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79）2009-07-25

南沙争端为何高热不退？美国插手 　　

美国重返亚洲给中国添堵　　

设站敛财太猖獗 还路于民不容缓　　

司法宽严失准　如何令人信服　　

中国智库臃肿　谋划改革整合 　　

南沙争端为何高热不退？美国插手 　　

中评社北京7月26日电（评论员　郑泽民）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以来，东南亚有关国家在南沙争端中未抢占新的岛礁，而是转为宣示“主权”，诸如举行“纪念”活动、国家或军方领导进行“视察”、举行旅游观光活动、向石油巨头进行能源勘探招标等等，以加强对岛礁的实际控制。 　　

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沙巩固占领行为，各国一般以外交抗议为主，围绕南沙岛礁主权的斗争基本上形成这样一种冷热交替模式，即某个国家巩固主权的行为招致一个或几个其他国家的抗议，之后事件逐渐平息，使得南沙争端呈现出冷热交替、周而复始的发展曲线。但今年以来，由东南亚有关争端国家纷纷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划界案而引发出的南沙争端新一波高潮，似乎一时还难以平静下来。 　　

按上述冷热交替周而复始的南沙斗争模式，5月份之后南沙争端就应该平息下来了，然而，南海似乎热度不减，有关媒体持续炒作是南沙争端保持持续高热的一个重要原因。借5月递交外大陆架划界案所引发的“东风”，东南亚有关国家媒体以美国与有关东南亚国家的年度“卡拉”演习大做文章，说什么美国与东南亚国家打造卡拉海上力量集团，把美国提出来的但目前连美国自己也不使用的名词“千舰海军”搬了出来，称建立“卡拉海上力量集团”是实现“千舰海军”目的的最佳方案。事实上，美国提出的“千舰海军”计划连东南亚有关国家自身也难以接受，担心美军舰只借机在马六甲海峡或本国海域巡逻，有关媒体以此进行炒作似有病急乱投医之嫌。 　　

除媒体的炒作外，还有一些因素的持续发酵也使南沙争端一时难以平静下来。 　　

有关国家在中国南海传统海域进行油气勘探、渔业等经济活动仍将继续发生。南海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经济利益使有关国家不惜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经济复苏、能源紧缺使南海资源之争更加激烈。例如，为保护海洋资源，5月份中国宣布在南海部分区域实行伏季休渔，遭到越南的抗议，不但如此，越南还支持其渔民深入中国海域捕鱼，宣示其所谓“主权”。6月，印尼在中国南海传统捕渔区抓捕正在作业的70多名中国渔民，而且要对部分渔民提起司法诉讼。 　　

有关国家利用东盟组织或者相互之间针对中国的合作趋势持续加强。东南亚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联合对华或者借助东盟组织集体力量与中国谈判早已有之，今年以来，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一致对华的态势加强。3月菲律宾总统签署的领海基线法未包括菲认为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但现在被马来西亚占据的司令礁。5月份马来西亚和越南联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划界案。7月，东盟第42届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鼓励有关各方根据中国与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平处理南海争端，体现出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体性。  　　

美国对南沙争端的关注加强。金融危机的冲击使美国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相对下降，中国国际地位相对上升，不利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尽管在应对金融危机复苏自身经济方面需要中国的资金和市场，但美国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仍不会有改变。去年以来，日美同盟、美印、日印关系都得到加强，在两岸关系趋于和缓的情况下，美国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空间相对缩小，通过支持东南亚有关国家对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要求，或者自身直接加强在南海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以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成为美国延缓中国快速发展，给中国制造麻烦的重要方式。 　　

7月中旬，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常设委员会就美国在南海问题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防部官员称美军将继续在中国南海执行任务，美国国务院官员则更明确说美国将保护在南海活动的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反对中国“恐吓”美国公司，还建议东盟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同中国解决纠纷。在即将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将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美国还向泰、越、柬、老等湄公河流域4国提出了建立“美湄合作”的新框架建议。美国通过这些举动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对南沙争端的介入方式增多，并且将得到东南亚有关国家更多的炒作与迎合。 　　

当然，还有有关的东南亚国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为争夺政权，受迎合选民、经济社会矛盾刺激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都有可能给南沙争端升温以转移国内人们视线。  　　

以此看来，今年来南沙争端似乎从那种冷热交替周而复始的发展模式转为持续高热状态，而且，使南沙争端持续高热的这些因素基本上都是长期性的或周期性的，因此，持续高热可能成为南沙争端的常态，特别是在东南亚有关国家针对南沙争端制订了诸如区域制海权、潜艇伏击区等新的海上战略，使南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上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和有力的应对措施。　　

美国重返亚洲给中国添堵　　

美国国务卿希拉妮日前在泰国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此举意味着美国的亚洲政策发生战略调整，加大了对东南亚各国的投入，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国的围堵。　　

希拉妮今次亚洲之行相当引人注目。她首站是印度，期间美国与印度签署了有关国防、太空和科技合作的三项协议。根据印美两国签署的另一项协议，印度同意美方在该国两个地方建造民用核反应堆。而印度也拿到了美国先进武器“准卖证”──购买一百二十六架先进战机。可以说，希拉妮印度之行，通过售卖武器，拉拢了与印度的关系。　　

扩大强化伙伴关系　　

希拉妮一路上还对伊朗核问题、缅甸人权问题、朝核问题不断发表看法，她将此行访问的最高潮选择在泰国，她特意选择在一家泰国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公开亮相并宣布：“奥巴马总统和我现在对亚洲给予更多的关注。”她表示，奥巴马政府要告诉亚洲国家，美国不再专注于在伊拉克与阿富汗作战而搞得焦头烂额了，美国希望扩大并强化与亚洲国家的伙伴关系。　　

美国作出此重大调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布殊政府时期，美国对东盟一手推动的东盟地区论坛不够积极，认为中国在该论坛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此，前国务卿赖斯曾在三年内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这导致东盟国家有一种弃儿心态，并对此深感不满。但在奥巴马上台前，美国国内即开始反思对东盟的政策。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不能发挥领导作用，但不参加就等于被排斥在外，美国对该机构的影响力也会很弱，而参加之后还能发挥一定作用。　　

实际上，美国积极介入亚洲事务，主要是为了围堵中国。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威瑟斯比说：“当中国在该地区崛起时，向东盟国家提供另一个可与之交往的大国选择符合美国利益。如果美国减少与该地区接触，有可能导致地区国家纷纷投向中国，将对亚洲其他盟友带来不利后果。”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吉姆韦伯更直言不讳：“只有美国拥有声望和实力应对中国所带来明显的力量失衡。我们有义务维持该地区地缘战略平衡，确保亚洲所有国家获得公正对待。”　　

南海争端更难解决　　

显然，美国不甘愿东南亚成为中国的后院，特别是近年来当美国陷入伊拉克与阿富汗两个泥淖中不可自拔时，美国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突飞勐进的关系深怀忌意。奥巴马从世界其他地方收缩战线，但在东南亚却采取了攻势战略，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　　

由于南海问题的羁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时好时坏，近年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淖时，中国没有抓住时机清除这些羁绊，如今美国回过神来，为东南亚各国提供保护伞，令南海争端更难解决。中国近年的东南亚政策其实是失败的。（太阳报 冯海闻）　　

太阳报：设站敛财太猖獗 还路于民不容缓　　

交通运输部发言人日前透露，部分省市已取消了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站。对经济民生造成严重困扰的滥设收费站问题，终于被提上中南海的议事日程。　　

在内地，公路滥收费已成为长期无法治愈的社会痼疾。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资金短缺，采取“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方式加快道路建设，在当时是有必要的，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现在事情性质起了变化，收费公路已沦为各级政府的印钞机，亦是贪官污吏敛财的工具。　　

随着经济发展，运输量激增，公路收费成为一块肥肉。国家审计署去年揭露，有十六个省市在一百条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一百五十八个，违规收取通行费一百四十九亿元；而一些允许收费的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过长，通行费收入已高出投资成本十倍以上。　　

目前公路收费站遍地开花，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除交通部门设站外，地方政府也不放过这无本生利的机会，连乡镇政府也插一手，聘几名民工，穿上制服，在公路上架几根木条，就大收买路钱。有些地区还发生为争夺收费站大打出手的闹剧。　　

更不堪的是，一些地区竟连外商捐建的公路或公路桥也设站收费。最明显的例子是本港富商霍英东生前捐建的番禺洛溪大桥，当地政府竟收了十三年过桥费，累积收费已是建桥费的几倍，还不满足，仍想多收七年。霍英东最终忍无可忍，开记者会揭露真相。　　

富了贪官 苦了百姓　　

滥设公路收费站的乱象，其实是官场腐败的反映。有内地学者指出，各地所征收的过路费，很多都没有用于道路维修保养，也没有上缴国库，而是落入地方当局的小金库，有的用于建筑豪华办公楼、招待所，有的则成为接待上级官员的招待费，有的干脆被官员私分掉。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乱象已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公路本是经济的动脉，现在却如同“血管阻塞”。收费站星罗棋布，车辆无钱寸步难行，过路费已成为运输业的沉重负担，业界叫苦连天。而运输费用上涨，必然造成连锁反应，各行各业成本应声上扬，并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当初说“要想富、先修路”，现在却只富了一小撮贪官，穷了国家，苦了百姓。　　

这种状况已激起民愤，近年“还路于民”的呼声日隆，但整顿行动迟迟未能开展。究其原因，是地方势力不愿丧失既得利益，设置重重障碍，或采取拖延战术，或阳奉阴违，千方百计要保住自己的敛财工具。　　

地方官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挑战中央的管治权威。对此，中央绝不应等闲视之，必须排除干扰，加快整治公路滥收费的进程，否则地方势力得寸进尺，中央的公信力将严重受损。　　

东方日报：司法宽严失准　如何令人信服　　

成都三十岁男子孙伟铭因无牌兼醉酒驾驶，造成四死一伤的交通事故，而肇事后更驾车逃逸，日前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是内地首例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的交通肇事者。判决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司法界及舆情争议四起，多数网民叫好，但也有舆论质疑各地量刑不一，司法不公，多名律师上书最高法院，以罪不致死为由，请求刀下留人。　　

桉情显示，这名孙姓男子长期无牌兼醉驾，桉发时连撞五车夺去四条鲜活人命，为近年罕见的特大恶性交通事故，无论情节和后果都极为恶劣。法院重判，一是严惩被告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二是加大对醉驾超速肇事的阻吓力，本来不至于引起轩然大波，问题是，就在该桉宣判的前三天，杭州法院判处飙车撞毙一人的富家子胡斌三年徒刑。　　

同样是驾车撞死人，家财万贯者获轻判，家境普通者被处死刑，一轻一重，宽严失准，难怪人心难平，这岂不是在开法律玩笑，哪里有司法公正可言？于是乎，舆情激变，质疑法院宽严失准的声音四起，社会同情的天秤逐渐偏向孙某。　　

标准不一 量刑迥异　　

其实，根据内地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刑期一般为三年，情节特别恶劣最高才可判七年。鉴于近年交通死亡事故直线上升，司法当局早已将危害公共安全罪引入量刑，最高为死刑，但是，类似醉驾等交通肇事罪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量刑标准，最高法院至今未有司法解释，这就使得各地法院量刑断桉的弹性极大，法官随意判桉在所难免。　　

在此之前，内地还没有法院对醉驾者开过杀戒，孙伟铭是中国第一例，自然引起各界关于“醉驾到底该不该判死”的争议。依孙某四条命桉之罪，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处以极刑，法理上说得过去，但问题是，由于各地法院对醉驾杀人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标准又不统一，导致此前的判决五花八门。　　

譬如今年一月，一名王姓男子醉驾超速在三门峡国道肇祸，造成六人当场死亡，七人受伤，王某弃车逃离现场，获刑六年半；今年五月沈阳吴姓男子醉驾造成三死二伤，获刑七年；湖北荆门交通局副局长周某醉驾撞死一人后逃逸，只被判三年；去年八月，武汉一名非洲留学生醉驾致一人死亡，也仅被处以民事赔偿及驱逐出境。　　

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依法治国的基石。同属恶性交通肇事桉，定罪有轻有重，差距幅度极大，简直到了法律失去标准的地步，这无论对桉中的受害者还是对罪嫌本人都是不公正的。这一司法乱局只能归咎于现行法律的溷乱不堪，以及执法者的主观随意性，尤其是法院不能对贫弱权贵一视同仁，令老百姓丧失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所以，与其说不少民众替孙伟铭抱不平，不如说他们对司法制度不信任。　　

中国智库臃肿　谋划改革整合 　　

中评社香港7月25日电／中国拥有智库数量2000家，在数量上超过美国，但仅有70多家被国际认可，许多机构缺乏独创研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最近一批中央级的智库机构正在通过改革，把脉国家发展前沿问题，力图带动中国智库水平的提升。 　　

大公报报道，按照一般定义，智库是一个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进行调查研究的机构，通常独立于政府或政党之外，依靠独创研究对国家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有西方学者将其成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不仅影响到白宫决策，甚至受到全世界关注。 　　

据有关统计，中国目前已有智库超过2000家，在数量上已超越美国。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则只统计了中国内地智库74家。大量缺乏建树的研究机构未获认同。 　　

与美国很多智库是独立机构不同，中国的智库绝大部分附设于党政部门，依靠财政拨款进行工作。很多研究人员习惯于解释既定政策的合理性，缺乏前瞻性研究，被批评为“最擅长揣摩上意”。 　　

智库体系开始转型 　　

事实上，中国的决策层近年来更加注重智库学者的意见。政治局定期邀请学者就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热点举行专题讲座，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建议也被纳入到决策程序中，以加强决策的科学化、专业化与民主化。例如，由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出任会长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在国际社会享有“中国的战略智囊库”之称，在民间外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办的《战略与管理》杂志，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的《外交事务》”。 　　

今年三月，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被称为是规模空前的超级智库。7月2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举办了全球智库峰会，为应对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长出谋划策。 　　

新智库由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机构。据称，温总理告诫，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此新智库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波冲击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等等，要求拿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 　　

有别于以往的官方机构，新智库拥有“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成员来自党政部门、大型企业、大学、银行、港澳商会，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这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 　　

两大干校同时改革 　　

而中国两所级别最高的干部学校同时也是高级智库，即隶属中共中央的中央党校和隶属国务院的国家行政学院，近日也纷纷走出改革步伐。中央党校上周宣布撤销4个研究中心，并对6个研究中心进行调整。被撤销的包括“经济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旨在整合科研力量，扬长避短，使党校更加集中精力研究关乎党建政改的重大课题。 　　

国家行政学院方面，目前正在筹建一个国际级的应急管理培训基地，负责对全国各级官员进行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培训，同时对于突发事件和应急管理进行课题研究。 　　

政情分析人士指出，最近几年，北京一些重要智库，陆续开始对现有学术资源展开整合，研究领域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创新探讨。比如很多政治类研究机构过去都设立有国际共运史的研究部门，现在有的撤并压缩，有的转型研究世界政党。  　　

四类智库聚京城 　　

在当前体制下，中国各部委省市都设立有研究室、研究所，还有官方设立的文法理工等科研机构，按照广义概念，他们都被称作智库，总数量超过2000家。获得美国学界认可的70多家中国智库中，绝大多数集中在首都北京。 　　

按照类别而言，则主要分为四类。一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军队直属的智库机构。中央系统，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国务院系统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军队系统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这些部级、大军区级的机构，是中国最为核心的一批智库，直接为高层决策服务。其负责人也都是重要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比如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对党的建设、思想理论、中央重大决策的可行性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对全国经济形势进行跟踪等。历次党代会的报告，都由中央政研室牵头。再如，中国科学院既是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学术机构，也是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机构。 　　

第二类是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下设的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也接近宏观管理部门，因此也对政策出台和运行发挥重要影响。财经方面最为知名的包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信息中心等，为宏观经济、财政金融政策提供咨询。政治方面则有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组部党建研究所以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 　　

第三类是高校系统。比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等，都汇聚了大量优秀人才，对政经热点展开研究。但相较于政府部委下属的研究机构，他们在获取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方面，不具备优势。 　　

此外，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是为数不多的非官方的科研机构，为公众、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政策研究成果和政策分析。前者由经济学家樊纲任所长，后者由学者迟福林任院长。 　　

联早: 中国“顶级智库”有隐忧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9日载文《中国“顶级智库”的隐忧》，摘要如下： 　　

全球智库峰会刚在北京落幕。发起此次峰会的是被称为顶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这家刚成立不久的智库，由于由前副总理挂帅，在近一段时间里，吸引了足够的眼球。 　　

据说国经中心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库。中国的智库数量虽然众多，但由于体制环境、资金和评价体系，以及公信力等问题，在国际舞台上鲜有显着成就，议程设置能力与话语权弱小，无法与西方顶尖智库对话。因此，这个汇集了中国政界、商界、学界力量，有着很多卸任和在职高官的智库，被人们寄予了很大期望。这从“顶级智库”、“超级智库”、“最高智库”等种种称谓可见一斑。而国经中心似乎也没有辜负舆论的期望，一出场声势就造得很大。 　　

能否拿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不过，与媒体的热切期望相比，我劫想泼点冷水，对这家“顶级智库”的任何高调宣传和神化，都是在“捧杀”它。 　　

触发我泼点冷水的直接原因是看了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峰会召开前与清华大学教授薛澜等学者的一段对话。郑坦承，国经中心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筹集资金，他本人最近一段时间在这方面花了好大精力。 　　

虽说资金缺乏是中国智库的普遍现实，而国经中心的筹资目标是5个亿，对一般智库来说，5亿的数额的确有些大，但对国经中心而言，不会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不要说国内很多有实力的大企业是其理事或常务理事单位，以这帮卸任高官的能量，弄些钱来还是办得到的。当然，开头可能有些困难，毕竟现在正处于金融危机时期，但我相信钱不是阻碍国经中心成为“顶级智库”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难题在于拿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国家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一些长期战略、思想和主张。中国不缺一般的对策研究，也不缺对短期问题的研究，现在很多智库都在干这个，缺的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起指导价值的研究、思想和战略。当年，兰德公司给美国政府提出用冷战的方式与苏联进行对抗，从而为美国赢得冷战奠定了基础。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提出过“三个世界”的国际关系主张，虽然这个主张现在看来是失误的，但在当时情况下，为中国1972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起了很大作用。当前，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倡导“和谐世界”，这一主张直接来自于前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论。 　　

国经中心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的“顶级智库”，就必须在大的战略上有自己的看法、思想和主张，无论在国家发展战略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能够提出议题和问题，引导舆论。否则，即使在一般对策上做得非常出色，也有负“顶级智库”的声誉。而从现在披露的各种信息看，国经中心难有这样的作为。 　　

未摆脱官本位心态 　　

首先，国经中心似乎并未摆脱官本位的心态束缚，把自己真正作为民间独立的思想库。国经中心对社会的宣传是民间智库，然而，或许除了资金外，我们看不到它有多少民间的色彩。媒体所津津乐道的超豪华阵营，不过是一些过去的高官以及以企业家面目出现的官员，真正的一流学者少之又少。另外，据说其办公地点选在中南海隔壁，门口还有哨兵。离权力中心这么近当然有利于其“上奏折”，但很难想像有哨兵的智库会是民间智库，充其量是个特别的“民间智库”。 　　

当然，是否为民间智库本身并不重要，但如果把自己定位为民间智库，心态上劫又摆不正，多少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这个且不去讲它。国经中心的局限性更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它自我设限，只研究经济，虽然在选题上也强调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 　　

然而，众所周知，越是宏观的战略问题，越不单纯是经济的，只局限于经济问题，视野和研究方法必然受限。从世界一流智库看，研究领域虽各有侧重，但没有谁会把自己局限于某个方面。即使只研究经济，按照郑新立的说法，国经中心也颇有些画地为牢，在谈到和已有智库如国研中心的区别时，郑说，国研中心侧重于长期的重大发展战略的研究，言下之意，国经中心着重研究的是一些短期的应对策略。这与顶尖智库的身份似乎是不相称的。 　　

二是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它有多么强大的研究力量。国经中心的超豪华阵营，只表现在理事、顾问上，就一个智库最重要的研究团队来说，由于国经中心没有公布其研究人员的名单，我们无从得知它有哪些超强的核心研究人员。事实上，也没有听到媒体报道国内公认的一些著名学者有谁在国经中心的研究队伍中任职。我们看到的是，国经中心的课题并没有以自己的研究出现，而采取的是招标购买模式。这当然与国经中心刚成立不久有关，但对于一个以一流智库为己任的智库来说，购买别人的研究成果总归是很尴尬的。 　　

智库的影响力在于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品牌效应，而不是其规模和级别。没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政策理论设计方面提出问题、思想和战略的能力，就称不上一流智库，更不用说顶级智库。所以，别先忙着给国经中心唱赞歌，还是看看它给我们贡献了哪些思想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