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市场经济不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目标?

杨思基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英们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里把我们大大忽悠了一把，而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人家的大忽悠，结果使我们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搞了市场经济，从此使社会主义走上了快速发展、高效发展的快车道。但实际发展的结果是权钱交易，腐败盛行，假、劣、伪、黄、赌、毒开始蔓延泛滥，经济结构失衡，企业效益不断地滑坡，各种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丑行明目张胆地被当作改革的举措到处推行，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大量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地发生并急剧恶化。正是在经济泡沫越吹越大而随时有可能破裂，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危机四伏，有可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大灾难的情况下，一场反思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向我们迎面扑来了。一遇到这种局面，有些人慌了手脚，乱了方寸;有些人重新陷入迷茫，不知今后要走向什么方向;有些人感到恐慌，歇斯底里地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称市场经济的取向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和目标。果真如此吗?否!

　　首先，市场经济不是体现社会经济本质特征的一种单属于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它可以在许多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里长期存在，而且它只是一种商品和生产要素按其劳动价值进行交易的渠道和场所，并在此基础上它才形成了一套较行之有效的经济联系和生产要素配置机制，有利于在相互分裂的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实现商品和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的联系和经济交流、实现他(它)们劳动的相互补偿，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但这种“场所”和“手段”只是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得不利用的场所和手段，它们未必就是任何社会非如此不可的必要场所和手段，更不是我们最好的、唯一的选择。由于我们还不可能一下子建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那种典型的、高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实行当前还没有条件实行的生产资料的完全的、单一的全社会所有，还必须依靠商品交换和商品市场来实现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协调，这就决定着我们当前还不得不保留商品交换和商品市场，并且把市场机制的调节和作用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作为计划经济的合理补充。

　　其次，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调节手段，但私有制社会不可能利用强制的指令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或社会计划调节，它们至多只能是利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金融、财政等经济手段对整个社会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和影响;而社会主义国家利用民主科学的组织管理和决策，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有益功能和作用，这恰恰是因为它实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得以与私有制社会相比所独有的长处和优势。

　　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容不下我们具有这种长处和优势，他们急于要毁掉我们的这一长处和优势。他们利用我们纠正过去过于强调计划经济而忽视市场经济的错误并把这种“纠偏”推向极端，他们忽悠我们只要市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并且忽悠我们把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调节的手段当作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本身。而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里，他们是一步一步地诱导我们走向他们为我们布下的圈套，一步一步地欺骗和裹挟我们走上他们根据西方敌对势力的旨意为我们设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道路，而其经济理论也是完全搬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今天我们遇到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完全是由他们利用我们领导人的认识错误所一手造成的，是他们的假改革所必然带来的。他们还强词夺理地要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毫不动摇，毫无疑问地这是在坚持错误的东西毫不动摇，是在向我们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国家与人民的公开挑战，理所当然地势必要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抵制和反对。

　　再次，市场经济为什么不是我们改革的价值取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早就明确了的，而且也是我们的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这是我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南京大学已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孙伯鍨教授一次在给我们马哲专业的博士生授课时讲，社会主义不能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会把人的一切关系都演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会演变和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在这一点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都很清楚。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不主张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主张，没有降低社会主义的标准，他也认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后不存在商品和货币，但在向社会主义转变发展的过渡时期还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允许商品货币存在，并且还要尊重价值规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后来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基本上还是坚持列宁的看法，只不过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不可能消灭商品经济，强调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调节作用，强调要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且他们都十分强调对市场要加强监管和限制，不能让市场盲目地发挥作用。应当说这种认识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错误，但由于他们对市场的负面作用看的非常可怕，所以他们在实践上有些过于倚重计划经济，而且主要是倚重指令性计划的调节作用，这就在实践上造成了一些忽视市场、忽视价值规律作用的情况。这种错误当然应当纠正，但这种纠正不应当走向另一极端，不应当走向只要市场、不要计划和监管的另一极端那里去，更不应该走向私有化和全面的市场化那里去。因为这样下去的结果很清楚，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丧失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而不可能搞出一个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但有些人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他大胆，胆大到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而一味地去发展市场经济。孙先生这段带着一口气而铿锵有力地讲出来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的那些说法也已经并在不断地为我们的实践所验证。

　　在我们这些年搞市场经济的全面实践中，难道不是不该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已经发生而且在很严重地发展和蔓延吗?什么一切都要用金钱来衡量，一切都可以以金钱做交易;什么有钱就办事，没钱不办事，钱多多办事，钱少少办事;GDP就是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一时间物欲横流，到处充满着肮脏的交易，到处弥漫着铜臭之气，诸如此类污七八糟的东西甚嚣尘上。但怎么发展、靠什么发展、发展为什么，还要不要为人民服务，要不要共同富裕，并不断创造条件把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社会不断推向前进，等等，许多关系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根本立场以及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和方向的大问题也就统统被忘记、统统被一笔勾销而不讲了。还名其曰这是不搞“主义之争”，不讲空洞的大道理，求真务实，大干快上，尽快发展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搁置到不可设想的遥远的未来而同我们当前的事情毫无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和管理、以及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和原则丢的越来越少，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在真正地发展社会主义吗?如果有人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的真实的发展，那我们就只能根据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根据广大群众的真实感受据实相告，这是岂有此理!

　　我们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各有长处，各有短处，社会主义完全有条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它们相互取长补短，并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偏重，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为什么我们非要走极端呢?

　　过去搞计划经济走了极端，是造成了一些问题，但我们把它纠正过来也就是了，完全没有必要再走到片面的市场化道路上去啊!有的人把计划经济说的一无是处，把市场经济吹的天花乱坠，这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严重违反历史实际的。

　　倘若没有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前苏联不可能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的工业国，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经过浴血奋战，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们国家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经过几场战争、几次大的运动的情况下初步建成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实实在在地取得国民经济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长，不可能解决几千年旧中国从来都没有解决的那么多的严重社会问题和在人口翻番的情况下解决那么多人吃饭的问题，不可能取得国防科技和工农业发展科技那么多的巨大成就，怎么能说计划经济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只有搞市场经济而且只有搞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成功呢?如果不是出于利益偏向的考虑，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能这样来看问题吗?

　　诚然，搞计划经济是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一些弊端，但我认为它们恐怕好多并不是计划经济本身的错，而是“官本位”、等级身份制和大锅饭分配制度等不合理体制的错，统的过多过死的错。但这些问题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而过去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并且连西方也学了不少去，为什么连人家都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反而非要丢掉它不可，而连西方资本主义都认为已经不能继续下去的东西，比如“官本位”、等级身份制、片面的私有化和完全的市场化，我们反而觉得它不能丢，甚至要予以发展或重新搞起来呢?!这些问题让我们实在是不解。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新华网新华社区发展论坛有专题探讨，在此恕不重复。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06年6月25日于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