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五）：初弄时潮

何新先生在《与佩利第二次谈话录：我对人生感到悲壮》中言及早年北大荒生涯时说：“我认为我一生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在这9年中找到的。因为那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部分，我通过那段经历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对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近日何新先生在《我的六十自述》中又曰：“计算起来，我平生五历生死边缘，两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我的这种相当个性化的人生，竟然发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这么一个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时代。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圈中，可以说是异常奇特独一无二的。”　　

然则，何新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又经历了几多俗子书生不曾梦见的爱恨情仇？体验了何种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这些阅历又是如何出入损益其思想？请读《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想批判何新者也不妨进来收集资料，定然不会失望——　　

建议从头阅读：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一）：始启疑蒙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8/172073.html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二）：浪命燕京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8/172754.html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三）：劳身苦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8/173697.html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四）：穷通自转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8/174377.html

《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7/168547.html　

《何新：改革开放及其他》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7/169188.html

《卢麒元：赞美何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5/153371.html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之五）：初弄时潮

记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存在很多禁区，为什么你敢于写出并发表一些大胆的东西？
何新：我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东西，跟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学习、思考和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思想和政治准备过程。最重要的是，在70年代中期，即1970-1975年前后，我已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对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到70年代中期，我已深信文革出了问题。我当时曾试图与毛泽东对话，那时我不断给他老人家上书、写信。当然，毛泽东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信件，官僚机构封锁着他得到信息的渠道。这些信件最终往往被退回到它们的出发地，被我那个农场的政治部门拆阅。由于这些信件，在文革中我两次成为有“反动”思想的“坏分子”。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学术杂志很少，普通的人发表东西很难。你的稿件为什么发表率比较高呢？
何新：当时我的东西之所以能迅速得到发表，并且得到回应，可能是因为我表达的一些新锐观念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杂志编者们的心声。我当时在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具有一种先锋性，所以发表以后往往能对思想界产生震动。
记者：您当时在哪些领域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何新：先是在哲学、美学，后来是在政治思想领域。1980年初，香港《抖擞》杂志发表了我的《试论审美的艺术观》一文。《抖擞》杂志是一个非营利的文化学术性杂志，它的编者主动将它向内地的一些科研文化机构赠阅和散发，当时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能接触到外部信息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影响较大。在这篇论文中，我明确提出艺术美的本质取决于形式，而不取决于与政治主题有关的思想内容。这在当时的美学中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挑战性观点。这个观点很快在国内的艺术界得到回应。著名画家吴冠中看过此文后写信给我说：“讲得好，只要是真理，哪怕它铜墙铁壁，哪怕他皇亲国戚！”1981-1982年前后，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在栗宪庭君的主持下先后发表了我有关这个论题的一系列论文。在栗君推动下，《美术》杂志展开了关于形式美问题的讨论。正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讨论，推动了后来八十年代中期造型艺术中形式解放的潮流。栗宪庭就是在读了我在《抖擞》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后，主动来找我约稿的。栗君后来一度主持过《中国美术报》，是八十年代新美术思潮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又例如在80年代初一度成为意识形态焦点的关于“人性异化”的问题，我也是比较早地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
记者：你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怎么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呢？
何新：我刚调进科研局的时候，可能局领导对我的期望很大。他们认为我经过长期实践磨炼，又有理论素养，应该比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强。当时有很多大学生想调进这个局，局领导不要他们，却接纳了我。但是，我后来的表现不幸让他们大为失望。
记者：为什么？
何新：他们认为我“不务正业”，因为我不能认真对待和完成科研局分配给我的课题和工作。
记者：你当时的工作是什么？
何新：起初我被分配在“哲学片”，负责与哲学、文学、宗教等研究所的学术联络工作。后来我被分配主管和建立一套关于全院科研的学术档案。
记者：这个工作很重要。
何新：但是我根本没有去做。在上班的时候，我干的主要是自己的事——根据自己所选择的课题，读书、思考和写作。虽然人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思想却飞在天上。
记者：科研组织局在中国社科院中是一种什么机构？
何新：科研组织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中枢机构，是直接为社科院院长会议服务的。在这个机构中工作，有机会直接接触到高层的信息，包括联系某些中央领导。同时它还掌握着全国各省社科院以至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学术信息和动态。正是在这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新信息特别是国外信息，可以直接阅读一些中央秘密文件和机要档案。这个局有一个总量虽不很大但藏书品类甚丰、品位和质量很高的图书馆(包括订有很多港台报刊)，仅国内外的各种报刊就有100种以上。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资料，每天几乎都沉浸于痴迷地读书和写札记。
记者：那么你自己如何估价你在科研局这一阶段的工作？
何新：我在这里工作的那一年间，对我的思想发展异常重要，不仅我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当时我在北京还没有正式住所，每天夜晚就睡在办公室里，睡在临时拼起来的办公桌上。这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我都在阅读和写作。当时我的办公室在社科院院部的二楼，那座楼的三楼有一个办公室是“中国社科院写作组”。这个组里有几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姑娘容貌清丽，气质不俗，她后来在我多年的事业和生活中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如果说黑龙江的农场是我的大学，那么实际上我的研究生阶段是在科研局完成的。当时科研局的几位领导资历都比较老，级别也不低（这个局中除了我没有职员，都是处长或局长）。他们对我还算宽容，就是那种前辈对待后生的那种宽容，他们没有公开责怪我上班只顾干自己的事。一年后局里为我办理了转正和提干手续，同时局长让人事处长通知我，他们认为我不适合继续留在科研局，而建议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因此，仅仅在科研局工作了一年，我就必须打起背包走路了。
记者：你离开了吗？
何新：这时我又一次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三位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尹达、黎澍当时都正在寻找学术助手。尹达想成立一个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室；侯外庐正在重修他的名著《中国思想通史》；黎澍则属意于开拓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这三位老人都派人和我联络，表示有意选我作助手。最初我想投奔侯外庐先生。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幽默的事。侯老派林英先生——侯外庐过去的助手之一，当时是新任宗教所所长，到科研局找局长表示想调我协助侯外庐，参加重新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工作。这位局长竟从座位上跳起身而对他双手拱拜说：“谢谢你，你是伯乐，请你快把这匹千里马弄走。”(此事是林英先生后来告诉我的) 此言一出，使人莫测高深，同时人们也听到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甚至有人说署名”何新”的文章作者不是这个何新。结果侯先生不调我了。最后，是黎澍先生调我去作了他的学术助手。
记者：黎澍先生，你作他助手时，他担任什么职位？
何新：黎澍也是一位老资历的中共干部。30年代入党，40年代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作文化工作，文革前他已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我跟随他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历史研究》杂志社长兼主编，同时兼任近代史所副所长等多项重要职务，在史学界声望卓著。
记者：这对您应当是一个好机会。
何新：可惜我并没有能善用这个机会(笑)。 黎澍选我为助手，使我遭到许多人的嫉妒。为黎澍作助手，这个位置是当时许多高学历、学术辈份令我望尘莫及的人想坐而坐不上的。我至今难忘黎澍先生见我的第一次谈话。他说：“很多人想到这里帮助我，我不用，现在用了你。你会招人嫉妒。听说你这个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点难免。但是，你会招来‘群妒’的。我劝你小心，要谨慎！”这一番话算得上是苦口婆心。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桀骜不驯、直言快语的个性几乎使我把围在他老人家周围的一批人得罪了一个遍。因此不过一年，他老人家就把我轰走了。(笑)
记者：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有幸跟随像黎澍这样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权威学者，是难得的机遇。但你才一年就和他老人家搞翻了。请问是为什么呢？
何新：1982年春，中国历史学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论题是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会议地点在天津。黎澍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派我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临行前他叮嘱我说：“这个论题在政治上很敏感，自从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搞得清楚。你去到会上，人家会说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讲话，别人会认为是我的意见。所以，你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只听不要说。”
记者：究竟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何新：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事前作了一些准备。我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正是在这部手稿中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我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马克思发现近东的俄国、印度以及东方的中国、日本古代社会制度，与西方欧洲的古代社会制度和经济组织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道路也具有深刻的不同。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古代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使得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未能发育出近代欧洲类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
记者：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何新：是的，它强调了东方社会，东方文化的特殊性。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记者：你在会上发表了你的看法？
何新：这个会的气氛给我的感觉是十分沉闷。到会的学者多数是一批刚刚经历了文革、似乎还未从噩梦中完全醒来的老一代的史学界权威人物。许多人在文革时期几乎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的思想仍停滞在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关于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上，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当时的多数与会者都把这个公式当作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规律，深信人类一切社会和文化必须服从统一的发展道路和样式，最终必须选择同一模式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
记者：我们在上大学时，教科书里也是这样教的。
何新：而我对这个问题当时却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意识到，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当时中国正在邓小平、胡耀邦推动下开始发生的经济、政治改革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性意义。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正面临革新，类似斯大林体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应该打破和改革。当然，还有一点，我当时也很想利用这个会的场合崭露一下头角。因此，我把行前黎澍对我的叮嘱丢在一边，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作了一次长篇发言。回想起来就觉得好笑，我记得我那次讲话一开头就说：“听了几天会，听各位的发言，仿佛雾里看花，总觉得隔了一层。”这种目空一切的说法自然会把所有的与会者得罪个遍。接着我讲，我的看法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命题的实质，是关于东方社会制度的独特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抽象于欧洲历史的五阶段历史公式不一致，我认为斯大林提出的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不适用于中国。这个论点当时立即语惊四座，震动了到会的各位学者。你要知道，关于中国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具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性的问题，在当时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问题。
记者：为什么？
何新：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30年代在苏联共产国际中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争论。围绕这一争论，国内史学界在30年代曾发生了以侯外庐、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为一方，以及第三国际中的魏特夫（德国人）、中国的刘仁静为另一方，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的争论。那些主张中国社会形态具有东方特殊性的学者被郭沫若、吕振羽一派的学者压倒了下去，以至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的观点被认为是反对中国革命，反对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被定性为“托派”的观点。新中国建国以后，郭沫若、范文澜一派观点的《中国通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正统理论范式和教科书范本，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则成为了一个理论禁区。在郭、范这一体系的教科书中，中国历史根据“原始公社→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形态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大阶段公式而进行塑造，任何背离这一模式的观点都具有政治反动性的嫌疑。因此，我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表主张打破这个公式的观点自然是十分耸人听闻。我的这篇发言稿后来写成了论文，发表在1981年第6期的《晋阳学刊》。
记者：当时在会上，人们如何评价你的发言？
何新：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郭沫若生前的秘书林甘泉先生（后来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会议限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以15分钟为限，由林先生按铃，通过铃声向发言者提示计时。我平生从来没有在这种大型学术会上公开发言的经验，心情非常激动，在讲话时竟忘记了会议规定的时间。林先生试图以按铃制止我的发言，据说当时林先生按了十多次铃，仍然止不住我的滔滔雄辩。(笑)
记者：会场的反应怎么样？
何新：整个会场对我的发言的整体反应是鸦雀无声，似乎当时人们都被惊呆了。那天散会后，许多过去不认识我的人纷纷议论这个毛头小子是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发言竟如此狂妄胆大！当他们知道我的来历后，纷纷摇头。于是会后许多人跑去找黎澍告状，说我在会上发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条大罪。
记者：回北京后你被黎澍老人骂了吧？
何新：比挨骂还要惨。散会后回到北京，黎澍把我找去谈话，严厉地批评我。我记得，当时正是初春，那一天北京大风扬尘，天气非常阴郁。但是，我们谈话的气氛比这天气更加阴郁。黎澍说，这两天来他这里告状的人踏破了他家的门。他说，他生平很见过一些狂妄的人，但狂妄到像我这样的程度，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狂妄，而是简直狂得没有边际！”他还说：“我看你一定要走沈元的那条死路。”
    在文革运动以前，黎澍曾有一个被他非常器重的工作助手，姓沈，据说此人非常有才，也有学识。但此人出身不好，又有不良的政治言论，在读大学时就成了右派。毕业后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敢用他。他写了一篇研究太平天国的论文投稿给《历史研究》，当时黎澍是主编，见此文后深为欣赏，顶着不同意见的压力将其发表出来。后来，黎澍又把此人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作为自己的工作助手。但是文革降临了，对这个人的任用被学部的造反派定为黎澍的一条大罪，黎澍为此吃了很多苦头。这个人在运动中也遭批斗，他偷偷地写了很多日记，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这些日记被造反派发现，他就被当做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最后此人被专政机关定为思想极端反动分子，而于1970年枪毙了。我刚到黎澍身边工作的时候，老人就给我讲了关于这个人的故事，言下有告诫之意，暗示要我警惕和谨慎。
记者：这也是好话嘛。
何新：但是，老人当时不知道我心里想的却是——我在前十年里，其实人头也已经好几次临近落地了，无非如此而已。所以尽管黎澍当时讲得很重，我却漫不经心，这种轻慢的态度大大地更加激怒了他。那天老头子真是动了大怒，他敲着桌子呵问我：“你狂，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通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他这些话轰下来，我的感觉倒真是如雷贯耳，我被他说到了痛处。当时对于经学，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的确所知尚少，24史中我当时还只读过《史记》和《资治通鉴》，对经学则连门还不能入。而我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读通经史，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向老人家提出辞职。
记者：黎澍先生同意了？
何新：他没有答复我，但是把这封信转给了近代史所人事处。人事处本来对调我这么一个学历资历均十分浅薄的年轻人给黎老作助手，就有不同意见。因此，一个姓刘的处长立即把我找去训话，勒令要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三个月内如无单位接收，即予除名。
记者：你惨了。
何新：但是我又遇到了好人。著名的近代史专家丁守和先生、刘志琴女士当时正在组建“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他们也早知道我，认为我仍是可用之材，因此出面向人事处作调停。而黎澍对此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显示了这位老人的厚道和宽容。这样，我的编制就由黎澍设在中央党校的办公室而被转到近代史所的文化史研究室。直到一年后，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是近代史所最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在这个所再也呆不下去了。1984年，温济泽把我调到研究生院任该院学报的编辑，1985年经刘再复帮助又调到了文学研究所。1991年，我由文学所调到全国政协担任专职全国政协委员。其间经历各种风风雨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工作了整整十年。
记者：现在黎澍先生已经故世。你如何评论黎澍？
何新：黎老是个好人，是一位乐于提携后辈，而且思想十分开明的长者。我跟随他作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这一段资历在我的履历中仍十分重要。老人家当年告诫我的一些话，时间愈久，愈令我刻骨铭心。特别是所谓“群妒”，我后来是深尝其滋味。我跟随他时恃才傲物，然而少不更事，涉世太浅，急于求成，未免过于年轻气锐。(笑)在我的一生中，我会永远感念曾在我遭遇困顿的时期提携扶助过我的那些师长和友人——宁可、闵庚尧、梅益、黎澍、丁守和及刘志琴等等先生，还有待我如谆谆长者的社科院的两位老院长——胡乔木、胡绳，甚至也包括曾帮助过我、但后来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刘再复。我虽然并非千里马，但他们的确都是伯乐。当年若没有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一次次扶助、提携，我绝不可能取得后来的任何成就。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一）：始启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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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二）：浪命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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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三）：劳身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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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四）：穷通自转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8/174377.html

《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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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赞美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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