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申诉:不处理、不平反

　　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抹不掉的记忆。其中的是是非非，一言难尽。

　　社会在发展，社会矛盾在不断变化。进入新中国，地主、富农阶级被打倒，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土匪被清剿，潜藏的反革命、特务等被清理、被镇压。起都了“净化”面的作用，人民大众因此得以“安居乐业”，过是安定而稳定的生活。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这时候的社会矛盾，按说，应该都是或者多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而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执政党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执政党自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了处理好这个矛盾，党中央195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愿望，不能不说是好的。

　　但是，事物的发展没有以共产党的意志为转移，发生了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变。有人借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进攻。应该说，是他们，转移了“整风”的方向，挑起了对共产党的斗争。这种斗争，超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发生，应该说，毛主席没有“预料”到，其他共产党人也没有“预料”到。应该说，这是“共产党遇到了新问题”。共产党当然不能回避，不能听之任之。

　　这个事实说明，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被打倒、被镇压的旧的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已经没有能力与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对抗。所谓的“右派”，事实上已以与共产党对立面的姿态、批判的姿态在向执政的共产党展示力量。这，应该是斗争的实质。

　　为什么这种状况多出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别无它，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在接受资产阶级的教育与思想理论中成长的。也许不是“成心”与共产党“争权”。但是，他们足可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就如同现如今的“公知”一样，甚至还没有现今“公知”的野心。如今的“公知”，与他们在思想上、理论上、情感上一脉相承。

　　提到“反右”，常常首先想到教了老朽4年小学算术的王老师。

　　1957年在本村小学毕业，升入高小，去4公里外的镇上走读上学。开学后的一天晚饭后，去村学校看老师。没有看到王老师、年长的刘老师，见到的是一个新来的更年轻的董老师。他住在教室西侧农村那种“四破五”的一间不大的小屋里，有的地方也叫做“耳房”。这才知道，暑假期间到县里参加“反右”的王老师跳河自杀了。说是被打成了“右派”。

　　那是第一次听到“右派”这个词，而与我们相处4年的老师居然就是个右派，而且他死了。那时的“自杀”，一般说是“畏罪自杀”，很不光彩。情况到底如何，不甚了了。

　　农村对于“反右”，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他没有再到村里教书，也没有多少人关注，许多人恐怕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当然，也说不上议论。那个在村民中有着不错口碑的刘老师——村民称他为“刘罗锅”，开学后，也没有回答学校，有的说是因为身体的原因，退休了。老百姓没有那个闲心议论他们，也没有工夫关心那些“闲事”。这，是不是村民的“麻木”？恐怕还不能那么看。

　　王老师是一个本乡本土的小学教员，对他知之甚少。估计就是初师文化程度。在当时，恐怕还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虽然离家不过三、五里，却住在学校。看上去三十岁上下。师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育有一儿一女，尚年幼。有时也在学校小住。教四个年级的算术，还算是兢兢业业，他怎么可能是“右派”呢？小学生想不了那么多。

　　近年在知道了“右派标准”制定的时间是1957年10月15日时，推测王老师自杀时，那个“标准”还没有出台。后来怎么认定，妻儿子女如何，一无所知。

　　在上高小后，参加了镇子上中心小学在操场上召开的一个批判“右派”的大会，那是一个下午。批判对象是该校的张姓美术老师。想来罪状也颇可笑，当时只是不解。其中的罪状之一，能够记住的是他在农村的墙上写大标语，几天只写了7个字。由于是政治标语，被批抵触、故意怠慢。此前，在村里，没有参加过批判会。

　　上了初中之后，听说教俄语的杨老师是个“摘帽右派”。他也很年轻，平时，教书很认真，也很受同学尊重。同学不说，不知道他是个“右派”。

　　是不是巧合，我就读的相关学校，从小学到初中，都有“右派”。

　　在“右派”平反之后，才知道全国划了“右派”近55万。中小学老师中到底有多少“右派”，应该不是个小数目。他们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无所知。这是青少年时期留下的关于“反右”的直观认识。

　　退休之后，常常购买一些有关“党史研究”之类的杂志，其中有关于反右的事。“反右”是“扩大化”了。原因是什么？按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毛主席自然是难辞其咎。但是，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有“分工负责制”。按照这样的原则，责任本来不难分清。从具体单位及具体“右派”的认定和处置，党内不同的领导也有很大的区别。对于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仅看几个事例。

　　中央党校的“反右”，起初认定的是2个，负责“反右”的领导曾经屡屡向直接领导“反右”的中央书记处汇报，扩大到9个。在总书记那里就是通不过。从9个扩大成95个，认定了67名“右派”，其中学员63个。才“过关”。是原认定“右派”的33.5倍。

　　中央党校，正是总书记，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还副组长彭真的“反右”的试点单位。仅仅一个中央党校就划了那么多的右派，放到全国，可想而知。要知道，领导“反右”的校长杨献珍可是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啊！他怎样认识中央党校“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主要责任在谁？他能推到毛主席那里去么？倘使那样，就不叫“实事求是”了。毛主席也不可能对他们“共同”认定的“右派”一一去甄别。

　　反观中科院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据张劲夫回忆，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直接向毛主席禀明情况，改变了中央的一些做法，到底毛主席的首肯。结果仅划“右派”两人。多乎哉？不多也！按照组织程序，他算越级向毛主席汇报，许多知识分子才幸免于难。他想保住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由于他同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属于地方，即北京市管辖，交涉无果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市定为“右派”。那时的校长可是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市委书记可是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真啊！他及北京市为何要把钱老定为“右派”？是不是因为他是副校长，与校长矛盾突出？

　　资料显示，清华大学划了571个右派。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其中包括副校长钱伟长和原国民党陈布雷的女婿，原校党委书记袁永熙。钱老被划成“右派”，毛主席的责任在那里？

　　清华大学“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毛主席到底负什么责任？

　　傅鹰，北京大学教授。被认为若不是右派，北大或者全国也就没有右派了。

　　他的言论登在中宣部供高层参考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5月12日那一期上。对于他的言论，自有不同看法。毛泽东主席看到后，在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 。

　　傅鹰这个被认为“最应该划为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逃过被划“右派”这一劫。傅鹰是幸运的。

　　毛主席关注的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树立“样板”，不可能关注每一个人。如果说毛主席有错，可能就称在这里。但是，他也没有理由不相信那些有权认定人“右派”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书记处。

　　人民大学的林希翎被划成右派后的遭遇，可以看出毛主席在对“右派”的处理上的不同。当他得知她被判刑、劳改之后，指示:立即释放，安排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希翎居然是没有被“改正”的著名右派之一。

　　其实，林希翎在右派中很具有典型性。盖棺定论，她的思想与共产党无疑格格不入，而且至死不渝。那种人的存在勿容置疑。谁也别不承认。毛主席容忍她，也是有条件的，也不等于共产党人都能容忍她。这就注定了她的人生悲剧。

　　可见，同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对于“右派”的认识并不一样，掌握的“标准”也不一样，处理方式也不一样。毕竟，毛主席虽然贵为“主席”，却不是定人“右派”的责任人。

　　只是，像林希翎那样的知识分子，战争年代有，在新中国仍然不在少数，绝对数量甚至要多得多，他们生活在中国，只有与共产党合作，才有出路。毕竟，中国是共产党执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党。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他们觉得“别扭”、“憋屈”因此有对立情绪，没有什么奇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是不是就在天堂里？未必，那同样取决于他们对执政阶级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是从战争年代中，通过依靠群众、依靠工农大众走过来的政党，政策，应该说还是符合实际的。所谓符合实际，就是符合他们的利益。其它阶层的利益，只能“兼顾”。有人不甘心共产党的胜利，这也是实际。他们是些什么人，应该到工农大众之外去寻找。

　　实践证明，同是共产党的干部，执行同一个政策，就有偏差，有的地方偏差很大。如在“反右斗争”中，中央党校与中科院的差距就十分巨大。共产党固然有可检讨之处，某些，不是全部“右派”，难道就没有可检讨之处么？相处，是相互关系，不是单方面关系。这方面，能以共产党的意志为转移么？显然不能。能够以林希翎们的意志为转移么，当然也不能，这就是矛盾。这个矛盾，通过党内“整风”爆发了出来。是谁打破了矛盾的平衡？不能说是共产党吧？

　　如果说“反右”从根本上、方向上就错了，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掌舵人的毛泽东理所当然的应该是第一责任人。如果方向没有错误，就说明掌舵人没有错误。错误在于那些具体执行政策的人。其中的责任，也不相同。作为“反右”领导的“总管”，对于“扩大化”，责任自然应该是第一位。像张劲夫那样的领导，就是模范的执行党的“反右”政策的典范。这样的典范，看来是不多的。即使是以平反冤假错案而著名的领导，他领导的团中央的“反右”也不足道。纵有万千理由，也难辞其咎。像杨献珍那样的领导，恐怕还是比较多的。连他们都把不住关，还能让谁把关？毛主席么？那不符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当年，“右派”，这是一种比较“温柔”的说法。其实，那些真正的“右派”，死不悔改的“右派”，心知肚明。“反右”是必要的，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是没有错误的。

　　毛主席当初估计全国“右派”不过4000人左右，结果划了45万，是当初估计的100倍。实际平反55万。

　　有人例举毛主席曾经在不同的会议上提到的数据，那些数据是毛主席编造的还是主观想象出来的？显然不是，应该是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提供。

　　从直接领导领导全国“反右”的总书记领导的试点单位看全国的“反右”，“扩大化”就不难理解了。“上边”，即“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持“极左”的态度，如中央党校不“极左”能过关么？想不“极左”都不行。只是“扩大”的没有了边际。最后，居然多出10万不在册的“黑右派”。占“右派”总数的18%。那些搞“扩大化”的领导，焉知不是想通过“反右”给自己立威？

　　在1957年“反右斗争”开展之前，毛泽东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判断香花毒草的政治标准。这六条标准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种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种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这六条标准，恐怕早已被党内一些当权派忘到爪哇国去了。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曾经提出了辨别“香花”与“毒草”的“政治标准”，至今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和诟病。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涉及国家大事上不讲政治，还叫什么政治家！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不讲政治。不讲这样的政治，就讲那样的政治。如毛泽东身后的否毛，非毛，谁能说那不是政治？

　　不过，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在中央反右办、反右领导小组在10月15日制定的关于“应划为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中，显然参照了毛泽东提出的那“六条”政治标准。

　　特别是“标准”中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

　　只这一条，就把“反右”的方向转移到了基层。相信，在55万被平反的“右派”中，多数都在基层。遗憾的是，没有查到相关数据。

　　在“反右”那个节骨眼上，如果对本单位党支部的领导，通常也是单位的领导，如果有意见，再提的尖锐、激烈，或者不准确，或者再有一点别的什么问题，如“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如果没有现行的行为，就在“蓄谋”上做文章。经过上纲上线，只要套上“蓄谋推翻”，就算被“套牢”了。这个人，很可能就被认定为“右派”了。

　　在基层，那个单位没有“左、中、右”？在具体执行中，几个“领导”一“捏咕”，没准儿就能“捏咕”出几个“右派”。

　　“基层单位”是什么？一般是指农村、工厂、学校、商店等建立党支部的单位。像我所见过的那两个小学教员，平时恐怕连县教育局的领导都难见一面，说上一句话，谈何“推翻”还“蓄谋”？

　　这项标准，它的作用不只是在“反右”中。在事实上它成了“御赐”给各级领导的“金钟罩铁布衫”，也是各级“领导”手握的“尚方宝剑”，1957年“反右”之后，仍然握在手中。随时都可以挥舞一下，震慑一下。

　　动辄拿“右派”压人，好像成了某些人的一种工作方法。“反右”运动虽成为过往，余威却长存。这并非老朽想象力丰富，把具有“极左”观念的人“扩大化”。那么大规模的“扩大化”，也决不是少数人能够做到。这是因想到了在读高三时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不亚于经历一次“反右”。

　　进入高三之后，党员班主任老师，大概是出于想把班级搞好的目的。在班会上动员学生提意见时，说是“不打击”，“不报复”。说明他也知道同学们对提意见是有顾虑的。这种顾虑何止是在学生中存在？在学生中存在，说明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老朽不想以恶意去揣测他，以为他是在施展“引蛇出洞”的技能。

　　不曾想，同学们提过意见之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学生无从知道。是太多？太尖锐？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形象在同学中受损，是小肚鸡肠？同样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决不是与学生为善。谁也想不到，在过后的一次班会上，时间大概已是深秋，他却请去所有的任课老师“旁听”，并有一位副校长参加，只是没有在讲台就坐。请平素里印象还很不错的比较年轻的校团委书记对“班会”的情况进行“讲评”。这是学生时代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阵势。

　　对于同学们提意见和提的意见，这位校团委书记居然点评说“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就是这样的”。还说提意见的人是“扇阴风”，“点邪火”，是“放毒”。把提意见的同学的行为与“右派”相提并论。会毕，组织同学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消毒”。着实感觉有些惊悚。真不知道同学们都提了些什么意见，竟让他们如临大敌。他们的行为，已经不是在维护“师道尊严”。

　　那时不懂政治，却是第一次遭遇“政治”。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极大的败坏了心目中共产党员、老师的崇高形象。心中留下深刻的阴影。

　　他们当年是如何参加“反右”的？在“反右”中的表现如何，只能猜测了。他们应该是动辄“上纲上线”，以定人“右派”的“积极分子”。焉知他们不是通过“反右”而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党员和提拔起来的青年才俊？有多少“右派”是在他们营造的那种政治氛围中被认定的？

　　按照他们关于“右派”的认识，全国该抓多少“右派”？五百万恐怕都止不住。幸亏那时没有在中学生中抓“右派”的规定。

　　这样的事，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一般学校的老师和领导大概也不会有那样极端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水平”，相信一般中学生也没有我那样的经历。经历了才有所感，有所想，有所悟，有可说。老朽不想把它放大。不过，这样的事的发生，是偶然的吗？应该不是。

　　一个党员老师，俨然就是党的化身。如果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应该处处、时时按照共产党员的要求、准则办事，自然应该受到敬重。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特权，可以凌驾于同学、群众之上的特权，则应该受到鄙夷。它反映了“反右”之后某些稍微有一点“权力”可以施展的人的心态。有点权力的人的思维方式，一种“固化”了的倾向。这才是可怕的。而这种倾向与导向，与那条“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的关于“右派”的规定不无关系。这，当然仅是老朽经历过之后的一人之言。

　　那种党员做了高官，能够营造什么政治气候？只能是“万马齐喑”，不会有争论。到那时，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做什么也就是什么。“不换思想就换人”，属下只能惟命是从，唯唯诺诺，歌功颂德，不会有人提反对意见，更不会有争论。这些号称“人民公仆”的人们，把他们的“主人”置于何等地位？在一个听不到群众意见，群众不敢坦诚自己意见的地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如何，人们不难想象。有的当权派在“文革”中受“冲击”，焉知与那种作风无关？

　　不过，应该承认，是“文革”，具体说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赋予了公民充分的“民主权利”，把那条“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就认定为“右派”的规定彻底粉碎了。

　　1980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

　　而这时，这一条，却又成为了一些人反对、攻击、污蔑毛泽东的“护身符”。迄今为止，除了适用于毛泽东，曾经“开放”批判毛泽东，还没有看到用于其他领导。这种现象，是怪，还是不怪？

　　政治，好像就是那样的“魔幻”。到底是政治魔幻，还是有人把政治玩成了魔幻？

　　以往的运动过后，对于已经定案的，有个“甄别”阶段。鉴于冤假错案的教训，毛爷爷早就提出了“有错必纠”的方针。而1957年的“反右”，这一方针好像不适用了，原因在哪里？是毛爷爷不想吗？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个《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并刊登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决定》说：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右派分子，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 。这还不能说是“有错必纠”。

　　即使这样的一个决定，原来，还不是“一线”工作的领导的“主意”。而是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国庆十周年前夕，于1959年8月24日自杭州就《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致刘少奇的信中提出来的。

　　当时，毛泽东认为有右派45万。到12月底，全国已经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有28165人，占右派分子总数439305人的6.4%。如果按45万计，占6.26%。如果按55万计，占5.1%。据毛泽东在建议中提出的10%，45000人具有相当大的差距。虽然不能说领导该项工作的领导对毛泽东的建议打了“6折”或者“5折”，是“右”还是“极左”，只能让国人去判断。毕竟还采纳了“5折”或者“6折”。起码是掌握过严，与划“右派”时的掌握标准过“宽”，形成鲜明对照。焉知不是“极左”思想作怪？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那封信，将怎样？当然中国就只有“右派”，不会有“摘帽右派”一说。

　　这就是毛泽东的“指示”在当时的效力。这就是当时“一线”和握有权力的人们对“最高指示”的态度：一句顶了半句。

　　但是，少数人的“摘帽”，并不能抚平那些被错误打成“右派”的人们的心。信访仍然是他们反映诉求的重要渠道。

　　众所周知，毛主席十分重视信访工作。1950年初，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田家英任主任，负责处理群众写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件。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在中办秘书室内《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上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群众来信，是党与群众沟通的桥梁，联系群众的渠道。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问题都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群众来信上的批示。许多批示对于改进工作，解决问题发生了重要影响。奇怪的是，“反右”这样大的运动，划了如此多的“右派”，多年里没有看到毛泽东在任何一个“右派申诉”信件上的一个字的批示。可见，毛主席也是有“官僚主义”。这个现象，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

　　毛泽东对“右派申诉”信件持什么态度呢？研究毛泽东关于信访工作的学者，不觉得“反右斗争”中的“申诉”是毛泽东信访工作的一个空白吗？那是为什么？

　　答案是有的。

　　“右派申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直到到1962年，“右派申诉”仍然是个突出问题。这才发生了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幸被当事人说出来，被有心人记录、编辑、出版，这才得以流传下来。

　　据1989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生活实录》中《她陪毛泽东跳过两次舞，便离开了中南海》的记载，“她”，这个1962年曾经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从事处理干部、群众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件的女同志。她利用在周末晚会上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反映了“右派申诉”的问题。

　　她告诉主席，“对右派的申诉信件，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不能平反”。对此，毛主席气愤地问道：“谁说的？对真正错划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毛泽东当即要她转告秘书室的领导，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送给他。……不到一个星期，她被调离了中南海，关于错划“右派”的纠正、平反问题当然就没有了下文。

　　这，是不是对毛主席进行“封锁”？

　　这时，距“反右”已经过去了近5年。“右派申诉”仍然源源不断地飞往中南海，由于有“领导”指示，却都如泥牛入海。

　　这次，毛泽东的指示，或许不符合“程序”，如同在空气中震动了一下，旋即即逝，与没有说一样。而向毛泽东反映情况的女同志却付出了被调离的代价。

　　因向最高领袖毛主席反映“右派申诉”，那位女同志丢了工作。她，是可敬的。

　　指示 “不作处理，不能平反”的“领导”是谁？应该不难查出。田家英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肯定没有那样的权力。办公厅主任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涉及到中央划定的大“右派”，平反的权限在书记处，一个候补书记能够擅自做主吗？应该不能。在他之上，就是“一线”领导。

　　对于“右派申诉”信件“不作处理，不能平反”那样的指示，是不是有“文字”记载？或许没有。如果是在什么文件上有那样的“批示”或者“指示”，有关部门或许就送毛泽东一阅了。毛泽东或许就能够看到，即时纠正。不过，即使是口头“指示”，一级传达一级，到具体负责信访的同志，能不执行吗？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如果不是经办人道出其中的缘由，就可能成为一桩“糊涂案”。黑锅，自然要由毛泽东背负。

　　同样，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没有其他当事人印证，从证据的角度上说，就是“孤证”，当然也不会写入“正史”。不过，事实证明她说的是真实的。她，不是说谎者，没有理由说谎。就个人“功利”而言，说谎，对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如果“领导”出以公心，坚持实事求是，重视“右派申诉”，陪同毛泽东跳舞的女同志也许就没有必要向毛泽东反映。出席那样的舞会，应该是有纪律的。她应该是冒着风险向毛泽东反映问题。而风险果然很快就落在了她的头上。如果对毛泽东不进行信息“封锁”，而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出一份综合材料送他，毛泽东肯定要做批示。有的“右派”的改正恐怕就不用等到毛泽东死后了。此问题看似一件“小事”，反映了党内高层的作风已经发生了变化。

　　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对右派的处理如此消极。毛主席死后却一反常态“一风吹”，人们难道不觉得奇怪么？

　　见微知著。围绕在“右派申诉”发生的那一个小插曲，没有多少人注意。当知道有那么一个插曲之后，人们难道看不出点什么吗？这难道不是“反右斗争”的余波么？特别是当时那些曾经提出“申诉”的“右派”，当他们知道了自己满怀希望，郑重写的那些申诉信件的命运之后，有何感想？

　　话又说回来了，让那些定人“右派”的领导，再为那些人去平反，他们又该做何感想？只好委屈那些“右派”了。

　　其实，毛主席之下，都是他的公民、国民，他为什么非要把那么多人打成“右派”呢？难道他忘记了“所谓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这话了？

　　这就是毛泽东在“右派申诉”问题上的“权威”！这就是“中南海”和在“中央”工作的有些人对待“最高指示”的态度！

　　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在划“右派”的问题上，在“右派申诉”问题上，毛泽东这个 “县官”还真不如“现管”。

　　作为那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黄克诚大将说：“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

　　在对毛主席的一致的谴责声中，黄克诚的官职不算高，发出的声音无疑是最强音！他道出了“反右”中认定“右派”的程序和各级党委的职责与权力。分清楚了职责，扩大化的原因和责任也就清楚了。

　　《划分右派的标准》，无疑地是极重要的政策，却是总书记主持制定、经刘少奇10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通过后下发全党的。《毛泽东年谱》表明，他并未与闻，没有过目。足见刘、邓在反右派“第一线”的实权的份量。

　　在“反右”中具有如此分量，却也只说“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如此轻描淡写，还是把主要责任推给了毛主席。

　　“反右斗争”的过程与实践说明，伴随着“反右斗争”，是党内围绕在“反右”问题上的斗争。占上风的、起主导作用的，无论是毛主席活着的时候，还是在去世之后，显然是总书记。只是“反右斗争”，掩盖了党内斗争。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这种区分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