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78)2009-07-25

中青报: 中国铁矿石8年多付7千亿 力拓案揭安全经济空白

力拓“间谍门”暴露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软肋

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几为空白

本报记者 程刚

就像一场刚刚启幕、渐入高潮的大戏，力拓“间谍门”的每一个进展都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该案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表示，他已在最近的一次会晤中向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史密斯介绍了案件的情况，中方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力拓的雇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中国国家机密。

7月5日，胡士泰等四名力拓雇员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刑拘。据报道，胡士泰等人通过贿赂获得的机密信息，应该包括国内各大钢企的原料库存周转天数、进口矿需求、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

机密遭窃，让力拓摸清了中国钢铁业的谈判底线，中方被动不言而喻。自2002年以来，铁矿石价格飙升，除2007年的谈判中方居于主动外，其余年份均处于被动。测算显示，中方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

媒体和舆论强烈谴责“潜伏者”和“内鬼”，亦有反思中国钢铁行业之乱象，甚至有呼吁切断中国经济官员下海或退休后进入跨国公司的无防火墙通道。

对此，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人的反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内鬼'的道德谴责层面，也不能只是拾遗补阙似的小修小补，而应全面检讨国家经济安全状况，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检视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以应对全球化格局下的全新经济竞争。”

中国竟没有一部经济安全法

“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我国的经济安全体系非常脆弱，几乎就是一片空白。力拓'间谍门'只是暴露了这一现状而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

计划经济年代闭关锁国，很少发生商业间谍案。江涌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工业信息和商业信息遭窃案逐年增多，目前已进入经济谍战高发期。

中国加入WTO以后，融入全球经济越来越深，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信息流竞争。“这个信息流的竞争，中间就有相应的谍战。”江涌说。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遭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六成以上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工业间谍、商业间谍国际上早已有之，屡见不鲜，几乎一直伴随着工业社会以来的进程。全球化格局下，国际商业社会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类似案例。”江涌说。可口可乐、宝洁、甲骨文、德国大众、日立、三菱、爱立信，这些耳熟能详的国际巨鳄，历史上都不同程度爆出商业间谍丑闻。美国媒体报道，名列《财富》全球1000强的大公司，平均每年发生2.45次商业间谍事件，损失总数高达450亿美元。

德国情报部门的最新研究报告表明，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国家安全开支中用于维护经济安全的开支比例就超过了一半，凸显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当中的重要地位。江涌表示，但中国无论是立法还是组织体系都极为缺乏。就立法而言，别说构建一个立体的经济安全防护法律体系，就连一部专门的法律都没有。

可资对比的是美国。为保护本国安全，100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1917年就有《反间谍法》，1947年出台《国家安全法》，其后又不断修正，弥补漏洞与不足。进入全球化时代，为应对全新的竞争格局，1996年出台《反商业间谍法》。“9·11”后，又借反恐之名出台《爱国者法案》。随后由于主权财富基金崛起，新兴国家到美国并购频繁发生，《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应运而生。

“美国这套体系非常严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漏洞让你钻。”江涌指出，相形之下，中国现行的《保密法》、《国家安全法》均针对传统安全，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正是由于立法缺失、老化，导致力拓“间谍门”发生后，西方舆论群起攻击中国对“国家机密”的定义过于宽泛模糊。

同样缺乏的是组织机构。江涌说，作为国家最高经济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直到今年5月才在国民经济综合司下设经济安全处。该处职能包括“提出国家重要物资储备政策建议，拟订并协调国家重要物资储备计划；组织研究和提出国家经济安全和总体产业安全战略及政策建议”。

“与发达国家比起来，我国没有一个统一、有力的协调机构，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也远远不够。”江涌介绍说，美国即有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政府部门设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亲任主席，权威非常高；下面则有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当然还有权限非常大的联邦调查局。在国会，也设有相关的各种委员会，比如外国投资与审查委员会等等，甚至还专门针对中国设有一个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我们的官员热衷于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将国际市场想象成风平浪静的完全自由竞争福地，一些部门领导人甚至排斥或干脆拒绝接受国家经济安全这个概念。”江涌认为，真正的差距还是在观念上。他建议，应以此次力拓“间谍门”为契机，全面评估反思我国的经济安全体系，将其提升至战略高度加以重建。

我们应从铁矿石定价中学到什么

“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对'间谍'和'内鬼'的道德谴责层面上，我们付出的学费就太不值得了。”白益民说。同样，仅仅靠揪出“间谍”和清理“内鬼”，也不能改变中国钢铁业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弱势地位。

在铁矿石资源布局和价格谈判中，日本钢铁制造商和贸易商彼此分工协作，紧密配合，一致对外协同作战，就像一支作战能力极为强大的联合舰队。“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日本企业能做到，而我们的企业却做不到？”白益民说。

在江涌看来，与日本“联合舰队”比起来，中国钢铁企业和贸易商就像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不堪一击。钢铁业乱象，被普遍视为在铁矿石谈判中中国钢企处于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有两个铁矿石市场--长期协议矿和现货矿市场。2008年下半年以前，长协矿价格一直低于现货矿价格，其间存有巨大套利空间。一些具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在进口了便宜的长协矿以后，在现货市场转手倒卖给不具进口资质的中小钢企，牟取巨额利差。一些钢企的利润甚至主要源于倒卖长协矿。那些具备进口资质的钢企，自然希望将长协矿量最大化。

2008年下半年现货矿价格低于长协矿价格，饱受大中型企业倒卖长协矿之苦的中小钢企私下大量进口铁矿石。这使得中钢协在谈判中处境更为不利。尽管中钢协屡屡公开谴责，并于今年2月推出《钢铁行业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自律公约》，却收效甚微。

国内大小钢企和贸易商，利益矛盾冲突，自然无法统一立场，更谈不上协同作战。“不仅钢铁业混乱如此，稀土、焦炭等多个行业都是一样。”江涌说。作为世界储量和产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对稀土和焦炭却不拥有定价权。

白益民认为，揪出“间谍”和清理“内鬼”、研究如何规范铁矿石贸易，在技术上都是必要的，但要彻底改变行业恶性竞争的现状，打造真正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强大公司，还需全面反思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日本大财团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方日报：解放军出境反恐　说时容易做时难

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日前表示，在联合国的授权允许下，中国军方会慎重考虑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派兵到中亚国家，合作打击东突恐怖势力。

这是中国军方首次表示出境反恐的意愿，但陈炳德小心翼翼，设定了出兵须有“联合国授权”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这两个前提。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两个前提，解放军出境反恐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须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国只占一票，支持东突的西方国家占多数，起码对热比娅青眼有加的美国这一关，北京就很难过。

实际上，东突恐怖势力近年来在中国频频制造血腥事件，已欠下中国人民无数血债，对于这些恐怖分子及幕后黑手，中国完全可以先对他们缺席判处死刑，然后进行悬赏追杀，好像美国对付拉登，俄罗斯对付车臣匪徒以及以色列对付纳粹战犯一样，无论追到天涯海角，死要见尸活要见人，如此才能真正对那些东突恐怖分子产生极大的震撼力。

不仅如此，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在缉拿本国罪犯、民族仇敌时，从来就没将联合国当作一回事，这些国家敢说敢干，说一不二，让恐怖分子闻风丧胆，令本国民众大长志气。相比之下，中国这种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姿态，只能被人视为软弱可欺。

自缚手脚 难越雷池

以今次新疆乌鲁木齐暴乱为例，当局既然已经认定热比娅为幕后黑手，又何必多费口舌，坐视她继续招摇撞骗，以三寸不烂之舌溷淆视听呢？而且，热比娅当初是保外出国就医，本来就是戴罪之身，而且出国之初曾写下法律保证书，不再从事分裂国家的行为，如今她被指煽动恐怖主义暴乱，相当于罪上加罪，按照中国刑律应严惩不贷。

遗憾的是，北京当局至今只是对热比娅口诛笔伐，并没有对其实施抓捕行动。其实，文宣攻势并不能伤热比娅一根毫毛，相反只会更加抬举热比娅。从七月初到现在，热比娅异常活跃，不仅成为西方政客的座上宾，而且也成为西方媒体头条人物，其足迹在短时间内踏遍欧洲、美洲和澳洲，最近又要窜访日本，俨然成为东突恐怖势力的全球巡回大使。

在西方对热比娅的热捧声中，中国新疆问题日益政治化，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其实，事情也可以变得简单化，只要中国司法单位对热比娅缺席宣判死刑，所有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不仅没有成为捆住别人的绳索，反而成为自缚手脚的紧箍咒。最近几年，中国对西方社会的声音亦步亦趋，西方给中国画了个圈，中国便不敢越雷池半步，被人牵着鼻子走，独立自主的意识愈来愈差，导致问题愈积愈多，积重难返。好比一个懒惰的人，家中永远凌乱不堪，扫帚不到，灰尘自然不会自己跑掉。

太阳报：瞒上欺下放卫星 就业数据无公信

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昨日公布就业率，上半年内地城镇新增就业五百六十九万人，完成全年九百万人就业目标的六成三；已有四百一十五万大学毕业生落实去向，就业签约率为六成八，与去年同期持平。人保部还称，对于个别弄虚作假的情况，政府部门不会放任不管。

在金融海啸冲击、各行各业节衣缩食的大背景下，当局公布的这个数据看上去很美，但经不起推敲。尤其是大学生就业率，更是千夫所指，内地一些大学生纷纷曝光，称自己是“被就业”的。

“被就业”一词近期在网上迅速窜红，指的是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尚未就业且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被所在学校统计进了就业率。“被就业”讽刺的是虚高的就业率，痛斥的是当局造假连年轻人的饭碗也不放过。

据内地媒体报道，有些大学规定，学生要拿毕业证书，须先向校方提供就业协议书，否则文凭只能先由学校“代为保管”，这实际是逼着学生造假。更有一些大学主动替学生“就业”，将连学生本人也不知叫甚么名称、地址在哪里的公司招聘录用协议，硬塞进他们的材料袋里。于是，一个个毕业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就业”了。

高校造假 层层欺骗

在这一造假风潮中，各地大学生就业率不断放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人保部在此基础上，再统计出全国的大学生就业率，自然是错上加错，与普通老百姓的现实观感相差十万八千里，完全没有公信。

人保部称不会对造假行为放任不管，既然社会有那么多质疑，而且有很多大学生现成的曝光案例，为何就不仔细进行调查，以正视听呢？显然，人保部关于“不会放任不管”的说词，只不过虚晃一招，瞒上欺下。当局真要取信于民，这六成八的大学生就业率如何得出？采用了哪些数据？用了怎样的算法？各所大学就业率数据如何？不妨如实向社会公布，是真金就不怕火炼。

在中央保就业的强力要求下，如何提高就业率成为各地各部门的硬任务，尤其是高等学校，大学生就业率成为他们争取教育资金、提高福利待遇的考核标准。在政绩冲动之下，不少高校不是下力气为学生谋出路想办法，而是琢磨在数字上下工夫，弄虚作假。数字里面出政绩、出效益，“被就业”便是一大发明。

层层欺骗之下，六成八的大学生就业率便被炮制出来，曝光造假行为的大学生拆穿了皇帝新衣。就业率造假不仅严重扭曲市场讯号，更可怕的是，虚假就业率被戳穿之后，很可能激起学变，造成社会不稳定。

东方日报：经济复杂难判　政策须稳中谋应变

笼罩在全球金融危机氛围中的中国经济，进入异常复杂的境地。一方面复苏的绿芽，被喻为全球最像样，亚洲开发银行也极表嘉许；另一方面信贷的后遗，引起高度的关注，被认为未来危机四伏。奥妙的是，持前一种看法的以国外居多，存后一种关注的是国内的为主。从中引发的判断是，国外基于数据表象去评估，国内除了看官方数据以外，则是处于经济体内的切身感受加入判断之中。或者较可靠的方法，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分析。

复苏的绿芽及未来的危机，都是不容否定的。正如经济在复苏，失业率却攀升；市场在忧虑未来的通胀，但眼前通缩未去，库存仍有待消化。相悖的趋势，构成了经济因素的交错复杂，市场专家众说纷纭，恐怕决策智囊也众口难调。大举救市时总理温家宝的名言：信心比黄金重要。现在金钱掷下去了，信心冒起来，但忧心也随之而起。对形势忧的不止是市场参与者，即使是驾驭大局的决策层，相信也为无既定章法而深感忧虑。

消息指国务院在加紧调研房地产，还针对各地地王频呈，批示要“加强监测与分析”。在姿态上似乎要“谋定而后动”，心态的矛盾亦是可见的，偏松的银根若突然抽紧，资产冧价的后果是不欲见的，然而放纵资产涨价的后果，更是自造危机。当局左右为难境地中，也只能是稳字当头，见步行步了，以这种姿态为准则，资产市场业已形成的涨势，短期不会存重大的政策冲击。两位国家主要领导人先后表态政策求稳，甚至可以推测资产市场稳定向升，基本就是当局的意图。

然而，当局亦不能无视未来的风险隐患，即使无法短期消除，至少也不能让其膨胀，同时也有必要回应市场的忧虑，进行有效的安抚。短中期对个别部类与产业或者个别环节，进行针对性的微调，当局是会出手的。以股市楼市现时的热爆来说，主要是基于过宽松的银根及庞大的信贷，任何微调是不能改变市场基调的，减少隐患成气候的机会已属不错，最坏的结果是这样的效果都欠奉。

值得注意的是，决策者的耳朵如果只听国外的声音，是令人担忧的。国外希望中国继续救市力度，但国外成熟市场一种风行的主张，是要求政府制订“退市策略”，连最不情愿的华府，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最近都被迫敷衍，有一套退市策略。如果他们在设计退市，而又鼓动中国“入市”，究竟依据甚么标准判断呢？如果他们退市是回避未来的风险，难道中国不要正视未来的风险吗？中国不是应当警惕其中玄机吗？

今年“两会”新增贷款预算是五万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已突破七点三七万亿元，大大超标了。要想保住经济势头，不能煞车还得持续投入，即使考虑到政策针对性微调，全年新增信贷也近十万亿元之谱。去年中国GDP是三十万亿，若今年保八，GDP应在三十三万亿左右，新增贷款将占近三分之一，这恐怕是一项世界纪录。中国决策层对此不能掉以轻心，斥巨资救市潇洒一时不难，如何收回这么庞大的流动性，又不伤害经济就不容易。加强监测及分析以便应变，不是满足于微调，而是要置于考虑得远些的退市策略的大目标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