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三：“中国崛起”讨论热的冷思考

“中国崛起”讨论热的冷思考（王达三）

文/王达三

　　在中国在以温和的“和谐世界”理念取代颇有争议的“和平崛起”理念之后不久，央视即隆重推出了大型历史专题片《大国崛起》，从而把国人一直遮遮掩掩、欲说还羞的“中国崛起梦”变得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在笔者看来，时下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虽然热烈有余但观点有些偏颇且视角比较单一，而警惕中国未盛先衰的意识仍是一如既往的严重不足。

　　中国崛起的源动力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盼望着自己的国家崛起了——国人每到年尾就掐着手指头算中国GNP位居世界第几？何年何月赶日超美成为世界第一？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大国意识和崛起之梦。

　　《左转》上说：“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泱泱大国，广土众民，中国焉能自甘人下？这就是中国崛起的源动力所在。特别是，这种源动力既被中华民族百余年间遭受外敌欺辱的历史悲情所强化，也因中国近六十年国力日益增强所导致的民族自信而突出，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国民共识和集体诉求。因此，中国为何崛起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中国应否崛起也无须看世界其他大国脸色，十三亿中国人的民心民意足矣,恰如《尚书》所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崛起和能否崛起。目前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即“经济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

　　GNP并不能决定一切问题

　　“经济决定论”把实现中国经济健康、快速、稳定、持续的良性发展看作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认为中国GNP位居世界第一之时就是中国崛起之日。

　　这种观点提出“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粗放增长、投资带动、外贸导向、泡沫加剧等诸多脆弱症，看到了中国产业屈居于世界产业链末端和汲取世界利润链低附加值,从而不得不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打长工”的可悲局面，因而提出了中国崛起必须扶植和发展民族产业尤其是支柱产业的重大命题。

　　然而历史经验表明，GNP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不能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存亡。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和蒙古人覆灭宋王朝，前两者GNP甚至不抵后两者的百分之一；1840鸦片战争时，中国GNP占世界总量的22%，远远高于英帝国；1895年甲午战争时，中国GNP也要比日本多得多；20世纪以色列打赢了四次中东战争，但其GNP与整个中东阿拉伯国家相比相差也很悬殊。

　　由此来看，“唯GNP”的观点值得反思，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的神话未必就是中国崛起的神话。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崛起梦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基础之上的。

　　不能“乌托邦化”欧美制度

　　“制度决定论”认为中国发展目前遭遇到“制度瓶颈”，中国能否崛起的关键在于解决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制度突破”激发和释放中国发展的更大潜力。

　　诺斯的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但说一个国家崛起主要取决于制度却未必然：奴隶制的斯巴达打败了民主制的雅典；部落制的满族入主郡县制的中原；近四百年世界各大霸主皆为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保证不了任何一个霸主一枝独秀、万年长青。

　　一些人的兴奋点往往集中在中国对国际“文明制度”亦即欧美制度的借鉴和接轨之上，但却忽视了欧美制度的内部差异性和全球范围推广的限度性。其他国家若不顾自身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而一味地对之加以模仿和效法，有可能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从而掉入“制度陷阱”不可自拔：黑非洲一些“民主国家”长期身陷贫困、疾病、混乱乃至内战的漩涡；“拉美现象”造成的拉美左派崛起实际上是对欧美制度的反思和修正；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等“民主国家”政变频繁；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被台湾的黑金政治、经济停滞、社会分裂等现象严重弔诡。

　　“民主是个好东西！”举出上面种种例子，不是否认中国制度革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是提醒制度借鉴和制度接轨需要慎之又慎，尤其是不能“乌托邦化”欧美制度。中国制度革新的关键在于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和现实需要，同时结合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自主而又自信地创建和创新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

　　文化复兴要有文化主体性

　　“文化决定论”认为中国崛起的关键不在于中国“硬力量”或“肌体”的强大，而在于实现中国“软力量”或“精神”的崛起，亦即中国文化的崛起。

　　中国文化如何崛起？剑走偏锋的“全盘复古论”和“全盘西化论”都遭到了抛弃，主流的意见是既要继承和光大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又要吸收和包容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实现中国文化的“古今一贯”与“中西合璧”，催生并引导人类文明的新方向。这种看法虽然颇有道理、应者云集，但却陈论过高、大而无当。因为文化同样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外历史上野蛮民族打败文明民族、游牧民族打败农业民族的例子不胜枚举；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朝代，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孱弱的朝代。

　　特别是，中国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抛弃和割裂自身传统最为彻底的国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当下文化语景中既没有占据主体地位，也没有占据半壁江山，而是近乎缺席和绝迹。绝大部分国人不懂甚至不读四书五经，有何能力实现“古今一贯”？一块海绵焉能吸收和包容整个大海之水？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的情况下，奢谈“中西合璧”与其说是中国文化吸收和包容西方文化，不如说是中国文化泥牛入大海，被西方文化所吸收和包容。

　　因此，中国文化崛起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各种方式重建和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实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伟大复兴，以文化复兴推进文化崛起。然而，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前不久十博士生“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呼吁书遭到了激烈批评，说明国人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概念都难以容忍，遑论中国文化复兴！

　　“大历史观”与中国崛起

　　指出三种“决定论”的各自问题不是否认它们的合理性，也不是否认它们与中国崛起的高度相关性，而是说任何一种“决定论”都不可避免地犯有本质主义的错误，容易忽视中国崛起的复杂性、系统性、艰巨性。事实上，谋求和实现经济兴盛、制度革新与文化复兴构成了中国崛起的三大核心任务，需要齐抓并举和齐头并进，不能攻一点而不及其余。

　　这三大任务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近代中国的三个历史时段：洋务运动的“器物救国”时段、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制度救国”时段、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救国”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是救亡图存，三大任务历时而发、依次递进；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中国崛起，三大任务同时并举、相互依存。这一现象说明，讨论中国崛起需要有个“长时段”的历史视域。

　　“长时段”是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他眼中，“长时段”大约是三五十年，也可以是上百年。一百年对解释欧洲民族国家短暂的历史是有效力的，但对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解释效力却是有限的。美国著名已故华裔史学家黄仁宇有个“大历史观”，主张用五千年的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代兴代起，有着不同的高峰期（兴盛期）和低谷期（衰败期），呈现出周期性循环式的历史发展样态。遵循黄氏“大历史观”的思路，笔者认为中国历史发展有六大规律：高低相间，盛衰循环；长短相间，盛长衰短；二世而亡，盛世突变；盛必统一，衰必分裂；衰自内忧，衰必外患；衰而不亡，衰必复强。当然，这只是些大体规律和粗略描述，未必精确得当和人人同意，但却可提醒人们有必要回到中国历史自身探寻中国崛起的内在机理和自我调整机制，而不应把视野仅仅局限于中国现阶段的现实问题。

　　“全球史观”与中国崛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提出“大历史观”和回到中国自身历史的问题，并不是反对把中国崛起的坐标同时也设定在其他大国的兴衰存亡之上。因为“大历史观”本身就包含着“宽视界”的维度，而在“全球化”时代，“宽视界”无疑也包含“全球史观”的维度。

　　事实上，中国融入“全球化”或走进世界历史的历史至少可以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算起。当然，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是低着头被动地走向世界，而如今中国则是昂着头主动地走向世界。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是继“犯我大汉，虽远必诛”的“强汉”和“八方来朝，万方来仪”的“盛唐”，以及虽有缺憾但仍算昌盛的宋、元、明、清四大王朝之后的“再崛起”过程，是中华民族的“再复兴”，因而和其他大国的崛起过程几乎等同于其民族国家的开始出现和逐渐兴盛的过程有着重大区别。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从世界边缘进入世界中心，也意味着其他大国的相对衰退和渐次让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中国应充分理解世界其他大国对中国崛起的内在焦虑和高度警惕：中国能否接受现行世界“游戏规则”，并成为世界的“积极性”和“建设性”力量？中国崛起是否依然会遵循九大“霸主”依次兴衰更替的铁定法则，甚至以“铁血政策”改写“力量版图”？很显然，中国必须尽力消除其他大国的疑虑，坚持和平合作、互赢互利的崛起路径，坚决避免“零和博弈”的现象，而不是一味助长“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倾向。

　　中国对世界的和平承诺是一贯的，但其他国家的焦躁不安不会靠中国的承诺就能消除。依此而言，“中国崛起论”就如同“和平崛起论”一样，过早地暴露了中国的战略目标，尚不如在相当长时期内把“和谐世界”从观念（“软力量”）上和行动（“硬力量”）上带给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

　　警惕和防范中国未盛先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崛起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宿命。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中国崛起时，还要时刻唱响“盛世危言”。从目前来看，中国崛起还只是一个预期，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还不到说“盛世危言”的时候，而是要考虑警惕和防范中国的未盛先衰。

　　“9·11”事件爆发和美国身陷伊拉克，给中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但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警惕，近来美日联手从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层面打压中国战略空间，堵截中国战略通道，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中国地缘政治形势开始恶化而不是好转了。中国在海外创建孔子学院，而日本和韩国近期也分别宣布在世界上建100所“日语中心”和“世宗学院”以抗衡中国“软力量”的扩张。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国际阻力将越来越大。中国如何冲出重重包围和化解众多矛盾，考验的将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智慧和耐心。

　　孔子说：“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中国自身问题的解决。然而恰恰是中国自身目前存在许多积重难返的严峻问题：两极分化和城乡对立造成了社会分裂；东西差距和南北失衡造成了“四个中国”；文化沉沦、道德滑坡、伦理失范、诚信缺失正在造就“没有信仰的一代”；吏治腐败、司法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房产腐败腐蚀着社会肌体，挑战着国人的容忍限度；资源匮乏、能源紧缺、生态恶化不但使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乏力，而且严重威胁着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台独、藏独、疆独等使中国时刻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危险，等等。

　　每个问题都相当严峻和紧迫，都无法使人高枕无忧酣然入睡，都给中国崛起埋下了重大隐患。这些问题不能快速而又稳妥的解决，中国面对的将不是崛起的问题，而是混乱分裂、未盛先衰的问题。在讨论中国崛起之前，还是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吧！

（作者为北京独立学者）

来源：木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