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

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

美国《每月评论》2004年78月号合刊

前言

中国的经济经验至今依然对困难重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足多可供借鉴之处。然而
，当前的经验大体上是反面教材。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本说
是要爲社会主义恢复生机活力，却使国家坠向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也越来越受外
国支配的道路，对国内与国际都造成了庞大的社会成本。更加不幸的是，许多进
步份子（包括许多仍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依旧爲中国的经济政策辩护，并鼓励其
它国家采纳类似的政策。

我们认爲，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的动力和社会主义严重的认识不
清，如果我们要在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上有长足的进展，就必须厘清这种混乱
的思想。我们诚挚地希望这份对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经验的研究能对此做出虽
小但有意义的贡献。

许多人士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验，包括中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对当前世界的重
要性。我们特别要感谢Mike Lebowitz, Barbara Foley, Leo Panitch, Sam Ginden,
Patrick Bond, 李明骐, Andong Zhu, David Kotz, Victor Wallis, Susan Williams,
Stephen Frost, and Tim ringle. 我们尤其要感谢Kor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编委们刊登了我们先前的一篇文章，其中包括了这本书的一些主要观点
的早期版本。谢谢Aimin Chen提供了我们《中国统计年报》的资料，以及Andrew
Nash和每月评论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提供的协助与鼓励。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家
人──Sylvia Hart-Landsberg, Leah Hart Landsberg, Rose Hart-Landsberg
以及Suzanne Carter, Patrick Burkett和Molly Burkett。最后，我们要对中国
的劳动人民谨申谢忱，不仅是由于他们过去爲改造社会所付出的心血，也由于他
们持续不懈地反对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爲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而
斗争。

绪论：中国与社会主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之后的三十年中，中国与社会主义这两个词看来
彷佛会永远相连，成爲一个鼓舞人心的统一体。中国在1840-42年与英国的鸦片战
争中被迫蒙受战败的耻辱，从此承受着不断扩张的租借条约港体制的祸害。中国
人民不只爲帝王及之后的一连串军阀暴政统治所苦，更遭到把中国瓜分爲势力范
围的帝国主义荼毒蹂躏。渐渐地，从1920年代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囯共产党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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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斓嫉母锩钪赵?949年取得胜利，党宣示它不仅要终止人民的苦难，更要建设
社会主义，让人民当家作主。

无庸置疑，中国革命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革命后的数十年中，在社
会主义的旗帜下达成了不少重大的成就。然而，我们认爲，这不应该让我们忽略
三个重要的事实：第一，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还远未实现社会主义的
希望；第二，从1978年开始，中囯共产党开始进行以市场爲基础的改革，改革据
称是爲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事实上却导向相反的方向，使得中国人民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最后，世界各地的许多进步人士仍支持中国的改革，并从中国的发
展中汲取教益，对中国出口导向的快速经济增长，他们有的认爲这证实了市场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有的则认爲，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国家政权积极指导经济
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获致成功的发展。

虽然我们过去也曾深受中国革命的鼓舞，但好一阵子以来，我们一直都认爲，进
步人士这样继续支持中国与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严重误解了中国的改
革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会大大妨碍真正推进中国与其它地区的社会主义所必要
的理论与实际的认识的发展。

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要论证的，我们认爲，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
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包括日益严重的外国经济控制。重要的是，
这个后果并不仅仅根源于单纯的贪婪和阶级利益。只要一往市场改革的道路啓程
，改革过程中一个接一个的每个步骤主要是由改革本身所造成的紧张与矛盾驱动
。中央计划的削弱导致更加依赖市场与利润刺激，这又接着鼓励给予私有企业优
于国有企业的各种特权特惠，也日益给予外国企业与市场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
正确理解中国改革过程的动力可支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市场社会主义无法稳
定成形。然而，由于许多进步人士大多仍然认爲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社会主义
国家，往往未能具有这个洞见。这种状况无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意义认识
不清，从而强化了反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型态观点。

另外许多进步的学者与运动者认爲，讨论社会主义的意义与世界各地人民所面对
的发展难题毫无关连。他们从中国的持续高速出口增长的纪录总结认爲中国是一
个发展的典范，其经济增长的战略可以也应该让其它国家效法。我们认爲，并在
本书中论证，这种对中国的礼赞是一个严重错误，不仅反映了对中国经验的误解
，也反映了对作爲国际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动力与矛盾的误解。事实上，检视中国
的经济转型对该地区的其它经济体的影响，就可以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强化了
竞争压力与危机趋势，危害了该地区各地的工人，包括中国的工人。

要不是我们在2003年5月到古巴参加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研讨会（注一），我们对
左派与进步人士的不同意见或许永远不会形成一本书。在古巴时，我们希望能够
学习到古巴如何因应它所面对的经济困难，以及该国政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坚
持如何形成其因应之道。我们一再听说，许多古巴经济学家将中国的「市场社会
主义」增长战略视爲一个可以爲古巴采用的诱人典范。

我们曾经希望这不是事实。但是，在研讨会上，论及古巴面临的难题时，几位古
巴经济学家公开支持中国以外国直接投资（FDI）爲基础的出口导向的快速增长经
验，视之爲古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维系其社会主义规画的唯一希望。虽然这几位
经济学家不过是在重复我们从其它国家的进步人士口中听过的论点，但是，这些
说法出现在一个讨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的重要性的会议上，而且这些经济学家在
彼时彼地发此言论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听来格外令人难受。菲德尔.卡斯特罗（古
巴总统）也在会议上，而古巴政府已经坚决拒绝了市场社会主义。

我们当然不是首批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判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家。不过，我们
清楚了解到中国对决定关于社会主义与发展的辩论正日益重要。而且，我们认爲，
对于中国改革后经验的认识不清，标示了更深层次的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
理论与政治的淆惑不明，严重伤害我们争取将世界从异化、压迫与剥削解放出来
的集体事业。因而，我们冒昧提出我们对中国与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批
判集中在中国市场改革过程的经济动力、社会后果与政治影响。虽然我们的作品
聚焦在中国问题上，我们的希望和意图是让我们在此提出并探索的课题对中国以
外的国家中关心社会发展与斗争的人们也具有重要性。

第一章 中国如何发展至典范的地位

中国改革后的快速经济增长使许多进步人士认爲，中国的经验证明在既存的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里另有可行的经济增长之道，中国堪爲一个发展典范。有意思的是
，虽然这些进步人士大部分大都不愿意承认，但许多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同样认爲中
国是个发展典范，。

中国增长的经验之所以获得赞颂的基本事实是广爲人知的：高速的经济扩张、快
速上升的外销、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表一与表二提供了这些趋势的一些指
标。根据官方资料，中国不但在1985至1995年的大部分期间享有两位数的GDP（国
内生産总值）成长率，同时在1997-98的东亚危机当中和之后也维持超过7％的年
增长率。出口在扩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它高度的增长率和它对GDP之比日益增
加显然可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出口
占全球6.1％，紧追在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位居全球第四大出口国。在1985至
2000年期间中国的出口增长居全球之冠，比第二位的美国高出两倍多。（注一）

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中国的净值也暴增，从1985年的10亿美金到2002年超过
500亿，占此时期全国资本投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使在2001及2002年全球外国
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降低约1/2和1/3时，流入中国的投资仍然持续扩大。」数量
多到去年中国成爲「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国。」（注二）

然而，这些只是表面看到的事实。这些事实并不能说明爲何从左派到右派的发展
经济学家都据此而共同称许中国爲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本书的以下几章将着力于
批判对中国经验的这种观点，但重要的是，我们先须探讨産生这种观点的变迁中
的全球历史脉络。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许多理论和政治上的混淆，并搞清楚
我们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克服的难题。

中国作爲新自由主义的典范

1989年后苏联解体，前苏维埃共和国和东欧的前苏维埃卫星国又采纳了新自由主
义政策，起初令新自由主义圈子弥漫洋洋自得的胜利氛围。这些前「社会主义」
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与支持下，快速终止计划经济、将
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开放进口市场和外国投资，似乎验证了新自由主义「历史终
结」的想法。不幸的是，这些「休克疗法」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崩溃（特别是在俄
罗斯），时至今日东欧的工人还深受其害。这些挫败对主流的经济发展思想産生
了两个作用。

第一、它们激起了关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适当步调、次序和制度要件的辩论。（
注三）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例如 Jeffrey Sachs，将休克疗法的灾难后果怪罪
于政府的腐败和对改革的决心不够。而新自由主义者的左翼，譬如Joseph Stiglitz，
则质疑立即全盘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不智的。后者推荐一个较爲审慎的改革计划，
主张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信心应优先于贸然的贸易自由化和短期的资本流入。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这两派新自由主义者同样忠于竞争的市场经济、自由贸
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终极目标。因此，两者都视出口竞争和吸引FDI爲成功发
展的关键。就这点来说，主流派在发生休克疗法的灾难之后，对经济发展问题的
辩论实际上厘清了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核心要素。

第二、在新自由资本主义之外「别无出路」（TINA）的思维持续当道下，后苏维
埃国家转向自由经济的失利促使新自由主义者去寻找新的成功故事，以树立可让
其它国家效法的榜样。从过去他们想利用南韩作爲自由市场的样板国家（尽管南
韩的贸易与FDI显然并不是采取渐进或他种自由市场的政策），可以明显看出这种
策略是出于投机心态。问题是当时没有其它显著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功的案例可用
（注四）。因此，在1990年代早期，当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主要靠外国
直接投资和制造业出口而获致快速的经济成长时，南韩马上失去样板国家的地位
，由这些新兴的跨国资本的输出平台取而代之。之后，东亚危机发生了，于是又
需要寻找新的样板国家。拿中国作爲典范既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及其左翼
在策略上的歧见，也反映了两者的根本共识。（注五）

保守派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债务危机的反应完全是一副投机嘴脸。他们唾弃这些
陷于危机的国家──就在几周甚或数日前还被赞许爲自由市场的成功故事──认
爲他们是腐败透顶的「戚友特权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t）体制，亟需
改造成全盘的自由市场。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深陷危机的政府听从了他们的
建议，在萧条并债务累累的经济体中实施了贬值、金融财政紧缩和引起混乱的私
有化计划。一直要到类似后苏维埃休克疗法的灾难俨然成形时，他们才稍稍收手
（而大部分有厚利可图的东亚企业却被外国投资者给收购了）。

同时，爲了保卫他们政策的利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将注意力转移至墨西哥。
在1990年初期，他们曾建议墨西哥向东亚学习，墨国稍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
也被他们怪罪于腐败和戚友特权成风。然而，墨西哥在1996和2000年期间还是维
持了经济的正成长。更重要的是，墨西哥是透过开放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压制
工人的工资要求并一将国有企业与银行私有化，把经济改造爲制造业的出口平台
，才有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样，墨西哥变成了新的样板国家，而且，比东亚更被
看好。

可是墨西哥乍得的声誉不过是昙花一现。在2001年墨国陷入了衰退，很大程度是
因爲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它大爲依赖出口到今日已陷入衰退的美国。然而，即使美
国开始了微弱的复苏，墨西哥却继续停滞，因爲越来越多的国外出口制造商开始
移往工资低得多的中国生産（注六）。保守派自由主义者最先的反应是谴责墨西
哥腐败，对成本效益和自由市场的改革也不够尽心。然后，他们开始引用中国可
观的经济记录做爲新自由主义（尤其是「毫不动摇的坚持改革」）的威力的证明
（注七）。世界银行表示，如果中国成功而墨西哥失败，那是因爲前者更有效地
「从一个不友善的投资环境自我转型」、更坚决地「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
拥抱全球化 。」（注八）

新自由主义的左翼对东亚危机有不同的反应：他们怪罪于过早放宽国内金融和（
尤其是）短期的境外资本流动的管制。Joseph Stiglitz和其它人也批评IMF和东
亚政府所实施的紧缩的宏观政策（尤其是高利率）、汇率调降，以及躁进的私有
化和放松管制。他们认爲这些只会加深这个地区的衰退，使得国内和区域的金融
体系更爲不稳定，进一步削弱企业的信心。

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批评这些对策是正确的，即使他们对危机本身的原因的分析极
爲肤浅──他们忽略了许多关键因素，诸如竞相争取FDI、以外商爲基础的出口生
産大量增加进口、区域和全球的生产过剩，还有与这些及其它的出口导向的经济
增长的矛盾有关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注九）。不过，对我们目前的课题来说，左
翼新自由主义者对危机的分析的重要之处是，它也导向对于中国的正面描绘。而
这种描绘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教义并无根本的歧异，此即「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
极有可能使穷人受益」。（注十）

Stiglitz因此提出中国政权对资本的管制及扩张的宏观政策来解释中国得以免除
东亚危机的最坏影响。（注十一）以此爲根据，他推而广之把中国描绘爲「一个
成功整合进全球市场的典范-但却是用不遵照华盛顿共识的陈腐见解的方式达成的
。」（注十二）根据这个分析，「中国采取私有化和减少贸易障碍…不过是以防
止社会结构在这过程中裂解的渐进方式实行的。在几乎不受IMF的指导下，中国达
到高增长率同时减少了贫穷。」（注十三）不同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经验，Stiglitz说
：

「中国将创造竞争力、新企业和工作等置于私有化和改造既有企业之前。中国了
解宏观稳定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混淆目的和手段，也没有过度对抗通货膨胀。它
了解到如果要维持社会稳定，必须防止大规模的失业，创造工作机会必须与企业
改造同时并进。中国的自由化是渐进的，并且确保将被置换的资源重新配置到更
有效的用途上，不任其荒废闲置。」（注十四）

事实上，Stiglitz「1998年在北京的谈话，称中国是目前爲止，低收入国家迈向
市场经济最爲成功的。」（注十五）

这样把中国经济描述成顺利而低成本的市场化是片面的理想化的说法。然而，它
可以让Stiglitz和其它的左翼新自由主义者振振有词地主张在短、中期实行不完
全受制于市场的自主政策，却仍然矢言忠于把市场、自由贸易和FDI（简言之，进
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分工）作爲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行之道的信念。Nicholas Lardy对
新自由主义共有的这种核心观点在中国的应用作了有用的概括：

「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持续强劲看好。相当程度上，是因爲前二十多年经改
的积累结果。最重要的是，价格自由化逐渐进展至今，几乎所有商品都已经由市
场来制订价格。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大大加剧了竞争，不但是制造业，而且在建
筑业，以及服务部门的许多部分的竞争都加强了。价格普遍由市场决定和竞争性
的市场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外贸部门在加强国内市场竞争的作用特别重要
，但往往被低估了。」（注十六）

这就是中国作爲（至少到目前爲止）首屈一指的新自由主义样板国家的形象。

中国作爲进步的典范

由于号称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前苏联和东欧解体，使得许多左派处于招架无力的守
势。自然地，左派经济学家开始对中国感到兴趣，虽然其原因（至少就表面来看
）与新自由主义是径相对立的。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在意识形态和结构上都
有急遽的转型，中国与之迥然不同，政府依旧宣称尽心建设社会主义。此外，中
国较爲渐进的改革政策也造就了快速而且持续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中央放权和市场导向的特色更加吸引了许多左派，特别是在学
术圈里面。主流经济学家一直认爲中央计划和国有制是没效率的，东欧政府放弃
社会主义而拥抱资本主义似乎又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对许多左派来说，中
国的改革规划一开始似乎在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提供了「第
三条路」。国家虽然继续维持它在国有企业里的核心角色，却减少经济的中央计
划，强化地方政府的权力，创造了新型态的企业组织（包括了小私有企业以及集
体的乡镇企业），并且提倡根据利润与生産力分发工资、加强市场关系以刺激所
有企业（包括仍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部门）的效率。这些「市场社会主义」政策似
乎得以免于一般对中央计划的批评，同时在日趋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学术界里，
这些政策也比较容易用主流的市场分析的论述来辩解。

在1990年初期，许多进步人士和左派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即使对未来抱持谨慎
态度，大部分基于中国强劲的经济表现已经显示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甚至
优越性的坚定信念，。譬如M. J. Gordon就说：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验显示了可称之具有『市场社会主义』特色的政策提供
了一个可行和成功的出路……虽然这些改革可能不是在他处该被完全照搬的模式
，它们说明了一条中间道路是可行的。」（注十七）

同样地，Victor Lippit也以中国经验来质疑「冷战已经结束而资本主义大获全胜
」的想法：

「中国的经济成功迫使我们更仔细地思量广爲流传的社会主义终结论。中国的公
共政策是爲了建立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体制，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在
其间可以并存。如果这种混合的生産方式可以维持下来，如果对国家经济和政治
生活的人民／民主控制可以建立起来，那么很有可能目前就是社会主义转型的时
期。如果相反地，资本主义企业凌驾国有和集体企业，资本主义转型就排上了日
程。重点是，鹿死谁手，尚未得知。既然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还在，考量中国
的案例可以在思考所谓资本主义已然胜利之说时，提供一个全新的观点。」（注
十八）

总之，中国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表面成功不但给了许多左派新的希望，认爲新自
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历史终点，它在重新诠释全球范围内的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时，也提供了正面的参照点。（注十九） ...华岳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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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析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産生共鸣的，不仅是学术圈，在一些仅
存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中国模式的兴趣也很浓厚，特别是越南和古巴。毕
竟，苏维埃体制崩溃之后，古巴遭受了严重的经济震撼。它亟需能够创造外汇收
入来弥补在市场和国外援助上的损失的新策略。

古巴政府以及古巴经济学家们很自然地心仪中国的持续经济成长，更惊讶于中国
日益成功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制造工业品外销。在初步研究之后，菲德尔?卡斯
特罗在1995年访问了中国与越南，古巴政府并制订了一个深受中国经验影响的古
巴经济重整计划草案。（注二十）虽然古巴政府后来宣布不会追随中国和越南走
上市场社会主义，古巴经济学家们继续仰慕中国得以「整合进全球制造业生産和
贸易的网络」，一位古巴经济学家称这样的整合爲「今日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二十一）

事实上，许多古巴经济学家依然持续呼吁采取一整套政府政策来帮助古巴吸引与
全球生産网络相连结的更复杂的制造加工业，以作爲观光和其它当前的外汇来源
的补充。（注二十二）虽然这些经济学家坚决否认，但是这个论点明显地是要求
古巴采纳一个外销导向、外国驱动的增长策略。这个策略将要求增强市场力量、
创造一个混合型经济、以及放松国有企业的中央管制──这些显然都受到中国模
式的强烈影响。

中国的改革过程以削弱社会主义爲代价而强化了市场力量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古巴政府不愿表态正式承认中国是个典范是可理解的。（注二十三）更广泛地
来看，在整个1990年代，当改革的后果愈来愈明显时，认爲中国正在往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的左翼人士减少了。但是，这个趋势并没有严重动摇较广泛的进步圈子
，他们仍然视中国爲经济发展政策的正面模式。

视中国爲典范的想法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已然确凿之下，仍能不爲所动，
是中国外销与增长的成功及左翼的几个历史─知识倾向相结合的结果。在古典马
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曾分析先前资本主义勃发之际窜升的新兴国家与区域中心，
但一些依旧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士，即使承认中国已经偏离社会主义，也鲜少
分析中国的转型对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与更叠有何影响。（注二
十四）

这种大规模、结构性的战略─历史性论述在1989年之后发展出来的「历史的终结
」气氛之中已经不流行了，尤其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化相联系的后现代
思潮兴起的影响下。因而，许多社会主义者认爲，我们在发展理论与政策分析上
，所能望者最多不过是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政治民主的防卫性斗争，而不是对
资本主义的正面攻击。这种观点固然不必然导致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支持，却易流
于不对中国的发展战略提出整体批评，也不设想非资本主义的出路。

同时，另外许多进步人士已经对（苏联崩溃之前与之后）的官方社会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彻底失望与疏离。这个群体非常自觉地希望从东亚找到一种社会经济模型
以用来对抗新自由主义并另寻出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日本是最受青
睐的典范。进步人士拿日本的国家强力干预、号称和谐的职场社会关系、充分就
业、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优越的外销成绩当做证据，来主张日本的体制比
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对工人更友善，而且更有效率。在这种「进步性竞
争」的观点中，日本经验显示，爲了人道和经济的理由，一个关注社会的国家与
大公司体制的资本主义是可以而且应该追求的。（注二十五）

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日本经济显然进入了长期的停滞。进步性竞争的拥护者
逐渐转移目光到南韩，并偶而关注一些新兴东南亚外销平台，尤其是泰国和马来
西亚。之后，1997-98年的危机来临，这些国家陷入了困局。对这种进步观点造成
更大挫伤的或许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危机的对策是，大体接受新自由主义对
危机的解释，并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许多进步派被迫寻找另类模型，他们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也没有
阶级政治的观点（必须要有这种观点才会从工人-社区对抗全球资本主义不平衡发
展的立场出发去寻找替代模式），这些进步派自然被吸引到中国模式。中国日益
遵循类似当年东亚成功故事中的增长模式，但是，与那些国家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中国拒搞鲁莽灭裂的自由化，因而安然渡过了区域性危机，只经历了些微的动
荡。

事实上，这些进步派用来合理化他们仰慕中国体制的论点和新自由主义左翼非常
类似，这也说明了爲什么Joseph Stiglitz的著作在左派中日益受欢迎。和Stiglitz一
样，这些进步派把中国的持续经济成功归功于它在贸易与财政金融上较有控制的
自由化。同时，与Stiglitz一样，他们称许中国依赖外国直接投资，而非（中国
政府依旧严密管制的）不稳定的短期资本流入。他们也都同意，要不是中国实行
了抵制货币贬值的关键决策，东亚危机会更糟糕得多。

就这样，进步派试图利用左翼新自由主义者的分析来重申一些他们早期对抗新自
由主义的进步性竞争论点。中国快速地增长，而且至少在口头上还承诺坚守一个
社会化的（国有和集体）经济部门与计划。但是，中国也已经放弃了中央管制并
增强了市场的力量，甚至成爲全球顶尖的外销国并吸引了大量的生産性外国直接
投资。

一大批的进步／左翼力量因此转而爲中国经验背书，不太在意中国是不是社会主
义国家。一些学者甚至把他们对中国现行的经济活力的赞赏延伸到遍布整个「大
中华经济圈」的华侨商业网络。（注二十六）中国革命遗産的意义大多被贬低，
只着眼在它创造出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与其它条件，使中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富有
竞争力的作用，而不注重它赋予劳动人民与社区权力的潜能。中国过去在财富和
收入分配以及大衆生活水平等领域的成就会被提到，多半是用来松散地连接到中
国如何能成功地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例如，Walden Bello写道： ...华岳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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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活力与一件我们在南半球的人民往往忽视的事情是分不开的：1940年
代末和50年代早期的一场社会革命消灭了土地与收入最不平等的分配，1970年代
晚期市场改革被引进农业部门时，这场革命就爲中国做好了经济起飞的准备。…
…同样，中国也强调坚决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夺回国家经济控制权的解放运动，对
未来的经济发展所作的关键性贡献。中国是一个强国，从革命中産生，并在数十
年的热战与冷战中淬练成钢。……中国与大多数南方国家极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
同外国资本之间的关系。北京面对外国投资者时非常强硬，而且在他与国际企业
界的关系中占上风。然而，外国投资者仍然争相涌进中国，无视各种管制。……
尊重是中国政府从外国投资者得到的待遇，也是我们的政府无法得到的。在国家
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与我们这些国家的差别在于一个成功的革命民族主义斗
争已经建构成爲一个明智的政府。」（注二十七）

以这种方式，进步性竞争思想把社会主义与革命从人类发展与解放的工具转化爲资
本主义发展与竞争力的前提。拥抱这种观点的人士往往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外国
投资者之所以会尊重中国政府、愿意忍受对FDI的种种限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
国政府愿意提供大量便宜又高生産力的劳动力。换句话说，强调中国革命后的成
就同其当前的资本主义成功之间的表面联系，转移了注意力，使人看不到这种成
功的前提：一个愈来愈无保障的劳动队伍，其自我组织的努力不断被全球最威权
的国家政权之一所压制。

在中国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进步派和新自由主义者共同拥抱中国显示了后冷战时代存在的分析与意识形态上
的混乱。不幸的是，在响应资本主义的矛盾之际，一忽儿吹捧这个样板国家，一
忽儿又吹捧另一个样板国家，对左派的伤害往往远大于主流的分析家和决策者。
一般的理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握有权势，可以主导对事件的诠释，从而
控制意识形态的冲突。

更具体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地追寻国家典范易于使人误以爲根据个别国家的资
本主义增长经验可以建立起进步的政策纲领。正如马克思、列宁与托洛斯基所认
知的，问题在于如果不从更广阔的区域与全球层次考察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与矛
盾，就无法理解个别国家的成功故事。在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与危机之下，国
家典范式的思维很快就导致一个接一个无休止地追寻成功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一
个比一个更成问题。最终结果是，我们完全丧失了另类的视野、失去了理论的清
晰度，也无法得到基层民衆的政治共鸣。

我们之前对中国上升到典范地位的描绘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义和进步人士圈子内
的大略倾向。实际上，不管在左翼或右翼当然都不存在对中国问题完全一致的共
识。然而，聚讼纷纭对进步派的损害往往比对新自由主义者还大。

新自由主义者常常对某个国家在自由市场改革上的进展程度有着不同意见（对一
些人来说，再怎么解除管制和私有化都嫌不够彻底），但万一他们当前的样板国
家陷入始料未及的危机，他们的分歧就会极便于新自由主义见风转舵。虽然他们
现在奉中国爲典范，但也不难找到一些新自由主义者的警告：如果改革过程未竟
全功，贪污腐败不根除，未来可能会有挫败。同时，新自由主义者现在用中国的
改革经验来批评古巴不将其经济更彻底地市场化。（注二十八）如果中国的状况
恶化了，他们总是能找到另一个自由市场的成功故事以利于与古巴和其它「落后
」国家对比。

然而，对有志于推动彻底变革，建立一个以工人─社区爲中心的经济体制的人们
来说，分析上的歧见往往涉及集体价值观、远景和策略的不同认知，这些不付出
巨大的政治代价是不可能轻易扭转的。毕竟，对进步人士来说，不可或缺的是用
清晰而一致的价值观、远景和策略巩固起来的运动。但是，维护现状者却恰恰相
反。对护卫现状者来说，群衆在政治上涣散是一个正面价值，而成功的典范很快
速地一个换过一个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只会更促使民衆中心无主、涣散无力。

总结来说，我们不仅不同意那些把中国视爲发展典范（不管是不是社会主义）的
进步人士，我们还认爲他们推导出这个立场的过程凸显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进
步圈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拒绝。我们认爲，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解资本主义，也
是建设足以超越资本主义的运动的最有效的框架。因此，本书对中国的探讨远不
只是关于一个国家的经验的学术辩论，而是爲了发展可以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清
晰理论和战略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