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之类的主流学者还比不上姚文元

厉以宁之类的主流学者还比不上姚文元

作者：安庆仁

曾几何时，谁敢提“平均”一词，谁就是过街老鼠，官员、学者、报刊、电视齐声喊打。不日前，厉以宁将“平均主义”说成洪水猛兽，旗帜鲜明地反对平均主义。在文章中厉以宁声色俱厉的的讨伐平均主义，把“平均主义”、“大锅饭”、“文革”以及“四人帮”说成是一丘之貉。

在文章中，厉以宁还信誓旦旦的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知道，江青她们那个锅跟我们吃的不一样，过去你不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现在有人心里不满呢，因为过去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现在不一样了。矛盾是这样产生的。”

笔者没有替“四人帮”翻案的意思，只不过觉得厉以宁的话和叶永烈写的王、张、江、姚传中的事实有些出入。我们总不能因为人家政治上有问题，就说人家生活上也有问题，这显然不符合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更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分明是犯了跟“四人帮”同样的毛病，看人家黑的面积大，就说人家没有白的地方。

“四人帮”固然是坏透了，可要说人家在生活上都搞特殊化，那就有点不讲理了。事实上搞特殊化的只有王洪文一人，其余三人基本上都是按照标准来的。不知道厉以宁看没看过王、张、江、姚传，我是看过的，从书中看，张春桥是非常反对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的，也很瞧不起花花公子王洪文，他甚至很留恋红军时期上下平等的作风，这在他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有很好的说明。叶永烈讲，张春桥是个匮乏情趣的人，生活上接近于苦行僧。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政治上反动，应该是个好人。张春桥大概跟国民党的康泽是一类人，不吸烟、不喝酒、不贪污、不行贿受贿、对吃喝嫖图更是反感，但就是在政治上反动。

江青也许有一点特殊化，可人家花的丈夫的钱，即便江青那个锅跟我们吃的不一样，也无可非议。据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江青除了爱照相，其他方面还是比较节俭的，她常常把旧衣服翻新了穿，对比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夫人的奢侈和浪费，就持家而言，江青堪称女人中的楷模。姚文元也不讲排场，他是一个以玩弄笔杆子为乐事的人，不关心吃喝嫖赌这些庸俗的事情，只一门心思磨炼自己的秃笔，以求一刀毙命的效果。

当初有那么多文化人倒在姚文元的笔下，一方面说明政治环境不好，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倒下的人技不如人，同样是靠文字吃饭，人家一篇文章就取了10条性命，而后者10个人合起来，都抵不上人家一个人的功力。不要老强调客观因素，说人家握有尚方宝剑，梁漱溟就是做好的例子，一只秃笔神出鬼没，人莫能及，不要说姚文元，就连毛泽东都奈何他不得，所以尽管把人家打成中国最大的右派，却无法触及人家的肉体，因为人家说出来的话滴水不露，你挑不出毛病来。

但看现在的一些学者，不要说跟梁漱溟的文字比，即便跟姚文元的文字比，提鞋都不够格，而且绕来绕去的，到最后准定把自己绕进取。别人且先不说，只说厉以宁这个人，他一方面大反“平均主义”，说“平均主义”是复辟倒退，是开改革的倒车。另一方面又大搞“平均主义”，并根据“平均主义”原理推理出“二元基尼系数”。

何谓“二元基尼系数”，就是城市算城市的基尼系数，农村算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加起来平均一下，结果通过“二元基尼系数”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才0.3多一点，离国际警戒线还差的老远呢，所以中国是没有贫富差距的。这里打个通俗的比方：比如说城里做“鸡”的很多，性交易率自然就高，为了把性交易率降下来，就把农村很低的性交易率加上去，这样平均以后得出的性交易率自然就会很低，然后说，你看，嫖娼卖淫的很少嘛，社会还是不错的，根本不用大惊小怪。按照厉以宁的说法，这就是“二元性交易系数”。

什么叫横竖都有理？厉以宁的嘴就是横竖都有理。当他反对给职工涨工资、反对全民医保的时候，反对经济适用房的时候，他就说“平均主义”是洪水猛兽，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平均主义；而当他面对中国社会越演越烈的贫富分化的时候，他就拿起“平均主义”这个武器寻找理论依据，为既得利益者搜刮民脂民膏百般狡辩。这里且不说涨工资、全民医保和经济适用房根本就不存在“平均主义”，只说厉以宁横竖都有理的学痞作风，厉以宁的人品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鲁迅说，历史就像一个婊子，谁有权利谁就可以整一下。对厉以宁来说，“平均”一词又何尝不是个婊子，只要有钱咋整都行。有害于己的时候，就说“平均主义”祸国殃民，不除之不足以平民愤；有利于己的时候，就大搞“平均主义”。总之，他需要“平均”的时候“平均”就有理，他不需要“平均”的时候“平均”就无理。

不特厉以宁先生如此，很多学者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也热衷于玩弄文字游戏，把“平均”一词用活用足，诸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报告：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1万元，比上年增长14.4%。只要看了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傻子都能知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1万元”的说法是怎么一回事。今年上半年广东省统计局指出，2006年各行业中工资最高的为金融业，年平均工资达55508元，比上年增加11337元，增长25.7%，增幅比上年高出10个百分点。由此可知，所谓“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1万元”不过是少数人占大便宜多数人吃大亏的结果。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8月15日在上海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说：目前中国的富裕阶层中，有39%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到2015年这个比列将上升到47%。日前国家统计局说：“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行列，但仍是发展中国家。”对比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调查结果，不难悉知那些人步入中等收入行列，那些人仍然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甚或根本就和非洲一些国家处于同一水平上。

外国人则另辟蹊径研究中国社会，去年一份报纸登载过一篇外国人写的文章，文章说中国男人平均有情人3.1个。这个平均数无疑是根据厉以宁的“二元基尼系数”得出来的结果，欧洲很多人呼吁要授予厉以宁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便让人因果皆晓了，正所谓王八看绿豆——对眼。

这个惹火的平均数，一方面说明绝大多数中国男人蒙受了不白之冤，更冤枉的是那些连媳妇都娶不上的人；另一方面则说明极少数中国男人占有情人的数量非常可观。需要分析研究的，不是那些为数很少的男人凭什么就能占有很多的女人呢，也不是很多男人养不起情人，而是国内外那么多学者在对待“平均”这个词汇的时候，咋就是那么的心领神会。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全世界的富人阶级都有相同的特点——不要脸。

厉以宁：绝对不满和相对不满

2007-09-21　来源: 学习时报　

更重要的是，在解决相对不满方面，一定要真正认识到平均主义的危害性。把平均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或者把吃大锅饭看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是不对的。

作者：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

绝对不满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生活水平绝对下降。第二个方面，生活水平并未明显下降，但生活水平以外的（像社会地位等等）绝对下降。在管理中，对有绝对不满的人要关心、要帮助，要改善他们的处境，防止他们的生活水平绝对下降，但这毕竟是少数。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是绝对不满而是相对不满。

相对不满一般在三个方面。第一，虽然生活比过去有所改善，但注意到其他人生活改善得更快，于是就产生了相对不满。第二，虽然生活比过去有所改善，但欲望增加得更快。他也相对不满。欲望怎么来的呢？来自相互影响。第三，生活一开始有所改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生活开始下降，尽管下降后比原来的出发点要高。但是，人们不是同最早的出发点相比，而是同曾经达到的最高峰相比。于是也会产生相对不满。当然，除了有这三个主要理由之外，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例如，需求多样化。我们过去经常听到一句话：你看老百姓都不满足啊，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话是错误的。错在什么地方？不了解人，因为，人不是以吃饭为唯一要求的。不是说有肉吃就什么矛盾都没有了。他还有另外的要求：孩子要上学，上托儿所，考大学更难。他就说，干吗不多办一点。还有，有肉吃了，可是看病、看牙难着呢，很早就要挂号去，他就不满。又如，过去没有房子住，现在有房子住了。房子比过去宽了，可是这个房子不好，靠马路，汽车多，晚上睡不着觉。他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所以说，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

现代管理中，做人的工作，要把精力放在解决人们的相对不满上。当然，如果出现绝对不满，那是首先要解决的，因为，这毕竟是生活水平绝对下降。但相对不满问题怎么办？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从现代管理学中，还没有能找到一个完整的或者说一个完善的答案。但是，毕竟可以提出一些近似的办法。近似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善于引导。相对不满情绪是相互感染的，人和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要做引导工作。第二，要关心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不一定都是绝对下降的人，弱势群体中，也有可能是别人提高得多，我提高得少，从而仍处于弱势的人。

更重要的是，在解决相对不满方面，一定要真正认识到平均主义的危害性。把平均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或者把吃大锅饭看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是不对的。其实，过去的计划体制下你是这个档次的人，你在这个锅里吃饭，那个档次的人，在那里吃饭。所以有大灶中灶小灶特灶之分。但“文革”以前人们是不了解的，人们只知道，我跟我认得的人，跟我周围的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我不知道锅外还有锅。我也不知道那个锅里面吃的是什么东西，我更不能想象我能到哪个锅里去吃饭。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知道，江青她们那个锅跟我们吃的不一样，过去你不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现在有人心里不满呢，因为过去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现在不一样了。矛盾是这样产生的。

总之，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相对不满问题是现代管理学中的一个难题。要认真来对待它。

（2007年第7期《领导文萃》厉以宁 原载《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