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荒唐”

　　茅于轼的“荒唐”

　　刘宇辉

　　茅于轼，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究竟对中国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骂他的人越来越多?

　　他所谓的代表作，如《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经济学的智慧》等，我不想去指责他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并无新的突破，也不否定他以生动形象的案例推广西方经济学的作用，但他在中国经济学史上撒下了大量“荒唐”的种子，如“盘劲草”一般四处蔓延，肆无忌惮地“占领”禾苗的成长空间。

　　他的“荒唐”的东西又是如何掩人耳目地侵入人们的思想，甚至名正言顺地进入“国会”的殿堂呢?

　　方法一：他“以政治挂帅”而行推销之实，他的理论标榜是“为管理当局服务”的。如《择优分配原理》中的编者献辞：“马克思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口号喊过，至于是否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来检验自己的一切成果，那可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老百姓，没人去检验他;管理当局嘛，他看其“风向”动动即可。

　　方法二：会忽悠人，并把自己标榜得高高在上。

　　如《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的前言中他说：“ 我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有许多而且是永恒的规范，但需加以侧重点的重大调整，特别是要注入我国文化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的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全新的道德要素。”

　　只看本节标线的字句，“我国文化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的商品经济所需要的”“道德要素”?他错得离谱。可他的“高明”就在之前抬高“儒家理论”(先不激人之共愤)，之后标上“全新的”(否定传统后，以唯我创新者自居)。至于以后他是否做到“全新”，他是从来没有(以学者严谨的态度)做过总结或验收，(普通百姓，包括其他领域的专家，大部分都以为那是经济专家的事，一般不再考虑自己所知或专业之外的东西的对错)，自己给自己过关就成轻车熟路了。

　　他那个“道德的悖论”更是把人忽悠得厉害无比(详见后述)。

　　方法三：在管理当局的方向标下，善于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政治理论”基础。

　　如《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所用的思考方法，引用邓小平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就要亡国亡党。”

　　从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再来看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丢开一切“本本”，包括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等。“不要一切从本本出发”，到了他这，就是凡是马列毛的东西一律不按本本办，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一切按西方资产阶级的本本办。

　　如《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就是利用管理当局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去作他的推导。“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那时所提出来的许多口号正经受着分析和批判。但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原则究竟是什么，似乎还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有不少宣传材料仍旧用老一套的说教来要求群众，在民事纠纷调解中，甚至在法庭审判案件中，陈旧的观点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这样看来文化革命也有它积极的一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为中国历史的转机准备了条件。”

　　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许多东西，包括传统文化及经济观念都是错的，他的理论才可能是正确的，才能有条件立足呀。

　　方法四：他挑战道德，直攻涉及面最广，也最让人敏感的传统道德，以所谓的“道德的悖论”吸引人们的眼球。而他本身的方法是否为“悖论”，往往被人所忽略(利用了“非此即彼矛盾论”的心理暗示作用)。

　　为了揭示茅于轼的“荒唐”，为了方便大家的阅读，我把他有关道德悖论的理论推断列表出来，请大家认真而反复考虑其中标上下划线的词句，再看我在表下的提示，他的推断还能成立吗?

　　一《镜花缘》里的君子国

　　1)君子国里的君子是时时争吵，个个争吵，争个不断吗?

　　2)争论不休的君子，重名利的君子，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君子的言行吗?

　　3)利他的谈判达不到双方同意的均衡点，得不到和谐谐调的社会;利已的谈判就能达到双方同意的均衡点，就能得到和谐谐调的社会?

　　4)在商品经济交易中，君子的让利就离开市场价值了吗?反而需要增加强制力了?

　　5)在商品经济交易中，君子的让利会让自己血本无归吗?就凭君子之间的让利，就可以让小人得逞?

　　6)让利就是反对自己的利益吗?

　　7)茅于轼眼中的君子国，是人们传统意义的君子国吗?

　　8)真正矛盾的是什么?——真君子在事实中存在，与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不相信其存在并阻止其存在的矛盾。

　　9)如果利他不好，一生致力于为人类造福，致力于世界和平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诺贝尔自己无私利地搞科学研究还不够，还要设立“诺贝尔奖金”作为“对人类幸福最具贡献者”的奖励，干什么呢?

　　二“义务为群众做好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1)有人做好事，需要宣传的意义，与排长队与否有关系吗?

　　2)来修锅碗瓢盆的，你知道有多少情况吗?只有占小便宜的，没有来鼓励支持的?没有感恩的?没有回去也做好事的?你的数学概率论哪去了？

　　3)宣传报道的越来越多，做好人的越来越多，占小便宜的真的会几十倍地更多吗?你把普通老百姓当成没人性的家伙，是剥削者呀?

　　4)拿来作锅碗瓢盆修理的，真的如你所说根本不值一修的东西?对得起人家的劳动吗，有你那么小肚鸡肠?真有那么贫苦的人，也正是做好事的人想要帮助的呀。

　　5)你以为人人以占有别人的为光荣呀?除了特别贫困者别无选择，就只有资产阶级中的剥削者以此为荣呀。其他人民哪个不是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除了金钱之外，社会就不再有其他形式之外的互惠互利了?

　　6)做好事影响了以修理谋生的别人?这里，以修理谋生的人中有下岗者?来修的就没有经济困难者?

　　7)什么人不愿意宣传好人好事?——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它不需要人民团结友好，它只需要人人为私利。

　　8)向善及普善是大多数的心愿，为什么你就是要反过来呢?

　　9)宣传学雷锋做好事，就等于强迫要求人们做好事吗?

　　10) 你不愿意被要求做好事，就要否定其他人向往“别人做好事，自己也做好事，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和谐的社会风气”吗?

　　三先拿大苹果还是先拿小苹果？

　　茅于轼要说的就是先人后已是行不通的，是会引起争吵的，就如同君子国的争吵一样。他最后是用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用来解决这个道德问题。

　　1)奉行了“先人后己”原则的人，分苹果，还会有不快，还会有争吵吗?

　　2)茅于轼眼中只有伪君子呀?

　　3)父母无私地疼爱子女，不就是拿小苹果吗?这还有争论吗?

　　4)革命烈士抛头颅撒热血，不就是拿小苹果吗?确实是争先恐后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为此有不快乐吗?

　　5)分苹果，约定俗成的及最原始的道德分配原则哪去了呢?譬如，需要原则“给最需要的人”，还有时空原则“先到先得”或“近水楼台先得月”等都哪去了呢?

　　6)甲的先人后已和乙的先人后已对于社会来说一定是对立的吗?没有真君子存在了?由执行先人后已会导致社会矛盾?你的数学统计数据呢？

　　7)真君子的交流那么费劲?还是伪君子的勾通如此艰难呀?

　　8)金钱就是万能的呀？可以用来买道德？那不就离可以贩卖人口，行贿受贿等很近了吗?那你为什么又虚假地强调“金钱万能”不包括违法行为?

　　9)如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哪有不永远把自己关在在悖论里打转的?

　　上述三个道德悖论，第一个基点在：如果大家都利他，必然会引起争吵。第二个基点在：如果大家都利他，会培养更多拣便宜的人，不利于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第三个基点在：如果大家都利他，如果自己利他别人不利他，会使自己吃亏，如果大家都利他，会造成逻辑上的矛盾。综合这三个道德悖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利他不好，利己好;人有私心，是正常的，不应反对;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不应是利他，而是利己。(同样大家也可以如法炮制，一二三利己如何如何，利己不好，利他好，很快地推翻茅式的道德悖论，比他更“学者”，毕竟这还是传统道德几千年来所支撑的，历史数据可以有一大堆。)

　　由这三个错误的道德悖论，茅又推出什么东西?还有价值可言吗?茅于轼由此辛苦推导的“追求自利的自私的理性的经济人构成交易体系是有效的”经济自由原理还成立吗?

　　方法五：试图把多门学科及其研究方法“搅混”在一起，给他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奠定所谓“科学”基础。

　　各个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相互交错，相互融汇，是理论发展的必然。

　　茅于轼提出把数学和推理方法渗入经济学早是80年代的事了。

　　茅于轼又提出并把伦理道德融入到经济学的解释当中。

　　而数理论及伦理道德一直就在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之中，他的提出只不过是为了把他所谓的“新东西”加入到经济学，并试图取代被普遍接受的政治经济学的地位。茅于轼有坚持用数理论把市场经济的不足找出来吗?有用数理去推导如何克服哪些市场经济的不足吗?真正去解决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吗?没有。只是在大刀阔斧地推广市场自由经济及其相关思想。

　　为了把推广私利及其自由化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及经济学的根本，茅于轼不惜大费周章以“道德的悖论”否定原公有制基础上的根本道德及历史上的传统美德。他说：“改革开放以后道德观念需要调整的重要方面就是将集体至上还原为个人利益”。道德观念都改革了，那他赖以生存的私有制就会进一步要求取代公有制，这就是他真正的目的。

　　为了丰富他的理论，他甚至拿出美说：“伦理学和美学相类似，他们都建筑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但伦理学涉及大量逻辑判断，美学则不然。近年美学的个别流派试图应用逻辑学，但未能解决美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因而未能成为主流。”“伦理学和美学之间存在的另一点差别是，我们可以从行为的后果产生来判断善恶，如果行为的后果是符合我们需要的，就可以称为善行;后果是我们厌恶的，就可以称为恶行。而美学没有这个条件，他不可能从后果来判断美丑。”

　　美学都不能应用逻辑判断，也没有条件从行为的后果产生来判断善恶，这个说法可能导致普通人质疑，美学家反对。他为什么也要拿过来?他的本意就在打破传统的美德，拿下伦理及美学的自由，吸引更多的眼球，把他的“道德的悖论”推而广之，把他的利己思维及行为推上经济学和伦理学及美学的“正堂”。

　　方法六：又摇身一变，以纯经济自由手段，为推广西方经济自由化的东西喊口号。

　　1985年以前的茅于轼把数学和推理方法应用于经济学，肯定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都将被检验并暴露出来。

　　很多人说金融危机是经济自由造成的，建议不要经济自由，要政府干预。(并且能提供大量数据及公式推理)

　　但茅于轼却说“如果我们把经济自由换成经济干预的话，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数据及其他推理呢？没有，就是嘴巴两块皮)。“经济危机跟经济自由毫无关系”(没关系？数据及其他推理呢？没有，还是嘴巴两块皮)，“相反，我们要坚持经济自由。” (老猪不怕开水烫呀)

　　“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主张计划经济，那么你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的，都是赞成自由的。”

　　(自由经济“自由”到世界经济危机牵着你的鼻子跑？为了解决“无形的手”导致的“无赖”结果，大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开始使用计划经济工具，他还在坚持自由经济是万能的屁话。)

　　(学过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人都知道经济有宏观及微观之分，计划工具及其方法在微观经济中及宏观经济中都是存在的，在宏观经济尤其重要。不懂经济学?是不懂他们所谓的把计划经济定义为“中国效仿以前的苏联搞的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吧，是不懂他们所谓的把“国家宏观调控”仅定义为经济手段吧?)

　　他说：“中国改革成功就是因为有了自由保护，有了自由交换，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有了自由交换才会有生产权。”

　　（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给你“自由”了？今天这个对你“反倾销”,明天那个对你“高壁垒”，是自由交换？是有了生产权？）

　　（那还需要推销什么样的自由？哈哈，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希望我们国家的人民在“自由化”中堕落。对于国外势力而言，可真是他们的经济自由了，思想自由了，政治自由了，军事自由了，中国可以“侵略”了，中国就要“亡党亡国”了。）

　　方法七：“哗众取宠”，不论穷人富人，他都支持。为穷人喊口号，为富人办实事，还让人以为那只是富人搭了“便车”。

　　“要补助，就只能补助穷人，而不要补助全社会。现在的政策好多都是这样的，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穷人的声音很响亮，很有力，富人说，我也赞成，但是最后谁得到的好处最多?是富人。”

　　“降低学费是让不穷的人搭了便车。”

　　（他也不否认新生富人阶级出现，知道富人在剥削的同时也在共享公共资源呀？）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哈哈，言行不一的人还真多呀，戴点高帽子更能让人识别清楚。）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保护财富的体系，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虽少，但对之性命攸关;而保护富人的财产，就是鼓励穷人争取成为富人。如果富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那就没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队伍扩大了，社会才更稳定。”

　　“其实富人之所以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财产得不到保护才变富的。相反，他们往往靠剥削别人以致富。穷人之所以变穷，从总体上看，正是因为财产得不到保护才变穷的。一旦他们的财产得到保护，他们就慢慢变成中产阶级了。”

　　（他也知道阶级的剥削性及斗争性呀，或许他根本就只是想表明只有对全盘“私有化”的保护就能保护穷人，富人好沾大光呢。）

　　“过去我们把富人打倒了，全世界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可是把富人打倒了，一小部分穷人变成了富人，世界上还是分穷人和富人，然后历史重新再来一遍。但是我们过去是造富人的反，全部人都变成穷人。”

　　（他已经把穷人富人分得很清楚呢，不想再打倒富人重来呢。问他还属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吗？答案大家都可以替他答了吧）

　　（他非常乐意把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就这样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不然他的“富人”被打倒后，“大家”都变成“穷人”了。）

　　方法八：模棱两可，试图混淆观念，掩盖不可见人的私心。

　　“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 “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 “我主张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 “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这些是在为老百姓说话吗?官僚资本家可以贪污，我老百姓应该不要经济适用房，应该没有厕所只有公厕?市场的房价还是我们自己抬高的?不论茅先生当时说这句话的特定环境是什么，但至少得有学者态度的前后一致性，而不是矛盾性吧。

　　你想忽悠谁呢?你不是经济学家吗?那5000个亿的贪污，是你以为没什么问题的人估计的(这个估计数平均到老百姓的头上也有近500了，完全够下岗者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可以养活多少下岗者呀)，实际数呢，不用管了?你不算被贪污的是毛利，净利润，还是成本呢?你不去检查房地产开发成本构成实际情况及其贷款的实质性?居然还曾去“炮轰耕地红线”，置我们十几亿百姓的吃饭问题于不顾?

　　再看他《经济学的智慧》中有关“一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必定存在另一个人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背后是什么吧!有人相信他不会计算这个存在的概率?他苦心地推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目的又何在?

　　结果看到他抛开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不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约束他自己及其他广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并把“与文化革命相关的东西都是罪恶的”推广到广大百姓的理念中，推广经济自由化，并阻止曾经产生过巨大凝聚力的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革命种子”茁壮成长。

　　茅于轼的“荒唐”的结局

　　茅于轼以前是个还能让人有所肯定的学者，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便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而接下来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却没能让他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反而堕落为资本主义自由化经济的学家。一个没有博爱胸怀的人，一个只提倡享受生活的人，是逃不出这个发展规律的。

　　“反正私有制一时消灭不了，还不如全部私有化了。”“反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还不如照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反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没上过真正的轨道，还不如依赖资本主义的‘那只无形的手’”。茅于轼的道德悖论，源自于人类的最原始私性，最终导致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以“金钱万能”为导向，以自利为目标，成为了货币的“奴隶”。如果他还想继续误导千千万万一心一意努力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人民，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不会答应，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

　　一个人钻进自私自利的“笼子”，就是钻进了虽存犹死的“坟墓”，如果一个国家及他的人们都钻进只有私利的“圈子”，离“亡国”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茅于轼的“荒唐”时代应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