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雁：“美国故事”---大国战略

“美国故事”---大国战略

           .南雁.

34、 娱乐业已经失控，人们控制不了自已的欲望，人们渴望享受。赌博、纵欲。成本最低的只有看电视。电视就成了洗脑工具，人们变得即愚蠢又庸俗。

35、 喜欢假繁荣与伪高潮，也是一种生存体验，不论你是谁，你都在反复体验你自己。

36、王后命武士回答一个问题：女人最喜欢什么？这位武士回答不出，王后限定他一个期限，到期答不上来，就砍他的头。武士最终找到了答案，保住了自已的脑袋。

大国战略即是文化、教育战略。

耶鲁、哈佛的精英跟好莱坞、华纳、福克斯、CNN、CBS巨头合谋，向全世界布道了“美国故事”。“美国故事”它不象政治，不也象经济，它是帝国的信息风暴。美国输出的是好莱坞的文化、高技术和军火。带回来的是石油、矿产资源和美元。查遍美国政府机构，没有文化部，也没有中宣部，有中情局和兰德，还有许多著名基金会，美国文化操控得最好的，就是美国战略。

90年代全球看过“007”的人超过100亿人次。美国输出的大片，宣传的主旨就是两个词，高科技和军品。好莱坞、华纳、福科斯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制造商。在全世界布道“美国故事”。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军工业的控制。90年代初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有88部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这一情况反映了两个现象。第一是人类对爱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义和财富的兴趣，第二是受利益驱使的美国大公司，利用这些兴趣来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全球通讯是西方权力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帝国主义霸权正是以通讯为开路先锋，90年代中期，CNN拥有 5，500万潜在的收视者，即世界人口的1％。通讯密度的增加将确保民族之间，至少是全世界中产阶级之间认同感的扩大”。

布雷斯所说的“制约权力”，权力就是使别人服从，是通过教育、文化、舆论、理论，使人从内心服从。哈佛精英对IT业、知识经济的鼓躁，主导了信息流、物流，实现了军事、科技、文化的全面丰收。是大财团、美军方，CIA、FBI、MI-5、MI-6，与哈佛、耶鲁的精英。克鲁格曼说，“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热血沸腾的镜头，但实际上这些丑行，是用国旗裹住的。假如你关注到完整的图像，你会觉得你生活在一个与电视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9.11后，是互联网时代的第一战，是全球信息战。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以39.7万美元与兰德签约，让这个著名的智囊公司来帮助做舆论工作。CIA、FBI、兰德的核心技术，“德尔菲分析法”60年长盛不衰。一是内容分析，二就是比较分析。（*911后美国国防部报告）但内容分析再深刻也不及田野调查，不论科考、刑侦、还是新闻，一手材料都是无比重要的。二手资料的大量出现，就需要专事信息的分析机构，美军却早已做好信息战的准备工作，美国国际战略中心的《军事技术革命》报告很明确：信息革命是军事技术革命的核心。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21世纪联合作战构想》，陆海空特兵种分别提出的《21世纪部队》计划、《哥白尼》计划、《地平线》计划、《海龙》计划等等。正是这些战略计划，人们才被相互冲突，相互干扰，扑天盖地的信息所压到。阿富汗战争在信息战主导下，干扰信息、泛信息、谣言漫天飞。在二次海湾战争爆发时，信息战的破坏力可能比我们所预想的核生化的打击还要大。战争不仅在战场，也在市场上展开。战争不仅投炸弹，还要投食品、投收音机、传单、祈祷语录。在传媒、电视、商场、食品店、互联网、邮件、清真寺、广场、影院，在一切方面展开。不对称战争，使世界变得更加凶险。信息战在开打前就早已开始。

传媒成为一种战争工具。电视成了武器，还是数字化的炸弹。信息战就是不对称战争。

CIA早在50年代就同美国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中情局正一面大幅增加对间谍技术研究的资助，一面从美国大学中招募“最好的”学生。开始为中情局“定向培养”专业人才来。80年代以来，中情局曾试图同一些大学校园或教育机构重建关系，并采取了一定措施，例如主动允诺每年资助它们举行75个学术会议等，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苏联解体之后，中情局关闭了负责在学术界进行研究开发的办公室，并大幅减少了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资助。

“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切。特别是在中情局特工斯潘在阿富汗殉职之后，中情局抓住媒体大搞爱国主义宣传之机，重新将触角伸进大学校园，中情局科学家兼资深特工菲利普就来到拥有1万多名学生的新泽西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对该校4年级的大学毕业生进行了一系列反恐培训。他给学生们传授了涉及6个学科的知识和实用技巧，例如如何根据骨骼结构来识别伪装的恐怖分子、如何扭曲光线以便让特工人员躲在阴影里不被发现等。这名高6英尺3英寸、重250磅的特工大师还“现身说法”地表演了一番。面对观众，他说了声“隐身”，就变得无影无踪了。

9·11后，布什政府对情报机构的拨款数量骤然增加，布什“钦点”给中情局用于抓捕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其他头目的预算就高达10亿美元。这令中情局得到了充裕的资金，该局菲利普所在的中情局情报技术中心获得的年度预算也成倍增加。在此情况下，菲利普就可以把一些搁置已久的计划重新拾起，只是该中心在人手方面还存在问题，因此，他希望能从一些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物色到符合要求的高技术人才。乐于与中情局合作的教育机构越来越多。据悉，由于美国公司正在减少人员招聘和研究资金，美国大学现在被迫向包括中情局在内的13个联邦情报机构求助。菲利普说，一名科学家告诉他，“要是在‘9·11事件’前，我可不愿意让人看到我和你在一起。”

美国两所州立大学2002年任命同中情局关系比较铁的人担任校长，德克萨斯州A&M大学任命中情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为该校校长，亚历桑纳州州立大学任命中情局负责资助发展间谍技术的创业资本公司副董事长迈克尔·克罗为该校校长。

美国教育界大约有30多名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响应政府号召到情报界兼职，填补了由于部分专家被调往反恐战争第一线而留下的空白。这些专家主要为高层决策者提供备忘材料、在官方学术会议上发言等等，当然，他们所得不菲，1年下来可得到1万美元的报酬。在CIA网站上可以看到，有52个项目需要招募新人，其中包括电脑专家、精通多种文化的心理学家、环境安全工程师以及录像带制作专家。这些人都必须是美国公民，并经过严格的背景调查。此外，中情局还特意为少数族裔甚至残疾学生提供到中情局实习的机会。当然，有一些专业的学生是中情局优先考虑的，比如计算机、电子工程、地理、小语种以及国际关系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中情局在招收新特工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911以来，中情局共收到了超过10万份求职申请。但是，由于不少该职位具有特殊性，至今仍无人能够胜任。因此，中情局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一些大学，让他们进行“定向生”，这些职位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和情报分析方面。例如，能够编制语言自动翻译软件的计算机人员、电脑和网络安全人员，研制能够准确探测生物和化学品的感应设备的人员等。由于内、外勤有别，不必出生入死和外国间谍斗智斗勇。对梦想当“007”的学生很有?

回过头我们看看中国在发生什么。90年末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明星崇拜，贵族化、另类都在大肆张扬。社会地位迅速分化，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发生断层，信仰、宗教、文化、教育，这些社会控制工具，退化到可有可无的地步。中国的精英明星都想利益最大化，在个人显彰的背后，总有机构的手在操纵。媒体炒星，炒老板，炒专家，来争夺受众，美名曰文化市场。高校扩招，名校“座局”。曰教育市场，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变成美国人材储蓄所，中国历年输送几十万人材。

中国央视推出糸列栏目，《商界名家》、《财智》、《生活》、《朋友》、《聊天》、《对话》等作秀节目，引导大众预期错位，“中国故事”不仅缺乏文化，也没有战略。研究媒体的专家象喻国明、刘夏阳(人大)、闵大洪、唐绪军（社科）、李希光（清华）一再批评，也势单力薄。报业集团缺少信息分析人员和信息顾问，也缺少专家平台，传媒炒专家，但中国专家流于个体户，各卖个的罗卜大葱，中国专家形不成气候，形不成综合的专家平台。中经胡小明发出这样的感叹；“信息时代的新问题是：信息垃圾膨胀的速度远比精品快。很清楚，信息精品它需要人们倾注极大的心血。拷贝成本、搜索成本很低，但筛选成本、创新成本却很高，信息精品增加很少，然而粗制滥造的信息产品却不同，不需要太多的精力投入，便能迅速地增加。”(*)眼睁睁看着路透、道琼斯、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穆迪、博龙贝格、贝塔斯曼以很成熟的产品强力打进中国市场。

我们对突然到来的信息战完全没准备，政府、机构及媒体则完全不适应。中国在内容分析上见长的机构并不多，做大的只有中经分析、新华社、中新社，入世后中国传媒有向综合信息服务业转移的大趋势。广告追的是低附加值，信息分析才是高附加值。最高的附加值就是国家利益，它是无价的。

 媒体最大的禁区：是不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硬新闻”集中在时政、战争、动乱、灾难、罪案和丑闻上。硬新闻采访取证成本高风险大，再小心也难免触雷。“软新闻”成本低风险小，又容易操作。因而文娱及体育等软新闻就大行其道，新闻和娱乐融为一体，名人报道和个人爱好倍增，最后出现了个性化服务的报道。题材涉及健康之道、投资理财和精明购物等。这种演变过程中，新闻写作变得较个人化、随意，偶尔也引人入胜。以往新闻注重“客观事实”，被编辑主观的“眼睛”替代。随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崛起，连具体特征也在消失，众多则是 “口水佬”、“托口秀”，一方面是利益趋动；二是成本和风险小，技术含量低；三、新闻主官权力下放让部门长分包，形成“诸候经济”：在市场化大旗下拉朋党以营私。恶俗产生了文化垃圾，引来“娱记”的恶名，利益驱动引来了“黑哨”。新闻的价值判断，面对愈来愈大的商业压力。追求轰动效应，提高销量或收视率，利益趋动变本加厉，编辑的选择只有——新闻故事“好卖”不“好卖”。媚俗是因为市场而决定，人们感到在传媒变得越来越庸俗时，变成娱乐和花边新闻的集锦。但是，媚俗并不是传媒必然理由，不要忘记媚俗化的倾向，正是我们主动放弃了效益与公平原则，单单求效益了。

“整个传媒业正在演变成大百货公司。”(*萨缪尔森)结果是，我们不知道新闻到底是什么，受众也不知所云。面对“信息过剩”大潮，争夺受众眼球就变得极为激烈，编辑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随着观众读者口味的改变，如此一来，编辑几乎失去了他们的功能，记者最担心的不是写作、不是主题，而是能否见报。新闻主官控制圈内，上稿权成了关键。又变成权与利争夺的焦点。这实属超编辑因素。于是，这些年总是有人拷贝，抄袭制造假新闻。因为成本低风险小。媒体报道始终受着诸多因素制约：一是政府对媒体监管力度；二，转型期媒体的改革转型；三，受众民意的影响，老百姓天天听腐败丑闻都烦了，揭黑幕成本和风险高，于是就天天炒星。媒体的新闻构架就变成了一条腿。

传媒所涉及相关学科越来越多：如传播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管理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信息法学、情报学等，跨学科领域加深。信息分析领域，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刊、广播和电视）是舆情反应的一面镜子，它信息量大，反应及时，又有连续性，特别适于内容分析。热点问题、市场动态、时政、社会动态、舆情反应、舆情分析等社会、财经问题，是政府部门、决策机构都十分关心的，这是制定公共政策和战略的依据。中国传媒的编辑、记者还欠成熟，对专家的符号糸统和语境也不熟悉，不少财经记者不懂经济，体育记者不专深，主持人太臭，专家越位占位显象比比皆是。棋类、拳击、体操、跳水、滑冰、击剑等项目几乎全是教练、指导担纲，科教领域更是专家教授占先。把主持人逐出镜头外，主持人去演电影、赶场也乐得轻松。媒体面临的尴尬是：如何选择公正、公平，如何坚持“三个代表”的原则。

媒体为适应市场，存在着世俗化、都市化、垃圾化的诸问题。恩特曼所论述的，媒体通过突出某一方面、削弱其它方面来构架新闻，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被突出的部分。“ 新闻构架分析法，构架这一概念是由高夫曼（１９７４）提出的，用以阐述人们如何理解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高夫曼认为，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监控着社会环境，以便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期望和行为。对媒体来说，新闻构架通常设置一种主导的和首选的阅读，虽然读者也可能从相反的角度来理解。构架的要素是可调大小的——夸大或缩小描述事实的元素从而使其突出或不突出。新闻构架要求作者作出关键性的决定：新闻报道中的众多要素到底那些是重大的、需要加以突出的。”（*清华李希光《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

其实不论传统文化、民间文化，都是有战略的。文官、学人要不时露脸，要宣扬国家利益。政治家也最懂得与媒体打交道，知道什么消息该不该发，他们往往通过选择时间、地点、场合和信息量，来左右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道。政府往往会在制定政策的同时，设计出争取民众支持的宣传方案。国家对传媒内容进行监管主要有三种方式：前端、中端和后端监管。前端监管指的是直接控制传媒及相关的产业的准入，中端监管指的是控制传媒内容的终审权和播发权，后端监管指的是对违反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损害国家利益的传媒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惩罚。

什么是数据？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智能？对这些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就不可能对相关学科的明确理解。分析首先从数据搜集开始。定性研究从来少不了数据，关键是如何选择数据来分析。数据（Data）是现实世界中被发现的事实（Fact）的编码表现，是用实体、属性和属性值3个变量进行描述记录的结果。信息（Information）是经过加工组织的、对决策者有意义的数据，知识（Knowledge）是对既有信息进行解释和评价的结果，它以某种有目的、有意义的方式处理信息，可表述或预测出信息之间的规律、原理性联系，包含信息真伪的评价。智能（Intelligence）则是指人们有效运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它们的关系形成了一条“信息管理链”。（*清华李希光《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专家符号和语境，是同类对话的基础。信息专家一看就知道信息源、信息路径出自那里，单从符号知道信息出自是专家还是学人，是出自院校还是来自官员，具体到部、委、办、局。信息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证伪。

信息公开和信息自由成为世贸规则的基本要求和各国政府规制改革的主导方向。信息公开是贯穿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要求，当前各国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全面发展方面保障公民权的一项基本义务。公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共信息享有知情权。*22

传媒发生的大变化，网络技术改变了人们使用新闻的方式。这将对新闻的生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多数人先通过电视看到这场袭击，电视的功能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报纸详细地报道了这场袭击，报纸告诉了读者更多的细节故事。再不满足的还可以上网查寻，通过网络人们展开同类对同类的交流和传播，所谓“Peer to Peer”。{同类对话}软件在网络上自动把相关的信息做链接，这是一个媒体聚合的时代，你可以通过各种接口获得新闻，手机、PDA，科技给媒体带来的变化， 9.11后很多人获得的新闻并不是来自专业新闻工作者制造的新闻，他们去的网站也不都是专业的媒体。传统新闻有一个中心，新闻主官把持通道，新媒体的变化使把关人变成边缘人。重要的传播是电邮，一份电子邮件组，有成千上万读者，且不是一般大众，而是某一专业领域的“分众”，这些信息所提供的背景和价值观，在传统媒体上看不到，把这些有用的、有价值的信息编到文章中去。人不仅在阅读新闻，而且也在生产新闻，包括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数字化技术将把大家连接在一起。一台电脑，一部数码照相机，任何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作者和出版商。这是一个多媒体的时代，我们从单一的内容制作，广告销售、市场培育，转变到综合信息服务。在境外媒体紧逼下，谁能争得资本市场内资或外资的发展合作，谁就有机会。大媒体的出山无疑是强化垄断，在跨媒体经营，资源整合的背后是权力资本扩张。摆在中国媒体面前的路很严峻。中国传媒近年来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报业集团影响力在加强；2、权力资本扩张。3、受众对国际问题的反应加强。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卸任时说：“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强大的、相互矛盾的力量所支配--全球化与边缘化，自由化与极权，民主化与专制，富裕与贫困在齐头并进。处于变革中的人们，只有极少数才懂得这场变革的终极意义”。

文体活动带有普遍的从众行为，不单属文化行为，要防止它向类宗教行为过渡。凡能唤起民众反应，，就有无比的吸纳能力和动员力量，它能动员歌迷、球迷的无比的狂热行为。娱乐圈只有极少人知道文化有战略目的，奥利弗.斯通（美国导演）说：政治是娱乐业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它和原始娱乐业没啥区别，就是鼓午士气。可以肯定：媒体再发展，再变化，决不能变成“百货公司”。媒体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要保持公信。一些原则是永恒，媒体要维护国家利益，要引领国家战略。

22*国家信息中心

田南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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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雁：帝国战略

81、专家在他们最了解的领域，对决策影响最小；而他们最漠生、分歧最大的领域，对决策影响最大。

美国帝国时期的到来，不同以往的任何帝国，不象罗马帝国，也不象大英帝国。它只是日夜不停输出它的信息流，还日夜不停的印美元。美元打烙印就是：“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理想”。并按其理想重塑这个星球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美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已经30多年，近几年才达到巅峰状态。它凭借支柱有三：
    一、超级高科技的军事，引领全球军事领域之先风。
    二、超级经济体糸，形成全球化的原动力。
    三、超级流行文化制造者和传播者，形成渗透各民族文化的“软权力”。
    美国新帝国战略的实施，是美国决策圈、美国精英、美国学人铁三角联盟的高度配合。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这四种势力从政治上绞杀，又相互配合。无所谓鹰派、鸽派，美国防部推行帝国军事，美国务院推行“美国故事”（文化）。为了全球利益，如果可能，它采取多边协作，如果必要，它就采取单边霸权。
   一、美国决策圈
    鹰派基本在国防部，鸽派在国务院或直接到CIA。鹰鸽两派在全球战略上没有原则的分歧，只是美国政府的两张皮。国防部更好推行军事科技，国务院更好推行美国文化，两手都硬。
    1、美国决策支持糸统
    现代国家的决策支持糸统是精英：指专家学人和高级文官，文官和学人是精英的两大组成部分。国家实施的“专家治国”，大抵由“专家平台”来完成。
    自1997年,“美国新世纪计划(PNAC)”。由新保守主义者、共和党右翼和基督教右翼的“非政府”组织推行，其成员包括现任副总统切尼、现任防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防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彼得·罗德曼、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事务主管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防务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等政府高级决策官员，还有进攻性外交政策的倡导者唐纳德·卡根和曾宣告“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等专家谋士，多次向总统上书，对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指点江山”。
    2、美国精英
    精英没有从政的，就在基金会或美国重要的智囊机构任职，在院外做好从政预期准备，从政卸任后又回基金会，继续影响政治。其中有“美国企业研究会”，“胡佛研究所”，“卡内基基金会”，“布鲁津斯研究所”。
    3、美国学人
    学人历来有两块地盘，一块是讲课影响学子，一块是写字影响舆论。美国知识分子、教书匠从文化传承到扩大政治影响，以争取政治诉求，取得决策认同。有一说法，美国学人里面的经济学界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天下，社会学系是马克思主义者成气候，政治学系是新保守主义控制的。威廉姆·克里斯托，通常被称为共和党智囊、理论家。他原是副总统丹奎尔的助手、办公室主任，丹奎尔卸任以后，克里斯托在哈佛教书。他现在是“美国世纪“协会主席。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师从曼斯费尔德。曼斯费尔德是列奥·施特劳斯在东岸的大弟子。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杂志是《新共和党》、《旗帜周刊》，这是专业杂志。同时，他们有一批专栏作家，在著名报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特别是《华尔街日报》，完全是新保守主义天下。
    二、美军情糸统
    美国军情与安全事务的两大“恐龙”，一个是中央情报局：ＣＩＡ，一个就是联邦调查局：ＦＢＩ。其它有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国土安全局。这些均属国家最高组织成本。
    自７０年代以来ＣＩＡ就名誉扫地，“伊朗门“失误，９０年代一直没翻过身，对伊拉克入侵的反映迟顿，对印度巴的核试验，北朝鲜远程运载火箭和核计划毫无洞察，对金正日上台后，白宫竟对他一无所知，其背景材料仅仅知道他有两个孩子。

911发生，成了CIA和FBI的奇耻大辱。一般人对军情一无所知，一因它的高度机密，二因它是高技术项目。包括各类保密等级制度，“不对外国人公开。”“不对军品承包商公开。”“警示情报来源和方法。”“控制传阅。”等等。这种宠大、官僚、高度机密的科层组织，特别是以前苏联情报糸统克格勃和格鲁乌（总参情报局）为代表。在信息时代，没有那些机构象这些“大恐龙”更需要机构改革和观念更新了，军方完全没有必要建立那些独立的经济、企业、医疗、文化宣传等民用机构，很多军需是可以军地协调的。全球军情糸统都处在一个贬值的过程，军方并不见得是把自已最强项列为最高机密，有些恰恰则是弱点。

问一问将军们，问题到底出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