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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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内市场的扩大
鸦片战争后，我国国内市场逐步扩大。其扩大的程度还难作精确计算。作者在《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中，曾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国内商品流通总额约为三点九亿银两，合五点五亿元，其中长距离贩运贸易约占百分之二十，即一点一亿元左右。我们一向把长距离贩运贸易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在近代中国，有三种数字可反映这种贸易。一是厘金数，按平衡税率可还元为商品额。但厘金税率颇不统一，常重复征收，亦不少偷漏，且延续时间不长。二为海关的出口统计。出口货主要是农副业的加工产品，大都经过由农村到口岸的国内运输。该项统计比较整，但只能代表出口部分。三是海关的“土产国内贸易统计”，也比较完整。但其数字限于轮船运载的国产品(一度包括民船)，而由铁路、公路运载者不入海关记录。其数也不包括进口货的国内运销。因此，这三项统计都不能作为数量根据，但可从其变化看出国内流通增长的趋势。兹将这三项统计作成指数，制成图Ⅰ。图列是长期趋势，一般用五年平均数计算，以避免偶然性因素。
从图Ⅰ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市场的发展还是很慢的；九十年代开始显著；而迅速扩大是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三十年代。这里有价格因素，尤其是1900年到1936年间物价上升一半以上。不过，作为长期趋势，我们不必逐年修正。三项指数趋势基本一致，其中又当以海关的土产国内贸易统计较有代表性。
海关的土产贸易统计是埠际贸易，但未列出和埠间流转数字，不知商品走向。这方面唯一完整的资料是韩启桐同志根据海关原始货运单精心编制的《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1951年版)。本文多处采用其1936年数字(1937年以后受战时地区缩小影响已不足据)。据该统计，1936年四十个关(不包括东北)的输出总值(指输往国内各关者，故等于各关输入总值)为十一亿八千四百七十余万元。惟比数亦只限于轮船运载之贸易。铁路、公路、木帆船的货运量无统计，在三十年代，一般不到轮船载运量的三倍。姑以三倍计，粗估1936年的全部埠际贸易额约达四十七亿点三元，比之鸦片战争前的长距离贸易约增长四十三倍。
作者在前文中曾提到，从明后期到清中叶的三百年间，长距离贩运贸易以粮食为例约增长三倍。鸦片战争后不到百年，埠际贸易好增长四十余倍。但和过去不同，这种增长并非中国本身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中国门户，依靠其特权，对中国进行商品侵略和不等价交换所引起的，只是在二十世纪以后，国内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才成为市场扩大的重要因素。从图Ⅰ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出口贸易一直支配着国内贸易，二十世纪以后，两曲线走势才略有差异，但仍是形影相随。至于进口商品，有一部分是在口岸消费，但如洋纱、洋布、煤油、鸦片等，也都进入埠际贸易，并且正是由它们作开路先锋，打进内地市场的。在十九世纪，仅这四项即占进口净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只因图Ⅰ的国内贸易曲线不包括洋货，无由表现其支配地位。1936年，进口净值九点四亿元，出口净值七亿元，合计占上估全部埠际贸易额四十七点三亿元的百分之三十五。但这是因为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猛跌，超过国内贸易下降幅度。若在二十年代，进出口净值平均年在二十五亿元以上，而1929-1931年，平均达三十余亿元，其支配国内流通，至少当在一半以上了。
鸦片战争后，我国国内市场虽然扩大较快，但以我国国土广袤、人口人多而言，其实是不大的。1936年的埠际贸易，以统计所示十一点八亿元计，只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点一，占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点六；即以粗估的全部埠际贸易额四十七点三亿元计，亦不过分别占分百之十六点三和十八点六。[1]①这就看出国内市场的狭小了。中国还远非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在沿海一带出现了几个商业十分繁荣的通商大埠；另一方面，内地和边疆省分仍然保持着封建城市，而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埠际贸易的发展，也曾使某些地方小市场成为大宗商品的集散地。但整个说来，集市贸易仍是以农民之间的余缺调剂为主，具有补充自然经济的性质。
1936年的埠际贸易统计，包括华北、华中、华南四十个关，但其输入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输出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二，是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四埠。就是说，参加埠际贸易的商品，一半以上是在四个沿海大商埠间流转。上海一地，独占输入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三，输出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一。内地各关，除中转城市汉口占有输入总额的百分之十点一、输出总额的百分之十六点七外，余均不足道；而西南九个关，合计只占输入总额的百分之四点二，输出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西北市场更为狭小，因无海关，在上述统计中未能反映出来。这种贸易的偏在，是市场殖民地性的表现之一。
二 市场的商品结构
在封建社会，市场上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以农产品为主。作者曾估计，鸦片战争前国内商品流通额中，粮食居第一位，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居第二位，占百分之二十四；以下依次为盐、茶、丝织品等。鸦片战争后，逐渐发生变化。到1936年，在埠际贸易统计中，占第一、第二位都已是工来品，粮食退居第四位，盐、丝更在二十位以下了。兹将其前二十倍商品流通额和商品值列如表一，这二十种商品已占埠际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仍然是限于轮船运载的部分，但工业品更适于铁运输，故加入铁路、公路贸易后，总的趋势不会有多大改变。
市场源于分工。工业(包括手工业)逐一从农业中分离出出，是市场扩大的根本因素。清中叶市场上最大量的交换已是粮食和棉布的交换，但是，当时棉布的生产并未从农来中分离出来，而是农民家庭手织的。到1936年，表一所列第一位商品棉布，已基本上都是机制布(土布仅四万公担，价值占不到百分之三，亦不少是工场手工业或包买商式的生产)。占第二位的棉纱，全部是机制品。加上前八位的纸烟、面粉、煤，恰好占表一所列商品值的一半。若就全部埠际贸易流通额论，工业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业品占百分之四十二，而农产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市场商品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因为变化太快了，与我国生产状况不适应；仔细观察一下，就会看出它是一种不合理的、畸形的市场结构。
表一 埠际贸易商品１９３６年
位次|商品|商品量（公担）|商品值（万元）|价值百分比（％）
１|棉布|1，322，251|19，164．4|16．2
２|棉纱|1，250，329|12，804．6|10．8
３|桐油|946，267|9，170．0|7．8
４|粮食|8，586，584|8，048．8|6．8
５|纸烟|308，822|6，812．8|5．6
６|棉花|917，960|6，543．4|5．5
７|面粉|4，402，162|4，704．8|4．0
８|煤|4，703，918|4，162．2|3．5
９|茶叶|517，442|4，076．9|3．4
１０|糖|1，898，640|3，816．9|3．2
１１|芋叶|630，385|3，030．6|2．6
１２|花生仁|1，584，271|2，574．8|2．2
１３|果实|——|1，763．4|5
１４|纸|——|1，463．8|2
１５|猪鬃|24，387|1，385．5|2
１６|苎麻|300，424|1，230．0|0
１７|药材|——|1，212．4|0
１８|黄豆|1，365，966|1，181．5|9
１９|豆饼|1，577，164|1，087．3|8
２０|盐|1，372，633|884，6|————
——|——|——|————|80.2
——|合计|——|95,100.7|100.0
——|贸易总额|——|118,470.0|——
直到三十年代，我国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工来十分落后。据前述1933年的统计，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五，而近代工业只占百分之九点五，手工业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埠际贸易中，工业品竟占到百分之三十四，主要因为工业品市场原是帝国主义商品所开拓的。到1936年国内出厂的棉布中，外商厂(主要是日本厂)占百分之六十九点八；棉纱中，外商厂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九。棉纱上华商厂虽占优势，但所产以粗纱为主，所能完全控制之市场亦只占全销量的百分之二十。[2]①第五位之纸烟市场，几乎全被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垄断。第八位之煤，有一半左右为外商煤矿产品，英商开滦独占百分之三十五。有些商品如煤油、染料、钢铁、机器，则全部或大部为进口品。贸易中工业品比重高，此为主要原因，另外还有价格因素，下文详论。
我国手工业产值为近工业的二点五倍，手工业品在汉通中自应占重要地位。但这是包括农家自给性手工业而言，其在埠际贸易中竟超过农产品占百分之四十二的最大比重，却出人意料。其实，原因亦在于市场的殖民地性。这时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桐油、蛋品、茶、钨、猪鬃等，它们连同土丝、编织品、刺绣等，都是农副产品经手工加工或手工生产的，它们大都经过埠际运销集中到上海等口岸。这样，手工业品在埠际贸易中的比重就显得特别高。
我国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农产品在埠际贸易中只占百分之二十四，尤其粮食只占百货发之六点八，这是值得深思的。在讨论明清市场时，我们曾指同粮食贸易的重要性。那时，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租赋)与粮食相交换，因此，农村能运出多少粮食成为市场量的一个界限，而食的商品率是直接反映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况有所变化，但未根本改变，终极产品的最大市场仍是农村。三十年代一些调查，粮食的商品率常达百分之五十左右，看来是个虚假现象。它是包括了农民之间在地方小市场上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也包括了农民为缴租纳税被迫出卖、而日后仍需返销的口粮。这些粮食实际并未参加流通来换取工业品，自然也不反映地埠际贸易中。表一粮食比重甚小，看来倒是个真实信息，它反映粮食的商品率仍低，农村还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作者曾估计，清中叶粮食的长距离运销连同漕粮达五十四亿斤，表一所示1936年埠际流通则连同机制面粉不过二十六亿斤，加上铁路、木帆船运输也不会太多。事实上，清代最大量的粮食长途贩运，如东北麦豆运上海、四川米运汉口，这时都已停止，湘米运江浙也削减了三分之二。作者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约为百分之十，1895年约为百分之十六，1920年约为百分之二十二，1936年约不足百分之三十。
国内市场的这种商品结构决定了它们的主要流向：工业品由沿海通商都市流向内地；农产品和农副业加工品由内地流向沿海通商都市。由于这种商品流向和下文要谈到的价格结构，就产生了一种突出的现象：象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入超一样，内地在对通市都市的贸易中，也是长期入超。这可以四川省为例。四川自1891年设立海关以来，直到1935年，海关记录的对外省贸易一直是增长的。但是年年都是入超，入超额且不断扩大，其情况如表二。表所列是轮船运载的商品，但川省时无铁路，故已足代表。
表二 四川省进出口贸易
单位：万关两
年份|进口洋货|进口土货|进口总值|出口总值|入超
1891|137.1|9.4|146.5|139.0|7.5
1900|1,291.8|454.2|1,746.0|699.4|1,046.6
1905|1,155.8|500.8|1,656.6|1,117.2|539.4
1910|1,254.7|427.1|1,681.8|1,549.4|132.4
1915|910.3|977.3|1,887.6|1,694.4|193.2
1920|939.2|1,615.6|2,554.8|1,433.8|1,121.0
1925|1,352.1|3,757.0|5,109.1|3,285.7|1,823.4
1930|1,469.9|4,560.0|6,029.9|4,637.7|1392.2
1935|131.9*|3,466.8|3,598.7|2,361.6|1,237.1
*改变统计方法，不包括其他口岸转入之洋货。资料来源：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进出口贸易统计》。
四川进口以棉布、棉纱、纸烟、煤油为主，前二十位进口商品几乎都是机制工业品。早期主要是洋货，民国以来逐渐以国产为主，成为上海一带民族工业的重要市场。其输出则以生丝、药材、猪鬃为主，三十年代桐油渐跃居首位，都是农产品或农副业加工产品。这种贸易结构也就是该省长期入超的原因：处于封建生产方式下的农副业生产，应付不了资本主义工业品的输入。西南几省都是同样情况。据前述1936年埠际贸易统计，云南省入超一千二百余万元，广西省入超一千五百余万元。西北各省无统计，情况大约也是这样。在四川、云南，主要是走私运出鸦片来抵付它们的贸易赤字，无此条件者，则只有减少输入。这是限制国内市场扩大的重要因素。
埠际流通的商品并不都以城市为终点。表一所列工业品到达内地城市，大部分还要分运下乡；而农产品则要从农村运来，这样，内地与沿海之间贸易的状况就在城乡之间重演起来，即农村运出的农产品不足以抵付城市工业品的输入。这种情况，又因农村赋税加重、城居地主日多和农村商业高利贷的活跃而加剧；因为，如我们在前文所说，这三项(赋税、引入城市的地租和利润、利息)都是农村的单向输出，即农村每年要运出等值的农产品，而没有回头货之交换。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到三十年代，在最富庶的江南农村，也出现了农村大量入超、农村对城市负债、农村金融枯竭和经济破产的情况。这也是三十年代市场危机的国内根源。
三 价格结构
鸦片战争前，国内市场是封建性市场，市场上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一方所需要的另一方的产品，多半是他自己也能生产、至少是知道怎样生产的东西。所以，尽管双方都受商人、官吏的剥削以至欺骗，总的说来，仍是等价交换。如最大量的长江贸易，主要是川、湘的米粮换取江、浙的布、茶、丝，双方基本上是等价的。鸦片战争后，由国际贸易引起的扩大了的国内市场，情况就不同了，不等价交换变成主要内容。要考察这种情况，还需要从进出口贸易谈起。
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一种殖民地型的贸易，本身就是不等价交换。所谓不等价交换，是指一方把价格提到商品价值以上，或对另一方使其价格压到商品价值以下，或两者都有。但商品价值的绝对量(它所包括的劳动量)是很难直接比较的，而是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因而一般也是从双方价格的相对变动中，来观察其不等价交换的趋势。这在国际贸易上，就是进出口价格剪刀差。现将我国进出口物价指数摘要列如表三。其中进出口比价，即表之最后一栏，并见图ⅡA。
表三 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
时期|进口物价指数|出口物价指数|进口物价指数/出口物价指数%
1913=100
1901-1905|82.0|84.9|96.6
1906-1910|90.1|92.9|97.0
1911-1915|104.8|98.7|114.0
1916-1920|145.3|112.5|129.2
1921-1925|132.3|133.1|114.6
1926-1930|160.9|158.6|101.5
1926=100
1926|100.0|100.0|100.0
1927|107.3|106.1|101.1
1928|102.6|104.5|98.2
1929|107.7|105.2|102.4
1930|126.7|108.3|117.0
1931|150.2|107.5|139.7
1932|140.2|90.4|155.1
1933|132.3|82.0|161.4
1934|132.1|71.7|184.2
1935|128.4|77.6|165.5
1936|141.7|96.1|147.5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南开指数年刊》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７年。
进出口价格的剪刀差在十九世纪后期已经出现，其情况比较特殊，下面将结合国内物价一起谈。二十世纪起，进口价格猛升，到1920年只上升百分之三十五。这样，二十年间剪刀差扩大了百分之三十二。这以后几年，出口价格上升较快，剪刀差有所缩小。但为期不长，1926年以后即出现进口价格上升超过出口价格的趋势。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危机，这一趋势加深。1931以后进出口价格都下跌，而出口下跌幅度远大于进口。到1936年，进口价格仍比1926年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一点七，而出口价格则被压低百分三点九。这段期间，剪刀差最大时扩大到百分之八十四点二；就是说，以前用一吨出口品所能换来的进口货，现在要用近两吨来换取了。
这种进出口价格剪刀差，首先破坏了中国国内市场价格的主动权，随即造成国内市场上工农业产品的差价，形成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价格结构。
西方工业品最初进入中国时，受到中国手工业品的强烈抵制，并无多大市场，对国内价格水平也没什么影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西方纺织业技术革新，首先是棉纱，继而棉布，成本降低。兼以轮船大兴，苏伊士运河开通，运费减轻。同时，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获得一系列新的特权，尤其是内河通商权。这样，七十年代，进口货价格大幅度下降，中国手工业失掉抵抗力，也失掉价格主动权。其后，中国近代工业虽有发展，但十分薄弱，并且主要是进口替代型的，因而工业品价格一直受进口货支配。其中最有发展的棉纺织业，又以日本在华纱厂比较先进，它们也就在市场上取得价格决定权。中国近代工业常要依赖进口设备、器材以至某些原料，所以即使没有该项进口商品，其价格也多少受进口价格水平支配。
农产品的价格原是由国内决定的。七十年代以前，国际市场上的茶、丝价格，也常是以中国的年成丰欠为转移。但这以后，由于有国外生产者的竞争，并由于外国巨大商业资本的操纵，同口产品大幅度降价。[3]①许多农产品在国外已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内始终还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小农生产，加上帝国主义者的操纵，就使得国内价格水平决定于国际市场。例如茶价决定于伦敦，丝价决定法国里昂(后为巴黎)，桐油价决定于纽约，而与中国农民的生产成本和年成丰歉无关，封建制度下的小生产者只是在一个既定的价格水平下从事劳动。即使是内销的农产品，也常是这样。如运往上海的棉花，主要是供当地纱厂使用。1931年我国棉花比上年减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棉价本应大涨，但这年纽约棉价实比上年猛跌百分之三十七，因而上海棉价只上升百分之九。1932年，纽约棉价再落。这时不仅上海等地棉价被压低，内地如使用陕西棉花的汉口裕华纱厂，在其董事会的报告中也说：陕棉欠收，“幸喜美埃棉花均告丰产”，因而棉价转低。卫辉华新纱厂是使用河南棉花，也急电它的采购庄：“据悉纽约行情下落，速停收购”，以待跌价。小麦是供国内面粉厂使用，并无出口，但其价格是以芝加哥小麦交易所的行情为转移。由于美国小麦过剩，由汉口运上海的国产小麦，由1930年的每担五点三三元跌至1932年的四点零三元和1934年的三点二七元，跌落近百分之四十，尽管这时是国内欠收，麦价理应上涨的。还有大米的价格，情况更为特殊，下文专谈。
价格决定权的丧失，使得国内市场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失调，形成类似剪刀差式的比价。其长期性变化，分阶段列如图ⅡB.C.D。[4]j
从图ⅡB可见，七十年代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水平都是下降的，其工业品价格下降较农产品为速。这是受银价提高和进口工业品因技革改革价格下降的作用。尽管这时出口价格的下降已在一些年份超过进口价格的下降，就是说，已经有了进出口价格剪刀差，[5]①但对国内市场价格还作用不大。八十和九十年代，国内物价曲折上升，工业品与农产品上升的趋势大体相符，因而图略；但这时我国已失去出口价格的主动权，反映在进出口比价上，由优势转为劣势(图ⅡA)。
进入二十世纪，进出口比价的劣势每况愈下。并因进出口额猛增，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加剧。不过在1905-1912年期间，工业品价格是下降趋势，工农业产品差价并不显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业品价格猛升，农产品价格远为落后，差价遂猛烈扩大(图ⅡC)。这时也正是中国资本家的所谓“黄金时代”。战后几年，趋势有所回转。但自1925年以后，即出现农产品跌价现象，到三十年代，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作用，国内农产品的跌价又远较工业品的跌价为速且甚(图ⅡD)，农民受到空前打击。抗日战争以后，物价直线上升(不再图示)，而工农业产品的价差继续扩大。如1937年到1943年，上海粮食和农产品价格上升九十四倍，而制造品价格上升一百八十二倍；同时期，重庆食品价格上升九十八倍，而衣著价格上升二百二十二倍。[6]②
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各有多种因素，但这种长期的价格差则反映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成为国内不等价交换的基础。棉花和小麦主要是供应国内纺织厂和面粉厂用的，为具体观察这种不等价交换，将它们和棉布、面粉价格的变动情况一并列入表四。
表四 棉布、棉花、面粉、小麦价格（单位：元）
年份|天津布价１４磅粗布匹|天津棉价西河花每担|上海面粉价绿兵船粉每袋|上海小表价汉口货每担
1913|7.32|25.76|2.09|3.80
1914|7.56|19.91|2.08|4.18
1915|7.93|20.34|2.52|4.59
1916|7.68|21.04|2.37|3.46
1917|8.56|30.54|2.43|3.88
1918|11.72|35.17|2.45|3.84
1919|12.52|33.70|2.20|3.19
1920|12.37|36.04|2.75|3.50
1921|10.76|35.54|2.95|3.98
1922|10.27|36.20|2.81|4.24
1923|10.74|49.36|2.93|4.37
1924|10.60|57.26|2.58|3.90
1925|10.78|50.18|3.17|4.77
1926|9.66|43.35|3.24|5.11
1927|9.47|45.99|3.22|5.04
1928|10.16|45.05|3.06|4.69
1929|10.60|48.09|3.15|4.85
1930|10.34|46.70|3.43|5.33
1931|11.26|48.03|2.96|4.28
1932|——|——|2.77|4.03
1933|——|——|2.40|3.38
1934|——|——|2.24|3.27
1935|——|——|2.55|3.82
1936|——|——|3.37|4.97
资料来源：方显庭：《中国之棉纺织业》，１９３４年版第８３、１２７页。上海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１９６２年版第６２０页。
表四所示，布和棉的比价，长期看来变动不大。但分期来看，1913-1920年间布、棉价格都是上升趋势，而布价上升远大于棉价。天津粗布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七十，而棉价仅上升百分之四十。以后四年棉价的上升超过了布价。但1925年后，布、棉价格都下降，到1930年布价下降百分之四，而棉价下降百分之七。1931年后没有天津统计；据上海材料，1931-1935年，布价下降百分之十三，而棉价下降百分之十五。在较长时期内，都是棉农吃亏。
1913-1920年，上海面粉价格上升百分之三十一，而小麦价格反而下降百分之八，若比1915年下降达降达百分之二十三。1914年上海每担小麦可换面粉二袋，到1920年只能换一点二袋。1921-1930年，粉、麦价格都上升趋势，麦价上升幅度大于粉价，这是因为这期间洋粉、麦价格都下跌，到1934年粉价跌落百分之三十五，而麦价跌落近百分之四十。麦价猛跌之际，也正是我国内出现特大欠收，农民陷于破产之时。
上述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是以上海等大城市的批发价格为准。农民当然不会到上海来整批地出卖农产品和购买工业品，他们是在农村市场上按当地商贩的收购价和零售价来卖或买的。农村市场的这种价格差又要比城市市场大得多。这是因为：
（1）工业品的价格水平是在通商都市决定的，要经过批发、中转、零售许多环节销往内地和农村，每个环节都要加上商业利润、利息、捐税等，所以，它们是逐级加价的。
（2）农产品是由农村和内地流往通商都市，它们往往要比工业品经过更多的中是环节。但是，它们的价格水平(基准价)也是由通商都市这一头决定的，因而在流通中，它们是按已定的价格水平逐级压价，以充商业利润、利息、捐税的。
在逐级加价和压价中，进一步扩大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差，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以上，就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场的价格结构。
四 机制工业品的流通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7]①这话是了解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场的一把钥匙。这里我把货币流通略去，仅考察商业剥削网，实际也涉及借贷资本――因为国际贸易全部是利用银行信用，国内流通也利用放款、期票、汇兑和押汇。
下面分(1)机制工来品，(2)出口农产加工品，(3)农产工业原料，(4)国内消费的农产品四项，各以一、二种主要商品为代表，来具体考察它们的流通过程。
机制工业品的流通，可以棉布和纱为代表。据上述埠际贸易统计，1936年国内流通的棉布共一百二十八万一千余公担(土布四万余公担除外。又指轮船运输者，下同)。其中上海运出九十六万八千余公担，青岛运出二十万六千余公担，两埠共占流通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三。上海布(包括进口洋布)分走二十三个商埠，而一半以上是销汉口、重庆、广州、天津。青岛布运销八个商埠，而百分之九十以上输天津、上海。天津为运进棉布最多之埠，计二十三万七千余公担，运出则只三万公担，但运出亦多，故属中转性质。其主要流通路线制为图Ⅲ，但改以价值计，以便比较。
1936年埠际流通棉纱共一百二十五万公担，其中上海运出九十六万余公担，青岛运出十万四千公担，两埠占全部流通量的百分之八十五。汉口亦运出八万余公担，但运入有八万七千公担，属中转性质。天津运入十八万六千公担，而运出甚少，可能是走铁路之故。上海棉纱直接运往三十一个关埠，广州、重庆、天津以下，蒙自居第四，位此外，梧州、宁波、沙市亦颇多种棉纱运出。总之，棉纱的走向与棉布相仿，但因为广大农民织土布所需，其运销范围又较棉布为广。主要路线亦制入图Ⅲ。
工业品由通商都市流往内地，一般要经过产地批发字号、地区之间的客帮、销地批发商和零售商四个基本环节，每经过一个环节都要加一次价。在通商都市这一头，又有经纪人、跑街、交易所等中间买卖；在内地这一头，有本街批发、二道贩等中间买卖，主要收取佣金。另打包、运输、仓储、码头、报关等组织，收取费用。银行、钱庄等从事流通中的借贷、押汇、汇兑，收取利息。现以棉布为例，说明其流转环节和流通中的剥削情况。
如是进口棉布，是以洋行向国外定货的起岸价格为基准，国外部分的利润和运费已包括在起岸价格之中。洋行在这个价格上加费用、利润，连同进口税共约百分之十五左右，再加上百分之一的买办佣金，卖给上海的原件批发字号。如是国内生产的棉布，工厂直接卖给原件批发字号，工厂的出厂价格中常有折让，即工业资本家将剩余价值让渡给商人的部分，所以不可计加价。这种出厂价，常与进口棉布价格维持一定的均衡。
上海原件批发字号将棉布卖给客帮，例如四川帮。这种批发交易额大，成交快，所以毛利率较低，一般加百分之一，最多百分之五；经过经纪人、跑街者，另付佣金。四川帮把棉布装船运重庆，枯水时须由宜昌转口，连同运费，约加百分之十至十五的毛利，卖给重庆的匹头行或大的零售商。本地门市出售，一般要加百分之二十的毛利。如再运往别埠，再依次加价。如1937年进口的细布，从上海运销重庆、桂林、贵阳。上海批发价每匹十一元，重庆市价十五元，计加价百分之三十六；桂林市价十六元，计加价百分之四二五点四；贵阳市价十九元，计加价百分之七十二点七。
这种加价中包括借贷资本的利息。上海原价批发字号的营运资金通常有百分之七十是借款，其中有商业信用，但大部分是银行、钱庄的放款，利息约八、九厘。如同丰棉布批发字号，1933-1936年支付利息共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二元，同时期该号净利为六万一千零九十八元，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分割的比例约为四比六。客帮也大量利用银行贷款或押汇，其利息率较高。从上海到重庆，以二个月、月息一分二厘计，利息支出相等于上海批价格的百分之二点六。货到重庆后，匹头行常是给客商四个月的期票，即货价中约加百分之五的利息。可见，加价中借贷资本贫取的部分是很大的，有时与商业资本的利润相等。
这种加价中还包括税捐。棉布税因主要包括在出厂价格内，流通过程中表现不大，这是受洋布进口帝国主义特权的作用。但额外勒索常属不免，如从上海运往昆明，则除需纳百分之一的转口税外，还需纳云南军阀政府的两道货物税及各种杂费，每匹棉布要加价百分之八十左右。
这种加价中除去借贷资本分取的利息和税捐外，再减除营业费用，即商业资本的净利。所谓营业费用，大体可分三类：
（1）商品包装、运输、仓储等费用。这是生产性的费用，能增加商品的价值，但所占比重不大。棉布从上海到重庆的运费约合上海批发价的百分之三，连同上下码头、保险等费用约合百分之五。
（2）商业店员的工资。这是流通所必需的。但批发商的店员很少，如上述同丰字号，每年工资支出只三千余元，占不到费用支出的百分之十。零售商店员较多，不过内地城市零售店规模大者不多，且批零兼营，其批往农村，则多属小商贩，很少店员。
（3）纯粹流通费用。包括广告、报关、账务、通信等费用，学有资本家的应酬、行贿等支出也都计入费用。这部分实际占营业费用的最大部分。但这部分常会转化为其他资本家或剥削者的收益，实际是分取加价剥削的一种形式。
从上述棉布事例看，除进口货上外国资本家所获利润外，其由上海到内地的流通中，大体要加价百分之五十左右。这种加价中，必需的营业费用大约不超过百分之十，其余部分，不管是什么人分取而去，都是对消费者的剥削。这里，还没有包括从内地城市到农村的流通过程。就棉布说，这部分流通中的加价不是太大，因为农村零售商的毛利不比城市零售商大。但在边远省份，要加入小城市的中间周转，也受运输力的限制，就会加价较多。
但是，农村市场还有另一种剥削，即赊销、换货等方式的剥削。农民十分贫困，农来生产季节性又强，平时他们手中没有什么现钱，购买工业品，常是向商人赊购，秋后结账，或是用农产品来换购。赊销的价格远高于市价，并常加利息。1931年的一个调查，东北农地要货店赊销棉布、煤油等日用品价格，一般比市价要高出百分之三十，通例每年阴历五、八、腊月结算，届时不能清偿，再加三分利息。1934年，甘肃武威县商人赊卖棉花，先照市价加价三分之一，再按每月三分行息，并言明田熟时还麦，不论到时收成如何，都须照交。同年广西商人向农家赊销日用品，规定秋后用谷偿付，秋收时谷价正低，约比赊销时降百分之四十，商人收购又按市价压低一、二角。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农村市场不发达，商业不活跃，以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来对付资本主义工业品，总是要吃大亏的。
五 出口农产加工品的流通
出口品的流通，可以茶和丝为代表。
据上述埠际贸易统计，1936年埠际流通的红茶有九万四千公担，绿茶二十二万五千公担，连同其他茶共五十一万七千余公担。红茶的的最大运出口岸为汉口，其茶主要来自本省，运出四万八千公担，几乎全部销上海。福建红茶主销本省，运出不足十分之一。红茶受国际市场压价作用，1931-1935的出口价跌落近百分之四十五，上海市价亦跌落百分之三十八，以至出口外洋者不过六、七万公担。绿茶主销国内，跌价幅度略小。主要运出口岸为杭州、宁波、汉口，绝大部分运往上海，上海共运进绿茶十七万四千公担，除出口外洋七万余公担外，基本上是由本地消费了。毛茶之主要消费地为福建，但多由上海转运而来；上海并运毛茶到东北。其他较低级的茶主要销北方，由福州运天津为大宗，达六万公担。茶的主要流通渠道制为图Ⅳ，亦改用价值标量，以资比较。
丝的流通比较简单，主要是由重庆、汉口、广州、烟台集中到上海。上海共运入一百五十六万九千公斤。不过，这时厂丝都已是购鲜茧，尤其是占大量的浙江蚕茧，系由民船运上海，不在记录之内。1931-1935年，受国了示市场作用，丝的出口价下跌近百分之五十八，而上海市价下跌百分之六十以上，较茶受压力更大。这是丝和茶一样都主要是内销了，但所受国际市场的支配如故。对于研究国内市场来说，选它们为代表比当时占出口第一、二位的桐油、蛋品更有意义。丝的主要流通渠道亦制入图Ⅳ。
茶的流通一般要经过茶贩子、茶客、茶号、茶栈、洋行五道手。上海的洋行，按伦敦市场茶价，“吃价”(压低)百分之十左右，作为开盘价，向茶栈收茶。1933年，洋行先开价每担二百五十元，俟茶涌到，两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又过两日仅作价一百元左右，谓之“放盘杀价”。洋行收茶时，每箱(约五十斤)扣二磅半，名“二五扣磅”；付款时扣价千分之五，称“九九五扣息”；另有“茶余”付给买办；以及过磅、打包、修箱等杂费。有人估计，上海年出口茶以四千万元计，吃价约四百万元，扣磅二百四十万元，扣息二十万元，均洋行收益。
茶栈向产区茶号进茶，也照用吃价、吃磅、加息等办法。一般是茶栈向上海钱庄借款，月息一分，再放给产区茶号，作该笔货的流动资金，月息一分五。上海茶栈放给茶号的款常达自己资金的三、四倍。1933年，上海某茶栈向安徽祁门某茶号进货一批，支付情况如下。这笔交易中，扣除部分共合茶价的百分之二十六，茶栈所开费用中，有五笔系实支，余均虚加费用。
茶价 3163.5 元
扣除：茶样79斤 71.1
吃磅333斤 299.7
利息：3000元，3个月 135.0
费用20笔 315.8 821.6
实付： 2341.9
茶号向茶客、茶行、茶贩子收茶，也是节节吃价，而吃磅花样尤多。如祁门茶号收水毛茶通用二十二两秤，茶价下跌时用二十四两秤，有的甚至有三十二两秤，即二斤作一斤。零星收购中尚有“洋厘角色”，在祁在门大洋合铜元照例扣百分之十五，尾数抹零。如向农民收茶时有零数一角，即作八分，折铜元有尾数时抹去不付。1929年，福建建瓯，农民挑茶一百斤，茶商用加三秤过秤，只算七十斤；付款时先打九折(申大洋)，再扣茶箱三角，加上尾数抹零，计一百斤茶只收六十斤价钱。
丝的流通，早期多是土丝，农民加工后出信，周转环节与茶相仿。在二、三十年代，主要是上海丝厂的厂丝了，江浙主丝产区已是运销鲜茧。上述埠际贸易的丝(远地不能运茧)是运到上海再加工，或作内销。1936年我国丝出口三百七十九万余公斤，上海运入各地丝不过一百六十万公斤，即此之故。
上海丝厂行租厂制，只是季节性加工，属商人资本，实际是丝贸易中洋行、买办以下的一个环节。丝厂通过茧行向农民收购鲜茧。茧行多地主开设，有地方封建势力(早期领有“茧贴”，独霸一方)。茧行向农民收购也是用杀价、压秤办法进行剥削。先开价较高，称“放盘”，俟农民将茧挑来，即行杀价；因茧在农民手中只能存十天左右，过期出蛾，不得不忍痛出售。压秤有秤手，技法甚精，十斤压一斤为常，好手能压二、三斤。浙江农民养蚕成本，一般是一担茧合三担半米，在1935年约合四十二元。 海永泰丝厂东家薛寿宣(薛福成后代)的茧行，这年以平均每担二十元的低价收购茧七万担，共合一百四十万元。这批茧由永泰丝厂缫制，可产丝六千二百五十担，可卖四百零六万元，除工本外，可赚二百零三万五千元。惟丝厂收茧亦系向银行、钱庄贷款，须付利息。据估计，上海如一年收购鲜茧十五万担，贷款一百四十万两，利息按二个月计，约二十八万两。银行并收洋厘(银两折银元收益)、保管费和栈租共约一百零二万两。合计约占贷款额的百分之七点三。
六 农产工业原料的流通
据埠际贸易统计，1936年十七个关共运出棉花九十一万七千余公担，其中汉口占百分之五十五，沙市占百分之十八，天津占百分之十五点八。这些棉花有八十三万三千余公担运往上海，占百分之九十一点九；有百分之四点六运往青岛；余均少量。
1936年十六个关共运小麦一百三十四万九千余公担，其中汉口占百分之四十六，镇江占百分之二十四，芜湖占百分之十八。这些小麦有八十四万七千余公担运往上海，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二十九万六千余担运往天津，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九；又百分之八点八运往青岛。
1936年各关运出烟叶六十三万余公担，约半数为汉口所出，计二十九万五千余公担，主要是河南烟，百分之九十运往上海。青岛运出二十万一千余公担，占第二位，亦主销上海。然烟叶由铁路运输者较多，海关数尚不足据。
由上可看出，这些工业原料的国内流通路线与农产出口品基本相同，我们不再图示。
主要工业原料，其产地和销地的市场价格差一般比出口品小。如1926年，束鹿棉花销天津，产地价格约合销地价格的百分之六十五；1935年，许昌烟叶销上海，产地价格约合销地价格的百分之七十八。这时因为，这些工业原料都有进口货，以国内土区差价起着抑制作用。中国纱厂使用进口棉花，1920年约占百分之二十，1930年占百分之三十五，在国民党大量引进美棉时竟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面粉厂使用进口原料不多，但也受国际市场作用。特别是1931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美麦借款，1933年再借美麦款，帮助解决美国生产过剩危机。美麦大量涌进，中国麦价直线下降。上海小麦价格，如以1930年为100，则1931年6月为83.7，1932年6月为70.5，1933年6月为60.9，1934年6月为51.0，前后跌落一半。
这些工业原料，多有工厂派人到产地直接采购，流通环节较少，这也是它们地区差价较小的原因。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都属大财阀系统，是由它们本系的洋行采办用棉。三进、瀛丰洋行在江苏、山东有收购站三十八处；在华北、华中则通过商人，因为它们早已控制了郑州、汉口等地的棉花交易市场。中国纱厂都是在棉产区设办庄采购。永安纱厂有六个固定的办庄。以申新纱厂在陕西的渭庄为例：1935年该庄收购泾渭花的平均价格是每担34.33元，运上海后，纱厂作价38.820元，差价4.587元。其中捐税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借款利息叶百分之七点一，其余是运输费用和办庄的费用。但办庄另有“余秤”收入，即收购时压秤的剥削，数目很大。据申新一厂帐册，1933-1936年四年间余秤收入共二十七万六千元，相当于这期间该厂纯利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八。
烟叶除商人运销外，主要产区是由烟公司设烤烟厂收购，烟价由英美烟公司垄断。在山东潍县烟产区，有烤烟厂六十余家，英美烟公司收购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美国、日本公司收购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南洋、华成等中国烟公司收色百分之二十左右。每年烟上市，先由英美烟公司开价，其余厂再跟着开价。这种价格即产地市价，但实际是虚拟价格，与农民实际所得相差远甚。如安徽凤阳，1933年市价是每百磅十七元，而农民所得只有九元，合市价的百分之五十三；1934年，市价十元，农民所得五元，合市价一半。山东潍县，1919年到1934年，农民所得最高时为市价的百分之七十一，低时只百分之四十五。河南襄城，正常年份，农民所得为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八。农民所得之低，是由于收购时压价、压秤、压级。烟的压级尤其厉害，一般分三、四级论价，差价很大，往往评低一级，农民就损失不资。
面粉厂也有收购小麦的办庄，如茂新、福建有七个办庄。不过小麦是传统商品，压秤、压级较小，主要剥削是压从。1908年，上海各面粉厂订立了《办麦条规》，会议价格，各厂收购时只准压低，不准提高。1914年到1920的，上海麦价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而面粉价格上升百分之三十。这期间并无多少洋麦进口，麦价下降主要是工厂资本家压价所致。到三十年代，麦价连续下跌，则如上述，是美麦倾销所致。
七 国内消费的农产品的流通
这类流通都是封建社会早有的传统商品，主销国内，其中最重要的是粮食，我们也以粮食为例。在论清前期市场时，我们曾缕述粮食长距离运销的下条路线，其主要内容是东北、川湘，赣皖的粮食换取江浙、闽粤的布、茶、丝及广杂货，属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鸦片战争后，及重三十年代，供、需双方都发生重大变化。
从供给说，东北粮食基地沦陷了；四川已无余粮可输出，尚须少量输入；湘、鄂可供粮食也减少了。流通路线缩短，集中东南和华北。另方面，人国外进口粮食成为必需，1933-1936年，进口米麦平均每年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余公担，相当于1936年埠际流通米麦(轮船运输者)的一点七倍。这期间，我国人口增长远较清前期为慢，年率不过千分之一，造成缺粮情况，主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农村破产所致。
从需求说，随着通商都市的畸形发展，销售市场日益集中于沿海口岸。原来最大的粮食集散地苏州，这时已无进亦无出。上海变成最大消费市场，其次为广东、天津。
据埠际贸易统计，1936年米的流通共七百二十三万六千余公担。以九江运出一百八十三万七千余公担为最多，其中百分之八十五运上海。次为芜湖，运出一百六十一万九千公担，行销南北大埠，较九江米为广。再次为长沙，运出八十一万余公担，百分之七十以上运上海。上海共运入二百七十九万七千余万公担，又大量进口洋米，故又运出一百七十七万二千公担，走广东、天津等二十四埠。广东运入一百八十六万一千公担，也有大量洋米进口，故有余米运天津。天津共运入一百一十九万六千公担，主要由上海转来。汉口则主要为中转口岸。米的主要流通渠道见图V可见其走向繁复，与前几类商品不同。
从图可见，上海、广州、天津成为最大的消费商埠，上海、广东并成为粮食为的贸易中心，这就会引起粮食商品性南的变化。耗来在封建社会，粮食贸易主重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其进入城市的粮食，则主要是由封建阶级及其仆从、士兵等以货币收入购买，而这种收入无非是地租的转化形态。现在，埠际流通的粮食主要是向通商大埠换取工业品，并由那里的工资劳动者消费了。粮食成为工资(包括工商业雇工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雇员的工资)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就给商品粮增添了一种新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粮食是可变资本的物质对象，因而资产阶级政府总是要控制粮价(减税或对农场主补贴)。我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但无论是大城市的工厂主、一般资本家或政府统治阶级，都要力求抑制粮价，以节约开支(并避免罢工等“骚乱”)。并且，由于没有资本主义农场的阻碍，抑制粮价比较容易。1921年以后洋米大量进口，又加剧了这种抑制作用。在上海，甚至发生米的市价反而低于进口报价的现象。[8]①
这样，前面屡次提及的农产品价格水平低于工业品价格水平的现象就又在大城市内重演了，推其根源，无非是中国经济半封建性的表现。下面表五是近百年来上海米价和一般物价变化的比较。
表见上海开埠以来，直到甲午战争前，尽管人口剧增，而米价水平并未上升(城围战争的几年除外)。甲午战争后几年，米价上升略快于一般物价，但自1910年起，一般物价上升转快。第一次世界大战争期间，上海一般物价继续上升，而米价下跌，1913年每石(156市斤)七点二一元，1914年为六点四二元，1919年为六点九四元。这期间也是上海工业大发展时期。战后1921-1925年，米价上升超过一般物价。但也仅在这几年，米的购买力在它的平价(100%)以上，其余时期，都是被压抑在它的平价以下的。1926年以后就更明显了，一直到抗战前，米价除一个年份外都是下跌的，最多时比1926年跌落百分之四十八点七。而一般物价也是上升，最高比１９２６年上升百分之二十六点七，1931年以后一般物价也跌落，但跌落幅度远较米价为小。因而，米的购买力不断降低，最低时比1926年降低一半以上，到抗战前还比1926年低约百分之四十。[9]①
上海米价及其买力
年份|中等米价元／市石|米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米的购买力
1913 =100
1841-1850|3.79|52.6||
1851-1860|2.87|39.8||
1861-1870|4.40|61.0||
1871-1880|3.14|43.6|68.4|63.7
1881-1890|3.09|42.9|68.4|62.7
1891-1895|3.45|47.9|70.8|67.7
1896-1900|4.97|68.9|83.0|83.0
1901-1905|5.50|76.3|98.2|77.7
1906-1910|6.64|92.1|105.4|87.4
1911-1915|7.39|102.5|107.4|95.4
1916-1920|7.36|102.1|127.0|80.4
1921-1925|10.68|148.1|142.2|104.2
1926=100
1926|15.77|100.0|100.0|100.0
1927|14.77|93.7|104.4|89.8
1928|11.09|70.3|101.7|69.1
1929|13.51|85.7|104.5|82.0
1930|17.02|107.9|114.8|94.0
1931|12.29|77.9|126.7|61.5
1932|11.35|72.0|112.4|64.1
1933|8.06|5101|103.8|49.2
1934|10.27|65.1|97.1|67.0
1935|12.31|78.1|96.4|81.0
1936|10.43|66.1|108.5|60.9
资料来源：米价据邹大凡等：《近百年来旧中国粮食价格变动的趋势》，《学术月刊》１９６５年第９期。批发物价指数，１９２５年以前见，《第一次劳动年鉴》１９２８年版，第１４８页——１４９页，１９２６年以后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２６页，说明：米的购卖力＝米价指数÷物价指数
这种压抑粮价的现象发生在上海(尚未考察其他通商大埠)，但对埠际流通的价格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商人贩粮，是以销售市场的价格为基础，向产区节节压价的。粮食的贸易是封建社会原有的老商业，流通环节特多，逐级压价也大。在产区市场，有粮贩、粮栈、经纪人，在集散市场有箩头行、碾米厂、米店，在大城市，除客商、批发、零售外，也有经纪人以至交易所。因此，其地区差价远比工业原料为大。1933年到1934年间，江西米销上海，产地价格约为销地价格的百分之五十；湖南米销上海，产地价格为销地价格的百分之四十九；安徽米销上海，产地价格为销地价格的百分之四十四；其差异，主要由于各地商业组织及陋习不同。这种差价包括包装、运输、加工费用。例如安徽米销上海，安徽价格每担五元，上海卖十一点四元，差价六点四元。其中运输等费用二点零九五元，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捐税零点九九元，占百分之十五点五；余三点三一五元，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八，为商人所得(包括利息)。
粮食又有很大季节差价，商人昼扩大季节差价来剥夺农民。农民为租税、债务所迫，秋收进不得不忍痛低价出售；青黄不接时，又不得不高价买口粮。据1936年安徽、江西、湖北一些地区调查，季节差价达百分之七十左右。1927年湖南米价，收获前每担十三元，新谷一上市就被压低到每担只有五元。
地区、季节差价之外，农民还受预买制的剥削。预买制在各种农产品中都有，三十年代，估计农民出信产品中有一半左右是商人预买的。不过，最普遍的仍是粮食作物，即所谓卖青苗。卖青苗的价格一般为市价的五、六成。浙江长兴的卖夏米，价格是按夏季(熟季)米价的一半计算。广东茂名的放谷花，商人给价一元，四个月后交谷四斗，价值二元多；在乐昌、阳山，三月预买，六月收谷，每三元收谷一担，价值五元。
在粮食贸易中，农民所得价格比工业原料品和出口品都要低，大约不超过消费市场价格的三分这一。而工业品在农村的价格，即农民所付价格，大约要比产地高出一倍。这就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内市场、亦即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从通商都市到穷乡僻壤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的基本特征。这个剥削网固然是十分有利于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和商人资本，但是，它的不等价交换，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的购买力，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并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八 余论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破坏了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状态，造成了从通商都市一穷乡僻壤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本文在分析商品流通中，也特别注意农民和农村所遭受的损失和破坏。但是，正象列宁分析1861年改革后的俄国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用伤感主义来看待这一问题。对于原来封建的中国来说，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国内市场的扩大都是一大进步。研究者的任务在于考察这一市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主它的作用。
本文只在考察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场的一些基本特征，未能申论它对工农来生产和国民经济的长远作用(虽然这应该是整个研究的目的)。不过，从上述分析中可见，尽管当时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这两种生产方式，尽管它们的产品的流通渠道有所不同，它们仍然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上进行交换，都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和价格结构的制约。近年来国外流行的关于不发达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完整市场”的理论，在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的旧中国都不能得到证实。
本文是考察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国内市场，无暇论及国际贸易，仅在价格结构的考察中涉及进出口的不等价交换。而本文所用资料只是从价格的演变(指数)来表现价格差，并未论及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发达国家在国际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有高于商品价值输出的可能性，而不发达国家“所付了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10]①这个理论完全适用于近代中国。但是，不能承认某些人所说的农村受益的观点，本文所强调的在这种交换条件下农民经济状况的恶化，是个确切不移的事实。因为这里不仅是有受损害者，还有城市以及农村的受益者，尽管人数不多。至于农民遭受损失，也不能完全归之于他们产品的特征(所谓初级产品或“乙类”产品的理论)，而是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传统的商业形式分不开的。
摘自作者与其他同志合著《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六章(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并经改写。
注释：
[1]① 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据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修正），《社会科学杂志》第９卷第２期，１９３７年。
[2]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１９５５年版，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3]① 四十到五十年代上海茶价下降约一半，这一方面是则于运输路线改变，降低了运费；一方面是洋行操纵的结果。七十年代出口茶价降低约百分之二十八，则是由于印度等茶叶竞争和洋行大举杀价所致。七十到八十年代出口生丝价格下降约百分之三十，也是由于日本丝的竞争和洋行操纵所致。
[4]j 图IIA据南开指数，１９３７年刊第３７－３８页。图II B及II C为综合批发价格指数，据《第一次劳动年鉴》１９２８年版第１４８－１４９页之表。图II D是以上海的粮食批发价格指数和纺织品及其原料的批发价格指数为代表，据《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Ｍ４页之表。
[5]① １８７３－１８８１年，进口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十点六九，而出口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点零一。
[6]②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６１－１６２、１８９页。
[7]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１９６７年横排本，第５９２页。
[8]① 发生这种现象的有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３年。见交通大学研究所：《中国海关铁路主要商品流通概况》１９３７年版，第４０４页。
[9]① 米的购买力的考察，因所用价格资料不同而有差异，但总趋势大体一致。另一种考察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８－９９页。
[10]① 《资本论》第３卷，第２６５页。
鸦片战争后，我国国内市场逐步扩大。其扩大的程度还难作精确计算。作者在《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中，曾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国内商品流通总额约为三点九亿银两，合五点五亿元，其中长距离贩运贸易约占百分之二十，即一点一亿元左右。我们一向把长距离贩运贸易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在近代中国，有三种数字可反映这种贸易。一是厘金数，按平衡税率可还元为商品额。但厘金税率颇不统一，常重复征收，亦不少偷漏，且延续时间不长。二为海关的出口统计。出口货主要是农副业的加工产品，大都经过由农村到口岸的国内运输。该项统计比较整，但只能代表出口部分。三是海关的“土产国内贸易统计”，也比较完整。但其数字限于轮船运载的国产品(一度包括民船)，而由铁路、公路运载者不入海关记录。其数也不包括进口货的国内运销。因此，这三项统计都不能作为数量根据，但可从其变化看出国内流通增长的趋势。兹将这三项统计作成指数，制成图Ⅰ。图列是长期趋势，一般用五年平均数计算，以避免偶然性因素。
从图Ⅰ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市场的发展还是很慢的；九十年代开始显著；而迅速扩大是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三十年代。这里有价格因素，尤其是1900年到1936年间物价上升一半以上。不过，作为长期趋势，我们不必逐年修正。三项指数趋势基本一致，其中又当以海关的土产国内贸易统计较有代表性。
海关的土产贸易统计是埠际贸易，但未列出和埠间流转数字，不知商品走向。这方面唯一完整的资料是韩启桐同志根据海关原始货运单精心编制的《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1951年版)。本文多处采用其1936年数字(1937年以后受战时地区缩小影响已不足据)。据该统计，1936年四十个关(不包括东北)的输出总值(指输往国内各关者，故等于各关输入总值)为十一亿八千四百七十余万元。惟比数亦只限于轮船运载之贸易。铁路、公路、木帆船的货运量无统计，在三十年代，一般不到轮船载运量的三倍。姑以三倍计，粗估1936年的全部埠际贸易额约达四十七亿点三元，比之鸦片战争前的长距离贸易约增长四十三倍。
作者在前文中曾提到，从明后期到清中叶的三百年间，长距离贩运贸易以粮食为例约增长三倍。鸦片战争后不到百年，埠际贸易好增长四十余倍。但和过去不同，这种增长并非中国本身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中国门户，依靠其特权，对中国进行商品侵略和不等价交换所引起的，只是在二十世纪以后，国内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才成为市场扩大的重要因素。从图Ⅰ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出口贸易一直支配着国内贸易，二十世纪以后，两曲线走势才略有差异，但仍是形影相随。至于进口商品，有一部分是在口岸消费，但如洋纱、洋布、煤油、鸦片等，也都进入埠际贸易，并且正是由它们作开路先锋，打进内地市场的。在十九世纪，仅这四项即占进口净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只因图Ⅰ的国内贸易曲线不包括洋货，无由表现其支配地位。1936年，进口净值九点四亿元，出口净值七亿元，合计占上估全部埠际贸易额四十七点三亿元的百分之三十五。但这是因为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猛跌，超过国内贸易下降幅度。若在二十年代，进出口净值平均年在二十五亿元以上，而1929-1931年，平均达三十余亿元，其支配国内流通，至少当在一半以上了。
鸦片战争后，我国国内市场虽然扩大较快，但以我国国土广袤、人口人多而言，其实是不大的。1936年的埠际贸易，以统计所示十一点八亿元计，只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点一，占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点六；即以粗估的全部埠际贸易额四十七点三亿元计，亦不过分别占分百之十六点三和十八点六。[1]①这就看出国内市场的狭小了。中国还远非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在沿海一带出现了几个商业十分繁荣的通商大埠；另一方面，内地和边疆省分仍然保持着封建城市，而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埠际贸易的发展，也曾使某些地方小市场成为大宗商品的集散地。但整个说来，集市贸易仍是以农民之间的余缺调剂为主，具有补充自然经济的性质。
1936年的埠际贸易统计，包括华北、华中、华南四十个关，但其输入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输出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二，是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四埠。就是说，参加埠际贸易的商品，一半以上是在四个沿海大商埠间流转。上海一地，独占输入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三，输出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一。内地各关，除中转城市汉口占有输入总额的百分之十点一、输出总额的百分之十六点七外，余均不足道；而西南九个关，合计只占输入总额的百分之四点二，输出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西北市场更为狭小，因无海关，在上述统计中未能反映出来。这种贸易的偏在，是市场殖民地性的表现之一。
二 市场的商品结构
在封建社会，市场上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以农产品为主。作者曾估计，鸦片战争前国内商品流通额中，粮食居第一位，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居第二位，占百分之二十四；以下依次为盐、茶、丝织品等。鸦片战争后，逐渐发生变化。到1936年，在埠际贸易统计中，占第一、第二位都已是工来品，粮食退居第四位，盐、丝更在二十位以下了。兹将其前二十倍商品流通额和商品值列如表一，这二十种商品已占埠际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仍然是限于轮船运载的部分，但工业品更适于铁运输，故加入铁路、公路贸易后，总的趋势不会有多大改变。
市场源于分工。工业(包括手工业)逐一从农业中分离出出，是市场扩大的根本因素。清中叶市场上最大量的交换已是粮食和棉布的交换，但是，当时棉布的生产并未从农来中分离出来，而是农民家庭手织的。到1936年，表一所列第一位商品棉布，已基本上都是机制布(土布仅四万公担，价值占不到百分之三，亦不少是工场手工业或包买商式的生产)。占第二位的棉纱，全部是机制品。加上前八位的纸烟、面粉、煤，恰好占表一所列商品值的一半。若就全部埠际贸易流通额论，工业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业品占百分之四十二，而农产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市场商品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因为变化太快了，与我国生产状况不适应；仔细观察一下，就会看出它是一种不合理的、畸形的市场结构。
表一 埠际贸易商品１９３６年
位次|商品|商品量（公担）|商品值（万元）|价值百分比（％）
１|棉布|1，322，251|19，164．4|16．2
２|棉纱|1，250，329|12，804．6|10．8
３|桐油|946，267|9，170．0|7．8
４|粮食|8，586，584|8，048．8|6．8
５|纸烟|308，822|6，812．8|5．6
６|棉花|917，960|6，543．4|5．5
７|面粉|4，402，162|4，704．8|4．0
８|煤|4，703，918|4，162．2|3．5
９|茶叶|517，442|4，076．9|3．4
１０|糖|1，898，640|3，816．9|3．2
１１|芋叶|630，385|3，030．6|2．6
１２|花生仁|1，584，271|2，574．8|2．2
１３|果实|——|1，763．4|5
１４|纸|——|1，463．8|2
１５|猪鬃|24，387|1，385．5|2
１６|苎麻|300，424|1，230．0|0
１７|药材|——|1，212．4|0
１８|黄豆|1，365，966|1，181．5|9
１９|豆饼|1，577，164|1，087．3|8
２０|盐|1，372，633|884，6|————
——|——|——|————|80.2
——|合计|——|95,100.7|100.0
——|贸易总额|——|118,470.0|——
直到三十年代，我国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工来十分落后。据前述1933年的统计，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五，而近代工业只占百分之九点五，手工业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埠际贸易中，工业品竟占到百分之三十四，主要因为工业品市场原是帝国主义商品所开拓的。到1936年国内出厂的棉布中，外商厂(主要是日本厂)占百分之六十九点八；棉纱中，外商厂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九。棉纱上华商厂虽占优势，但所产以粗纱为主，所能完全控制之市场亦只占全销量的百分之二十。[2]①第五位之纸烟市场，几乎全被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垄断。第八位之煤，有一半左右为外商煤矿产品，英商开滦独占百分之三十五。有些商品如煤油、染料、钢铁、机器，则全部或大部为进口品。贸易中工业品比重高，此为主要原因，另外还有价格因素，下文详论。
我国手工业产值为近工业的二点五倍，手工业品在汉通中自应占重要地位。但这是包括农家自给性手工业而言，其在埠际贸易中竟超过农产品占百分之四十二的最大比重，却出人意料。其实，原因亦在于市场的殖民地性。这时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桐油、蛋品、茶、钨、猪鬃等，它们连同土丝、编织品、刺绣等，都是农副产品经手工加工或手工生产的，它们大都经过埠际运销集中到上海等口岸。这样，手工业品在埠际贸易中的比重就显得特别高。
我国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农产品在埠际贸易中只占百分之二十四，尤其粮食只占百货发之六点八，这是值得深思的。在讨论明清市场时，我们曾指同粮食贸易的重要性。那时，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租赋)与粮食相交换，因此，农村能运出多少粮食成为市场量的一个界限，而食的商品率是直接反映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况有所变化，但未根本改变，终极产品的最大市场仍是农村。三十年代一些调查，粮食的商品率常达百分之五十左右，看来是个虚假现象。它是包括了农民之间在地方小市场上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也包括了农民为缴租纳税被迫出卖、而日后仍需返销的口粮。这些粮食实际并未参加流通来换取工业品，自然也不反映地埠际贸易中。表一粮食比重甚小，看来倒是个真实信息，它反映粮食的商品率仍低，农村还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作者曾估计，清中叶粮食的长距离运销连同漕粮达五十四亿斤，表一所示1936年埠际流通则连同机制面粉不过二十六亿斤，加上铁路、木帆船运输也不会太多。事实上，清代最大量的粮食长途贩运，如东北麦豆运上海、四川米运汉口，这时都已停止，湘米运江浙也削减了三分之二。作者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约为百分之十，1895年约为百分之十六，1920年约为百分之二十二，1936年约不足百分之三十。
国内市场的这种商品结构决定了它们的主要流向：工业品由沿海通商都市流向内地；农产品和农副业加工品由内地流向沿海通商都市。由于这种商品流向和下文要谈到的价格结构，就产生了一种突出的现象：象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入超一样，内地在对通市都市的贸易中，也是长期入超。这可以四川省为例。四川自1891年设立海关以来，直到1935年，海关记录的对外省贸易一直是增长的。但是年年都是入超，入超额且不断扩大，其情况如表二。表所列是轮船运载的商品，但川省时无铁路，故已足代表。
表二 四川省进出口贸易
单位：万关两
年份|进口洋货|进口土货|进口总值|出口总值|入超
1891|137.1|9.4|146.5|139.0|7.5
1900|1,291.8|454.2|1,746.0|699.4|1,046.6
1905|1,155.8|500.8|1,656.6|1,117.2|539.4
1910|1,254.7|427.1|1,681.8|1,549.4|132.4
1915|910.3|977.3|1,887.6|1,694.4|193.2
1920|939.2|1,615.6|2,554.8|1,433.8|1,121.0
1925|1,352.1|3,757.0|5,109.1|3,285.7|1,823.4
1930|1,469.9|4,560.0|6,029.9|4,637.7|1392.2
1935|131.9*|3,466.8|3,598.7|2,361.6|1,237.1
*改变统计方法，不包括其他口岸转入之洋货。资料来源：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进出口贸易统计》。
四川进口以棉布、棉纱、纸烟、煤油为主，前二十位进口商品几乎都是机制工业品。早期主要是洋货，民国以来逐渐以国产为主，成为上海一带民族工业的重要市场。其输出则以生丝、药材、猪鬃为主，三十年代桐油渐跃居首位，都是农产品或农副业加工产品。这种贸易结构也就是该省长期入超的原因：处于封建生产方式下的农副业生产，应付不了资本主义工业品的输入。西南几省都是同样情况。据前述1936年埠际贸易统计，云南省入超一千二百余万元，广西省入超一千五百余万元。西北各省无统计，情况大约也是这样。在四川、云南，主要是走私运出鸦片来抵付它们的贸易赤字，无此条件者，则只有减少输入。这是限制国内市场扩大的重要因素。
埠际流通的商品并不都以城市为终点。表一所列工业品到达内地城市，大部分还要分运下乡；而农产品则要从农村运来，这样，内地与沿海之间贸易的状况就在城乡之间重演起来，即农村运出的农产品不足以抵付城市工业品的输入。这种情况，又因农村赋税加重、城居地主日多和农村商业高利贷的活跃而加剧；因为，如我们在前文所说，这三项(赋税、引入城市的地租和利润、利息)都是农村的单向输出，即农村每年要运出等值的农产品，而没有回头货之交换。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到三十年代，在最富庶的江南农村，也出现了农村大量入超、农村对城市负债、农村金融枯竭和经济破产的情况。这也是三十年代市场危机的国内根源。
三 价格结构
鸦片战争前，国内市场是封建性市场，市场上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一方所需要的另一方的产品，多半是他自己也能生产、至少是知道怎样生产的东西。所以，尽管双方都受商人、官吏的剥削以至欺骗，总的说来，仍是等价交换。如最大量的长江贸易，主要是川、湘的米粮换取江、浙的布、茶、丝，双方基本上是等价的。鸦片战争后，由国际贸易引起的扩大了的国内市场，情况就不同了，不等价交换变成主要内容。要考察这种情况，还需要从进出口贸易谈起。
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一种殖民地型的贸易，本身就是不等价交换。所谓不等价交换，是指一方把价格提到商品价值以上，或对另一方使其价格压到商品价值以下，或两者都有。但商品价值的绝对量(它所包括的劳动量)是很难直接比较的，而是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因而一般也是从双方价格的相对变动中，来观察其不等价交换的趋势。这在国际贸易上，就是进出口价格剪刀差。现将我国进出口物价指数摘要列如表三。其中进出口比价，即表之最后一栏，并见图ⅡA。
表三 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
时期|进口物价指数|出口物价指数|进口物价指数/出口物价指数%
1913=100
1901-1905|82.0|84.9|96.6
1906-1910|90.1|92.9|97.0
1911-1915|104.8|98.7|114.0
1916-1920|145.3|112.5|129.2
1921-1925|132.3|133.1|114.6
1926-1930|160.9|158.6|101.5
1926=100
1926|100.0|100.0|100.0
1927|107.3|106.1|101.1
1928|102.6|104.5|98.2
1929|107.7|105.2|102.4
1930|126.7|108.3|117.0
1931|150.2|107.5|139.7
1932|140.2|90.4|155.1
1933|132.3|82.0|161.4
1934|132.1|71.7|184.2
1935|128.4|77.6|165.5
1936|141.7|96.1|147.5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南开指数年刊》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７年。
进出口价格的剪刀差在十九世纪后期已经出现，其情况比较特殊，下面将结合国内物价一起谈。二十世纪起，进口价格猛升，到1920年只上升百分之三十五。这样，二十年间剪刀差扩大了百分之三十二。这以后几年，出口价格上升较快，剪刀差有所缩小。但为期不长，1926年以后即出现进口价格上升超过出口价格的趋势。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危机，这一趋势加深。1931以后进出口价格都下跌，而出口下跌幅度远大于进口。到1936年，进口价格仍比1926年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一点七，而出口价格则被压低百分三点九。这段期间，剪刀差最大时扩大到百分之八十四点二；就是说，以前用一吨出口品所能换来的进口货，现在要用近两吨来换取了。
这种进出口价格剪刀差，首先破坏了中国国内市场价格的主动权，随即造成国内市场上工农业产品的差价，形成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价格结构。
西方工业品最初进入中国时，受到中国手工业品的强烈抵制，并无多大市场，对国内价格水平也没什么影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西方纺织业技术革新，首先是棉纱，继而棉布，成本降低。兼以轮船大兴，苏伊士运河开通，运费减轻。同时，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获得一系列新的特权，尤其是内河通商权。这样，七十年代，进口货价格大幅度下降，中国手工业失掉抵抗力，也失掉价格主动权。其后，中国近代工业虽有发展，但十分薄弱，并且主要是进口替代型的，因而工业品价格一直受进口货支配。其中最有发展的棉纺织业，又以日本在华纱厂比较先进，它们也就在市场上取得价格决定权。中国近代工业常要依赖进口设备、器材以至某些原料，所以即使没有该项进口商品，其价格也多少受进口价格水平支配。
农产品的价格原是由国内决定的。七十年代以前，国际市场上的茶、丝价格，也常是以中国的年成丰欠为转移。但这以后，由于有国外生产者的竞争，并由于外国巨大商业资本的操纵，同口产品大幅度降价。[3]①许多农产品在国外已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内始终还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小农生产，加上帝国主义者的操纵，就使得国内价格水平决定于国际市场。例如茶价决定于伦敦，丝价决定法国里昂(后为巴黎)，桐油价决定于纽约，而与中国农民的生产成本和年成丰歉无关，封建制度下的小生产者只是在一个既定的价格水平下从事劳动。即使是内销的农产品，也常是这样。如运往上海的棉花，主要是供当地纱厂使用。1931年我国棉花比上年减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棉价本应大涨，但这年纽约棉价实比上年猛跌百分之三十七，因而上海棉价只上升百分之九。1932年，纽约棉价再落。这时不仅上海等地棉价被压低，内地如使用陕西棉花的汉口裕华纱厂，在其董事会的报告中也说：陕棉欠收，“幸喜美埃棉花均告丰产”，因而棉价转低。卫辉华新纱厂是使用河南棉花，也急电它的采购庄：“据悉纽约行情下落，速停收购”，以待跌价。小麦是供国内面粉厂使用，并无出口，但其价格是以芝加哥小麦交易所的行情为转移。由于美国小麦过剩，由汉口运上海的国产小麦，由1930年的每担五点三三元跌至1932年的四点零三元和1934年的三点二七元，跌落近百分之四十，尽管这时是国内欠收，麦价理应上涨的。还有大米的价格，情况更为特殊，下文专谈。
价格决定权的丧失，使得国内市场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失调，形成类似剪刀差式的比价。其长期性变化，分阶段列如图ⅡB.C.D。[4]j
从图ⅡB可见，七十年代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水平都是下降的，其工业品价格下降较农产品为速。这是受银价提高和进口工业品因技革改革价格下降的作用。尽管这时出口价格的下降已在一些年份超过进口价格的下降，就是说，已经有了进出口价格剪刀差，[5]①但对国内市场价格还作用不大。八十和九十年代，国内物价曲折上升，工业品与农产品上升的趋势大体相符，因而图略；但这时我国已失去出口价格的主动权，反映在进出口比价上，由优势转为劣势(图ⅡA)。
进入二十世纪，进出口比价的劣势每况愈下。并因进出口额猛增，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加剧。不过在1905-1912年期间，工业品价格是下降趋势，工农业产品差价并不显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业品价格猛升，农产品价格远为落后，差价遂猛烈扩大(图ⅡC)。这时也正是中国资本家的所谓“黄金时代”。战后几年，趋势有所回转。但自1925年以后，即出现农产品跌价现象，到三十年代，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作用，国内农产品的跌价又远较工业品的跌价为速且甚(图ⅡD)，农民受到空前打击。抗日战争以后，物价直线上升(不再图示)，而工农业产品的价差继续扩大。如1937年到1943年，上海粮食和农产品价格上升九十四倍，而制造品价格上升一百八十二倍；同时期，重庆食品价格上升九十八倍，而衣著价格上升二百二十二倍。[6]②
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各有多种因素，但这种长期的价格差则反映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成为国内不等价交换的基础。棉花和小麦主要是供应国内纺织厂和面粉厂用的，为具体观察这种不等价交换，将它们和棉布、面粉价格的变动情况一并列入表四。
表四 棉布、棉花、面粉、小麦价格（单位：元）
年份|天津布价１４磅粗布匹|天津棉价西河花每担|上海面粉价绿兵船粉每袋|上海小表价汉口货每担
1913|7.32|25.76|2.09|3.80
1914|7.56|19.91|2.08|4.18
1915|7.93|20.34|2.52|4.59
1916|7.68|21.04|2.37|3.46
1917|8.56|30.54|2.43|3.88
1918|11.72|35.17|2.45|3.84
1919|12.52|33.70|2.20|3.19
1920|12.37|36.04|2.75|3.50
1921|10.76|35.54|2.95|3.98
1922|10.27|36.20|2.81|4.24
1923|10.74|49.36|2.93|4.37
1924|10.60|57.26|2.58|3.90
1925|10.78|50.18|3.17|4.77
1926|9.66|43.35|3.24|5.11
1927|9.47|45.99|3.22|5.04
1928|10.16|45.05|3.06|4.69
1929|10.60|48.09|3.15|4.85
1930|10.34|46.70|3.43|5.33
1931|11.26|48.03|2.96|4.28
1932|——|——|2.77|4.03
1933|——|——|2.40|3.38
1934|——|——|2.24|3.27
1935|——|——|2.55|3.82
1936|——|——|3.37|4.97
资料来源：方显庭：《中国之棉纺织业》，１９３４年版第８３、１２７页。上海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１９６２年版第６２０页。
表四所示，布和棉的比价，长期看来变动不大。但分期来看，1913-1920年间布、棉价格都是上升趋势，而布价上升远大于棉价。天津粗布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七十，而棉价仅上升百分之四十。以后四年棉价的上升超过了布价。但1925年后，布、棉价格都下降，到1930年布价下降百分之四，而棉价下降百分之七。1931年后没有天津统计；据上海材料，1931-1935年，布价下降百分之十三，而棉价下降百分之十五。在较长时期内，都是棉农吃亏。
1913-1920年，上海面粉价格上升百分之三十一，而小麦价格反而下降百分之八，若比1915年下降达降达百分之二十三。1914年上海每担小麦可换面粉二袋，到1920年只能换一点二袋。1921-1930年，粉、麦价格都上升趋势，麦价上升幅度大于粉价，这是因为这期间洋粉、麦价格都下跌，到1934年粉价跌落百分之三十五，而麦价跌落近百分之四十。麦价猛跌之际，也正是我国内出现特大欠收，农民陷于破产之时。
上述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是以上海等大城市的批发价格为准。农民当然不会到上海来整批地出卖农产品和购买工业品，他们是在农村市场上按当地商贩的收购价和零售价来卖或买的。农村市场的这种价格差又要比城市市场大得多。这是因为：
（1）工业品的价格水平是在通商都市决定的，要经过批发、中转、零售许多环节销往内地和农村，每个环节都要加上商业利润、利息、捐税等，所以，它们是逐级加价的。
（2）农产品是由农村和内地流往通商都市，它们往往要比工业品经过更多的中是环节。但是，它们的价格水平(基准价)也是由通商都市这一头决定的，因而在流通中，它们是按已定的价格水平逐级压价，以充商业利润、利息、捐税的。
在逐级加价和压价中，进一步扩大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差，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以上，就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场的价格结构。
四 机制工业品的流通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7]①这话是了解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场的一把钥匙。这里我把货币流通略去，仅考察商业剥削网，实际也涉及借贷资本――因为国际贸易全部是利用银行信用，国内流通也利用放款、期票、汇兑和押汇。
下面分(1)机制工来品，(2)出口农产加工品，(3)农产工业原料，(4)国内消费的农产品四项，各以一、二种主要商品为代表，来具体考察它们的流通过程。
机制工业品的流通，可以棉布和纱为代表。据上述埠际贸易统计，1936年国内流通的棉布共一百二十八万一千余公担(土布四万余公担除外。又指轮船运输者，下同)。其中上海运出九十六万八千余公担，青岛运出二十万六千余公担，两埠共占流通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三。上海布(包括进口洋布)分走二十三个商埠，而一半以上是销汉口、重庆、广州、天津。青岛布运销八个商埠，而百分之九十以上输天津、上海。天津为运进棉布最多之埠，计二十三万七千余公担，运出则只三万公担，但运出亦多，故属中转性质。其主要流通路线制为图Ⅲ，但改以价值计，以便比较。
1936年埠际流通棉纱共一百二十五万公担，其中上海运出九十六万余公担，青岛运出十万四千公担，两埠占全部流通量的百分之八十五。汉口亦运出八万余公担，但运入有八万七千公担，属中转性质。天津运入十八万六千公担，而运出甚少，可能是走铁路之故。上海棉纱直接运往三十一个关埠，广州、重庆、天津以下，蒙自居第四，位此外，梧州、宁波、沙市亦颇多种棉纱运出。总之，棉纱的走向与棉布相仿，但因为广大农民织土布所需，其运销范围又较棉布为广。主要路线亦制入图Ⅲ。
工业品由通商都市流往内地，一般要经过产地批发字号、地区之间的客帮、销地批发商和零售商四个基本环节，每经过一个环节都要加一次价。在通商都市这一头，又有经纪人、跑街、交易所等中间买卖；在内地这一头，有本街批发、二道贩等中间买卖，主要收取佣金。另打包、运输、仓储、码头、报关等组织，收取费用。银行、钱庄等从事流通中的借贷、押汇、汇兑，收取利息。现以棉布为例，说明其流转环节和流通中的剥削情况。
如是进口棉布，是以洋行向国外定货的起岸价格为基准，国外部分的利润和运费已包括在起岸价格之中。洋行在这个价格上加费用、利润，连同进口税共约百分之十五左右，再加上百分之一的买办佣金，卖给上海的原件批发字号。如是国内生产的棉布，工厂直接卖给原件批发字号，工厂的出厂价格中常有折让，即工业资本家将剩余价值让渡给商人的部分，所以不可计加价。这种出厂价，常与进口棉布价格维持一定的均衡。
上海原件批发字号将棉布卖给客帮，例如四川帮。这种批发交易额大，成交快，所以毛利率较低，一般加百分之一，最多百分之五；经过经纪人、跑街者，另付佣金。四川帮把棉布装船运重庆，枯水时须由宜昌转口，连同运费，约加百分之十至十五的毛利，卖给重庆的匹头行或大的零售商。本地门市出售，一般要加百分之二十的毛利。如再运往别埠，再依次加价。如1937年进口的细布，从上海运销重庆、桂林、贵阳。上海批发价每匹十一元，重庆市价十五元，计加价百分之三十六；桂林市价十六元，计加价百分之四二五点四；贵阳市价十九元，计加价百分之七十二点七。
这种加价中包括借贷资本的利息。上海原价批发字号的营运资金通常有百分之七十是借款，其中有商业信用，但大部分是银行、钱庄的放款，利息约八、九厘。如同丰棉布批发字号，1933-1936年支付利息共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二元，同时期该号净利为六万一千零九十八元，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分割的比例约为四比六。客帮也大量利用银行贷款或押汇，其利息率较高。从上海到重庆，以二个月、月息一分二厘计，利息支出相等于上海批价格的百分之二点六。货到重庆后，匹头行常是给客商四个月的期票，即货价中约加百分之五的利息。可见，加价中借贷资本贫取的部分是很大的，有时与商业资本的利润相等。
这种加价中还包括税捐。棉布税因主要包括在出厂价格内，流通过程中表现不大，这是受洋布进口帝国主义特权的作用。但额外勒索常属不免，如从上海运往昆明，则除需纳百分之一的转口税外，还需纳云南军阀政府的两道货物税及各种杂费，每匹棉布要加价百分之八十左右。
这种加价中除去借贷资本分取的利息和税捐外，再减除营业费用，即商业资本的净利。所谓营业费用，大体可分三类：
（1）商品包装、运输、仓储等费用。这是生产性的费用，能增加商品的价值，但所占比重不大。棉布从上海到重庆的运费约合上海批发价的百分之三，连同上下码头、保险等费用约合百分之五。
（2）商业店员的工资。这是流通所必需的。但批发商的店员很少，如上述同丰字号，每年工资支出只三千余元，占不到费用支出的百分之十。零售商店员较多，不过内地城市零售店规模大者不多，且批零兼营，其批往农村，则多属小商贩，很少店员。
（3）纯粹流通费用。包括广告、报关、账务、通信等费用，学有资本家的应酬、行贿等支出也都计入费用。这部分实际占营业费用的最大部分。但这部分常会转化为其他资本家或剥削者的收益，实际是分取加价剥削的一种形式。
从上述棉布事例看，除进口货上外国资本家所获利润外，其由上海到内地的流通中，大体要加价百分之五十左右。这种加价中，必需的营业费用大约不超过百分之十，其余部分，不管是什么人分取而去，都是对消费者的剥削。这里，还没有包括从内地城市到农村的流通过程。就棉布说，这部分流通中的加价不是太大，因为农村零售商的毛利不比城市零售商大。但在边远省份，要加入小城市的中间周转，也受运输力的限制，就会加价较多。
但是，农村市场还有另一种剥削，即赊销、换货等方式的剥削。农民十分贫困，农来生产季节性又强，平时他们手中没有什么现钱，购买工业品，常是向商人赊购，秋后结账，或是用农产品来换购。赊销的价格远高于市价，并常加利息。1931年的一个调查，东北农地要货店赊销棉布、煤油等日用品价格，一般比市价要高出百分之三十，通例每年阴历五、八、腊月结算，届时不能清偿，再加三分利息。1934年，甘肃武威县商人赊卖棉花，先照市价加价三分之一，再按每月三分行息，并言明田熟时还麦，不论到时收成如何，都须照交。同年广西商人向农家赊销日用品，规定秋后用谷偿付，秋收时谷价正低，约比赊销时降百分之四十，商人收购又按市价压低一、二角。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农村市场不发达，商业不活跃，以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来对付资本主义工业品，总是要吃大亏的。
五 出口农产加工品的流通
出口品的流通，可以茶和丝为代表。
据上述埠际贸易统计，1936年埠际流通的红茶有九万四千公担，绿茶二十二万五千公担，连同其他茶共五十一万七千余公担。红茶的的最大运出口岸为汉口，其茶主要来自本省，运出四万八千公担，几乎全部销上海。福建红茶主销本省，运出不足十分之一。红茶受国际市场压价作用，1931-1935的出口价跌落近百分之四十五，上海市价亦跌落百分之三十八，以至出口外洋者不过六、七万公担。绿茶主销国内，跌价幅度略小。主要运出口岸为杭州、宁波、汉口，绝大部分运往上海，上海共运进绿茶十七万四千公担，除出口外洋七万余公担外，基本上是由本地消费了。毛茶之主要消费地为福建，但多由上海转运而来；上海并运毛茶到东北。其他较低级的茶主要销北方，由福州运天津为大宗，达六万公担。茶的主要流通渠道制为图Ⅳ，亦改用价值标量，以资比较。
丝的流通比较简单，主要是由重庆、汉口、广州、烟台集中到上海。上海共运入一百五十六万九千公斤。不过，这时厂丝都已是购鲜茧，尤其是占大量的浙江蚕茧，系由民船运上海，不在记录之内。1931-1935年，受国了示市场作用，丝的出口价下跌近百分之五十八，而上海市价下跌百分之六十以上，较茶受压力更大。这是丝和茶一样都主要是内销了，但所受国际市场的支配如故。对于研究国内市场来说，选它们为代表比当时占出口第一、二位的桐油、蛋品更有意义。丝的主要流通渠道亦制入图Ⅳ。
茶的流通一般要经过茶贩子、茶客、茶号、茶栈、洋行五道手。上海的洋行，按伦敦市场茶价，“吃价”(压低)百分之十左右，作为开盘价，向茶栈收茶。1933年，洋行先开价每担二百五十元，俟茶涌到，两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又过两日仅作价一百元左右，谓之“放盘杀价”。洋行收茶时，每箱(约五十斤)扣二磅半，名“二五扣磅”；付款时扣价千分之五，称“九九五扣息”；另有“茶余”付给买办；以及过磅、打包、修箱等杂费。有人估计，上海年出口茶以四千万元计，吃价约四百万元，扣磅二百四十万元，扣息二十万元，均洋行收益。
茶栈向产区茶号进茶，也照用吃价、吃磅、加息等办法。一般是茶栈向上海钱庄借款，月息一分，再放给产区茶号，作该笔货的流动资金，月息一分五。上海茶栈放给茶号的款常达自己资金的三、四倍。1933年，上海某茶栈向安徽祁门某茶号进货一批，支付情况如下。这笔交易中，扣除部分共合茶价的百分之二十六，茶栈所开费用中，有五笔系实支，余均虚加费用。
茶价 3163.5 元
扣除：茶样79斤 71.1
吃磅333斤 299.7
利息：3000元，3个月 135.0
费用20笔 315.8 821.6
实付： 2341.9
茶号向茶客、茶行、茶贩子收茶，也是节节吃价，而吃磅花样尤多。如祁门茶号收水毛茶通用二十二两秤，茶价下跌时用二十四两秤，有的甚至有三十二两秤，即二斤作一斤。零星收购中尚有“洋厘角色”，在祁在门大洋合铜元照例扣百分之十五，尾数抹零。如向农民收茶时有零数一角，即作八分，折铜元有尾数时抹去不付。1929年，福建建瓯，农民挑茶一百斤，茶商用加三秤过秤，只算七十斤；付款时先打九折(申大洋)，再扣茶箱三角，加上尾数抹零，计一百斤茶只收六十斤价钱。
丝的流通，早期多是土丝，农民加工后出信，周转环节与茶相仿。在二、三十年代，主要是上海丝厂的厂丝了，江浙主丝产区已是运销鲜茧。上述埠际贸易的丝(远地不能运茧)是运到上海再加工，或作内销。1936年我国丝出口三百七十九万余公斤，上海运入各地丝不过一百六十万公斤，即此之故。
上海丝厂行租厂制，只是季节性加工，属商人资本，实际是丝贸易中洋行、买办以下的一个环节。丝厂通过茧行向农民收购鲜茧。茧行多地主开设，有地方封建势力(早期领有“茧贴”，独霸一方)。茧行向农民收购也是用杀价、压秤办法进行剥削。先开价较高，称“放盘”，俟农民将茧挑来，即行杀价；因茧在农民手中只能存十天左右，过期出蛾，不得不忍痛出售。压秤有秤手，技法甚精，十斤压一斤为常，好手能压二、三斤。浙江农民养蚕成本，一般是一担茧合三担半米，在1935年约合四十二元。 海永泰丝厂东家薛寿宣(薛福成后代)的茧行，这年以平均每担二十元的低价收购茧七万担，共合一百四十万元。这批茧由永泰丝厂缫制，可产丝六千二百五十担，可卖四百零六万元，除工本外，可赚二百零三万五千元。惟丝厂收茧亦系向银行、钱庄贷款，须付利息。据估计，上海如一年收购鲜茧十五万担，贷款一百四十万两，利息按二个月计，约二十八万两。银行并收洋厘(银两折银元收益)、保管费和栈租共约一百零二万两。合计约占贷款额的百分之七点三。
六 农产工业原料的流通
据埠际贸易统计，1936年十七个关共运出棉花九十一万七千余公担，其中汉口占百分之五十五，沙市占百分之十八，天津占百分之十五点八。这些棉花有八十三万三千余公担运往上海，占百分之九十一点九；有百分之四点六运往青岛；余均少量。
1936年十六个关共运小麦一百三十四万九千余公担，其中汉口占百分之四十六，镇江占百分之二十四，芜湖占百分之十八。这些小麦有八十四万七千余公担运往上海，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二十九万六千余担运往天津，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九；又百分之八点八运往青岛。
1936年各关运出烟叶六十三万余公担，约半数为汉口所出，计二十九万五千余公担，主要是河南烟，百分之九十运往上海。青岛运出二十万一千余公担，占第二位，亦主销上海。然烟叶由铁路运输者较多，海关数尚不足据。
由上可看出，这些工业原料的国内流通路线与农产出口品基本相同，我们不再图示。
主要工业原料，其产地和销地的市场价格差一般比出口品小。如1926年，束鹿棉花销天津，产地价格约合销地价格的百分之六十五；1935年，许昌烟叶销上海，产地价格约合销地价格的百分之七十八。这时因为，这些工业原料都有进口货，以国内土区差价起着抑制作用。中国纱厂使用进口棉花，1920年约占百分之二十，1930年占百分之三十五，在国民党大量引进美棉时竟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面粉厂使用进口原料不多，但也受国际市场作用。特别是1931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美麦借款，1933年再借美麦款，帮助解决美国生产过剩危机。美麦大量涌进，中国麦价直线下降。上海小麦价格，如以1930年为100，则1931年6月为83.7，1932年6月为70.5，1933年6月为60.9，1934年6月为51.0，前后跌落一半。
这些工业原料，多有工厂派人到产地直接采购，流通环节较少，这也是它们地区差价较小的原因。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都属大财阀系统，是由它们本系的洋行采办用棉。三进、瀛丰洋行在江苏、山东有收购站三十八处；在华北、华中则通过商人，因为它们早已控制了郑州、汉口等地的棉花交易市场。中国纱厂都是在棉产区设办庄采购。永安纱厂有六个固定的办庄。以申新纱厂在陕西的渭庄为例：1935年该庄收购泾渭花的平均价格是每担34.33元，运上海后，纱厂作价38.820元，差价4.587元。其中捐税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借款利息叶百分之七点一，其余是运输费用和办庄的费用。但办庄另有“余秤”收入，即收购时压秤的剥削，数目很大。据申新一厂帐册，1933-1936年四年间余秤收入共二十七万六千元，相当于这期间该厂纯利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八。
烟叶除商人运销外，主要产区是由烟公司设烤烟厂收购，烟价由英美烟公司垄断。在山东潍县烟产区，有烤烟厂六十余家，英美烟公司收购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美国、日本公司收购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南洋、华成等中国烟公司收色百分之二十左右。每年烟上市，先由英美烟公司开价，其余厂再跟着开价。这种价格即产地市价，但实际是虚拟价格，与农民实际所得相差远甚。如安徽凤阳，1933年市价是每百磅十七元，而农民所得只有九元，合市价的百分之五十三；1934年，市价十元，农民所得五元，合市价一半。山东潍县，1919年到1934年，农民所得最高时为市价的百分之七十一，低时只百分之四十五。河南襄城，正常年份，农民所得为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八。农民所得之低，是由于收购时压价、压秤、压级。烟的压级尤其厉害，一般分三、四级论价，差价很大，往往评低一级，农民就损失不资。
面粉厂也有收购小麦的办庄，如茂新、福建有七个办庄。不过小麦是传统商品，压秤、压级较小，主要剥削是压从。1908年，上海各面粉厂订立了《办麦条规》，会议价格，各厂收购时只准压低，不准提高。1914年到1920的，上海麦价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而面粉价格上升百分之三十。这期间并无多少洋麦进口，麦价下降主要是工厂资本家压价所致。到三十年代，麦价连续下跌，则如上述，是美麦倾销所致。
七 国内消费的农产品的流通
这类流通都是封建社会早有的传统商品，主销国内，其中最重要的是粮食，我们也以粮食为例。在论清前期市场时，我们曾缕述粮食长距离运销的下条路线，其主要内容是东北、川湘，赣皖的粮食换取江浙、闽粤的布、茶、丝及广杂货，属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鸦片战争后，及重三十年代，供、需双方都发生重大变化。
从供给说，东北粮食基地沦陷了；四川已无余粮可输出，尚须少量输入；湘、鄂可供粮食也减少了。流通路线缩短，集中东南和华北。另方面，人国外进口粮食成为必需，1933-1936年，进口米麦平均每年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余公担，相当于1936年埠际流通米麦(轮船运输者)的一点七倍。这期间，我国人口增长远较清前期为慢，年率不过千分之一，造成缺粮情况，主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农村破产所致。
从需求说，随着通商都市的畸形发展，销售市场日益集中于沿海口岸。原来最大的粮食集散地苏州，这时已无进亦无出。上海变成最大消费市场，其次为广东、天津。
据埠际贸易统计，1936年米的流通共七百二十三万六千余公担。以九江运出一百八十三万七千余公担为最多，其中百分之八十五运上海。次为芜湖，运出一百六十一万九千公担，行销南北大埠，较九江米为广。再次为长沙，运出八十一万余公担，百分之七十以上运上海。上海共运入二百七十九万七千余万公担，又大量进口洋米，故又运出一百七十七万二千公担，走广东、天津等二十四埠。广东运入一百八十六万一千公担，也有大量洋米进口，故有余米运天津。天津共运入一百一十九万六千公担，主要由上海转来。汉口则主要为中转口岸。米的主要流通渠道见图V可见其走向繁复，与前几类商品不同。
从图可见，上海、广州、天津成为最大的消费商埠，上海、广东并成为粮食为的贸易中心，这就会引起粮食商品性南的变化。耗来在封建社会，粮食贸易主重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其进入城市的粮食，则主要是由封建阶级及其仆从、士兵等以货币收入购买，而这种收入无非是地租的转化形态。现在，埠际流通的粮食主要是向通商大埠换取工业品，并由那里的工资劳动者消费了。粮食成为工资(包括工商业雇工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雇员的工资)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就给商品粮增添了一种新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粮食是可变资本的物质对象，因而资产阶级政府总是要控制粮价(减税或对农场主补贴)。我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但无论是大城市的工厂主、一般资本家或政府统治阶级，都要力求抑制粮价，以节约开支(并避免罢工等“骚乱”)。并且，由于没有资本主义农场的阻碍，抑制粮价比较容易。1921年以后洋米大量进口，又加剧了这种抑制作用。在上海，甚至发生米的市价反而低于进口报价的现象。[8]①
这样，前面屡次提及的农产品价格水平低于工业品价格水平的现象就又在大城市内重演了，推其根源，无非是中国经济半封建性的表现。下面表五是近百年来上海米价和一般物价变化的比较。
表见上海开埠以来，直到甲午战争前，尽管人口剧增，而米价水平并未上升(城围战争的几年除外)。甲午战争后几年，米价上升略快于一般物价，但自1910年起，一般物价上升转快。第一次世界大战争期间，上海一般物价继续上升，而米价下跌，1913年每石(156市斤)七点二一元，1914年为六点四二元，1919年为六点九四元。这期间也是上海工业大发展时期。战后1921-1925年，米价上升超过一般物价。但也仅在这几年，米的购买力在它的平价(100%)以上，其余时期，都是被压抑在它的平价以下的。1926年以后就更明显了，一直到抗战前，米价除一个年份外都是下跌的，最多时比1926年跌落百分之四十八点七。而一般物价也是上升，最高比１９２６年上升百分之二十六点七，1931年以后一般物价也跌落，但跌落幅度远较米价为小。因而，米的购买力不断降低，最低时比1926年降低一半以上，到抗战前还比1926年低约百分之四十。[9]①
上海米价及其买力
年份|中等米价元／市石|米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米的购买力
1913 =100
1841-1850|3.79|52.6||
1851-1860|2.87|39.8||
1861-1870|4.40|61.0||
1871-1880|3.14|43.6|68.4|63.7
1881-1890|3.09|42.9|68.4|62.7
1891-1895|3.45|47.9|70.8|67.7
1896-1900|4.97|68.9|83.0|83.0
1901-1905|5.50|76.3|98.2|77.7
1906-1910|6.64|92.1|105.4|87.4
1911-1915|7.39|102.5|107.4|95.4
1916-1920|7.36|102.1|127.0|80.4
1921-1925|10.68|148.1|142.2|104.2
1926=100
1926|15.77|100.0|100.0|100.0
1927|14.77|93.7|104.4|89.8
1928|11.09|70.3|101.7|69.1
1929|13.51|85.7|104.5|82.0
1930|17.02|107.9|114.8|94.0
1931|12.29|77.9|126.7|61.5
1932|11.35|72.0|112.4|64.1
1933|8.06|5101|103.8|49.2
1934|10.27|65.1|97.1|67.0
1935|12.31|78.1|96.4|81.0
1936|10.43|66.1|108.5|60.9
资料来源：米价据邹大凡等：《近百年来旧中国粮食价格变动的趋势》，《学术月刊》１９６５年第９期。批发物价指数，１９２５年以前见，《第一次劳动年鉴》１９２８年版，第１４８页——１４９页，１９２６年以后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２６页，说明：米的购卖力＝米价指数÷物价指数
这种压抑粮价的现象发生在上海(尚未考察其他通商大埠)，但对埠际流通的价格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商人贩粮，是以销售市场的价格为基础，向产区节节压价的。粮食的贸易是封建社会原有的老商业，流通环节特多，逐级压价也大。在产区市场，有粮贩、粮栈、经纪人，在集散市场有箩头行、碾米厂、米店，在大城市，除客商、批发、零售外，也有经纪人以至交易所。因此，其地区差价远比工业原料为大。1933年到1934年间，江西米销上海，产地价格约为销地价格的百分之五十；湖南米销上海，产地价格为销地价格的百分之四十九；安徽米销上海，产地价格为销地价格的百分之四十四；其差异，主要由于各地商业组织及陋习不同。这种差价包括包装、运输、加工费用。例如安徽米销上海，安徽价格每担五元，上海卖十一点四元，差价六点四元。其中运输等费用二点零九五元，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捐税零点九九元，占百分之十五点五；余三点三一五元，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八，为商人所得(包括利息)。
粮食又有很大季节差价，商人昼扩大季节差价来剥夺农民。农民为租税、债务所迫，秋收进不得不忍痛低价出售；青黄不接时，又不得不高价买口粮。据1936年安徽、江西、湖北一些地区调查，季节差价达百分之七十左右。1927年湖南米价，收获前每担十三元，新谷一上市就被压低到每担只有五元。
地区、季节差价之外，农民还受预买制的剥削。预买制在各种农产品中都有，三十年代，估计农民出信产品中有一半左右是商人预买的。不过，最普遍的仍是粮食作物，即所谓卖青苗。卖青苗的价格一般为市价的五、六成。浙江长兴的卖夏米，价格是按夏季(熟季)米价的一半计算。广东茂名的放谷花，商人给价一元，四个月后交谷四斗，价值二元多；在乐昌、阳山，三月预买，六月收谷，每三元收谷一担，价值五元。
在粮食贸易中，农民所得价格比工业原料品和出口品都要低，大约不超过消费市场价格的三分这一。而工业品在农村的价格，即农民所付价格，大约要比产地高出一倍。这就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内市场、亦即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从通商都市到穷乡僻壤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的基本特征。这个剥削网固然是十分有利于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和商人资本，但是，它的不等价交换，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的购买力，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并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八 余论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破坏了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状态，造成了从通商都市一穷乡僻壤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本文在分析商品流通中，也特别注意农民和农村所遭受的损失和破坏。但是，正象列宁分析1861年改革后的俄国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用伤感主义来看待这一问题。对于原来封建的中国来说，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国内市场的扩大都是一大进步。研究者的任务在于考察这一市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主它的作用。
本文只在考察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场的一些基本特征，未能申论它对工农来生产和国民经济的长远作用(虽然这应该是整个研究的目的)。不过，从上述分析中可见，尽管当时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这两种生产方式，尽管它们的产品的流通渠道有所不同，它们仍然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上进行交换，都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和价格结构的制约。近年来国外流行的关于不发达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完整市场”的理论，在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的旧中国都不能得到证实。
本文是考察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国内市场，无暇论及国际贸易，仅在价格结构的考察中涉及进出口的不等价交换。而本文所用资料只是从价格的演变(指数)来表现价格差，并未论及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发达国家在国际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有高于商品价值输出的可能性，而不发达国家“所付了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10]①这个理论完全适用于近代中国。但是，不能承认某些人所说的农村受益的观点，本文所强调的在这种交换条件下农民经济状况的恶化，是个确切不移的事实。因为这里不仅是有受损害者，还有城市以及农村的受益者，尽管人数不多。至于农民遭受损失，也不能完全归之于他们产品的特征(所谓初级产品或“乙类”产品的理论)，而是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传统的商业形式分不开的。
摘自作者与其他同志合著《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六章(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并经改写。
注释：
[1]① 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据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修正），《社会科学杂志》第９卷第２期，１９３７年。
[2]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１９５５年版，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3]① 四十到五十年代上海茶价下降约一半，这一方面是则于运输路线改变，降低了运费；一方面是洋行操纵的结果。七十年代出口茶价降低约百分之二十八，则是由于印度等茶叶竞争和洋行大举杀价所致。七十到八十年代出口生丝价格下降约百分之三十，也是由于日本丝的竞争和洋行操纵所致。
[4]j 图IIA据南开指数，１９３７年刊第３７－３８页。图II B及II C为综合批发价格指数，据《第一次劳动年鉴》１９２８年版第１４８－１４９页之表。图II D是以上海的粮食批发价格指数和纺织品及其原料的批发价格指数为代表，据《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Ｍ４页之表。
[5]① １８７３－１８８１年，进口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十点六九，而出口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点零一。
[6]②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６１－１６２、１８９页。
[7]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１９６７年横排本，第５９２页。
[8]① 发生这种现象的有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３年。见交通大学研究所：《中国海关铁路主要商品流通概况》１９３７年版，第４０４页。
[9]① 米的购买力的考察，因所用价格资料不同而有差异，但总趋势大体一致。另一种考察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８－９９页。
[10]① 《资本论》第３卷，第２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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