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广：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

李济广：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
 

一、以经济效益和某些效率指标判断公有制的效率是错误的

迄今为止，公有制非效率论最常见的根据就是国有企业以利润率为中心的效益指标不理想。这一根据最为显眼，但是也最为肤浅，因为效益不等于效率。有些国有企业利润少，也不能证明其效率低，因为：（1）工资水平高。2003年国有企业人均工资是私营企业的1.8倍。（2）冗员多。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远大于其利润总额。（3）保险福利比重大。国有企业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由单位缴纳的部分，占工资的40%。私营企业参加比例至今极小。如果将整个社会的福利负担在各种经济类型中进行平均分配，各项指标要低于国有经济。（4）税负重。国有企业只占工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但多年缴纳了70%的政府税收。（5）利息支出多。

进一步讲，即使某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是目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但由此引伸出公有制效率低下的结论，也是不科学的。（1）这些实证研究样本的选取往往集中在由于各种原因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制造业，将众所周知的国有企业高效益的部门排除掉。（2）国有企业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存在很多冗员，计算要素生产率指标不将冗员部分剔除进行调整，就会低估国有企业的生产率。（3）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是将企业效率变化中不能被要素贡献所解释的部分视为企业的生产效率。这样，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王小文认为，经济效率取决于三大因素：充分的市场竞争、清晰的产权制度、一个高效率运作的政府。一些中外经济学家证明经济效率不是来自产权，而是依赖于市场竞争机制。因此，即使一些公有制企业目前存在低效率现象，其原因也不能仅仅归结为所有权。

二、国有企业效益和效率方面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1、社会负担重。李培林、张翼认为，国有工业企业在生产率有所提高的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效益指标却在恶化，长期以来过高的社会成本是主要原因。林毅夫等认为，国有企业是在资金稀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的重工业而形成的，进入市场经济后不具有自生能力。他们2004年的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了他们长期认为的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而非所有制是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主要原因。

2、体制未理顺。目前的公有制企业是公有制在不利环境下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方面存在影响效率的诸多弊端。

3、改革失误。左大培认为，20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这是一些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4、政府作用不力。刘磊等通过对300家国有企业调研数据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国有产权外部治理的残缺是国有企业治理失效的原因。

三、公有制企业具有较高的微观效率

事实上，在以上诸多不利情况下，公有制企业微观效率是高于非公有制企业的。

李培林、张翼通过对全国508个样本企业的调查，对1995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具体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1）国家控股企业总资产报酬率大大高于其他各类企业（国有2.05%，集体3.40%，民营3.46%，国有股份制11.36%，中外合资合作4.72%，其他5.50%）。另外，盈利型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比样本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要好一些。只是在县属企业里，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才低于私有企业，但却又高于集体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2）就资本收益（净利润）率而言（国有62.93%，集体3.17%，民营10.47%，国有股份制21.40%，中外合资合作3.27%，其他缺），盈利型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在总体上要优于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而亏损型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却大大低于非国有企业。这说明，国有企业资本收益率小于非国有企业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亏损国有企业拉了盈利型国有企业的后腿。当国有企业盈利时，其获利能力还是较为可观的，尤其是当国有企业的隶属层次较高的时候，其获利能力就更高。（3）就社会贡献率而言，国有企业远远大于非国有企业（国有1053%，集体644%，私有359%，国有股份制缺，中外合资合作50%，其他501%）。而在前述各项指标看来经济效益高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在社会贡献率上仅为50%。
下列数据说明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是很强的。（1）根据唐有东研究，美国非金融公司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平均利润率多数年份在5～7%之间徘徊。而2004年我国国企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9.6%。（2）据美国《幸福》杂志的材料，1997年（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的一年）世界500强企业利润总额是总资产的1.32%。而2000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是总资产的2.87%。我国重点企业2001年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高于世界500强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按汇率计）2002年中国500强平均资产规模是世界500强的6.46%，而利润是12.06%；人均资产是世界500强的.57%，而人均利润是29.62%。（3）2003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0.50%、6.25%、73045元，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为10.09%、7.25%、87095元。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披露，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又能死亡10万多家，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85%在10年内死亡，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姚洋等证实：在样本中表现相对较好的企业往往率先实施改制；的确存在“靓女先嫁”效应，政府早年倾向于改制优质国有企业。这说明，相当一部分企业出售不是因为效率低，而是受了私有化思潮的误导。

近几年国有企业利润大幅提升，有人又提出国有企业利润大多来源于垄断。其实，国有企业既不能规定垄断价格，也不能独占和瓜分市场，至于“垄断竞争”意义上的垄断和寡头垄断，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连个体户也不例外。

四、国有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宏观效率上

例如作为过渡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器”的国有企业，是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反应最为积极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投资周期对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存在反向调节或遏制的作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和财政支持与非国有企业的扩张也是不一致的；国有企业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扮演着推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角色。

睢国余等《中国国有经济效益分析》一书论证了国有经济宏观效益论。（1）关于国有企业上缴利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的税负（各类企业向财政提供的收入与该类型经济的年生产总值之比）在1986年以后一直高于其他经济成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的负担维持在非国有经济的2－4倍。（2）关于企业的分配功能和对宏观需求的影响。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造成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由于其所有制性质，一向具有职工收入最大化的倾向，从1985年—1999年，国有企业工资的增长大都快于产值的增长。这种倾向使得企业可以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制约者。此外，国有企业对行业间差距的扩大也有一定抵消作用。（3）关于社会保障对总需求的影响。国有企业存在的过度就业，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保险”，它对维护改革的稳定环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五、公有制国家的经济效率高于私有制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既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也超过发达国家。根据经合组织首席专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提供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50多年，尽管历经曲折，相当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增长速度的2.26倍。改革开放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相当于同期世界年均经济增长率的3.13倍。按照经合组织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将达到20%，而美国则为19.7%。这一比较分析，证实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崛起的规律性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另据联合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至1985年为6%；私有制国家1960年至1970年为5%，1970年为3.6%，1975年至1985年为4.7%。经合组织成员国20世纪80年代为2.6%。1952至1998年，我国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3.4%。1949至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按同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4.2%，而世界平均是4.l%。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的改革开放的头20年，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

六、公有制经济为什么具有高效率

较强的有效需求和较高的宏观效率是公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原因。公有制经济中职工收入比重较大和共同富裕的要求可以使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大大提高；在公有制条件下，国家对企业贡献的追求是增加值和就业最大化而不是纯利润最大化，企业有较强的投资需求。公有制高效率的原因还在于：公有产权可以实现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统一；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计划效率与市场效率的统一；人的效率与物的效率的统一。公有制特别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

苏东剧变使一些人对公有制发生怀疑。但许多学者指出，苏东剧变绝不是生产力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还指出，到20世纪末前苏联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多数统治精英抛弃前苏联制度，是因为自己的特权远不及资本主义制度中资产阶级拥有的特权；自己的职位不能传给下一代。另外，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还发现一个关键团伙，简单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