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张五常包藏祸心被派来推销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上）

何新谈张五常：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经

何新:张五常包藏祸心被派来推销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作者: 夹∽柿 

日期:   2005-05-04 13:45

何新谈张五常

　　他们是什么人？看看张五常的底细把！

　　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的“五常”博士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忽然提到他？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你居然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认是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是他自己说的？口气不小，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这人颇有点自恋。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这样说过：“在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2000年版。）

　　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他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

　　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还有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并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五常博士说：“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 ②

　　但是，不要低估这位五常君。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这样说。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

　　记者：你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他自己的书为证。五常君在他近年出版的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而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

　　记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眯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告诉我们：“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

　　“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均引自张五常前书。“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

　　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启蒙”。张五常还说：“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按：究竟谁这样说过？？）“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意识形态作用。

　　张五常说：“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

　　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

　　“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张五常又告诉我们，作为引发1989年动乱导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一举取消价格管制”以及随之爆发的市场物价混乱和通货膨胀。而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经济学家：“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由于几乎不可能实行补偿，故这是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据张五常说，他本人也是推动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按照弗里德曼的办法每年增加不超过20%（考虑到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这个数字并不高），但无权贷款。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

　　张五常这一建议引出的结果是：“朱F基没有限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实行贷款限制，紧缩信贷，使国有企业资金匮乏，从而造成失业增加。”（以上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6—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5、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记者：你很早就知道这个人吗？

　　何新：很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济学家”。

　　1983年，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包遵信主编）。这一套书志在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百科全书”为楷模，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

　　张五常在这套书中出版了一本《卖柑者言》。这是在中国鼓吹将经济改革引导向私有化为基础的“产权革命”方向的第一本书。

　　最近，在大陆出版了此人的论文集。五常君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铁的规律”，颁布了两条“圣诫”。这“铁律”是：　　“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

　　他告诉我们，这条铁律是他的美国教父罗．科斯传授给他的。据说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虽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称此为定理，但他的门徒们还是要这样称呼它。”同时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圣诫”第一条。五常君认为：　　“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

　　但是，当他这样讲时，他却忘了这个论点的反面在同一论据下成立：现在陷入高债务及金融灾难的那些国家包括南美、非洲，东南亚、东欧及俄罗斯，也都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这也就对这一铁律证了“伪”。所谓证伪方法，即：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否定”。

　　五常博士还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根除腐败的方案，他认为唯一办法是必须彻底解除政府职能：“我认为没有政府管制或调控就不会存在腐败。”“结论：彻底取消政府等于彻底消除腐败。”

　　这是来自美国的第二圣诫：建议中国彻底取消政府权威和调控和调控。这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民主”的真义。这一思潮正是现代中国不断涌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来源。

　　但是，如果彻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着那时在中国每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亿人即有十亿个小“政府”，意味着每一分钟可能发生十亿起腐败。

　　6、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斯——张五常

　　记者：他的这些观点是明显地缺乏论理根据的。

　　何新：这个人及其理论可以看作现代经济学中伪科学的一大范本。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时候，五常君承认经济学并非科学而只是“解释”：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他在此书的另一处却又声称经济学是具有“公理主义”的自然科学：“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尽管五常君宣布的每一个“铁律”都可以在现实及历史中举出事例被“证伪”。但是，这也绝不妨碍他宣称他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唯一真正的经济科学。他认为自己与科斯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把交易成本范式看作是可与新古典边际主义相匹敌的一场革命”（见张书，第457页）。对张五常来说，不仅是马克思，连凯恩斯也是不存在的。这本书中充满了类似上述的自我夸赞和自相矛盾。他在书中引用马歇尔的如下一段话：“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些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他说：“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美语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实上，由于五常君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五常君。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美国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吗？

　　7、美国为什么急于为中国人洗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在五常博士的书中记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说1988年由他通过“国内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对华访问，会见了赵紫阳。这次会谈效果惊人之好：“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妇写信问我，他们9月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届时能否为他们安排一下中国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后不久，放开价格的计划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我差点建议米尔顿取消中国之旅。然而，就在那时，我得到通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准备接见米尔顿。后来的事实表明，我显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要求也与邓小平会面。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弗里德曼的会见非常成功：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除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支持共产党控制权力以外——这是官场套话——两人只有一点不见意见：即何时和多快放弃外汇管制。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

　　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

　　自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以来，作为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中就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民族经济保护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重商主义和德国的李斯特主义。另一条是自由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亚当．斯密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主流学派编写的经济学史中，重商主（这个名称实际是一个错误）被贬得一文不值。而李斯特的经济学，则似乎根本不存在。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

　　记者：当代主流经济学主要是英美流派的。英美的形式主义流派与德国注重现实的历史学派的确有所不同。但是你认为除了门户之见，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使主流学派忽视李斯特的学派？

　　何新：极其简单——利益，国家利益的原因。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学家，读了他们那些建议和改革方案的时候，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

　　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豹之国”强秦。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武安君白起那样的大军事家。三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秦国当时的主要对手国家楚国内部制造了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打垮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张五常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即大行其道。

　　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8、美国应该给张五常、萨克斯授大奖

　　记者：这个人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商务，2000年版。）

　　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的评论，说：“我同意张的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第464页）。

　　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但此书仍值得一读。它可以告诉你当代最新的主流经济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包括赵紫阳那样的领导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和信仰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五常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的泼皮式的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中他说马克思是愚蠢的，只有亚当．斯密是圣明的。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博学的教授，却似乎不知道极其重要的一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乃是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逻辑推导，这里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

　　而且这位博士这样讲，就好象新剑桥派中一些重量级人物的理论，如琼．罗宾逊夫人和斯拉法的理论都不存在了。罗宾逊和斯拉法都曾从新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角度，深入探讨过马克思的价值论与斯密理论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的。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后面讨论价值论时再作深入讨论。

　　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提名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张五常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他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昭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事见《史论．张仪列传》。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泽东说：你还是留在蒋管区写文章，你一只笔顶我十个师的军队。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识形态的战略和韬略的眼光。

　　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还远远不够！（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