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疑国企改制私有化之理论依据

置疑国企改制私有化之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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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私有化改制理由的评析与置疑 （转人民网强国深入讨论区）
[东方评议] 于 2005-02-12 22:01:34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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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过去了，我们在努力地工作和学习，努力地写作和思考，希望用我们的微弱的声音，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有益的色彩。不管我们做的怎样，春天会无私地送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灿烂的日子，所以我们还有进步的可能。向走过这里的每一个人祝福，祝你全家幸福，事业有成，春节愉快。也祝版主春节愉快。】

由于企业改制的方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没有人真正研究过，所以也没有人能说的清楚，直接引进西方经济学，似乎对于这类问题也是没有说清楚的。但是，在主流的言论中似乎有一条公理——只要单个企业的效益好了，则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就必然会有不俗的表现。这样的理解实际上正是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所在。企业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和关系，因为企业效益在统计为社会效益的过程中，还要考虑社会为企业提供要素所支出的成本。例如资源的数量和效率、市场空间的投入产出效益，等等。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作简单理解无法解释清楚问题的全部。现有对国企的所谓改制，实际上就是在西方产权理论的指导下，践行一种短视的效率机制，武断地认为企业效率必然加和为社会效益。
由于，这种认识不考虑社会整体效益中的支出，也没有建立整体效益与单个企业效益间的联动关系，所以这种模式的企业改制就是一种无反馈的操作模式。因此无所谓方法、目标和步骤，只要是信手拈来一种做了，就一定可以被说成是正确的。因为简单地进行企业效益的加和必然会看出所谓的成绩来。但问题是——这种盲人瞎马的状态并不能脱离客观世界的制约一意孤行下去，现实世界对这些做法或早或晚总是要作出回应的。更为危险的事情是社会现实已经通过各种数据和现象给出了此路不通的明确信号，我们的各路专家们要么完全没有理解、要么拒绝承认社会现实问题与企业改制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更有甚者，对严重的社会现实采取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听任事态向恶化的方向发展。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将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问题说成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问题，并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是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坚持走下去，似乎一个柳暗花明的未来就在眼前。二是将改制过程造成的问题说成是“改制不到位”导致的问题。这种巧舌与推诿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说市场疲软和两极分化的现实是改制不到位所致，那么，是不是等着来一次类似苏联解体的悲剧或者是等到基尼系数继续攀升至0.7才算是到位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私有化过程，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大批改制企业倒闭、消费市场的持续疲软、失业人数猛涨、两级分化严重、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多。
面对人民群众激烈的反对，无论是“不到位论”还是“问题必然论”，都是无法服人的，也无济于问题的解决。对于私有化模式的国企改制，大概有一个最基本的评价依据就是人民是否满意。背弃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从历史上看，就没有成功的先例。这种形式的失败还不考虑最初的动机是多么美好。由此可以推断——自绝于大众的所谓经济科学也不会成功，而执信这种科学的所谓社会行为就是自绝于人民的。
以下我们进入国企改革问题的具体内容，仔细分析一下国企私有化改制的理由是否充分。
【首先，将国企效益不好作为私有化理由的合理性评析】
“现有国企的绩效差”这是公有制发展过程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通过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造来达到改善国企绩效的目的，这是一个成本较低、可行性较高的设想。但是这里需要明确的问题是——从维护公有制地位的良好愿望出发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造不是私有化。这两者之间无论从概念、方法还是人文关怀都是截然不同的。对此，我们不能将出于不同目的进行的国企改制相混淆。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和差异。
从国企效益差就直接引申出“必须进行私有化模式改制”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学论述中的反映，这是一种阶级性本质特征的表露。国企经营绩效差的解决方法有很多种，私有化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武断地认为绩效差与私有化具有直接的逻辑关系，显然也不是科学的推论。再者这种对国企绩效的判断方法，并没有系统地考虑企业对社会所负有的系统责任，只是将企业的积累价值作为了唯一的标准。这种用统计指标评价企业的方法，会忽略企业存在价值的系统性和根本性。比如对于国企而言，我们认为其解决就业压力是一个优势。但是在追求效率的统计指标下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说——国企效益差的原因在于企业负担的人员过多。
这时就面临一个价值判断——我们是以企业的就业效率为基础给出价值评定呢？还是以企业的收益为基础给出价值评定呢？假如一个企业固定资产10亿元，每年盈利100万元，但是养活着一万余人。另有一个企业固定资产2000万元，只有职工50余人，每年盈利300万元。前者一般会是一个国企，而后者一般会是一个经营较好的民营企业。如何评价这两个企业的价值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政策，比如是采取措施让国企分流人员，还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所有的企业（不论公私）都承担相同的责任呢？选择哪一个方案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呢？选择前者就是认为民营企业的模式就是国有企业的目标。而选择后者则认为国有企业的模式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未来。有人或许会说选择企业就应该让市场说话，进行市场竞争，问题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也是受政治取向影响的，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市场竞争就越是在严密理性（法律和技术）的规范下进行的，而新型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成本较高往往就是由于没有严密的理性规范所致。对这个问题有一种论证说——私有化之后经济会更快的发展，所以也会容纳更多的人就业，并且引用国外经济学家的论述认为世界性的私有化浪潮中，一个较大规模的统计样本显示，国企私有化之后，人均销售额增加了1％，而人均收益增加了23％。实际上这在中国的私有化过程中也会找到类似的数据，这个数据恰好说明私有化并不能带来技术进步，唯一的方法就是减员增效。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失业压力下，现实允许让更多的人失业而追求效率吗？
对上述问题的评价方法不应该脱离社会需求和责任，而仅从企业自身出发进行评价。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从社会发展的终极需要出发进行评价——企业在这里应该承担消除两级分化，减少失业人口这个发展责任，而社会的这个需要应该通过法律或者政策成为企业存在价值的分解模式，进而约束现实生活。如果说国企对就业人口的消化被指责为人浮于事，相对公平的分配方式被指责为大锅饭，那就是对社会发展责任的背叛。假如这种背叛没有法律和政策的校正措施，就是放弃了社会发展的政治责任。按这种发展模式走下去，最终的目标大概就是在接近人均GDP3000美元时，建设成为今天的拉美国家。应该明白拉美化不是其它，根本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用这样的观点来评价不同经济成分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程度可以有另外的结论——一般情况下，民营企业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绝没有多余的人参与企业事务。这是对社会责任表现出懈怠的行为，当国企处于不堪人力负担的情况下，允许这种不负责任的民营企业存在，就会造成负责任的企业被鞭打的不公平现象。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实际上，直接从宏观统计数据得出企业改制的推理过程不严密，存在着想当然的成分。这个问题符合逻辑的完整的推理过程应该是：
① 从分析统计数据得出现象描述
② 深入企业分析现象的原因
③ 针对原因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④ 通过改制实践分析这种解决方案存在问题
⑤ 综合实践与理论上升为全称性陈述
⑥ 在扩大的样本空间中进行实践检验
⑦ 厘清改制的微观操作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利弊关系
⑧ 最终成为以一级政府文件表述的改制模式。
这个方法是毛泽东认识论规范的方法，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哲学规范的方法，脱离这个系统的方法都是非科学的。当然，通过这个系统方法得出的结论不是唯一的，因为依据输入内容的不同，结果也是可以是多样性的。这就好比一台面粉机，投入玉米出来的是玉米面，投入小麦，出来的就是面粉。这就是说，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改制方案也应该是不同的。而我们的企业改制过程却不是经过了这样的慎重过程，对涉及千家万户身家性命的问题，采取轻率、一风吹的私有化改制，无异于草菅人命。
看了许多阐述西方经济学观点的企业改制文章，大都是直接引用国外的某种理论，然后用这种理论作基础，通过分析宏观数据，比较一下不同经济成分的效益水平，就直接给出了结论——“产权私有化“。这个分析方法实际上就是只走了规范研究方法的步骤①和步骤⑧。这种省略了中间研究结果的方法存在的错误主要是：
① 学术风范浮华，在7个连环过程中只走了一两个步骤就得出结论，难以避免程序非正义导致的结果非正义。
② 引进的理论不服水土。不懂中国现实产业状况与西方理论所指具体对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③ 对可能造成的直接后果没有应对的措施和准备。比如改革过程有了问题了，为了堵住别人的口，有一个最为流行的托词——就是“这是改革方案执行不彻底的缘，只要改下去，就会柳暗花明”。
④ 自由化教条主义泛滥。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事物，将西方经济学教条化，主观上认定洋大师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确凿的真理，所以加以无原则地崇拜，甚至在实践中直接套用这些在西方社会也未必遵从的理论解释。自以为得到了真理，而实践的过程却并不理想，对社会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危害。比如在面临巨大新增就业人口压力的情况下，又制造了约4000余万人的失业者。
⑤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个结论的推导过程太过表面化，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过程。比如宏观数据的统计结论往往具有许多内涵的不确定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对企业效益产生重要的影响，简单地用这样的数据作为最终结论的支持条件就经不起严格的考证。
⑥ 割裂了企业存在价值的系统性。我们反对一种观点就是将一个系统性的评价体系弃之不用，而极端地强调企业为社会提供积累的作用，这就是一切向钱看的表现。在现实中可能有许多国有企业在较长的时间内利润很少，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很小的数，即使利润为零，没有能够为社会提供积累。但它是完成了提供就业、提供产品、传承文化的三个方面的社会责任，因而这样的企业就具有存在价值。可能有人认为一个企业利润低了就不如不办，问题是对于就业压力而言这种想法是明显错误的。没有利润的企业我们何妨将其看作是一个下岗工人的福利救济院呢？
⑦ 违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哲学命题。我们这里特别强调，任何事关重大的理论，要付诸实施都必须预先通过一个实践验证的过程。没有进行确证的结论就必然存在着实践性的风险。自以为有了众多参与者讨论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正确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理论的汇集只是理论形态的活动，真理性并不因参加人数的多少而改变，没有实践过程的检验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这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前此以往，人们总用东西德国的发展差异证明社会主义发展效率低下。我们在《企业制度论之弹词开篇》（前言）一文中已经证明，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个故事说明——从宏观上得出的结论，有深入到问题内部进行确证的必要性。更何况国企的问题毕竟是一个微观性问题，站在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所获结论就需要置疑。这有点象站在山头上看山下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你无法断定他是男是女，参加的人数再多也无法搞清楚里面存在的细节性不确定因素。
所以直接推论的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往往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和前提的错误还在其次，据此得出国企必须私有化的结论就更是错误的。这里的错误就在于武断地认为公有制不行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私有化，而实际上迢迢道路通罗马，就解决国企效率的问题而言，并不是只有私有化一条路可走。在这里限定国企改革的方法只有一种——私有化，就必然是从理论到实践都错误的主张。
【其次，其它改制理由的评析】
光是有了国企效益这样的理由，似乎还不足以直接触动和牵引国企私有化的前行。促成这个运动的因素，除了前述主要的改制理由之外，实际上还有许多次要一些的理由。而这些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对这些次要的改制理由没有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只要将其简单地罗列出来，人们就立即可以知道问题之所在。这一部分内容包括如下几条：
a）地方政府借企业改制的机会牟利
由于国资委的成立，使得国有资产有了直接的管理者，这个举措很可能被各级地方官员认为是要剥夺其手中掌握的资产处置权，这显然会丧失许多直接的利益。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乘着这些财产的处置权还在自己手里的机会，将国企进行拍卖最少还可以用拍卖得来的钱进行市政工程建设，成为自己的政绩。这笔不用审批、申请的资金，有着巨大的诱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各地的投资冲动无法抑制，地方手里有了钱投资的劲头就大，经济过热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私有化的一种结果。国企的私有化过程为地方的市政建设筹集了资金，也为官员将国企直接转化成政绩工程提供了机会，但这个不是最终结果，最终结果是将企业和职工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b）为加入WTO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由于加入WTO，对于中国境内的企业而言，外资企业就是一群虎视眈眈的狼。“狼来了”的呼喊，让许多人为国企的生存捻起了一把汗。认为国企这只羊迟早会被狼吃掉，所以与其等着这些企业消声灭迹，不如现在将其出手。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这种做法就是眼里只有金钱，没有民众的一种体现。这是以钱为本，不是以人为本。
c)西方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置换
任何一种理论形成气候不仅仅是说说就可以的，它必须形成一个体系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个体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公有制而言，由于苏联与中国实践的最终失败，这个理论已经被抹上了灰色，而西方经济学理论却由于西方社会的经济发达使其散发着诱人的贼光。西方经济理论的庞杂内容中，不仅包含着自身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和阐述，还包含着有目的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内容。在引进借鉴西方理论的浪潮中，这些东西在不断地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二是形成了学术体系。这就需要形成系统的舆论环境、研究队伍和文化认同。所谓舆论环境就是形成了专门的传播载体、接受人群和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依据。研究队伍就是专门建立在西方话语基础上的研究机构、研究学者。所谓文化认同就是在固有的中国文化环境中获得认同。西方经济理论延续数百年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不断标榜的科学性。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就是希望建立起一个类牛顿的解释体系。但现实的表现是牛顿体系可以精确预知地球以外星体的运动，而西方经济学连下一个年度或下一个月的经济增长率都算不清楚。在预知未来这方面，所有的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评价都和算命先生的表现如出一辙。自称科学的经济学发展了一堆数学模型，虽然无用于现实的经济生活，但是却可以用这种标榜的科学性唬人，使其成为了取代中国现实理性的基础，为私有化行为提供了坚实的借口和合理化的心理基础。这种洋教条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还在于国人的自卑心态为洋教条提供了绝好的成长土壤——由于中国人认识和评价一种事物的方法中，有一种潜在的逻辑就是要为一个人或一件事、一种观点找到背景，并将这种背景作为价值判断的首要条件。比如一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人们并不直接地对观点本身发表看法，能不能被人接受，需要首先看观点发表者的身份，或者观点联系着的学术共同体。所谓人微则言轻。这个时候，国外的洋大师、洋学校、洋文凭、洋名词都成为了这个背景体系中的高级成分，甚至懂不懂外语都成了观点高低的评价标准。这种环境就为西方理论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机会。
三是形成了对政策影响的机制。当连续二十多年西方文化的蔓延过程，没有形成反思和多种思想的现实交锋，社会的主流话语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言堂。学校讲述的最高文化境界就是“某国外学者如何认为”。各类刊物发表的论文、研究报告都是西方理论的观点加一点现实数据。渐进地西方经济学思想通过一代人作为载体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问题是——这种所谓的“经济科学“真的能将中国引向繁荣富强吗？国外的例证是苏联解体与拉美化的突显，同时还有数不清楚的自由经济国家的发展表现的十分迟缓。而中国到目前为止的高速发展，可以肯定地说都不是受益于西方经济学。因为中国经济连续50年的发展过程，绝大部分实践甚至是在反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上开始和进展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有其内在的原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六条公理性原因，可以为世界模式和典范。即使最初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大概也是按马克思描述的市场经济以及古典形式的市场理念进行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流行风头正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只是近几年才开始真正影响中国的经济决策。所以无论怎么算，改革开放造成的经济发展奇迹都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太大的关系，而由于近十几年的西方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却是现实和明确的。这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在其本土没有创造什么奇迹，在中国也恐怕没有什么价值。
c) 给了一个政府看企业的新视野
如果我们将中国比作是一个大家庭，各级政府构成的社会管理体系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或者说是这个家庭的丈夫。在主流经济学的诱导下，我们的政府显然成了一个喜新厌旧的丈夫，因为它有一个原配的夫人，后来又找了一个二奶，如此还不满足齐人之福，又找了许多的野夫人。它的原配夫人叫做公有制，被宠信的二奶叫做民营企业，那些后来找到的野夫人，他们是美国人或者是日本人，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但却都不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发展而来。熙熙攘攘皆为利而来，他们叫做外资企业（合资或独资）。由于这些野夫人有着白人血统，我们的中下层政府官员往往会觉得野夫人能够带来一些攀附高贵人种、交游遍天下的荣耀，所以格外垂青这些野夫人，野夫人们的待遇自然比那个黄脸婆“公有制”要好。又是免税，又是提供各种待遇。二奶的得宠主要是各级官员们捞了好处就一叠声地喊好，搞完了假冒伪劣，又去原配那里倒腾东西，一个个过的挺好，唯独苦了体弱多病、拖儿带女的原配夫人。
这时有人提出了一种主张说——这些夫人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所以都应改一视同仁。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都是一样的，政府没有什么理由看重国企。企业在缴税这个方面看，所有性质的企业都是一样的。这就给了政府一个全新的视野。这时一个大胆的行动就开始了——政府休妻，彻底搞掉公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