英国是如何利用“经济学”意识形态来操纵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怎么可能？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如果你还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会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诩为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曾在一次对美国人的演讲中这样说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张五常”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对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担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的“五常”博士却告诉我们——“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就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这位张五常。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根据这样说。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记者：这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这位五　常　君在他近年于大陆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竟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他告诉我们，“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　韦特　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按：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
记者：难怪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睐这位五　常　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还告诉我们，“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他说）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张五常还说，“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究竟谁这样说过？），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他真谦虚）。”“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　常　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使他成为了一个“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作用。
    张五常说，“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最后一句话极其值得注意，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　常　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终于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张五常。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它想用它的意识形态为中国领导人洗脑。
记者：但是，人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是怎样出现的？中国人不是本来认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吗？
何新：改革前苏式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实践相背离，经济政策的实践是模仿的与经验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时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提出了众多的新的实际问题，需要找到统一的新理论（模型）来解释现象，探寻因果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进一步改革的实践。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苏式经济学不能满足上述需要。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的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如科尔内理论，这些理论是稀释的自由主义与苏式传统经济学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头过河），出现了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真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趁虚而入，成为设计中国市场模型和对外开放（包括加入WTO和参与全球化）的指导性、规范性理论。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已证明其经济学的有效性。这种推论极其可笑，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不是由于其经济学的成功。这个道理很简单。正如人体的健康运转并不是由于人体的生理学理论一样。先有资本主义，后有资本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转及其矛盾的理论解释之一（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另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政府虽然会以经济学家作顾问，但他们真正的决策绝不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或根据经济学家的某种经济模型。人体是自然运转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依据其内在机制（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然运转的。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改变人体的自然机制和规律，但听信坏的医生所提出的建议却足以使人体的自然运转发生障碍。一切坏建议中最坏的建议，就是一个医生告诉你，你天然的内脏位置和机制设计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个家。这几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看到了不少类似这种建议。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这就是1988-1989年的经济政治混乱和动乱以及90年代末中国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以及当前导致社会内部紧张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这种经济恶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盘地以独立的批判态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经济理论。
记者：根据你的观点，经济学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科学理论。它实际总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经济学家对此不承认、或者自己未意识到也是如此。
何新：说得对。经济政策有一个主观的目标，但还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后果、结果。这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不一致本来就说明理论和政策有问题。究竟是主观的目标重要？还是客观的效果更重要？我认为是后者更重要。
    经济自由主义讲得很好听，什么公平开放，什么自由竞争，什么消费者主权等等。但是，在市场竞争的问题上，现实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绝对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会。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狮子和羚羊之间并不存在公平的竞争机会一样。如果作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说，狮子与老虎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狮子与羚羊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狮子对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优势。国际性的资本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它们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前者占据着最有利的竞争地位。他们之所以特别仇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因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能使弱者集结成强硬的经济政治板块，难以被吞噬。
    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国”强秦。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　武安　君白起这位大军事家。三是张仪。前两位是英雄，后者却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无耻之人，是所谓以“佞言利口祸人邦国”者。战国七雄中唯一最强大而能与秦国抗衡之国是楚国。但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楚国内部制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击败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　张五常　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记者：张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商务2000年版）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嚼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读了张的论文后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评语，他说，“我同意张的如下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五　常　君大概认为这也是对他的赞许，竟将这一评论也收入了他的书中。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马克思在评论马尔萨斯的理论时曾指出——
        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诡辩来自我陶醉，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辗转迂回；它的晦涩、拙劣的叙述给天真的、不内行的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团混乱，那末其困难不在于混乱与清楚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读者的理解力太差。(《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8页)
    以此来评论张五常这部《经济解释》似并不苛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不值得一读。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一些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张五常　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最后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天下间哪有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马克思是最蠢的。”由于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讲它最蠢！这真是一种极奇妙的因果关系。这种逻辑犹如——你的这颗宝石太美了。世间哪会有这么美的宝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如果弗罗伊德、荣格对此作心理分析，会毫不犹豫地诊断此人潜意识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张五常说古今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个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本源正是出自于斯密的。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科斯，以及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但是，　张五常　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
    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惠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张五常一类经济学术士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实在远远不够！（笑）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会质疑你的这种看法。有人指出，苏联经济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而不是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且人们在警告中国当前不要回应美国的MMD计划，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何新：这是太聪明了，令人不能不赞叹！这是又一个精心为中国人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它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当美国小布什政府满足国内右翼（军火集团势力）的要求而准备全力开动其军备和战备列车的同时，就有人立即向中国人提示这种“忠告”。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前解除已被美国公开视为对手的中国自我武装的理论可能性。
何新：这种论据正是黑格尔所谓“貌似理智的诡辩”。我们知道，导致苏联崩溃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极复杂的背景情况。而论者只抽离出这些复杂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点，然后以之作为立论的根据。目的呢？无非是防止中国因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自己的武备。
    实际上，对于加强军备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中提出许多质疑。第一质疑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美国锐意开发NMD不仅具有很深的全球战略涵义，而且对其自身经济摆脱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强其实体经济，以利用流入美国市场的超巨国际游资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军事产业上，以此而全面带动美国经济，包括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发生进一步衰退，具有深远经济意义。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二战前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以及魏玛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失业率达到欧洲历史的最高点。正是这种经济背景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实施新经济政策。当时德国政府以集中国内资源从事国防重工业和科技投资的方法，以类似后来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和振兴了德国经济。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振兴为德国后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朝鲜是世界上军事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为什么至今并没有崩溃？苏联在二战时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为什么当时苏联并没有崩溃？
    我列举这些事例只是为了表明关于“投资国防工业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因果关系是虚假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主张走国防工业带头先导的路线。但是，关于国防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回过头再作更深的讨论。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一类的经济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乃是美国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经济学者杨斌所谓“软战争”）。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1987-1989）
   （2）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试图搞垮解散大型国有企业，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国企业中。（1993-1995）
   （3）以国有银行和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被内外炒家和银行资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经济，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 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及IMF建议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无保护的美国金融证券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美元发生汇率暴跌和危机（这种情况在近年内极可能发生），中国国家外汇资源将被困锁和贬值大跳水，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认为，指导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模型有失误？
何新：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此！可惜这一点目前还没被多数的人们认识到。
    1987-1988年，我曾在当时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赵紫阳的经济智囊团当时正在推荐给决策者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据张五常说，这一改革建议来自美国的弗里德曼。当时那些批评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1990年赵下台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经改路线。但是今天，中国形势的发展似乎使我们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