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为什么不能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改革

陈世清：为什么不能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改革

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同经济复杂系统之间本来就不对称，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西方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指导中国改革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

之所以经济学界（包括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

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集中体现了社会工程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是创新性、科学性、价值性、操作性、系统性、艺术性的对称。实践将会证明：用对称工程来重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西方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改革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逻辑性是对立的。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更是一种误导。

就拿制度经济学来讲，对称经济学视野中的制度经济学同西方引进的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以产权为起点，以交易为核心，是线性的思维方式，反映的是线性的商品交易过程，适用于商品经济早期的、以产品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是简单的、低层次的运作方式，虽有对市场经济活动某个层面和环节通过分析进行抽象的认识意义，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整体上没有操作性。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经济企业化、企业公司化、公司集团化、集团现代化、现代企业知识化。以知识为主导的企业“系统质”代替了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企业决不仅仅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一“量”的目的而建立起来，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代替了“合算”关系，双赢模式代替了“盈亏”模式，合作生产力代替了“算计”生产力。以全息效益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同以直线交易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复杂系统，而转型经济则把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推向极致：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系统中各种要素与关系、逻辑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全息元”。如果说，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同经济复杂系统之间本来就不对称，那么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更是牛头对马嘴。发展经济学应该是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时间经济与空间经济的双向互动、对称发展；任何单一要素、趋向的“发展”实质上都只是“增长”而非“发展”。西方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只是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而不是对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即使他们也出现过“发展”的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只是“增长”。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如果是科学，就只能研究“增长”而非“发展”。这只能同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相脱节。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质，使其同内容有着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原始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虽然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中国现实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不能解析中国经济。

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前提——线性思维方式；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

随着市场社会经济形态由小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平面的市场经济向立体的市场经济、从工业市场经济向知识市场经济发展，人的行为方式也发生质的变化——从竞争走向合作，从博弈中分离出对策。而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系统的参照系由于仍停留在小商品经济和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所以他们的立足基础仍然是个人——无论是“经济人”还是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制度经济学，无不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还原论。

在博弈论看来，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个人。博弈论把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的行为方式移植到经济活动中来，认为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也是个人，是个人之间的博弈活动。因此博弈论的参照系是小商品经济时期。在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企业；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人和事之间、企业之间联系的有机性、对称性，决定了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而不是博弈。

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配置，是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物质的社会关系；既忽视了形成生产力的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又忽视了人与人关系中的精神方面，由于不能总体把握与合理定位形成生产力的社会系统与“社会——自然”统一的系统及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结构，因而均不能对中国自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随着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学也由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变；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从以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一旦人与人的交往由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博弈也就演变成了对策。所谓“对策 ”，就是以合作为主的“博弈”，它不同于非合作为主的博弈。它的基础与社会条件，是信息的发展与信息手段的现代化，正在使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资源由配置型向再生型转化，人与人之间由竞争为主向合作为主转化；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从“均衡”中分离出“对称”，从“博弈”中也分离出“对策”。

对策论与博弈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社会学意义上，而后者则只是行为学范畴。仅仅通过认识——行为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升华为对策论。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的范畴。他们之所以要把“博弈论”奉为玉律，也正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

经济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符合人的预期，从而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问题。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

市场是系统；作为西方制度经济学心目中的市场出发点的产权也是系统。市场交易之所以有信息不对称问题，根源也正在于产权的立体性质。不对称的信息，主要产生于产权的层次属性和性质，如产品的内在质量、劳动者的素质与能力等等。如果产权只有二维或三维，那么产权的现象和本质完全合一，也就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理解产权的五度空间属性是理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产权的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是把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从认识论领域延伸到经济学领域。科斯由于把产权及产权关系平面化了，所以他认为只要“产权”明确了，就可以通过市场来自行解决一切问题。这不但在实践上不可行，而且在理论上本身就是错误的。

如果说，商品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那么，具体的交易行为也一样：简单的商品交易是平面行为，复杂的市场交易是立体的、系统的过程。如果说，一只羊和一把斧头的交易，由于产品的信息量简单，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汽车（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并无本质不同）交易由于其产品的信息量大，其中“信息不对称”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如试用期、保质期、保修期）来回避。所以，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全是用适合于商品交易的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来套到市场交易上面的结果；在这里与其说是信息不对称，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不对称；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为的，是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制造出来的问题。只要交易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制度设计、交易方式是对称的，那么所谓“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迎刃而解。信息对称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如果说，人认识宏观世界仅凭肉眼观察即可，那么，如果人要认识微观和宇观世界、实现人同微观和宇观世界的信息“对称”，就必须借助仪器，如显微镜、望远镜；同样，人如果要认识社会、认识复杂产品的信息，实现人（买家）同卖家信息的“对称”，就必须借助于“制度设计”。在这里，制度设计（包括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以及种种产品保质保修的约定、无因退货的承诺、合同中质量保证的条款等等）就是使人（买家）认识产品信息、实现主体同客体“信息对称”的工具。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信息认识论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要转信息认识论为信息控制论。换言之，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在这里，直观的思维方式是行不通的。

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似乎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恐怕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客体本身的静态的信息，一个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即主体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准、合作态度。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

配置经济与实证经济学、再生经济与规范经济学之间是对称的，然而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配置经济时代，规范经济学也有立足之地。在地震等大自然灾害来临时，仅仅在有限资源的配置中，就不一定遵循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的自利性原则；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度难关，甚至有不少人舍己救人、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间并不是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是人的直接本能反应在起作用。在这里，有限资源的配置过程就显示了经济学的规范性、道德性。这根本上是由于，配置过程也可以是再生过程——价值再生过程，或道德价值再生过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性恶论、私有制、个人主义、货币主义、金钱至上、配置（而非再生）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腐败合理论、反对政府宏观调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实际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中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这些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也即这些经济学合法性危机。

西方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认为任何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都可以用“理性”、“人的自私本性”、“效率”、“科学”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西方经济学是“带血GDP”的理论基础；由于同道德和审美相脱节，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经济总量最大化等数字最大化，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西方经济学不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不讲经济主体性。

把人看成“经济人”还是“道德人”集中体现了性善者与性恶者、性善论者与性恶论者两种人本观。实际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是人的两种属性，是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不同主观修养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人；而两种不同的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属性在人身上不同组合、不同比重而已。只要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系统，把人的本质属性看成人的本质系统的整体功能，把“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看成是同一个有着同样的内涵与外延的概念，那么，就可以用同样的视角来考察经济与政治，把它们看成是同一个市场经济的不同环节。政治不是市场的外部因素，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政府不会、也不应该失灵。而“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经济人”理论，是造成政治与经济脱节、“公共选择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不兼容的根本原因。只要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系统，人的本质属性是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名称而已。用“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来界定人的本质，是把结论当前提，是静态的、孤立的、线性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因此，就人的本质是一个系统来讲，对人的行为分析是一致的；就人的这种系统本质在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经历背景、不同修养背景、不同环境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与功能来讲，人的行为分析又是不一致的。“一致”寓于“不一致”之中；“利己”与“利他”完全可以交替展开、交相辉映、互补兼容。公共选择性理论应该通过制度设计，使人的善的本质得以最充分发挥，人的利他本性最大化。经济学就是道德学。因此，“政府失灵”的根源不在于人是“经济人”或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而在于制度设计与官员具体素质这两项。制度设计与官员素质这两方面又是相互对称的，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缺一不可。

市场经济，就是在控制“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制度、机制设计中，实现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化的。这与其说是真——信息对称不对称问题，还不如说是善——制度健全不健全的问题。在这里，停留在微观经济学层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难以理解与把握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的制度设计层面的。微观经济学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宏观经济学来解决。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很多经济学问题，都是由于割裂二者造成。

实际上，许多经济学中所谓的问题，在企业管理实战中都早已得到解决，比如信息不对称问题、“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问题的产生，而在于问题的解决；而真正要解决问题，则必须走出问题看问题。这就需要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结合起来，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如果以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政治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这边以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 “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经济学悖论”。因此，如果说，西方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要建立幸福经济学，用精确的数字方法则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计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准确评价，唯一的办法是定性的结构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帮不上忙。这就是对象和方法的对称。对于传统经济，精确的数理模型分析工具固然有近似的性质，但靠直觉建立起来的定性分析的结构性模型反映经济本质与规律会更准确。当然，这里的结构分析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全息结构。从边际效率的角度来看机制设计重要；从边际效益的角度来看，制度设计更重要。因而制度决定决策机制，决策机制决定机制设计。离开了制度设计，谈机制设计是本末倒置。制度设计高于机制设计说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是经济的一个环节。政治不在经济之外，政治就在经济之中；政府不在市场之外，政府就在市场之中；把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看成两张皮，只要自由市场不要政府调控、只要经济体制改革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说明：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完整解释。

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家干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是由于它们都是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所以它们都不符合市场经济学的实际情况，只是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同一个思想体系的“悖论”。虽然它们相互对立，但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因而都有合理的因素；但在整体上，它们都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同这些理论的交替性片面引导有很大关联。片面的理论指导片面的实践；它们的要害，是同所“指导”的实践之间的不对称、削足适履。其中所谓的幸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在没有改变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的基础上，也只能是一种说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空想、一种对原有主流意识的补充，而不是一种新的范式。迄今为止的学院派经济学之所以不能接受知识经济、知识运营学，是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是政治经济学，后者是人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它们的定义、定位、性质、方法、功能都具有本质的不同，总体上相互之间根本不能相容。但前者毕竟只是昔日黄花，不管历史多悠久，离被淘汰已为期不远。

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线性的、直观的，因而一叶障目，不可能辩证地把握中国改革历史走向。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它们只能自形羞惭，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