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带给我们的三点启示

邓玉娇案已过去有那么一段时日了，众说纷纭，案现已了结，邓玉娇也在家静养，准备重新寻找一个工作。掩卷遐思，在网上一度曾轰轰烈烈的邓案带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一、政策的持续性——100年不变。

首先说“100年不变”是总设计师，他设计出来的改革路线要求100年不变。最近又有人去美国告诉他们：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100年不变。这就是说，你们不用担心，虽然过去了30年，我们的改革政策不是还剩70年，还有100年不会变的。这些现象说明，精英们设计的政策是一个绝对值、是一个固定值、是一个静止的不变值。所以方方面面都不用但心，继续走你们的路，挖你们的金，改你们的革，不要回头看！

邓案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从5月10日事件引发开始，到6月16日一审判决为期一个多月，我们切切实实体会到了“政策100年不变”的深刻内含。在此期间，大多数网民和群众对于湖北巴东县公然存在“梦幻城”这样的性服务场所，表示了不满和反感；同时，对于邓大贵之类的干部要求性服务的腐败行径，表示愤慨和痛恨；而对于邓玉娇这样敢于维护自己的性权利和人格尊严，表示了极大的支持、赞同和歌颂。邓玉娇的行为是这个特色时代的特殊精神的体现，所以引起了全国各地最广泛的关注与呼喊，根据有关数据的统计，互联网上就有四五百万人在关注此案，还有一些热心的网友直接到巴东参于此事件的工作。但是，在事情引发的一个多月时间，当地政府与上级部门在干什么？他们却在装聋作哑。网民以及群众对邓玉娇的支持如潮水般的呼声，以及要求公正对待此案，这些部门却都视若无睹。时间一天拖一天，呼声一天高一天，连最需关注的 “中国妇联”也不见半点声音。我们的工会和妇联等组织，是保护工人和妇女儿童权益的机构，可是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很少看到这些组织出来说话。前几年发生的黑砖窑事件，最早站出来说话的不是工会；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迟迟不见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妇联站出来说话。对重大事件，我们的组织、我们的部门都不大愿意为弱势群体“呐喊”，那么，在邓玉娇受侮辱愤而刺死公务员一案中，同样也是没有指望的。

“民声”、“民意”在他们眼里是算不了什么！但不能不处理、不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拖不下去了，就采取删贴、禁止发贴、压制呼声等极端做法。本来群众是一片好心、好意，但久而不决，拖而不定，也不作任何解释说明进行引导，使事件的发展出现了混乱，出现了过激，是谁之过？本来开始是很容易解释、很容易说服、很容易平息的，为什么非要拖到最后采取过激的做法来平息呢？

这件事使我们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件“大事”。都是先拖不决，静观其变，把事情逼到绝路，最采取强制性措施。二十年了，精英们没有一点长进，也没有一点经验总结，还是这种套路！说明什么？说明“100年不变”、说明“韬光养晦”是他们“永恒”的主题。

不过，这使我们也感到惊奇。“改革开放”顾名思义就是不断改进、不断开放、不断进取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为什么要固定在这一个“不变”性上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同样，对于人民的不满、对于人民的反思、对于即定政策的“反弹”、对于压迫的反抗，难道就没有灵活的、相适应的改进策略吗？难道就没有一个寻根究底的反思过程吗？难道就是要走这唯一的一条“极端”的压制对策吗？！

二、左右对邓案认识的出发点是不同的。

邓玉娇案只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关健是现在的社会道德已经沦丧到了极限点。类似于邓玉娇事件在当今社会应该是很多的，湖北襄樊老河口市的高莺莺、河南人在桐乡打工周军丽、四川人为反抗强暴跳楼致伤终生瘫痪的小静、湘潭市临丰小学音乐教师黄静、四川大竹县莱仕德酒店员工杨代莉、江苏省灌南县孙巾云、唐河县上屯乡丁岗村的尚伟丽、椒江宾馆的杨春红都是这几年来媒体报道过的官员和先富们污辱女性并使其致残致死的案件。但是邓玉娇敢于向邪恶挑战，勇敢地维护了自己做人的起码尊严。《水浒》中打虎英雄是很多的，但是为什么武松的打虎行为就能广泛流传并得到世代传扬呢？这就是武松的精神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同样邓玉娇案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特点，有着特殊的意义。人民群众是崇尚社会的正气，大多数人民群众认为邓玉娇的行为是正义的行为，而普遍认为邓贵大们是代表了一个特权阶层、代表了一个先富的阶层，已经作孽到顶了，事实上已经沦为地地道道的地痞流氓，所以死不足惜！

在网络中我们注意到了这一个特点，原来左右争执的二派，现在在邓玉娇的事件中却有共同的意念：声援邓玉娇、追究邓贵大黄德智。虽然左右在邓案中表面已经达成共识，但这种“共识”最终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对邓玉娇事件的认识上，广大网民们认为邓玉娇是人民中的一员，法律应该要保护弱者，政府要代表人民的心声。网络左派们的目的是要求共产党清除腐败，回归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但右派却是认为腐败是由“一党专制”造成的，改革到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没落实。他们目的，就是要“改”掉“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实行多党制。在邓案中，右派们也是出于这种目的，他们是想借邓玉娇事件，实行他们的“私货”。

三、从邓玉娇案再次显示了社会形成的二个对立阶层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几起事件“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等引发了官民对立。尤其是在5月10日邓玉娇杀死淫官案发生后，网民、众多地方媒体对邓玉娇一面倒的声援，网络上赞美邓玉娇“贞节烈女”、“杨佳式女英雄”、“替天行道”的声音可谓汗牛充栋。“活该”、“如此干部杀了大快人心”等快意的呐喊更不绝于耳，被刺死的官员，却几乎没得到公众半点儿的同情。这种反差的背后，凸显中国社会两个阶层一个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和一个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弱势阶层的对立和分裂。

我们再次看到，邓玉娇案又唤起人们对一些官员贪污腐化、欺压底层民众的记忆。此前，媒体刚曝出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四川宜宾国税局长买处案等，已令一些官员在民众中的形象，差不多等同于腐化、丑陋的化身。因此，“邓玉娇案”被网民赋予了极强的象征意味：一边是拥有政治权力、性权力、金钱权力等强权的官僚，一边是被侮辱、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民众。这种社会对立的图景植根于公众的潜意识中，且不断被现实所证实。

现实官民的这种对立，是一系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把原有的人民监督制度给废止了，政府及其官员没有任何约束机制，他们以改革的名义蚕蚀集体利益、他们以改革名义侵害群众利益、他们以改革的名义贪污腐化、他们以改革的名义中饱私囊，他们逐渐形成了社会的强权者。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背负了制度与结构变迁的代价，原有社会地位被不断弱化，原有的社会福利被不断侵占，原有的社会权力被不断剥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沉默无助的弱势群体。因此，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压迫与反抗是必然同存的，二个阶层的对立也是必然的。所以说邓玉娇案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今天如果没有一个邓案，明天也会发生张玉娇案，后天也会有陈玉娇案。

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入地界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权利生长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洗礼的老百姓，是不会再被动等待执政者赋予自己权利，他们是要主动用互联网来争取本属于自身的权利。但是对于这种变化，执政者却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不适应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还习惯用一种封建制、家长制的方式来对待网络、对待网民，粗暴对待底层百姓的权利要求，人为地扩大二个阶层的对立。如果当权者继续异化传统观念、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回到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来，那么二种社会阶层的对立是不可能调和的，等待我们这个社会的，是会有更多的修脚刀出现。

2009．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