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影响中国崛起的是贪官奸商洋奴汉奸与日本美国欧盟俄国

陈中华;影响中国崛起的是贪官奸商洋奴汉奸与日本美国欧盟俄国

      陈中华;影响中国崛起的是贪官奸商洋奴汉奸与日本美国欧盟俄国

　　  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势力的外部扩张。起码历史的经验，会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周边国家甚至美国的警觉，为了消除这种焦虑，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但由于对概念的内涵解读不同，并无助于世界了解中国最终到底要走向哪里，因此，科学地界定中国崛起的目标就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一、目标分析

　　（一）政治目标：探索国家长治久安之路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探索出一条能够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路子。即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外国称之为“中国模式”。

　　（二）经济目标：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社会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等富贵，均贫富”成为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追求的目标。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真正实现了“均贫富”的目标，但同时也带来了共同贫穷。邓小平时代，中国走向了富裕之路，但同时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也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隐患。

　　现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在可预见的将来，与追赶者的差距还会被继续拉大。中国不应该也没必要把GDP世界第一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1840年的大清王朝GDP世界第一，可依然被一支七千人的英国海军打败，从此开启百年噩梦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忠于自己的理想，以实现本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GDP、人均GDP，作为最高追求。

　　（三）国防目标：消除外来威胁，维护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

　　古往今来，富国强兵都是崛起大国的显著标志。在富国基础上的强兵，国家才能安享太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富庶程度不输汉唐，但最终却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灭，重文轻武是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崛起，必须要学汉、学唐，莫学宋！

　　当前，中国内有台独、藏独、疆独分子伺机作乱，外有领土争端及强权干扰，可谓内忧外患。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崛起只是一句空话。

　　（四）文化、教育、科技目标：创造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为人类发展做贡献

　　曾几何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国家之一，古老的四大发明为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卓有成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辐射到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使中国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一道，被称为“儒家文化圈”。

　　中国崛起，从文化角度讲，也可称为华夏文明的复兴。自从中国社会承袭儒家文化以来，侵略性就失去了生存的理念基础。因此，同是远洋航行，西方带去的是殖民，而中国带去的丝绸和瓷器。中华文明的复兴，不能走西方强权崛起的扩张之路，但成为地区文化、教育和科技的中心应该当仁不让。

　　二、影响中国崛起的因素分析

　　（一）内部因素：贪官、奸商、洋奴

　　所谓贪官，就是利用手中职权，无偿地占有公共资源的当权者。奸商，是指采用不法手段谋取暴利者。洋奴则是指在精神上完全被西方俘虏者，在战争年代称之为汉奸。中国网络民调显示，贪官位居中国崛起制约因素首位。

　　贪官对中国崛起的危害在于：一是少数贪官无偿地占有公共资源，导致大多数民众生存环境恶化，造成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如不有效控制，必然会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二是贪官在敛财时往往把自身定义为政权的代表，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为自身的利益辩护。例如，中国某地方官员曾这样质问记者：“你是在为党说话，还是在为老百姓说话？”这样，普通百姓对贪官的厌恶很可能转化为对中共政权的不满，从而动摇统治根基。

　　奸商的存在，取决于行政当局的容忍程度。奸商以不法手段牟利，必然会寻找贪官作为保护伞。二者的结合，便会产生官僚资本和黑金势力，对社会产生极大的破坏力。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老虎，由于打击对象是有官僚资本背景的奸商，结果无果而终，因为蒋氏家族本身即是官僚资本，打击奸商即是打击蒋氏自己。打老虎失败，标志蒋氏王朝已经从头烂到脚，无药可治，使人民彻底失望，从而纷纷倒向共产党一边。

　　现在中国政局比较稳定，主要得益于中国有一个勤勉、高效、廉洁的中央政府。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对中国都多大偏见，都不得不对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人品及能力表示敬意，相信地球人都不会指责他是贪官。正因为此，中国的老百姓虽然对地方政府的贪官颇多微词，但对中央政府则赞赏有加。中国崛起的希望就在这里。

　　但是，假如中共政权的继任者无法像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政府这样有效控制贪官和奸商，导致老百姓对当局失望，洋奴就会抓到可乘之机，打着“反腐败、争民主”的旗号，像现在中东北非一样，号召老百姓颠覆政权，从而使中国陷入苏联和东欧那样长期的动乱和经济衰退，崛起亦宣告失败。

    腐败的危险，在于不满情绪的滋生和漫延。不光是人民不满，腐败者自己也有怨气。因为在每一个腐败者眼里，总有一个比他级别高的上级，他固执地 (往往也符合实际)认为，那个大家伙比他贪的更多。腐败所得由于是一种暗箱收入，别人贪没贪，贪的比自己多还是少，比自己容易还是难，只能靠想象和揣测。贪者总愿意夸张地计算，虽然既使夸张，也未必脱离事实。 

　　不根除腐败，怨气难平。给予优厚待遇，如公务员和部队的待遇，也抵不住腐败、特权造成的愤愤不平和切齿痛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所以，温总说腐败最危险，我认为反腐最迫切。官员腐败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均与官员腐败有关.这我就不多说了.

　　惩治腐败对执政者是意味着利益的巨大损失甚至生和死的选择，对于怎么惩治腐败,我认为不但要理性还要有切合实际和稳妥的措施，要以“既往不咎，未来是天”为方针扫除惩治腐败中的障碍, 以免造成官员恐慌国家混乱.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以身作则，在腐败积重难返的韩国闪电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中，数千名官员受到惩处，包括国会议员、法院院长、部门长官、空军和海军总长等高官显要，一度造成政局恐慌。中国如果经历这样的反腐力度，政治和社会能不能继续保持稳定的局面，是个很现实的问题。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严惩警察腐败，三年间两百多名警员入狱，最终导致1977年香港警员上街冲击廉署。在此压力下，港督当夜颁布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港督为了让廉署这个重要机构生存下去，做出的一次艰难但正确的让步。既要破除官员的心理抵触又要避免社会动荡的现实考虑。 

　　领导干部腐败之风有越演越烈之势，腐败之风多年来无法根除，与反腐手段没有创新及制度缺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惩治腐败要有切合实际和稳妥的措施,给贪官出路就是给我们国民自己的出路.其实以前的贪官污吏.大部份还是因以前制度不健全而造成的.谁也不会天生就会贪污受贿的.如果不让中国以前的贪官污吏放下包袱，他们天天担心被查处，无心执政，国家怎么发展呢.如果外国手里掌握着贪官污吏把柄，他以公布来威胁，中国的贪官污吏们怎么对外国强硬呢.如果没有切合实际的办法，天天只喊惩治腐败的口号，中国腐败问题怎么能得到彻底解决呢. 

　　如果人民不放过一次贪官污吏，那么后果很严重，这些大量的资本转移到它国，肥了敌国，当然他们情感上也不愿意流落他乡，愿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愿意坐牢，就是他们坐牢，也只能增加人民的负担，更何况谁会傻到坐以待毙，如果人民不能原谅，就这么对峙下去，腐败一代接一代，人民最受伤，其后果就是经济趋向崩溃，最后受伤的还是老百姓，重新积累资本，还有消耗多少资源，多少环境的代价。如果人民原谅了，那么资本留在国内，或者流出的资本重新流入国内，无论怎样，他们的后人都会生活得很自在，这是现实，有钱哪里不能过好生活。我和大家一样恨贪官污吏，但不能意气用事，应当考虑到最有利于百姓着想，他们坐牢与不坐牢，我们人民又能得到什么，如果这些资本都留在国内，自然有利于人民，所以，我认为人民原谅更有利于人民，不过要有个条件，他们必须退回非法所得，希望大家理性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有赦免以前的贪官污吏，才能惩治以后的贪官污吏.在法律上实行赦免制度：对之前的贪官污吏在规定时期内退还不法收入的，不论干部职级，不论问题大小，一律免除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法律责任，原政治、经济、生活待遇不变；对没有按期退还不法收入的，政治上，一律开除公职，并存档备案，永不叙用；经济上，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高额罚金；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标准处罚.

　　总归一句话;不管什么问题，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总比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一般总是两败俱伤的。目前中国的官员可以说是贪官污吏比清正廉洁的多，解决办法无非二个，一个和平的方式一个暴力的方式。难道我们非得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吗？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就会引起贪官污吏带着贪来的财物逃向外国，还可能造成国家混乱的严重后果，遭殃的还不是我们国家和人民自已吗？

　　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出通告;对以前的贪污腐败.违纪犯法的官员.采取不惩处的办法.让他们30天内自首.交出以前的不法收入[可以设立一个公开退款帐号.让他们向公开帐号退款]，不追究任何责任.不撤职.不公开,还要为其保密.解除他们的顾虑,对不自首的一定要严惩.其实现在这些贪污腐败分子,大部份还是因以前制度不健全而造成的.谁也不会天生就会贪污受贿.违纪犯法的.给他们一次自改的机会.以免他们携款逃跑[出国].迫急了还可能给我们国家带来混乱的.为了国家的稳定及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样做会得到全国人民及党政官员拥护和理解的.让现有的贪污腐败.违纪犯法的官员放下包袱,专心地执政，否则，他们天天担心受怕被查处,他们还可能天天只想怎么不被查处。那里有心执政呢？官员无心执政，国家怎么发展呢？政府怎么为人民服务呢？另外，他们不自首,查他们是不容易的。若不这样做.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永远得不到彻底解决的.赦免以后要制定新的制度预防腐败.新的制度应遵循以下八点。

　　1.期限过后，号召全国人民检举揭发。要激励人民群众举报.按贪污受贿官员被查处金额的百份之五十奖励给举报人，[也许有人说奖励太多，我认其实不多，如果没举报人的举报，大部分贪官污吏是很难被发现的，且举报人是担着被打击报复风险的]，另外,做好保护举报人工作.对保护举报人不当的司法人员要从严惩处.

　　2. 规定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应直接去查处.不能当中转站.转到当地去查处.转来转去往往又转回到被举报人手里去了,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一定决不能犯官僚主义.

　　3. 立法规定.按贪污受贿一万判刑一年计算，二十万以上包括二十万的判死刑。只有严厉的刑罚,官员才能望而生畏，不敢贪污腐败。做到清正廉洁。

　　4.司法机关还要主动出击.不能在机关里等着举报才去查处.另外，以后不要只抓大案要案.不抓小案.其实大要案都是从小变大的.这和一个人生病一样.小病不治变大病就不好治了.

　　5.立即更改法律法规.对自首的行贿人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不要定罪.按一般的举报人对待并给予状励.对不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与受贿人同罪对待。此举是解决行贿受贿问题的最有力措施.最了解受贿人就是行贿人！现在对行贿人的处罚比受贿人还严厉，简直就是逼着他们结盟！行贿若无罪，受贿人就会自危，怕行贿人过河拆桥而不敢受贿.行贿人也就无处行贿了.行贿受贿问题也就解决了。 

　　6.撤销各地纪检和监察部门. 只留中纪委监察部作钦差 .目前各地方纪检监察部门作用实在太小，很多都与地方行政官员同流合污。比如市纪委书记要受到同级的市委书记管理。市监察局要受到同级的市长管理. 各地纪委与被监督对象联系密切，纪检人员与查处对象低头不见抬头见，纵使不直接认识，想托点关系也不难。毕竟真正的黑脸包公还是少数，况且历史上那位也未必就像戏台上演得那么好。既然如此，中纪委就应该考虑推广异地办案的路子。虽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什么都不熟悉，但不要忘记了，举报人是群众，只要真心办案，并不缺少支持力量。钦差就是巡按，唐天宝五年（746），派官巡按天下风俗黜陟官吏，巡按之名始此。明永乐元年（1403）后，以一省为一道。派监察御史分赴各道巡视，考察吏治，每年以八月出巡，称巡按御史，又称按台。巡按御史品级虽低（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但号称代天子巡狩，各省及府、州、县行政长官皆其考察对象，大事奏请皇帝裁决，小事即时处理，事权颇重。清初亦有巡按御史，其好处有。增加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力度，防止地方上山头林立，对中央指令阳奉阴违，对加强中央的权威有巨大的作用。其次可以有效的缓解百姓对地方政府的对立程度。让百姓有可以控诉、申告的地方。对换回百姓对党的信任有重大的作用。中美创新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建议;撤销各地纪检和监察部门. 只留中纪委监察部作钦差.成立一个真正有权的巡查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组成.不定时.不打招呼地到全国各地明查暗访.并有权直接查处各地各类党政官员的违纪犯法案件.此举一能克服各地党政官员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二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三还能体现中央的权威，使中央的方针政策得以执行.这个钦差大臣之制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从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错案.大都是钦差大臣出来才得以解决的.巡查组到地方时,要先暗访几天，然后通过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暂驻地址.电话.方便举报人举报.这样也就是真正人民监督官员。上级监督下级才是真正的监督，无权的人民群众监督有何用？人民要借中央的权力监督党政干部行为.中央要使用人民的力量监督党政干部行为.才是真正强有力监督党政干部的。另外;中纪委和监察部应公开办公地址电话和网站邮箱，方便人民群众申诉，接到人民群众申诉后由中纪委和监察部直接派人去查处，同时要严惩捏造事实乱告者。

　　7.加强党政官员的思想教育及法律教育，让他们有执政无私为民的思想及知法守法。决不能让官员有做官是为了名利的思想，犯了法才知犯法的法盲。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积极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试用期等制度。加强人事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相互配套、约束有力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 

　　8.以后的司法机关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真正独立.不受地方任何干涉.也许有人会反对司法机关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正独立.那如果最高司法机关出现贪官污吏怎么办？中美创新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认为;司法独立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独立为好.司法机关官员的权力不但要有人监督还要有人领导才能清正廉洁的。

　　（二）外部因素：日本、美国、欧盟、俄罗斯

　　中国中央电视台有这样一则广告词：“如果你知道去哪里，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在当今世界，中国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知道自己去哪里的国家之一，在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的理论指引下，中国正坚定地走在大路上。但一个国家的发展远没有广告词描绘得那样简单，中国要最终到达目的地，不仅仅取决于自己，还要看世界是否为中国让路。

　　新中国经过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强国之一。能够影响中国前进的国家和组织不多，无外乎日本、美国、西欧、俄罗斯而已。

　　那么，上述四个国家或组织对中国的崛起，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古人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影响：

　　1842年，英国在与中国的鸦片战争中获胜，强迫中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元、开放通商口岸。

　　1844年，美国趁火打劫，强迫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要求在外交和通商方面享有与英国同样的权利。

　　1856-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先后攻占广州、天津，并一度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

　　1856年，俄国以武力胁迫中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让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俄国。

　　1858年，英、法、美、俄强迫中国分别签订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要求中国赔偿英国400万两白银、法国200万两白银，英法美俄则分享中国从沿海到长江流域的自由通商、传教和外交特权。

　　1860年，英法强迫中国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要求中国赔偿英国400万两、法国600万两白银，割让九龙给英国。

　　1860年，俄国强迫中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并在新疆地区增设通商口岸。

　　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土地。

　　1895年，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加入掠夺中国的行列。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要求中国赔偿日本2.3亿两白银，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给日本，增设通商口岸。

　　1895-1899年，日本战胜中国后，大大刺激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胃口，他们开始把中国称为“东亚病夫”，说这个国家“正躺在死亡之榻上”，公开提出“分配这个病夫的遗产”，对中华民族的敌视、轻视和侮辱丝毫不加掩饰。于是，帝国主义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强租胶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和九龙半岛、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强租广州湾。

　　1900年，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八国联合进攻中国，其中日本出兵最多。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与此同时，俄国出兵占领中国东北。

　　1904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远东地区的利益开战，最终俄国战败，将在中国攫取的部分利益转让给日本。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并有计划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到1945年战败，合计移民35万人以上。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度占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大部分地区。

　　1945年，苏俄出兵中国东北、美国逼近日本本土，并使用了核武器，日本宣告投降。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战军民付出了3000多万人的重大牺牲，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但由于国力衰弱，仍无法摆脱被大国宰割的命运。苏俄出兵东北的同时，将日本在中国掠夺的大量资产搬运回国，将中国的大连、旅顺和南满铁路等沙俄时期侵占中国的利益继续据为己有，并以出兵为条件，强迫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使中国丧失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签订《中美通商航海条约》，中国的市场以及领海和领空全面向美国开放，致使中国民族工商业濒于凋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1949年到1999年，先后收回了苏联侵占下的大连、旅顺和南满铁路，英国侵占的香港，葡萄牙侵占的澳门。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透过历史，仍可以做出一些推断：

　　如果日本称霸世界，其他列强无暇东顾，日本的战略是通过割地赔款一步步蚕食中国，直至像满清那样完全征服中原地区，然后有计划地移民大陆，灭亡中国，因为日本生存环境恶劣，既缺土地，又缺资源，扩张动机最强。

　　如果俄国称霸世界，其他列强无力阻挡，俄国的战略是通过割地一步步向中国内地推进，因为俄国地广人稀，对占领区可能实行殖民统治，而不是移民政策，把中国作为附属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如果日本和俄国同时强大，那么日本和俄国可能会为争夺中国东北重现1904年的日俄战争，胜者主宰中国，败者退出。

　　上述推论的依据在于，在中国的百年噩梦中，日本一度占领了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大部分地区，并有计划地移民，俄罗斯则使中国丧失了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当然，现实情况是，俄罗斯已经比较羸弱，国内生产总值仅仅相当于中国的四分之一。除了航天军工产业外，其他方面对中国毫无优势，因而构不成实质威胁。日本则不同，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虽然超过日本，但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不及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仍然是中国的三倍。尤其是日本的军事技术比中国仍有质量上的优势。日本的鹰派曾经叫嚣：“一个星期毁灭中国海军。”

　　由此可见，如果日本无法得到有效制约，将会对中国的崛起构成最大威胁。

　　中国战国时期诸侯国争霸曾经提出一种策略：“远交近攻”。同样是强敌，离你最近的，当然是最危险的。因此，离中国最近的俄国选择了从中国割地，日本选择了吞并中国。而离中国较远的英国、法国、美国选择了让中国赔款、自由通商和租借港口。并不是说这些帝国不想吞并中国，而是中国离它们太远，远到无法有效统治。

　　地理因素是国家安全中不能忽视的因素。中国元朝的蒙古骑兵一度曾打到欧洲的多瑙河流域，征服亚欧多国，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相继失去有效控制，对外扩张也就变成了一次旅行。

　　由此推论，即便英国、法国、美国很强大，也不会使中国亡国。况且，中国太大，留给列强的利益过于丰厚，其他列强不会容忍某一国独享，因此，如果中国再次衰落，像1900年那样被列强瓜分的可能性非常大。

　　目前，大英帝国已经失去了往昔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法国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也风光不再，老牌帝国们不得不以欧盟的方式来延续辉煌。似1840年那样靠七千人的海军就想征服中国，无异于天方夜谭！以中国目前的实力，无论是作为个体的英、法，还是群体的欧盟，都无法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

　　那么，美国怎样影响中国呢？

　　中国空军上校戴旭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名为《C型包围圈》，预言美国试图肢解中国，一时引起轰动。该书反映了中国军方对美国威胁的一种焦虑，但有些观点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下面，我们还是回顾一下美国从1840年到现在对中国的影响。

　　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签订《中美天津条约》，在两个条约中，美国既没有要求割地，也没有要求赔款，只是要求分享中国给其他列强的待遇：自由通商、传教和外交特权。

　　1900年，美国伙同英俄日法等国联合进攻中国，出兵人数在八国中居第五位，随后分得中国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中的一部分。

　　从以上分析可知，美国在当时最强大的五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给中国造成的伤害是最小的。当然不能说，美国对中国仁慈，相隔太远或者不想在英国面前过于表现，可能是主要原因。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美国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并派航空队直接参与中国抗战。目的很明确，阻止日本占领中国。

　　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帮助蒋介石政府抢夺胜利果实，并签订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中国的市场以及领海和领空全面向美国开放。

　　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刀兵相见，以和局收场。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双方同意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军事援助，中国的黑鹰直升机就采购于这一时期。

　　1979年，中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事前邓小平访问美国，取得了美国的支持。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两国在历史上忽而为敌，忽而为友，完全是利益在驱使。

　　如果在东亚地区，日本做大，美国会支持中国制衡日本；如果俄罗斯恢复前面苏联的势力，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依然会支持中国对抗俄国。同样，如果中国强大到足以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也会支持日本抗衡中国。这就是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的制衡手段。

　　现在，中美两国爆发冲突的最大危险在于：双方对形势的误判。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崛起后有进攻美国、危害美国利益的野心，就一定会采取各种手段阻扰中国崛起；如果中国认为美国想遏制中国，就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对美国进行有针对性防御。互相猜忌的结果，可能导致局势一步步升级，最终酿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

　　实际上，从中美双方的切身利益来讲，双方找不到拼死一战的理由。

　　中国自从接受儒家思想以来，就一直秉承仁义治国的理念，即便是在最强盛的汉、唐帝国也没有向日本那样吞并东南亚，何况是几万里之遥的美国。中国对美国，是主观上没想法，客观上没实力。炒作中国威胁完全是个别国家的阴谋。

　　而美国对中国呢，即使是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由于离中国太远，也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更多的时候是搭其他国家的便车，捞取一点赔款和通商利益。如今中国已经相当强大，再加上美国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使其品尝到苦头，军事占领中国就更加显得不可思议了。

　　可以说，中美双方都没有置对方于死地的必要。相比较而言，一个强大而没有外部制约的日本，则有可能使中国亡国。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得益于美国的制约。试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账面上的资产超过美国，如果不是美国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遏制日本崛起，那么美国被赶出东亚之日，也就是中国遭殃之时。因此，中国不能随意提驱赶美国，在中国能够独立抗衡日本之前，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有弹压日本的作用。

　　实际上，美国涉足东亚，不仅仅针对中国，它的目标是四个国家：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谁对它构成威胁，它就用其他国家去制衡它。

　　另外，美国是一个全球帝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战略利益。美国用东欧制衡俄罗斯；用英国制衡法国和德国；用以色列制衡阿拉伯国家；用阿根廷制衡巴西；用日本制衡中国。如果美国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到一点上，就会造成顾此失彼，使自己的全球统治体系瓦解。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美国直接同中国开战的可能性非常小，更大的可能是怂恿周边国家与中国开战，消耗中国的同时，大发战争财。

　　当然，中美之间的冲突，除了美国要攫取中国的财富，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希望用它的民主制度改造中国，使中国发生颜色革命。然后像1945年对待蒋介石政府那样，彻底打开中国市场，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后花园。不过，达成这个目的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政府对贪官和奸商失去有效控制，导致人民不满，洋奴们利用人民的不满挑起事端作为内应。

　　所以，中国能否顺利崛起的关键依然在于：中国政府能否有效地惩治贪官和奸商，维护中国社会内部的稳定。

　　三、中国崛起的路径探讨

　　（一）政治经济方面：

　　1、完善利益分配规则-铲除贪官-共同富裕-社会稳定

　　中国历史大多数朝代的更替都源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形象的写照。在当权者的贪婪导致普通民众生存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就会揭竿而起，推翻统治者。所以，中国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贪官的惩处力度，改革干部任用制度，避免因制度漏洞产生腐败；另一方面要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实行按需分配，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使他们从国家发展中受益。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稳定。

　　2、健全市场竞争规则-打击奸商-企业健康发展-国家富强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讲究权谋的民族，遵守规则的意识比较差。有一些不法商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为挣钱，不顾及社会效益。比如说，“三鹿奶粉”事件， “双汇瘦肉精”事件，为了挣钱，不惜以损害公共健康为代价，“三鹿奶粉”事件差点毁掉中国一个产业。随着中国政府执政经验的丰富，一定要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则，严厉打击奸商，这样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3、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引进人才-加大教育科技投入-掌握核心技术-成为技术强国。

　　中国要真正崛起，掌握核心技术，成为技术大国是最明显的标志。而掌握新技术一靠人才，二靠资金投入。目前中国对教育、科技的投入既不如发达国家，也不如发展中国家。好在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大幅度提高教育、科技投入，争取到2012年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战后日本、德国、以色列的崛起都得益于对教育的高投入，中国目前意识到这个问题，尚不算晚。另一个问题，就是引进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益于全球战乱，全世界高科技都聚集到美国，造就了美国今日的辉煌。据统计，现在留在美国的顶级科技人才仍占全球的一半左右。而中国北大、清华高科技专业的顶级人才更是以班为单位流向美国，学成回国者不及20%。一段时间，中国最好的人才不在中国成为共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入手，让科学家、教授成为最受人羡慕的职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改革开放使一批政府官员先富起来，于国于民都不是好事情。而这，也可能就是中国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

　　（二）国防方面：

　　密切与俄欧关系-制衡美国-促成朝鲜半岛南北和解-改造日本-收复台湾-勘定与南海周边各国边界-勘定中印边界。

　　1、密切与俄欧关系-制衡美国

　　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介入与反介入的关系。

　　中国想要独立解决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岛屿问题，而美国说，不行，你必须听我的。在美国人看来，这些因素是它制约中国的筹码，因此它不会轻易放弃。中国人很难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做一些对它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其实，中国人可能把美国人想得复杂了，美国人想要的可能是就是两个字：霸权。就是说，这个地球的事情必须由我美国说了算。

　　对它来说，权力是由实力决定的。没实力，一切免谈。因此，当中国资产达到美国一半的时候，估计十年以后，中国就有资格要求最起码在亚洲地区实现“中美共治”。美国处理亚洲事务，不能再奉行单边主义，而必须考虑中国的利益。当然，在此之前，中国还必须忍耐，通过密切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来制衡美国。在军事上，俄罗斯依然强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中国应适当援助俄罗斯，确保俄罗斯不至于崩溃，否则，中国将独立承受美国的压力；在经济上，中国应继续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维持欧元区的币值稳定，如果欧元垮掉，中国辛辛苦苦挣得的美元外汇将不得不送回美国，白白为美国打工。欧元的存在无疑分担了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另外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支撑。

　　2、促成朝鲜半岛南北和解-改造日本

　　当中国有足够实力提出“中美共治”时，中国就会与美国达成一个协议，划清彼此的影响范围或者各自承担的责任。届时，改造日本将被提上日程，因为二战以后，美国为了对付苏联和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没有进行彻底对清算，导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严重危害地区安全。中国可能联合俄国、朝鲜、韩国对日本进行改造，迫使日本放弃与周边国家的有争议的领土，对中、朝、韩三国进行经济赔偿。使用周边国家认可的历史课本教育年轻一代，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在时机成熟时，中国可能要求美国撤出第一岛链，由中国调停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签署和平协议，实现民族和解，奠定东北亚的和平局面。

　　3、收复台湾

　　中国不能急于收复台湾，关键就在于有美国和日本的制衡。如果中国派兵直接攻打台湾，必须做好两面作战的准备：一面是攻台作战；一面是打援，对手就是美、日联军。美国干涉是预料中的事情，因为它要靠台湾制衡中国，它要演好世界警察的角色。而日本出兵则有更为复杂的动机：一方面它担忧如果中国收复台湾，会控制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另一方面，日本希望乱中牟利，如中美两败俱伤，日本可趁势东山再起，摆脱美国控制。如中国失败，日本可乘机登陆，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因此，中国必须等解决了日本和美国的制衡以后，再讨论台湾问题。而届时，台湾失去了一切靠山和讨价还价的资本，只能接受改编。但目前可以先从名义上的统一.使中国台湾失去独立的理由.也使外国无干涉的借口.

    原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说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胡锦涛说过;只要承认“九二共识”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原任中国的台湾地区总统陈水扁宣誓就职时的“四不一没有”承诺，“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李登辉的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 国统会’的问题”

　　现任中国的台湾地区总统马英九说：以后两岸关系或相关政策说明时，用字遣词应更谨慎，称对岸或大陆，不应称为中国，且公文书也不应称呼中国。我认为马英九这样说，是表示避免制造“一中一台”或者两个中国的。

　　从中国两岸领导人说话中看，大陆地区领导人很是想统一的，也是十分有诚意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也想统一，也是有诚意的。我认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最大的顾虑可能是怕谈判时不平等,大陆地区领导人应理解并拿出切合实际的办法解决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顾虑。我建议用一国两区两首的办法解决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顾虑。一国两区是指一个中国两个地区，中国大陆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一国两首是指中国可以有两位首脑，中国大陆地区一位，中国台湾地区一位“一国两首”的提法更利于两岸之间的平等交往。只有相互以“总统”和“主席”相称，才真正体现了平等、自尊。当然，如我在前文中所说，在双方的正式行文中，可以称“我国台湾地区总统”和“我国大陆地区主席”，这看似天有“二日”，国有“二君”，但无伤国体，关键是双方都承认这“主席”也好，“总统”也好，都是“我国”。只要承认是“我国”就好办，就可以平等地协商如何将“两首”整合为“一首”，如何将“总统”和“主席”整合为一个职务。“此办法”名义上和形式上的统一是为迈向实质性统一奠定了基础.

　　历史已经证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国强民富的基本条件。统一则国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兴旺；分裂则国弱，地方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也是确保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根本要求。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是很难在国际上赢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的。海峡两岸的分隔，已经给民族给两岸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损失，直接干扰了民族的振兴和发展，给台湾同胞和两岸人民造成了巨大伤痛。台湾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深知一盘散沙之害、国弱民贫之痛的孙中山先生曾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是受害。中华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纲四目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前身。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一）、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台湾所有军政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团结之举。“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国大陆地区一种政治制度，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巷特区及中国澳门特区一种政治制度。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一纲四目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与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和胡锦涛主席的四点意见,我总结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主席的统一中国之意见，用一国四府两首的方式统一中国更切合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陈中华的一国四府是指一个中国四个政府，中国大陆地区政府，中国台湾地区政府，中国香巷特区政府，中国澳门特区政府。但中国香巷特区政府和中国澳门特区政府必须由中国大陆地区政府管理永远不能改变，陈中华的一国两首是指中国可以有两位首脑，中国大陆地区一位，中国台湾地区一位.中国的国名就叫中国.去掉中国国内有争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国名。中国的国家元首之名称称为中国国家主席. 以后中国大陆地区领导人称呼为中国大陆地区主席，中国台湾地区称呼为中国台湾地区总统[其它职位统统加上地区]。中国大陆地区主席和中国台湾地区总统各自用现有的政治制度管理各自地区,不得干涉各自地区的一切事务。但若中国国家的任何地区受到外国侵略，必须一同打击侵略者。　　　　

　　去年朝韩紧张对峙，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触景生情：同为国土分裂，同为骨肉分离，好在我们已走过了剑拔弩张的历史，开启了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但两岸之间的问题远未解决，一方铁了心要离家出走，选择独立；一方义正辞严要维护祖国统一。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分歧并未因双方交流的加深而缩小，台湾选择独立的人越来越多，赞成统一的人已完全被边缘化。照这样发展下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未来若处理不当，朝韩之间的悲剧很难说不在中国两岸重演。　　

　　中两岸之间的问题不能久拖不决。拖久了，双方都会失去耐性。近来双方隔空“吵架”，就已显露出不和的苗头。大陆说，两岸间“经济层面的”和“容易的”问题都已解决，本着“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原则，现在谈判的主题也应该转向较难的政治议题了。台湾方面则强调七个方面的“核心利益”，包括主权、统独选项等，明摆着不愿与大陆谈政治，也就是不与大陆谈统一。说白了，台湾的骨子里就是想独立，现在的策略就是“拖”，能拖多久拖多久。这势必将大陆的耐性逼到极限。只要任何一方失去了耐性，两岸之间就必然陷入危机。　　

　　所以，两岸之间的问题还是早解决为好。所谓的留给子孙后代来解决，那只是一种托辞，那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那么，如何解决问题呢？答案就是做选择题，也就是从两岸发展的可能走向中选出一种既符合两岸民意，又符合世界潮流的选项。目前摆在两岸之间的选项有四个：和平统一，和平独立；武力统一，武力独立。显然，武力不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首先应该排除。战争不管结局如何，都是人类的悲剧，更何况是骨肉相残，手足相煎。中华民族再也不需要战争，即使这种战争是以统一为名。如此，两岸的选项就剩下两个：和平统一，和平分裂。和平统一台湾人不干，而和平独立大陆人不干。那怎么办？维持现状？不！维持现状就是“拖”，就是回避矛盾，而矛盾的积累总会爆发，一旦爆发就是灾难。所以，我们必须从二者中选出一个最优的答案。这就需要动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认为;现在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不可能吃掉对方而实现社会主义或三民主义的统一，只能各行各道。也不可能大陆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台湾的民国政府作为地方政府来实现统一，因为台湾不是香港、澳门。中国大陆很多人都希望与台湾的和平统一进程能象香港、澳门一样顺利，事实上那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状及两岸问题的历史发展与香港、澳门有本质的差异，香港、澳门模式不完全适用台湾，所以.中国统一大业必须要有切合实际的思路。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本来是没有疑义的，可是现在我国得一再地向所有国家申明。从超级大国到最贫穷的弹丸小国，凡是要与中国讨价还价，都要拿台湾说事，打台湾牌，而且一打就灵。这实在让人感到窝火，可也实在没有办法。台湾以及台湾海峡太重要了，极具国际战略意义。中国的强大，意味着世界现有秩序将被打破，世界资源将重新分配。而世界现有秩序是以美国为首形成的，维护现有秩序就是维护他们的国家最高利益，他们必然要压制中国，压制不了也要想方设法遏制中国、干扰中国。台湾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要成为美日实现这一企图的工具。它可以就近监视和干扰中国大陆，还可以扼住海峡通道封锁中国，更可以阻挠中国开发东南沿海大陆架资源。所以，台湾问题不在台湾本身，而在美日，在国际战略益。但美日没有任何理由直接去占领台湾，只能找借口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大陆一旦失去耐心开战，美日就可以乘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大陆不开战，也可以因岛内陈水扁之流不断給两岸关系制造麻烦，借以牵制中国。两岸应结束彼此的口水战，把台湾问题内部化是当务之急,让台湾失去了独立的机会和理由。只要能把问题内部化，美日再能耐，也无可奈何。而要达到内部化，就要面对现实，国共两党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应各自作出让步，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要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思想,面对现实,不计私利,互相谦让.共同协商,用切合实际的方式统一中国.造福于中国人民。　　

　　目前中国海峡二岸已达成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中国大陆说一个中国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湾说一个中国是代表中华民国，从这点看一个中国是没有问题了，我建议中国的国名就叫中国.去掉中国海峡二岸有争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国名。用一国两首的办法统一中国。大概构想如下;　　　　

　　1.中国的国名就叫中国.去掉中国有争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国名。中国国家元首名称称为中国国家主席,另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设党主席制度，胡锦涛为主席,习近平为党的副主席.这样便于国共两党对等称呼及以后的人事安排. 以后中国大陆领导人称呼为中国大陆地区主席，中国台湾地区称呼为台湾地区总统[其它职位统统加上地区]。中国大陆地区主席和中国台湾地区总统各自用现有的政治制度管理各自地区,不得干涉各自地区的一切事务。但若中国国家受到外国侵略，必须一同打击侵略者。 　　

　　为了国家的稳定,立法规定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不实行选举制度，直接任命中国大陆地区主席胡锦涛和中国台湾地区总统马英九为中国国家主席。以后中国大陆地区主席和中国台湾地区总统直接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可以考虑中国大陆地区主席和中国台湾地区总统轮流当]。 　　

　　任中国大陆地区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为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其它有影响力的党派团体包括台湾地区的民进党和亲民党等的领导人为副委员长。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为;贾庆林和宋楚瑜,其它有影响力的党派团体包括台湾地区的民进党和亲民党等的领导人为副主席. 　　

　　军队及最高检察院,法院不变动。名称改为中国大陆地区xx军,中国台湾地区xx军,中国大陆地区最高检察院.法院.中国台湾地区最高检察院.法院. 　　

　　2.中国设立二位总理,温家宝任中国大陆地区政务院总理，管理现有的大陆地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现有制度。吴敦义任中国台湾地区政务院总理,管理现有的台湾地区[原中华民国],实行现有制度。两位总理具有同等权力.可以以中国地区总理身份与外国交往及处理各自地区事务。　　

　　3.现有的省市县名称改为,大陆地区的改为中国大陆地区xx省xx市xx县.中国大陆地区xx自治区.市.州.县.乡.镇.村。台湾地区的改为中国台湾地区xx省xx市xx县.xx自治区.市.州.县.乡.镇.村.　　

　　用此办法统一中国”可实现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双赢的结果.　　

　　台湾得益.首先是政治上求得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其次是经济上求得台湾地方利益最大化，再次是求得国际空间。“此办法”则同时满足上述三种的根本利益。 　　

　　首先，双方在名义承认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既然都是一家人，大陆就没有发动战争的理由和动机，所谓撤销飞弹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此办法”可以使台湾获得永久的和平环境。任何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看到，无论台湾怎样备战都不可能止战的，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解放军是不怕牺牲的，大陆也不会吝惜经济遭受到重创的。　　

　　其次，既然都是一家人双方协商就会更融洽，台湾就可抓住大陆经济崛起的历史契机，使台湾经济长期繁荣，台湾百姓生活富足，安居乐业，这才是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　　

　　再次，“此办法”在名义上和形式上承认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而在实际上台湾和大陆互相不统治对方，双方也互不隶属，台湾不存在被矮化的问题，在实质上仍然是维持现状。台湾用“中国台湾地区”的名义与世界所有国家交往，参加除联合国外的一切国际组织，同时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用中国台湾地区总理身份出访一切国家，使得台湾的国际空间无限扩大。　　

　　实际上，从历史的长远眼光看，大陆与台湾力量对比，时间是越来越倾向于大陆一方的，两岸最终的实质性统一是必然的历史规律。因此，台湾越早越主动地谈统一问题，台湾的发言权才越有分量，才能真正地对台湾根本利益有利。　　

　　大陆也是获益匪浅.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维护祖国统一是其根本利益，尽管“此办法”只是名义上和形式上的统一，但为实质上的统一赢得了时间。在中国大陆的总体实力没有超越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总和实力之前，大陆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因此两岸能和平统一才是上策。“此办法”名义上和形式上的统一是为迈向实质性统一奠定了基础.　　

　　此办法还有以下五点好处;第一、提升台湾的政治地位。因为大陆地区政府和台湾地区政府都是互相平等的政府，所以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就是对等的关系，而不是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于是变相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事实。台湾人乐于接受。大陆也没有吃什么亏。第二、由于两岸政府是对等的政治实体，所以两岸都无权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大陆可以继续保持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可以确保民主政体不受大陆干扰。第三、可以完全把台湾问题纳入一个中国的框架下，成为实实在在的内政，彻底避免国际干预。即使将来大陆的政府想通过武力统一台湾的政府也是天经地义，完全合法。美国人和日本人也无话可说。第四、实现两岸良性竞争。在“一国两府”制度下，大陆地区政府和台湾地区政府都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因为无论是大陆政府还是台湾政府都必须努力提高执政水平来吸引民心，避免因为丧失民心而被对方吃掉。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台湾失去了独立的机会和理由。　　

　　任何有历史远见的人都会认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阻挡，中国最终统一也不可阻挡。只要两岸人民及国共两党的思想真正解放，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两岸关系和谐快速发展，必然会给两岸人民带来真正的长期和平和永久幸福，一个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最终会到来。只要双方把名称改变，就可以给双方带来永世的和平与安宁，就可以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国共两党领导人也必然会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以上是我个人构想,恳请大家为国家的统一建言献策,把此办法完善起来。同时我希望大家有什么思路可以好好谈谈自已的想法。不要互相攻击，我认为只要是热爱祖国，只要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什么办法都可以想。二位主席二位总理只是名义上的。谁大谁小,谁主谁次.站坐一起,众人皆知。此办法共产党图实，国民党图名。不必大惊小怪。我想以江泽民，胡锦涛主席的一个中国的前题下什么都可以谈之胸怀.这个办法也不是不可能的。此办法其实也是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创新一下而以。　　

　　归一句话;不管什么问题，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总比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一般总是两败俱伤的，解决中国统一的办法无非二个，一个和平的方式一个暴力的方式。难道我们非得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吗？用暴力方式解决就会引发国家混乱的严重后果，遭殃的还不是我们国家和人民自已吗？若能用此办法实现祖国统一，这是国共两党的诚意表现，也是全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4、勘定与南海周边各国边界-勘定中印边界

　　勘定与南海周边各国以及与印度的边界，对中国来说，是次要的利益。只要解除美国的制约作用，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与中国相比，这些国家相对弱小，中国可能以投资、转让技术、提供市场等优惠条件，要求对方放弃争议领土要求。毕竟对于经过百年噩梦割地赔款的中国人来说，任何一寸土地的放弃都会激起民愤。在这一点上，中国没有退步的余地。当然，因为这个方面不是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中国不愿意在这方面过早消耗国力、浪费资源，因此勘定边界放在次序的最后。

　　当然，中国能否顺利解决上述问题，取决于美国的合作态度，如果顺利，可能实现和平过渡；如果不顺利，可能免不了一场冲突。但那，不但是中美两国不愿看到的，也是整个世界无法承受的。

    5.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有序的民主政治制度，执政有人说，在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多党轮流执政。其实这是一种任意的夸大和欺骗，甚至是有人恶意伪装。我们以美国为例，首先我们说美国从来不是多党轮流执政。即使以美国包装出来的伪装来看。美国主要就是两大党派。很多时候，一个党的总统可以连续多任。实际上美国的总统更多的时候并不代表自己所在的党派。而是利用一个党派来取得自己的任职资格。因此一个政治家改换党派很正常。但是美国总统并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议院比美国的总统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力。而美国的议院很少一党独大，而是多数情况下，必须两大党派合作。也就是说在制定法律方面，其实这两个党大多时候是一致的。美国两院还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法院比参众两院还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力和法律的裁决权。可以说美国的权利核心就是美国的宪法，它的权力支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掌握在司法体系主要有法院、监狱、军队；二是立法，掌握在议院体系，主要包括制定行政法律、核定行政编制和经费、对行政人员进行检察；三是执法，掌握在行政体系，主要有总统、国务院、军队参谋总部。因此事实上，在美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美国宪法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是这一个党中的两个派而已。
　　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甚至仍然是君主立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历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最后的负责人。同时，人民也需要委托一个权威的问责人。将这件事情交给人大和政协早已证明是不靠谱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什么集体领导。
　　西方、美国几百年的强盛并不是其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有人讲“国家实现民主必然发达，发达国家必然是民主政治的国家”，我认为这是个误区，西方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并不是由于其民主政治而发达起来的，西方的发达是从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开始，首先是由于西方环海岛国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等这些都属于环海岛国、半岛国，是环海岛国的海洋文化。到了中世纪，西方为了加快贸易，加大流通交往，要求对航海事业大力发展，在航海事业十分需要的天文知识、数学知识、造船技术，造木船、造铁船，造大船的技术的需求上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又引发了工业革命，使其在航海方面发展迅速，海上强国的黄金时期终于到来。这些海上强国向外扩张，所到之处无不大获全胜，满载而归，侵略、掠夺、殖民由此而始。这种掠夺不断地增加西方国家的财富，形成这些国家最早的原始积累，积累起来的资本以贸易，以资本再投入不断运转，不断发展。西方是依靠掠夺、抢夺别人财富，首先富起来的国家。所以西方发达的原因并不是民主政治带来的变化，而是靠侵略、掠夺、殖民、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行赔款，赔偿这些强盗的“损失”及割让土地等等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时期、一个时代有一种经济模式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秦国统一六国是必然的。蒙古骑兵，成吉思汗马背上的民族驰骋于欧亚大陆是必然的。西方“岛国”的坚船利炮在海上横冲直撞，雄霸全球几百年，到世界各地扩张也是必然的。美国的发展也是如此，严格的讲，美国也是海洋文化，他的国民都是漂洋过海到达美洲的，他的国民大多是西方“岛国”的国民，他的文化、文明自然也是西方的文化、文明，美国只是集中地表现了西方所有的特点，把西方国家的文化全面反映出来。独立后的美国使西方大量人才流入，教育、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资金大量积累、有待开发的土地、矿山都为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西方、美国的发达不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而是靠侵略、掠夺、剥削的结果。“民主政治使西方繁荣”的结论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一种假象。
　　日本也是海上岛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并不是一个施行了民主政治的国家，它远离西方，孤立自成一体。只是在19世纪受到西方严重威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西方、投靠西方，对亚洲邻国趁火打劫，趁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停战言和、割地赔款为条件暂时休兵。把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把朝鲜的管辖权让给了日本，赔偿了日本两亿两白银。日本靠这些赔款大大地强大了自己，武装了自己，反过来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1931年侵占了东三省，1937年全面侵华。日本的强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西方列强的怂恿支持，大肆侵略、掠夺，一个海盗国的抢劫及殖民剥削而发达起来的。没有靠民主政治、也没有靠自由，而是依靠军国主义战争。所以说，施行民主政治并不是西方、美国、日本发达强盛的理由。日本的民主政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占领国美国扶植建立起来的，因此西方、美国没有理由把自己强盛的根源推理到施行民主政治的结果上去。
　　水葫芦，原产于南美，在原产地巴西由于受生物天敌的控制，仅以一种观赏性种群零散分布于水体，1844年在美国的博览会上曾被喻为“美化世界的淡紫色花冠”。自此以后，水葫芦被作为观赏植物引种栽培，现已在亚、非、欧、北美洲等数十个国家造成危害，1901年作为花卉引入中国，并作为观赏和净化水质的植物推广种植，由于繁殖迅速，又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和天敌在我国南方江河湖泊中发展迅速，成为我国淡水水体中主要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美国的民主就是这种水葫芦，在西方，他们的西方民主也许可以正常运行，到其它国家，则一般都成了灾害，比如让前苏联垮了，南斯拉夫垮了，东欧垮了，菲律宾、印度等国家运行不畅，根本的原因是西方有西方民主的生态链，有天敌，所以运行正常，但到了其它国家，这种生态链断了，失去了可以控制它的天敌，则成了一种灾难，而且可能是灭顶之灾，就像水葫芦一样。
　　举一个例子，中国与美国生态链人性不同的地方如下：一：中国信“人之初，性本善”，美国信上帝，人是有原罪的，是恶的。二：中国文明与美国文明不同,三：社会主义是以善为基础的，所以民主重协商，这与中国文明“人之初，性本善”相合。资本主义是以恶为基础的，所以民主重制衡，这与西方文明宗教中人有原罪相合。从恶变善很难，从善变恶很容易，而且比一直恶的人还更恶得多，变恶了没有天敌，对人类就会变成灾害。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方面，中国和美国不同的生态链就自然界一样，数也数不清，美国民主在人家美国人看来只是平常的习惯，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要把自己的基因全部打散重新排列，是文化的颠复。
　　事实上，山寨了美国民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不是民主的怪胎，都被美国民主这个民主水葫芦危害了。台湾，一年四季一天到晚都是选举，政客甚至执政当局，最大的精力也是用在选举上，蓝绿两派，黑白分明，除了选举，一切正事都只是他们选举的借口，让正事都荒废在他们的打架争吵中。日本则是夸张到一年可能换3任首相，而且这些首相不是财团的代表，就是某某政治家族的子孙，不知道这些人这样的人这样能对国家有怎样的良好的领导。泰国的街头政治让他们的人民头痛得不知道才结束。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等，都有美国民主这个民主水葫芦泛滥成灾的现在进行时。
　　他们都和我们中国大陆相似的背景，如果中国某天像他们一样，就算没像苏联一样四分五裂，也一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因为政治人物天天在选举，天天在游行，天天在换领导，领导是有权有钱的人代表，天天在政治折腾。但不四分五裂是不可能的，那些被西方资助的分裂分子，要中国再殖民三百年的民运分子，是不让中国折腾到四分五裂是不会完的，要让中国再沉睡的美国是不会完的。
　　集体负责可防一人独断，也是一种制衡，这东西在国内战争中起到很大作用。例：在国内战争时全国有各大军阀，除共产党的军队外其他各派有反水的，有拉部下单干的，有拉队伍离开一派投另一派的，还有暗中投敌做内应的，为保实力对上奉命令出人不出力的，还有暗中于敌方通信息合做的，等等。这一切是他们失败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而共产党的军队向这种事基本没有，原因就是制衡，也就是决定什么不是一个人说啦算，得有关人员开会决定，而开会内容围绕上奉指令转，没上奉指令开会谈别的也通不过，反而于会者马上通告上级，也有特殊情况开紧急会，决定后通报上级，如没有特殊情况，也没开会决定，有没上奉指令，或和以布属的事情又不贴边，突然拉队伍就走有关人员不问你干什么？第一个问你的就是和你平级的政委，离你最近的副职，副政委，参谋长，这一干人你说不清，下边你也说不清，说不清少数服从多数向上请示，队伍别动。在加上以形成的集体决定，和党委决策铁规定，所以说想把队伍拉跑啦，不可能，不执行上级指令不可能。而这种组织关系是毛泽东创建的。这就是集体决策好的一面。现今是国家发展时期，全国上下齐努力打造中华强国，还用集体决策盯谁？防谁？打造强国靠的是政治精英，科技人才，不是人多力量大，更不是一帮愚人决定如何如何，选国家贤才谋国谋社稷，而人家有本事就应该亨受，谁也没怨言，相应也得给人权力，不给权力让一帮愚人左右还干吗？有权力相应也有责任，权力越大相应责任越大，这就形成主管责任制，干不好谁也不找，就找你主管追究你的责任，这就是问政制。如还采用集体决策精英就无用武之地，例：三国演义中刘备无孔明，累战累败，无立身之地，得孔明大展宏图，如集体决策灵还请孔明干什么？如不给孔明权力，万事还大伙说啦算，还把孔明请来干什么？如孔明脑袋里想的什么，其意图是什么，大伙都能猜出来还要孔明干什么？所以集体决策是不灵的。强国还得靠精英，精英责任制，精英问责制。
　　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更好些。中国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总书记集权，让总书记任中国的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中央决不能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责任不易分清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政令不畅。
　　我们现在的领导体制是“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我认为这一体制存在很大弊端。集体领导是权力制而不是责任制。集体领导，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结果由集体承担。集体领导说明集体有很大权力，集体领导的权力是由每个集体成员的权力构成的。也就是说每个领导集体成员都有权力。但是，集体领导的责任是由集体承担的，责任不可能落实到个人头上。常言道；法不责众。所以，一旦集体决定出错，责任也不可能由哪个个人承担；即便是有人承担，也不可能承担全部责任；特别是在本地方范围内，都是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很容易形成“内部事务”，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有三种约束和制裁方法，就象“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一样。1、党纪约束和党纪制裁。党纪约束和党纪制裁只适用于党员干部。2、政纪约束和政纪制裁。政纪约束和政纪制裁只适用于政府官员。3、法律约束和法律制裁。法律约束和法律制裁主要是真针对老百姓的，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很少用法律约束和法律制裁。
　　即便是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特殊和个别情况下违法违规了，但由于是集体领导，责任由集体来承担。虽然说政府是首长负责制，责任可以落实到人，但是 ，地方政府都是在同级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地方政府的首长一般都是地方党委的二把手，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集体领导。普通官员做的事情如果是部门领导同意或默许的，其结果也是集体领导的。这样法律法规就不可能直接制约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首先是党纪处分，其次是政纪处分，最后才是法律制裁。这就形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这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有了个别官员违法违规而最终得不到法律制裁的事实，从而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这就是集体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端！
　　我们国家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体制。党委和政府构成了二元权力结构体制。党委是领导者，政府是被同级党委领导者。党委具有重大事情安排和重要人事任免权，政府只能听命于同级党委,政府是做具体行政工作的。从业务上看，党委、政府和人大是三个单位，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从组织和人事角度来看，党委、政府和人大是一套人马，地方党委书记一般都兼任人大主任，地方党委第一副书记一般都兼任政府首长，地方党委主要成员一般都兼任纪委书记、政协主席、政府主要官员等。
　　地方的重大事情安排和官员任免都是地方党委“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集体是个“众”的概念，常言道；法不责众。再这说，“集体领导”不是自然人和社会法人，不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集体领导”不受法律法规制约和监督；不受国家监督机关制约和监督；不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制约和监督。
　　在决策方面，即便是某个领导的个人意见，最后也要走“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在用人方面，即便是党委书记和管干部的副书记有“初使提名权”，最后也要走“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不管是什么人的决定，一旦用“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决定就变成了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地方党委的重大事情安排和官员任免都是公共权力，但是，地方党委却没有责任，责任是由政府来负的。权力和责任不是由同一个主体来行使和承担的，权责不统一。例如，到目前为止，查处了那么多腐败分子和违法违规案件，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党委因为“集体决定”错误而承担责任，也没有一个地方党委成员因为“集体决定”错误而受到处罚。即便是政府负责，政府也是班子“集体决定”，责任不能落实到个人，最终没有人负责。这就说明“集体领导”是没有责任的。一个不受制约和监督并且没有责任的权力，在不能自律的时候，腐败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所以，反腐风暴将如何面对“集体领导”不受制约和监督的问题？
　　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无序的民主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无序的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无序的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无序的民主还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无序的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有序的民主，有序的民主要有个主持的领导人，这个主持的领导人就是国家主席，人民群众有什么建议可以向国家主席提出，国家主席把人民群众个人的建议在网络及各新闻媒体公布出去，让大家讨论，或开会讨论，从中吸取受到多数人赞同的去做就行了。这就是有序的民主。也是真正的大民主，对于下任国家领导人由谁来当，也可遵循这个办法，在国家主席主持下实行有序的民主选举，由国家主席指定几个接班人，把指定接班人的理由及接班人的情况公布于众，从群众的意见中择优录取，这样的权力移交会顺利及稳定。其实治理一个国家是十分容易的，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要有个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就应该集权，统管中国的党军政法。并主持有序的民主制定法律，严格的依法治国,实行政权责任制。国家主席只要把军队.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的领导管好就行了，有权对干不好的军队.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各市县乡村的领导随时撤换，国家主席要知道军队.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各市县乡村的领导干的好不好，可以自己亲自或派自己的亲信出去巡查暗访。可以成立几个真正有权的巡查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组成.不定时.不打招呼地到全国各地明查暗访.并有权直接查处各地各类党政官员的违纪犯法案件.此举一能克服各地党政官员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二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三还能体现中央的权威.这个钦差大臣之制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从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错案.大都是钦差大臣出来才得以解决的.巡查组到地方时,要先暗访几天，然后通过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暂驻地址.电话.方便举报人举报.这样也就是真正人民监督官员。上级监督下级才是真正的监督，无权的人民群众监督有何用？人民借中央的权力监督党政干部行为.中央使用人民的力量监督党政干部行为.才能真正强有力监督地方党政干部的。军队.国务院.检察院.法院及各省各市区县乡村的领导也遵循国家主席的管理办法就行了. 中国的权力应实行承包制度;一级一级地下级对上级负责，比如一个村出问题就追究村的领导人责任，一个乡镇出问题就追究乡镇的领导人责任,一个市区县出问题就追究市区县的领导人责任,一个省出问题就追究省的领导人责任,可以细化规定一下省市区县乡镇村领导人的责任制度，这样的政治结构可以做到;民主有序。权责分明，司法独立。
　　省市县区乡镇村领导人应实行有序的民主选举制度，村长在中国共产党村党委主任领导主持下由村民选举产生，乡镇长在中国共产党乡镇党委书记领导主持下由村长选举产生，市县区长在中国共产党市县区委书记主持下由乡镇长选举产生。省长在中国共产党省委书记主持下由市县区长选举产生。国家主席由原国家主席推选，在国家主席主持下由各省市党委书记和省市长选举产生。省市县区乡镇级的政治制度应实行行政与司法独立。但中国国家主席要大权独揽，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及军委主席应由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或主席一人担任，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希望大家要以国家社会稳定与人民生活幸福为重，不要盲目追求不合中国国情的轮流执政与自由民主.

    中美创新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