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应用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和自由时间的增加

　　科学的应用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和自由时间的增加

　　——对资本主义的看法（21）

　　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原则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

　　因此，如果说，一方面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过程的转化，表现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的属性，如果说，单个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相反，它只有在征服自然力的共同劳动中才是生产的，而直接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这种上升，表现为单个劳动在资本所代表、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步，那么，另一方面，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由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并存劳动来维持，则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属性。

　　在小流通（单个资本的流通）中，资本把工资预付给工人，工人用工资交换他的消费所必需的产品。工人得到的货币所以具有这种力量，仅仅是因为在他以外同时还有他人劳动；而且，仅仅因为资本占有这个工人的劳动，资本才会以货币形式付给他支取他人劳动的凭证。本人劳动和他人劳动的这种交换，在这里不是以他人同时并存的劳动为媒介和条件，而是以资本所作的预付为媒介和条件。工人在生产期间能够实现他的消费所必需的物质变换这件事，表现为转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流动资本的属性，并表现为一般流动资本的属性。这一情况不是表现为同时并存的劳动力之间的物质变换，而是表现为资本的物质变换，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存在。

　　于是，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在固定资本中体现着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存在于劳动之外，并且（客观地）不以劳动为转移而存在着。而在流动资本中，一方面，工人本身有了重复自己劳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工人的这种劳动的交换以其他工人的并存劳动为媒介，——这种情况表现为，资本对工人实行预付，另一方面资本又造成各个劳动部门的同时并存。（后面这两个规定其实属于积累。）在流动资本的形式中，资本表现为不同工人之间的媒介。

　　固定资本在它作为生产资料（机器体系是生产资料的最适当的形式）的规定中，只是从两方面生产价值，即增加产品的价值：（1）由于固定资本具有价值，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劳动产品，是物化形式上的一定的劳动量；（2）由于固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使劳动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大量的维持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从而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可见，说什么由于资本家利用固定资本（况且，固定资本本身就是劳动的产品，并且不过是被资本占有的他人劳动的产品）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相反，资本家利用机器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任何独立性和吸引力），或者使工人劳动的时间缩短了，所以工人就和资本家分享劳动产品了，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

　　相反，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作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采用机器。的确，通过这个过程，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但只是为了在最大限度的这类物品中实现最大限度的剩余劳动。第一个方面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

　　由此可见，罗德戴尔把固定资本说成是和劳动时间无关的、独立的价值源泉，是何等荒谬。固定资本只有从它本身是物化劳动时间来说，并且从它创造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才是这样的源泉。机器体系本身的采用，在历史上要以多余的人手为前提。只是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机器体系才出现，以便代替劳动。只有在经济学家的想象中，机器体系才会对单个工人有帮助。只有使用大量工人，机器体系才能发生作用，而对资本来说，工人的集中，正如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之一。机器体系的出现，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只有在劳动能力大量存在的地方，机器体系才会出现。

　　罗德戴尔断言，机器并不增加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不过是代替了劳动，或者说做那种劳动本身用自己的力量不能做的工作，他认为这是他的伟大发现。而包括在资本概念中的却是：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劳动资料使工人独立，使他变成所有者。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则使工人不独立，使他成为被占有者。机器体系所以发生这种作用，只是由于它变成固定资本，而机器体系所以变成固定资本，只是由于工人是以雇佣工人的身分，而且总的说来，从事活动的个人只是以工人的身分同它发生关系。

　　如果说，在此以前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仅仅表现为资本的不同的暂时的规定，那么，现在它们却硬化为资本的特殊存在方式，并且在固定资本之旁出现流动资本。现在有了资本的两种特殊形式。如果就一定生产部门的一笔资本来看，这笔资本就分成这两个部分，或者说按一定比例分成资本的这两种形式。

　　生产过程内部的区别，最初本来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最后是劳动产品，现在则表现为流动资本（劳动材料和劳动产品）和固定资本［劳动资料］。资本单纯按其物质方面所作的划分，现在被包括在资本的形式本身中，并且表现为使资本分化的东西。

　　罗德戴尔之流认为资本本身离开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因而也可以创造剩余价值（或利润），对这种观点来说，固定资本，特别是以机器体系为其物质存在或使用价值的资本，是最能使他们的肤浅诡辩貌似有理的形式。同他们的观点相反，例如，在《保护劳动》中指出，是道路的修建者，而不是“道路”本身，可以分享道路的使用者所得到的利益。

　　至于流动资本，既然要以它确实经过不同的阶段为前提，那么即使流通不中断，流通时间的增减，长短，经过不同流通阶段的难易，也会使一定时间内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减少，——这或是因为再生产周期的次数减少了，或是因为生产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资本量缩减了。在两种情况下，预先存在的价值都没有减少，而是价值增长的速度减慢了。但是，一旦固定资本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正如过去所指出的，固定资本的这种规模是一般大工业发展的尺度，因而也就随大工业的生产力（固定资本本身是这些生产力的物化，它就是作为预先存在的产品的这种生产力本身）按相同的程度增长，——从这时起，生产过程的任何中断所起的作用都直接使资本本身减少，使资本的预先存在的价值减少。

　　固定资本的价值只有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时，才再生产出来。固定资本不被利用，就丧失它的使用价值，没有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因此，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意义上，固定资本发展的程度越高，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或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就越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外在的强制性条件。

　　在机器体系中，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从下面这一方面来看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一方面，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析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然而，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另一方面，现有的机器体系本身已经提供大量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

　　但是，这并不是机器体系产生时一般所经过的道路，更不是机器体系详细改进所走过的道路。机器体系的这条发展道路就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因此，在这里直接表现出来的是一定的劳动方式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形式的资本上，由于这种转移，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就贬值了。由此产生了工人反对机器体系的斗争。过去是活的工人的活动，现在成了机器的活动。所以，带着粗暴情欲同工人对立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是“好象害了相思病”似地吞噬活劳动的资本。

　　活劳动同物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例如，农业将不过成为这样的物质代谢的科学的应用，这种物质代谢能加以最有利的调节以造福于整个社会体。

　　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悠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

　　“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现实的财富〉不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支配，而是除了耗费在直接生产上面的时间以外，每一个个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生产资料的生产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时间。

　　再从另一方面看，固定资本的发展也表明一般财富发展的程度，或者说资本发展的程度。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其对象都是供消费用的产品本身。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既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也不生产直接的交换价值，至少不生产可以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因此，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直接生产的需要。

　　这就要求社会能够等待；能够把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中，也从以直接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以便在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把这一部分财富用到非直接生产的劳动上去。这就要求已经达到的生产率和相对的富裕程度都有高度水平，而且这种高度水平是同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成正比的。正如相对剩余劳动的大小取决于必要劳动的生产率一样，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活劳动时间和物化劳动时间——的大小也取决于直接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的生产率。

　　过剩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以及过剩生产，是达到这种情况的条件。这就是说，用在直接生产上的时间所取得的成果相对说来必定很大，超出了这些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再生产的直接需要。固定资本带来的直接成果越少，越少参与直接生产过程，这种相对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越多；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报等等场合，同制造直接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的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多些。由此就产生出——通过现代工业中经常生产过剩和经常生产不足的形式——这样一种状态：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的转化有时过多有时过少，这种不平衡状态经常波动和痉挛。

　　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一切技艺和科学的手段，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

　　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

　　“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所生产的只够维持全部人口的生活，那就不会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起来。假定人们在一年中所生产的足够维持他们两年的生活，那就或者是一年的消费资料必须毁掉，或者是人们必须停止一年的生产劳动。但是，剩余产品——或者说资本——的所有者……会把人们的劳动用于某种不是直接生产的工作，例如用来安装机器等等。如此反复不已。”（《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主要变成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

　　“当分工发达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的劳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托·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

　　在直接的交换中，单个的直接劳动实现在某个特殊的产品或产品的一部分中，而单个的直接劳动的共同的、社会的性质——劳动作为一般劳动的物化和作为满足一般需求的手段的性质——只有通过交换才被肯定。相反，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劳动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于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另一个基础也消失了。

　　在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和用于生产流动资本的时间的关系，就象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一样。为满足直接需要的生产越是具有生产率，就越能有更大的一部分生产用来满足生产本身的需要，换句话说，用来生产生产资料。既然固定资本的生产，甚至从物质方面来看，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也不是为了生产资本的直接再生产所需要的价值，即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又相对地代表使用价值的价值；相反地，固定资本的生产是为了生产创造价值的手段，就是说，它不是为了作为直接对象的价值，而是为了创造价值，为了价值增殖的手段这一生产的直接对象（从物质上看，价值的生产在生产对象本身上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也就是资本的生产力物化的目的，资本生产价值的能力物化的目的），——既然如此，那么，正是在固定资本的生产中，和在流动资本的生产中相比，资本在更高程度上使自己成为目的本身并作为资本发挥作用。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固定资本的规模和固定资本的生产在整个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以资本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富发展的尺度。

　　“工人人数取决于允许工人消费的并存劳动的产品的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人数取决于流动资本的量。（［托·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

　　“在巨大的生产过程中，流动资本是被消费的；而固定资本只是被使用。”（《经济学家》）

　　这是错误的，这仅仅适用于本身被固定资本消费的那部分流动资本——辅助材料。如果把“巨大的生产过程”当作直接生产过程来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费的仅仅是固定资本。但是生产过程内的消费，事实上就是使用，磨损。

　　其次，固定资本的较大的耐久性也不应单纯从物质上来理解。制造我睡觉的床所用的铁和木材，或者建造我居住的房屋所用的石头，或者装饰宫殿用的大理石雕像，这一切都象用来制造机器的铁和木材等等一样耐久。但是耐久性所以是工具，生产资料的条件，这不仅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即金属等等是一切机器的主要材料，而且是由于工具要在不断重复的生产过程中反复地起同一种作用。作为生产资料，它的耐久性，是它的使用价值的直接要求。生产资料越是需要时常更新，费用就越大，就越是需要把更大一部分资本无益地花费在它上面。它的耐久性就是它作为生产资料而存在。它的耐久性就是它的生产力的提高。相反地，流动资本如果不变为固定资本，它的耐久性就同生产行为本身毫无关系，因而就不是概念上所包含的要素。在投入消费储备的各种物品当中，有些物品由于是很缓慢地被消费的，并且能被许多个人轮流消费，因而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这种情况涉及到一些进一步的规定（如租赁代替出售，利息等等），关于这些规定，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谈到。

　　“自从在不列颠的制造业中普遍运用无生命的机器以来，除了少数的例外，人都被当作次要的和附属的机器，对于改善木材和金属等原料远比对于改善人的身体和精神要重视得多。”（欧文·罗伯特《论人性的形成》）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此外，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象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象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由于劳动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就象在农业中那样，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

　　正如资产阶级经济体系在我们面前逐步展开那样，它的自我否定即它的最终结局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研究的还是直接的生产过程。如果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物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

　　综上所述，科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广泛的使用，必然造成固定资本的不断增加，机器化、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自然就要代替人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直接生产劳动时间越来越少，非生产的劳动时间即越来越多，或者说从事非生产的活动时间就越多！因此，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就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劳动者2014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