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经济新常态就是政府宏观调控常态化——驳樊纲的“经济过热论”与“刺激经济论”

　　陈世清：经济新常态就是政府宏观调控常态化

　　——驳樊纲的“经济过热论”与“刺激经济论”

　　樊纲把经济新常态看成是对“经济过热”的降温及中国政府退出刺激政策，是对“经济新常态”概念的误读，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误导;把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更是抹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所谓新常态，就是政府宏观调控常态化;也只有政府宏观调控常态化，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宏观调控和资本主义国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刺激经济”区别开来。

　　樊纲于2014-10-25在出席厦门第六届今日经济大会时说：“目前中国在处理的问题，都是过去10年中，两次经济过热造成的后遗症。”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非常大的过热。“之后的2008年，经历过一轮调整，没想到当年底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国会议大家一致同意采取刺激政策，要拖住经济。”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现在回过头看，刺激政策大了点，4万亿还是小事，最关键的在于地方债务。这直接导致了2009年、2010年的第二次过热。”樊纲说。他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银行坏账等问题，都是这两轮过热的后遗症，现在正慢慢消化。“不过庆幸的是，中国比较早就‘退出’了刺激政策，因此泡沫还不是特别大。”

　　“一超过10%，股市楼市都泡沫”樊纲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在7.4%左右，今后几年也将保持在7%多点。“两位数的增长，对中国来说从来都是过热的增长。一超过10%，要么是股市泡沫要么是楼市泡沫，2007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到了14%，结果股市楼市都泡沫。”“而现在的增速，就属于正常水平，由此可预见，将来中国不会再出现新一轮的过热，政府也不会再刺激经济。”樊纲在这里是把GDP高速增长、产能过剩、经济泡沫和“经济过热”划等号，并划出了避免他所谓的“经济过热”的GDP增长率10%的标准。把GDP高速增长、产能过剩、经济泡沫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产生出来的范式偏见，把经济新常态看成是对“经济过热”的降温及中国政府退出刺激政策，是对“经济新常态”概念的误读，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误导;把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更是抹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

　　所谓“经济过热”是指过度投资或过度消费(主要是指过度投资)造成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失衡，以致有的产品供不应求，有的产品供过于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本身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总需求”与“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心动，而非风动，更非旛动。产能过剩、经济泡沫都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同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对称造成。配置型经济是投机盛行的土壤，而投机盛行是金融危机、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与表面“经济过热”的催化剂。只要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在此基础上稳增长调结构，投机将无从兴风作浪，经济也就从此不再“过热”。

　　樊纲在把政府投资定位于“刺激经济”的基础上，认为是政府刺激经济产生“经济过热”。与此观点相应，由于今后政府不会再刺激经济，所以将来中国不会再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出处同上)。这是把我国属于宏观调控范畴的积极财政政策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政府投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本来就不是什么“刺激经济”，把政府投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于“刺激经济”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微观经济学，没有真正的宏观经济学;没有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只有政府“刺激经济”。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本身就是市场主体;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既为民间创业提供平台，也是通过增量调整存量，通过寻求新增长点平衡产业结构建立国民经济稳增长结构，属于宏观调控范畴，而不是什么“刺激经济”。如果政府投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造成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乃至经济泡沫，那只是投资方向错误，而不是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错误。改变错误，是调整投资方向，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不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新常态，就是政府宏观调控常态化;也只有政府宏观调控常态化，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宏观调控和资本主义国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刺激经济”区别开来。

　　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消费预期就是民众对自身长期有效消费能力的评估，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是有效收入能力评估值与有效付出能力评估值的加权平均值。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房地产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而高房价政策与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耕地被占用，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规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人的理性预期包括消费预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积极的消费预期将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消极的消费预期将造成消费疲软、发展阻滞。对于那些把经济活动看成只是物和物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家来讲，认为房价越高越能推动经济发展符合他们的理论背景与思维惯性，而理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消费预期危机对经济的打击似乎在他们的理解力之外。但这种主流经济学与客观现实的反差，与其说是给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抽入断水的机会，还不如说是为经济学范式的转移提供了契机。因此，所谓“产能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经济过热、产能过剩。从主体论的意义上看，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就是消极的悲观的经济学;“经济过热论”，就是这种悲观经济学的产物。反过来，“过热论”又成了束缚人们手脚的紧箍咒，用降低经济总量来取得消极的平衡，并为以后的再一次“过热”埋下了伏笔。对称经济学是宏微观相统一的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通货膨胀，不应该到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率中找原因，只能在宏观政策上找原因。“经济过热论”的根源：狭隘的增长观。为增长而增长，就会出现过热。但如果用发展统驭增长，经济就不会过热。失衡的增长观。把结构失衡等同于经济过热，把局部过热等同于整体过热。失衡的金融体制。把“经济过热”归结于投资增长过快，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样是投资拉动，是与直接投融资组合还是与间接投融资组合，后果截然相反。泡沫经济的根源，不在于投资拉动，而在于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贷款膨胀。挤掉泡沫不是放慢投资增长速度，而是改变金融体制。

　　解决相对“产能过剩”“经济过热”的最好方法，则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如把现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有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只会有效不会无效。一条京津高速城铁的建设成本按一百对列车计算，也才不过4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全部拿来建20条这样的高速城铁，它所带来的，是时间效益、速度效益、空间效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国性规模经济效益。就空间效益这一点，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价，打破房地产商的垄断，并带动其地方面的物价下降;它的时间空间速度效益带动的产业重组，直接间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平抑物价。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困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的投资增长过快“一刀切”的办法只能造成经济衰退，并酿成经济危机。“一刀切”办法的方法论根源在于“产能过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产能过剩”概念源于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源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

　　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把通胀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造成物价上涨，那么停止投资就可以降低物价?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看成基本的结构关系，是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基本比例关系“原理”的引申，是“范式”滞后的产物，结果必将造成理论脱离实际。所以要走出“经济过热”的悖境，必须先走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