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党亡国的不是美国，而是胁权主义

为什么说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

　　亡党亡国的不是美国，而是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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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可怕的政治毒瘤就是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最可怕的政治就是胁权主义的政治。

　　不能打倒胁权主义，最后必将埋葬中国共产党。

　　葬送中国共产党的，也只能是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只能是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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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胁权主义？胁权主义之本源，是一种官僚主义，是一种让包括老百姓、官员，甚至皇帝在内的被统治者和统治者担惊受怕、唯上是从的敲诈主义、胁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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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胁权主义之扩张，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胁权主义向官僚体系内部的扩张，第二个阶段是胁权主义依靠已经被完全腐化的官僚体系向官僚体系外部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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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胁权主义的背景，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唐垂拱二年（686）三月，武则天下令制造铜匦，置于洛阳宫城前，随时接纳臣下表疏。同时，大开告密之门，规定官民均可告密。凡属告密之人，国家都要供给驿站车马和饮食。甚至于农夫樵人，武则天也亲自接见。所告之事，如符合旨意，即破格升官。如所告非实，亦不问罪。同时，武则天又先后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等一大批酷吏，掌管制狱，使用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审讯被告人。告密之风日益兴起，被酷吏严刑拷打致死的人也日渐增多。奖励告密的同时任用酷吏的制度，令朝廷内外形成恐怖的政治气氛，让反对派惶惶不可终日，切实维护、巩固了武则天的个人权力。称帝次年，主要的目的已经达到，武则天便用两大酷吏之一的来俊臣杀了另一个酷吏周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又再杀来俊臣，结束了酷吏政治。在武则天的时代，反对武则天的，不管是群众，还是官员，都将通过官民举报加酷吏整治的方式予以消灭。官员们因而不敢反对武则天，群众也因此不敢。武则天通过这种权力运作方式实现了国家权力的个人独有化。武则天的时代，胁权主义不但达到了第一个阶段，也达到了第二个阶段。

　　清代大贪官和珅是怎么样当上户部尚书的呢？根本的缘故还在于他创立了议罪银的制度。和珅是乾隆年间官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头头，但凡官员犯错，一旦被检查出来，只要给他交纳了一笔银子，就可以免除处罚。皇上的金库因为这个卓越的制度而扭亏为盈，皇帝能不高兴？不但皇帝本人高兴，官员们也高兴。从此以后，大家放心的大胆的去捞吧！发现了，也就是给上贡而已。没有发现呢？也就归自己了。在这个制度的推动下，乾隆年间的中国社会形成一条为皇帝所默认的食物链：官员吃百姓，皇帝吃官员。在这个食物链里，老百姓苦不堪言，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百姓成为了官僚政治唯一的受害者。不清醒的老百姓看到当地官员的跋扈，老想着上访，想着告御状。但那又有什么用呢？从老百姓那里榨取的银子绝对不会回到老百姓的腰包，老百姓告倒的官员被调走，在另一个地方仍然被重用。议罪银制度的妙处在于：和珅所辖制的部门能在大家腐败的同时捞到一份最大的好处。只要是将赃款全部交纳给和珅所辖制的部门，腐败分子也就没事了。贪官们肆无忌惮的取财于民，而和珅，则大张旗鼓的取财于官。和珅所创立的议罪银的制度使得和珅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贪官。在和珅的时代，凡是腐败分子，都将进贡于和珅的部分作为为一个必要付出的腐败成本，他们统统受制于和珅于官僚体系内部运作的胁权主义。

　　在西方历史上，基督教会的胁权主义，非常有效的运用于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教皇的权力之所以能够凌驾于世俗统治者之上，所依靠的，就是胁权主义。

　　公元107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坚持要控制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所有主教的叙任权，并拒绝让得到教皇支持的米兰大主教就职，为此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生激烈冲突。格列高利七世于1076年2月22日对亨利四世处以破门律：开除、废黜和放逐亨利四世。按照破门律，被惩罚者不在一年之内获得教皇的宽恕，臣民也要对他解除效忠宣誓。在当时的情况下，除非亨利四世能重获教籍，他的皇位就将被颠覆。1077年，从1月25日到1月27日，正值严冬寒日，当冰雪覆盖大地，历经艰难困苦，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亨利四世，穿着地位卑微的僧人所穿的衣服，光头赤脚，来到教皇的城堡大门前，忍辱投降，恳求教皇赦免他的一切罪过。格列高利七世取消了破门律。这一冠名为“卡诺莎之行”的事实经过，成为欧洲历史上的著名历史事件。

　　欧洲帝王要是执意与教皇争权夺利，就要冒着被教皇开除教籍的危险。英王亨利八世王位巩固以后，为了王室利益，尤其是为扩大和巩固自身权力，重用改革派，通过一系列议会法案实行宗教改革，先后从教会勒取大笔罚金，截留给罗马教皇的年贡，取得制订教规和任命主教的全权，取代罗马教皇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把主教首年俸和什一税归为己有，解散所有修道院，将巨额土地财产收归王室。这些大逆不道的做法，引起了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愤怒和报复。1538年12月17日，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宣布开除“异端”亨利八世的教籍。

　　在严酷的基督教会统治时期，超过六百万女性因被怀疑与异教及巫术有关而被处决。欧洲老百姓不肯信奉正统基督教的，就可能要被烧死，死后也不能葬入公墓。宗教裁判所屠杀过数百万民众，没收过无数人的家庭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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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胁权主义之一种：来自于官僚体系外部并将官僚作为控制对象的胁权主义

　　浙江省瑞安市外号“阿太”的陈仕松，人称瑞安市“地下组织部长”，原不过是瑞安市莘塍镇中村的支部书记。此人故事可谓旷世奇闻。此人动用摄像设备，专事拿人阴私，借以敲诈，针对瞄准正职官员和实权部门官员。在执法岗位上，倒在陈手下的县级干部有20余人。利用手中握着的把柄，竟然凌驾于市委市政府之上，呼风唤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瑞安的原市委书记、市长、市人大副主任、副市长等，最后几乎被“一窝端”。而这些贪官，事实上首先是被“阿太”挖出来的。

　　据2003年８月１１日中央电视台报道，落魄的湖南商人莫某用假身份证办了３５个银行账户，化名“小妹”给官员们写信“借”钱：“大哥，那件事你不会忘记吧。现在我遇上了一点困难，求你借２０００元钱。如果你不借，那么别怪小妹无情了，我会写信给你的家人、同事和纪检部门及您的上级领导。大哥，你是一个聪明、有地位、有身份的好人，您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影响你的家庭和大好前途吧……”短短一年，“小妹”账户上居然收到６．２２万元汇款。

　　从2003年6月以来，无业人员杨英美以“黑手党中国总部”“黑手党龙哥”“中国了难公司总部龙哥”“中国卖命公司”名义，分别给辽宁、河南、上海、浙江、重庆等17个省、市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投寄了1万多封恐吓信，以伤害其身体、揭发其违法犯罪问题和艳事相威胁，共敲诈勒索了13万多元。仅在重庆，已查明的就有40多起。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8年7月下旬，河北蔚县发生一起严重矿难，10名记者接受260万元“封口费后”将时间瞒报。10名记者分别获刑。至少有4家中央级媒体的记者曾采访过矿难事件。步山西吕梁市临县兔坂镇农民马继文之后尘，判以“敲诈政府罪”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一副区长徐志钿，2009年因男女关系问题，被社会不法分子敲诈巨额财产得手后，又要追加并扬言如果不满足将在网络发布其丑闻照片。后经当地纪检部门对其进行停职调查，由金华市市委组织部提交婺城区人大常委会通过，免除徐志钿婺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

　　据2010年5月18日《楚天都市报》报道：一辆行至湖北境内的湖南小车内，装有50份不雅录像、照片的邮件。昨日记者获悉，赤壁交警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过程中，意外截获这些不雅资料。根据邮件内容看，大部分邮件是寄给湖南一些地方干部和企业老总的。

　　媒体报道的这些人、这些记者，依靠自身所掌握的官员阴私而敲诈官员，趁机获取权力，分享权力，居于其上，其所发扬的，正是胁权主义。不过这种胁权主义，是来自于官僚体系外部并将官僚作为控制对象的胁权主义。这样一种胁权主义，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的文字记载、媒体报道之中。至今美国的傀儡总统们、走狗总统们，以美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被刺杀者肯尼迪和林肯的悲惨经历为教训和警戒，忠实效忠于幕后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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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中国特色的胁权主义：最坏的胁权主义

　　一个国家实行私有制，就必定出现黑社会。私有制导致黑社会产生之必然性，正如私有制将一切政党黑社会化之必然性。胁权主义之扩张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将官僚体系进行一种实质上的黑社会化。

　　不再信奉共产主义后的官僚体系，不能再以理想主义目标、理想主义行动来约束、控制、运作整个官僚体系，而只能以小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配置权力来约束整个官僚体系。如何以利益来约束？一方面，按照级别进行标准化配置。官做的越大，专车就越高级，职务消费的标准也越高。待遇的高低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另一方面，明利显然不足，只能是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按照官职的大小，存在相应的潜在利益。潜在利益的大小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上层官员以剥夺下层官员利益、处罚下层官员为威胁，从而有效控制下层官员。

　　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体系是理想支配，不支持理想主义的就打倒；独权主义的官僚体系是权力支配，掌控随意生杀予夺之大权，不听话的就予以处罚；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则是威胁支配，人人都腐败，人人都有问题，也只有有问题、很腐败的，才予以重用，一旦不听话随时予以查处。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内之混世官僚，无不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唯上是从。

　　历史走到当今这一步，上层权力运用的方式，只适合于胁权主义。在官员们丧失理想的情况下，在理想已经被抛弃的情况下；在独权主义已经走不通，为历史所抛弃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利诱拉拢、威胁控制、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支配下级官僚。这是上层权力掌控者的堕落、疯狂和悲哀，更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无奈和悲哀。

　　自上而下的权力来源决定了官僚们趋利避害的行为倾向和在权力体系中的表现方式。官僚们倾向于对上唯上是从，对下则提拔重用那些唯上是从的官僚。有哪些官僚适合于提拔重用？作为上级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言，无能者、平庸者、腐败者是最好的选择，是最好的能够随心应手的控制住的对象。无能者、平庸者，有自知之明，清楚权力来源是自己所选择跟从的那个主子、服务的那个对象。腐败者，更是清楚权力来源是自己所选择跟从的那个主子、服务的那个对象，同时因自身之腐败而时刻畏惧于上级之合法伤害自身的能力。

　　三十年，就是一个从社会主义到胁权主义的可怕转变过程。

　　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利益联盟的胁权主义者们不害怕官僚体系内部的清算，唯一害怕的是来自官僚体系外部的清算。

　　胁权主义于官僚体系内部扩张之初始阶段，就是拉拢腐蚀领导干部；胁权主义于官僚体系内部扩张之发展阶段，就是提拔重用无能的干部、平庸的干部、腐败的干部，就是任人唯亲，呈现由上至下的扩散形态；胁权主义于官僚体系内部扩张之发达阶段，就是百官皆贪、损民利官、权力私有化、下属家奴化、贪渎者重罪轻判。胁权主义于官僚体系内部扩张之终极阶段，就是投靠国际金融资本，投靠国外主子，疯狂的出卖国家、出卖民族，损国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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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胁权主义之扩张的第一个阶段的必然结果是，将整个官僚体系推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成为在利益上对立于非官僚体系的广大群体的敌对面。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和群众革命，就是胁权主义之扩张的必然结果。

　　在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国家所创造出来的大部分财富都为权力掌握者获取。而国家一切财富的真正来源只能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人民。

　　在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国家彻底堕落为一个官官相护、官僚集团肆无忌惮渔利于民且以权力的大小为分赃依据的官僚主义国家。步步高升的官员，皆为大奸大恶之人。老百姓对官员内心里恨之入骨，但表面上却并不如此。老百姓对官员，想到的更多的，是如何巴结他们，如何利用彼此之间的关系获取一份多于其他老百姓的好处。虽然，内心里，老百姓都等着彻底清算的那么一天。然而，不等到大家都没得活路，大家都受苦，官员们是不会被清算的。

　　在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政治家们，都是些以政为商的人物。政治家，也就是商人，商人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物质利益和相关于物质利益的精神利益。再无所谓政治，而只存在商业，因为政治就是商业，政治完全可归属于商业一类。政治不过是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商业目的而已，完全可作为商业的一个分支来看待，好比商业的另一分支贸易，就是通过贸易途径来实现商业目的。

　　在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在级别等于待遇，帽子等于特权，特权等于功劳的情况下，整个官僚系统中，尸位素餐的越来越多，老油条也越来越多。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官僚体系，寄生于整个民族的内部，令整个民族活力尽失，一天天衰亡下去.....

　　表面世界里，领导与被领导的下属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但是在潜规则的世界里，不过是唯上是从的官僚集团；在表面世界里，被领导的下属是国家干部，即属于国家的国家的干部，但是在潜规则的世界里，不过是官僚意志的体现者，甚至不过是官僚的家奴，是所谓人民公仆的公仆而已。

　　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对立与分化造就了唯上是从的官僚政治结构。在这个官僚政治结构统治之下的市民社会，个人权利被无限压缩的同时，官僚欲望与实现欲望的能力却无限膨胀与扩张。没有强大的生存压力，民众绝不会反抗。民众从来不是被说服，而是被压服的。因为体现于个体民众的生存压力，一般不会同时出现于所有受压迫的民众身上，所以反抗总是此起彼伏的。体现于各种形式的反抗，开始见之于报道。当第一个人使用炸药炸死几十个儿童的时候，报道他是精神病人。当第一个人使用刀具杀死几个儿童的时候，报道他是精神病人。当多起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心知肚明，这不过是一种穷人绝望的体现，不过是一种个人所采取的反抗社会的极端形式而已。

　　胁权主义之扩张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有其必然性的。第二个阶段是胁权主义依靠已经被完全腐化的官僚体系向官僚体系外部的扩张，是整个官僚体系客观上已经居于民众利益的对立面以后，出于恐惧和贪婪而针对民众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性和控制性的措施。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难道群众也会腐败？也会因害怕违背上级意志而遭遇上级整治？不是群众也会腐败，而是群众会害怕违背官僚意志而遭遇官僚整治。比如，群众要告状，要上访，就送去精神病院，就让丫步山西吕梁市临县兔坂镇农民马继文之后尘被判以“敲诈政府罪”，就打丫，打断丫的腿，甚至让丫被自杀，让丫知道害怕而不敢告状、不敢上访。甚至，让群众吃某种食物，在食物内注入某种可怕病毒的发病装置，根据需要随时让病毒发作，令其死亡或生不如死。群众将因恐惧而被永久性的统治，直到统治的残酷性远远超越恐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