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莫言的“全人类”文艺观

　　莫言与司马南对于“揭露”与“歌颂”之争已经呈现白热化状态。特别是在各自的支持者中蔓延。

　　莫言的“粉丝”们不要搞错了，首先是莫言挑战、排斥了他人的而不是司马南的“文学观”。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挑战《延安讲话》中提出的关于“暴露”与“歌颂”的观念，从而引起了“反弹”。也可以说说，“反弹”来的猛了一点，激烈了一点，持续的时间也许长了一点。说来，是他咎由自取，怪谁呢？

　　必须承认，“揭露”与“歌颂”的“二元”对立，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的一大发明。此前，没有那个文学家、文学评论家像他这样明确的将二者对立起来。而莫言的这种文学观，早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已经形成，已经成熟，与“国际接轨”了。在这次的“争论”中，这个问题好像没有特别突出出来。因此，再谈莫言的文学观。

　　莫言怎样概括自己的文学观？他在2009年法兰克福的讲演《感知中国》中说：“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他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

　　当他发表自己的文学宣言的时候，是不是想过，且不说评判文学是不是优秀的标准怎样确定。就是按照“普世价值”的标准，不那么优秀的、差劲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是文学。那些文学很可能比“优秀”的文学作品还要多。那些文学作品中，难道就不是描写人的感情、人的命运？

　　莫言直言不讳地否定鲁迅、否定伟人的文学观，这在新中国，笔者却是最近才第一次看到。莫言之外，再无第二人。

　　这时的莫言，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言论，在西方发表，完全适合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言论，应该看做是他往西方贴靠的“投名状”。这是他公开的、最早发表的关于“文学观”的宣言。这个“宣言”，与《延安讲话》的对立显而易见，与伟人阐述的文学观的界限划的清清楚楚。一经对比，任何人都不会发生歧义。

　　无论是莫言的西方“同行”、“知音”，还是他在中国的拥趸，一个个恐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他的文学观是针对谁而发。这，应该是他在国内外一片叫好声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思想上的共同D人。他们的这个D人，就像一座大山，压的他们喘不过气来，必欲推倒而后快。

　　记得当年进入21世纪的时候，“狭隘的阶级论”被批为“过时”了，“普世价值”甚嚣尘上，公然出现在大学的讲堂上，媒体上，公开出版物上，并以此而自鸣得意，还认为是“解放思想”的表现。

　　以“普世价值”衡量，伟人的著作都应该放进“历史博物馆”了。鲁迅晚年的作品也应如此。当此之时，为某些人否定伟人提供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莫言在外国说出那样的话，奇怪吗？不奇怪。到国外说，获得的掌声自然比在国内多。

　　对于莫言的“文学观”，不想在此做过多的评论。因为伟人、鲁迅阐述的够清楚、够深刻的了。所谓的“普世价值”虽然时髦于一时，为“公知”所钟爱，看来，也是莫言的最爱。

　　“十八大”之后，伴随着“非M化”歪风的被遏制，那种论调才逐渐有所收敛。看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莫言，仍然在坚持着，而且在2020年去香港这个多事之地进行宣扬他的“揭露观”。殊不知，这只是莫言文学观的一个点。他申明这一点，他那个神态，就是在表明其坚持自己文学观矢志不渝。

　　莫言的世界观、文学观，乃至创作观，即具有“普世价值”的那些观念，无疑是符合西方价值判断的观念。早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已经向诺贝尔奖的“评委”们靠拢、看齐了。这个，相互之间都是心领神会，配合默契，也骗不了国人。

　　所谓的“文学观”，应该是对文学的理解。它与文学创作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一个是关于文学创作的实践。

　　如今，围绕在莫言“文学观”上的意见分歧，反映的是现实的社会矛盾。所谓的莫言的文学观，已经不仅仅是莫言的，而是以莫言为代表的人们的文学观。因此，并不是人们与莫言个人之间的分歧。

　　应该说，争论越激烈，参与的人越多，说明分歧越严重，矛盾就越显得尖锐。

　　关于文学观，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不清楚，也没有研究。由于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中的小说，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晚，所见关于文学观的研究也常常在某些文学家中涉及，甚至发生争论。比较著名的是三十年代鲁迅与梁实秋的之间发生的争论，影响深远。

　　作为“文豪”的莫言，不知道是不是读过鲁迅的相关文章。以莫言的文学观，老朽宁可相信他没有读过鲁迅。

　　如果读过了，那就是他自觉地站在了梁实秋一边，反对鲁迅。那么，他关于鲁迅的一切“赞美”，就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话”，而是骗人的瞎话。如果是骗人的话却偏偏当真，那就是更大的悲哀。

　　在文学与人性问题上的争论中，关于“第三种人”的争论中，梁实秋虽然百般辩解，在老辣的鲁迅那里却没有捞到便宜。这是中国在三十年代文艺界中的一桩具有重大影响的“公案”。经过这一回合的争论，文坛趋于消停。不同的阵营固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在抗日的旗帜下，有的或许已经组成了“统一战线”。

　　到了四十年代，有的文人从国统区投奔了延安。在延安及“座谈会”上，发生了关于文艺的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伟人在两次“讲话”中就文艺工作做了系统的阐述。应该说，基本上统一了革命内部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到伟人生前和身后，“主流”一直在申明坚持，没有“去毛化”。

　　到了80年代，在伟人身后历史虚无主义肆虐，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幌子下，西方思想、文化大举入侵。“非M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有目共睹，甚至到了猖獗的地步。文艺界发生了重大变化。

　　正是在那个时候，莫言直言：“伟人的《延安讲话》，确实有较大的局限性，我们这一代作家早在80年代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打破这个局限性”。

　　这难道不是公开向“延安讲话”挑战么？他不但有言论，而且贯穿于他们的文学创作的实践中。他们创作的文学中是不是体现了他们的文学观，那需要去看他们的作品。看不出来的，说明对他们还没有理解其中的真谛。

　　莫言的文学观，早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已经形成。按照莫言自己的说法，应该形成于80年代打破《延安讲话》局限性的时候。

　　可能是有了诺奖护体，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为尊者讳，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看当今的文学家，还有谁比莫言说的更清楚，更坦白？

　　伟人的文学观、共产党人的文学观、人民大众的文学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就那样被莫言他们那一代“人”践踏在脚下了。

　　当莫言说“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之后，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描写那位往他母亲的脸上打了一巴掌的看麦人；也不知道他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怀着怎么的心情，看待那位向他家讨要，不，是强讨饺子的老乞丐。更不知道他在描写那个做计划生育的“姑姑”的时候，是站在了谁的立场上。只这三位，应该属于“全人类”中的三位。莫言难道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描写他们的的感情、描写他们的命运的么？

　　当他在国际讲坛上“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宣誓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自己是谁？即使是国人，他又能代表几何？是谁赋予了他那样的权利？自己吗？

　　莫言的“全人类”的立场是什么，怀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样的立场，显然不是伟人的立场、不是鲁迅的立场。看来，能够代表“全人类”的，只有诺贝尔奖的那些评委及其评选出的获奖者的感觉了。

　　关于莫言“文学观”的争论，不是关于莫言的“文学”的争论。有人却竭力避开“文学观”，而往莫言的具体文学作品的争论。虽有必要，却是舍本求末。

　　如今，围绕在莫言“文学观”上的意见分歧，反映的是现实的社会矛盾。分歧越严重，争论越激烈，参与的人越多，矛盾就越显得尖锐，越具有普遍意义。

　　关于莫言“文学观”的争论，不仅仅涉及关于莫言的“文学”的争论。已经涉及到了执政党的一个基本理论。这是争论的意义。

　　据说，莫言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存在，足以证明阶级的存在，证明莫言是具有“阶级性”的人。人，决不会因为具有“阶级性”而就成为怪物。不知莫言以为然否，也不知道莫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如何“超越阶级”的。

　　作为共产党人，忘记了自己的阶级、阶级使命，忘记了自己代表谁，为谁服务，是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