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主流的分歧焦点到底是什么？

我们和主流的分歧焦点到底是什么？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浅论　　

无庸置疑，当代中国的一道奇异风景线是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像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那样富于戏剧性：他曾经那样的革命和建设，倏乎之间却基本是建设而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到如今则既乏革命又乏建设；他的根本或核心也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曾经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第三个里程碑”，是“指导我们党各项工作的灯塔”而必须“世世代代”高举，倏乎之间却成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而被视为谬种流传和歪理邪说而被全盘否定，到如今则是主观否定而现实的历史却给予了肯定；他曾经作为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倏乎之间又成为邪魔歪道使得共和国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走向“内乱”、“浩劫”、“崩溃”，到如今则是真理和谬误同在、成绩与失误共存。——对于同一个理论，人们认知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　　

人们的认知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全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和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认知问题，说到底就是关于毛泽东这两个理论的对错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真诚的汉奸精英和一批天真的改革精英每天都在联合鼓噪：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八大”确立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轻率地改变了“八届二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只抓阶级斗争，不搞经济建设，从而造成我国长达二十年的“左”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这是对毛泽东的诬蔑！这是对整个毛泽东时代的诬蔑！更是对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诬蔑！　　

这些汉奸精英和改革精英，为了推行那个“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所谓改革，全然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难道不是毛泽东第一个判明了我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吗？难道不是毛泽东指出“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和工具”，“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不是直接的生产力，而阶级斗争不就是“最根本的生产力就是革命阶级本身”吗？难道不是毛泽东率先认识到“只有经过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吗？难道不是毛泽东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例加写了那一段关于社会主义大跃进的话吗？难道不是在所谓的十年浩劫中仍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号召“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吗？难道不是一如既往、一以贯之地要求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吗？难道不是毛泽东首倡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三本书吗？难道不是毛泽东一直在努力地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吗？难道不是毛泽东写出了迄今唯一称得上科学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吗？……难道这一切都是错误吗？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否定毛泽东不奇怪，在一定时期看不清毛泽东的理论是否科学也不奇怪，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如果仍然相信诸如此类的谎言，那才是奇之大怪！那才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哀！　　

我们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所以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根本或核心，这是因为：第一，它符合毛泽东的哲学原则。毛泽东是历来主张抓关键、抓根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第二，它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精髓。精髓不是全部，但是是根本、是核心，否定或规避这个根本、这个核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就是没有了灵魂的理论；第三，它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无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总结和回答——它基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等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第四，它是毛泽东首肯了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毛泽东生前曾经被概括为六个方面的要点，这六个方面的要点毛泽东是点头同意了的。　　

判断一个理论是对是错，是真理还是谬误，首先必须弄清那个理论是什么？评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不例外。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集中概括和总结在一九六七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中。这个概括和总结，十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再次得到党中央的重申和确认，并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这个概括和总结的要点照录如下：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告诉我们，必须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政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身，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三结合。　　

第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判断一个理论是对是错，是真理还是谬误，按照余斌教授的说法，要经得起两个检验：一个是形式逻辑的检验，即看他在逻辑上是否自洽；另一个是历史逻辑（事实）的检验，即看他对事物（社会）是推动还是反动。　　

我们不妨首先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逻辑的检验，并与那个著名的否定这个理论的《决议》作逻辑的对比。　　

第一，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具体内容看，除去为“文革”服务的特殊内容，基本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内容，焉有基本内容——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正确的，而具体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却是完全错误的怪事？　　

第二，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内核是正确的，而不过是“文革”的内容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殊的含义，焉有因“有了特殊含义”的外壳来否定这个理论基本内核的逻辑？　　

第三，理论本身是什么是一回事，运用这个理论产生了什么后果是另一回事，焉能因“文革”发生了错误而全盘否定“文革”和这个理论本身？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根本和核心，焉能有根本动、核心失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却立而不倒的奇事？　　

第五，自毛泽东著《矛盾论》以来，至少是毛泽东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来，毛泽东就一直认为，上层建筑并不总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可以作为“社会共识”而臣服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帮助资产阶级统治自己”；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其上层建筑依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的，这一点也绝不会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完成而自动完成”，无产阶级同样也可以帮助丧失了经济地位和阶级基础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统治自己，甚至听任他们从意识形态上摧毁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过是这一观点的具体运用以及对这一观点的概括和总结，这必然产生一个悖论：要么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基本科学的理论，要么就是基本错误的理论，焉能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彻底错误的？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放进历史的“融金炉”里认真地炼一炼，让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真经”还是假经；是兴国安邦的“圣经”还是祸国殃民的“白骨精”。　　

必须让当时的历史实话实说。所谓当时的历史即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所谓实话实说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实事求是，不虚美，不浮夸；二是毛泽东时代经过祛魅后，却真的中了鬼魅，必须再次祛魅——还毛泽东时代历史的真实。　　

先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　　

被宣告经济上打零分的毛泽东时代恰恰是经济上奠基的时代。毛泽东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一穷二白”的、充满了内忧外患的中国。就是国民经济恢复后的中国“我们能造什么？造桌子、椅子，可以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可能造。”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史送走。”他认为，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才可以打上一个基础，要经过大约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才能建成一个富强的中国。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因此，为了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先有经济革命不行，还必须具有文化革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扫清政治上的障碍。他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到他撒手人寰时，从硬件方面讲，中国已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几万个水库，大大减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度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证了10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要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时代不仅结出了现实的丰硕成果，而且更是极大地提高了结果的能力。毛泽东的中国不仅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而且能造坦克、拖拉机、军舰和大飞机，这不仅为今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经济基础，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生产力基础，为当代中国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条件。从“软件“方面看，建国后开展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措施，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十分扁平化——换句话说就是极为平等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直到80年代中国的平等程度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平等即使在经济学意义上也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平等则往往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认为，过于稳定的政体容易滋生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它们不关心社会总收益，而是一心一意地“寻租”，想方设法要从现有社会总收益中多分几杯羹。按照奥尔森的看法，正是“文革”打烂“分利集团”才为日后的改革扫清了道路。从这个角度看待“文革”，它不仅不是“动乱”、“崩溃”，恰恰是取得辉煌成果并为改革开放奠基的时期。　　

“文革”时期真实的经济：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下降最严重的是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7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数增长了526.6%。（《中国统计年鉴（1993）》）。　　

从长远战略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为75.2：24.8，可以说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　　

近年来，人们往往用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6.16，与印度不相上下，到1975年，中国龙的指数已提升到6.53，远远将印度象的指数6.42抛在后面。　　

其实，叶剑英1979年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实际已为毛泽东时代做了总结：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上的讲话》）。　　

因此，毛泽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而文革时期的中国经济放在共和国的任何时期，放在世界各国的任何时期都毫不逊色。　　

再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　　

毛泽东时代基本创造出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结构。毛泽东于“文革”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可以看作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他憧憬着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的平等社会，其目标就是实现人民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面的平等。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不可能靠一次文革就能实现平等目标。但是毛泽东的理想在毛泽东时代是基本地实现了。毛泽东强调公共消费，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健康水平。那时的中国虽然还穷，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大幅度提高。中国人均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下，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普及性受到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教育也高速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初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急剧下降到1982年的22.8%。小学在校人数增长了6倍，初中增长了55倍，高中生增长了62倍。即使是文革中曾一度停办的大学在校人数也比1949年增加了好几倍（《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集》）。　　

毛泽东强调过社会主义“关”，他基本建成了一个道德化、理想化的社会。毛泽东过社会主义“关”的基本内容是：反对修正主义、破除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权威思想，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办法是斗批改，对象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二是重新教育干部，三是构建社会主义的精神，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泽东事实上重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精神，他从“平凡人”——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王杰、杨子荣、王进喜、焦裕禄等平凡人的事迹中概括出中国新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通过教育、公众舆论、公共宣传等渠道，获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从而使毛泽东的中国成为政治清廉度、道德文明度、国家和集体意识认同度最高的国家。　　

这个理论还必须让未来时的历史实话实说。所谓未来的历史也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彻底否定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所谓实话实说，同样具有前述两层意思——只不过当时的历史被妖魔化，而未来的历史却被神话化罢了。　　

《决议》之所以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因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进步。”支持《决议》这个论点的是当时《人民日报》的文章——《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提法值得研究》一文。该文对否定继续革命理论进行了所谓的“科学论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因而党内也就不会再产生修正主义者即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也就不存在。”但改革开放的历史却丝毫不给《人民日报》和《决议》的面子，偏偏老大耳光煽来：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是被严重动摇了吗？中国不是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官僚精英、资本精英和学术精英的“铁三角联盟”吗？中国资产阶级不是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强大吗？那位前共和国主席的小公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刘某不是公然申明要中共承认现在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吗？苏联和东欧不是早就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赵紫阳、戈尔巴乔夫这些攫取了共产党最高职务和最高权力的人，不是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共产党的掘墓人、社会主义的葬送者、共产主义的大叛徒吗？　　

事实上，凡是有良知的人或者说是凡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不敬畏强权，但不能不敬畏真理。邓小平就是敬畏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晚年曾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重新认识。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然而，事实总是胜于雄辩。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遭到彻底否定，早在改革初期，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全盘西化的言论就浊浪滚滚，滔天而来。虽然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5年就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两个总书记明里暗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时间，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僵化保守；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民主英雄，整个价值观，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赵紫阳的回忆录，证明他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最终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要求，将一场学潮演变为一场政治动乱，两个党的总书记也在短短三年内先后倒台。鉴于这一历史悲剧，邓小平认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我都讲过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4页）“他们没有执行”，说得太沉重，也太深刻；他们不执行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执行什么呢？自然是执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面——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小平在这里差不多否定了他原来的“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判断。　　

如果说上述观点是针对个人的，他的斩钉截铁的判断“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三卷第380页）则几乎是“集合”判断了，也就是实际上认同了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论述。　　

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在南巡讲话中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9页）这里，邓小平提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难道不是赞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吗？　　

因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仅经受住了形式逻辑的检验，而且经受住了历史逻辑的检验；不仅经受住了“当时历史”即毛泽东时代的检验，更经受住了“未来历史”即改革开放时代的严竣考验。历史已经证明，这个理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历史将敬畏这一真理，服膺这一真理，走向终极。　　

因此，“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既包括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又包括《决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理论。这个理论概括地说来就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如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依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源泉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实践一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源泉依旧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如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璀灿的明珠一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璀灿夺目的明珠，它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光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光，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109页）。它必将重新指引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努力去实现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回归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