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议

      在中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议

      自从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建议实行医疗产业化以来，中国人因无钱看病而死去的事件在中国一再发生。其中，有贫困家庭的幼小的儿童，有无钱去医院在家自己用菜刀划开肚皮的产妇，有因突发事故身上没带钱而被医院拒绝的路人，等等，等等，层出不穷。至于中国老百姓因生大病倾家荡产致贫的事情，更是司空见惯。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评议，在医疗资源分配公平和保障问题上，中国在全世界193个国家中排名188位！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国家在医疗等等问题上的支出，都是浪费了钱；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医院应该变成为盈利的产业单位。在他们看来，不但医疗，包括教育，养老，等等，都应该变成盈利的产业系统；国家的负担越小越好。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以看笑话的态度嘲笑西方国家背上了包括公费医疗在内的福利政策体系的“负担”。

      这充分暴露了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们理论思维能力的低下和无知。实际上，就像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要同时在国际贸易中实现“出超”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一样，一个国家也不可能使自己内部的所有单元都成为盈利的单元。换句话説，就像在国际贸易中，必然有贸易“出超”的，同时也有贸易“入超’’的国家（其代数和必然是零）一样，一个国家内部也比得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产业系统，也要有消化盈利的非产业系统。否则，社会经济就会失衡，就会停止运转，就会崩溃！从货币的流动角度看，沟通国家内部盈利的产业系统和消化盈利的非产业系统的桥梁，就是国家税收和国家支出。实际上，正是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所嘲笑为“负担”的西方国家福利政策，才使得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三十年代以前因社会经济的失衡所带来的周期性发作的经济危机，从而才有了西方国家战后的经济繁荣。因为我在其它地方对这些问题有更系统的阐述，所以在此就不多讲了。

      上一段主要是想说明，国家在医疗，养老等等社会福利项目上的开支，不能被看作为所谓的“负担”，而是社会经济平衡运转的必要条件。而那种把社会所有单元都变成盈利的产业部门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必然使得社会经济失衡，凋敝。

      有了以上认识的基础，我们再来讨论如何作的问题。这实际上可有许多具体的可行性方案。我在此只能讨论一下可供某些具体方案参考的纲要性问题。

      一， 小病保医不包药；大病全包

      中国现在许多地方，给每个职工每月可报销几十元的医药费的指标，多了不管，用不完作废；互相之间，“谁不沾谁”。结果大病来了，那每个人每月几十元钱的“配额”却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人们还是处于医疗无保障状态。

      尽管有人认为以上这种“谁也不沾谁”的“医疗保障”方式很“公平”，却是不了解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真谛。
      实际上，对于平常治疗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小疼的药，一般情况下，大家自己能负担的起，由个人承担药费，是大家能接受的。而国家之所以需要建立社会范围的医疗保障制度，却是因为对于社会绝大多数人来说，万一发生大病，个人的财政能力是无法承受的起的。因此需要国家出面把医疗资金集中起来，对患了大病的人实行全公费医疗。一般来讲，大病不可能同时发生到所有人的身上，所以不必担忧国家财政负担的问题。另外，任何人都有得大病的风险，没得大病的人也不会计较这种方案对自己“不公平”。

      所以，中国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至少应该是：小病保医不包药；大病全包

      何谓大病？何谓小病？ 一般来讲，那些需要住院治疗的，不治疗可能有生命危险的都算大病；那些只需要门诊看过后，开些药就可以回家的，可算小病。顺便説一下，孕妇尽管没病，其检查和住院费用都应该算到全公费医疗的保障范围。

      小病要保医部不包药，就是说即使是小病，买药钱由患者自己出，但是看病还是由公费负担的。为什么？因为许多大病，急病，一开始表现是小病；为了不使人们为省钱而耽误诊断，看病求诊费最好由国家医疗保障体系负担为宜。不包药一是因为为小病所看的药大多数个人都能负担的起，二是避免药物浪费。

      和本段一开始那种每人每月报销几十元的药费，大病来了却要病人自己承担的“保障”相比，在这种体系下，大家虽然平时小病的药费自己出，但是万一得了大病，却无财政上的忧虑。国家也刚好把平时众多的小医药费开支节省下来，用以支付个人承担不起的治疗大病的费用。这也是笔者所在的澳大利亚国家医疗保障的政策之一。

      二， 公费医疗费用的来源

      国家公费医疗费用的来源当然是来自国家税收。我建议，每个在中国有收入的居民，应该把其收入的10%或15%缴纳给到公费医疗基金中去（具体的百分比可以再研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第一，虽然只是有收入者交纳这笔费用，但是，公费医疗的范围却不应该以此为限，就是说，那些无收入者，也应该包括在公费医疗的范围之内。

      第二，公费医疗体制，应该以全国为单位来统一安排规划，这样就避免了以地方各自为政所造成的各地财政贫富不均问题。

      第三，该费用为强制性的。即使有些富人参加了私人医疗保险，不打算享受公费医疗服务，也得缴纳此金。

      公费医疗基金的收取，当然由国家税务部门收取，由国家财政部门划归国家公费医疗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支配。

      三， 体制：

      国家公费医疗基金管理委员会：

      成立一个垂直领导的国家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管理公费医疗基金的使用。

      医院：公立医院的所有工资和公费医疗有关开支，由国家公费医疗基金报销和划拨。当然，公立医院不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单位，所以上报的费用不能含有利润成分。公立医院的基础建设和设备更新，由国家财政另行统筹，不在公费医疗基金的开支范围之内。

      个人：国家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发给每个在中国的居民一张医疗卡；个人到公立医院就医看病时，刷卡，签字（儿童的名字可随着父母的医疗卡中）。国家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根据这些资料报销各医院的免费服务开支。

      以上只是为中国建立全民公费医疗保障体系的提供了一些初步的建议。当然建立这样的体系还需要更充分地论证，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但是，无论如何，建立这样的体系都不是可望不可即的难事情，而是非常可行的。希望中国政府能及早考虑之。

      另外，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全民公费医疗体系对中国的社会的完善和发展非常重要，可以列举出十个以上的好处来。

      附录一

      一个医生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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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医生的苦恼
      我是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是党和毛主席教育了我，是人民培养了我，作为一个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已深深地印入我的脑际，我时时记住毛主义的教导，在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感到做个医生十分自豪，因为没有更多的苦恼，因为我给病人治好了病是一种幸福，一种享受，一种内心的宽慰，我之所以能当一个医生是人民培养了我，从我上中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人民的助学金养育了我，我现在这点技术是人民用血汗把我培养出来的，我再还给人民，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到的。
      八十年代以后我就做不到了，为什磨？因为实行了医疗产业化，似乎成了医院大门向南开，有病没钱别进来，如果有病进到医院来，暂时没带钱或带的钱少，拿不出药来病不能治，眼看着病人呻吟，我无能为力，用我的工资去替病人交吧，我又交不过来，况且我一大家人还要生活，我苦恼，特别是看到一个眼病人，我是一个眼科医生，看到她的眼病不及时治就瞎了，如果及时治了，他就能重见光明，我不能给他治疗，我内心受谴责，我苦恼。特别是一些住院的一些病人，病治得刚好一点，因暂时缺钱了，药房马上给停药，待病人把钱交上，停了几天药病情又重了，治疗又得重新再来，病人无形中花费不少钱，我无能为力，我苦恼。医院设有扶贫病房，没有见到一个穷困病人住进去，等于虚设。我记得六十七十年代，有钱没钱都可到医院治病，如果实在困难，缺钱了政府给补上，那是当个医生能充分发挥医生的技能，病人也能得到合理地治了，现在社会进步了，经济发达了，为什磨做不到这一点了？我苦恼。

      附录二
      明：难产妇无钱住院　急救车掉头就走
      结果：胎死腹中　产妇垂危

      新华社昆明4月8日电 （记者浦琼尤）“几百块钱够什么用，起码也要3000元。”担负救死扶伤重任的“白衣天使”撂下这句冷冰冰的话给难产近6个小时的产妇及其亲人后，已经开到门口的急救车掉头而去，婴儿最终胎死腹中，产妇生命垂危。这是4月4日发生在昆明市的一件“奇闻”。

      　　产妇赵凤英和丈夫罗甫全是云南会泽县罗布古镇拖落村农民，不久前来到昆明打工，以卖蔬菜维持生计。4月4日凌晨2时左右，赵凤英开始分娩，不料胎儿却是脚和手先出，颈部以上被卡住了。面对妻子难产，罗甫全和家人四处凑了300多元钱后，用三轮车送妻子去诊所，诊所见情况危急为其拨打了云南新华医院的急救电话。

      　　医生和急救车的出现让罗甫全眼前一亮，以为妻子有救了。不料，两名30多岁的女医生下车为产妇做了简单检查后，竟然开始和罗甫全讨价还价，当得知夫妇俩只有300多元时，其中一个医生突然说：“几百块钱够什么用，起码也要3000元。”

      　　罗甫全哀求医生将妻子拉到医院，他再想办法筹钱，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两名医生不由分说，跳上车指挥急救车掉头就走，临走时说：“我们拉你们到医院，收不到钱自己要被罚！”

      　　赵凤英腹中女婴因为耽搁时间太久终于窒息死亡。产妇由于子宫破裂，大量出血，后来经过云南省红会医院紧急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妊娠的子宫因损伤严重不得不切除，丧失了生育能力。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09日 第五版
      附录三
      在内蒙古自治区公益事业协会的编号为内社会公益字[2004]3号文件中写道：“内蒙古社会各界：白利祥学生是内蒙古民族计算机学校的一名学生。 2004年2月18日经内蒙古中蒙医院诊断为尿毒症，
需换肾，他的哥哥为弟弟(愿)捐献肾，换肾手术费需9万元左右。白利祥家住农村，父母已60多岁，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为了救一个年轻的生命，希望大家献一份爱心。”

      本报记者5月13日采访了白利祥的哥哥白福祥。据白福祥介绍，白利祥今年22岁，17岁在和林县上高中时不幸得了肾病，不能上学，此后在内蒙古医院、内蒙古中蒙医院治疗1年左右，病情基本稳定。由于家庭贫困，父母都是农民，没有太多的钱，只好出院回家养病。在养病期间，他看到同龄的孩子都在上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就想方设法说服父母，还想继续上学，父母没办法只好答应了。

      2001年9月，白利祥又重返校园，来到了内蒙古民族计算机学校，他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学习起来很刻苦，一学期下来，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增加了学习的信心。他第二学期就更加努力了，每天起早摸黑。不幸的是在2003年7月他即将毕业走入社会时，发现自己的病又犯了，开始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视力模糊、全身乏力等症状，几次想到医院检查，但一想到年迈的父母靠种地为生，还要供哥哥和他上大学，负担已经很重了，根本没有钱再给自己看病，他就下决心暂时不看病，等毕业了找着工作挣点钱再看病。没想到病不等人，在2004年2月13日他刚刚拿到毕业证，还没为社会做一点贡献时，他的身体就坚持不住了，全身浮肿，眼睛几乎看不清楚，就是他的母亲站在1米之外不和他说话他也认不出是谁。父母让他去医院检查，他骗父母说是上火了，没病，不用去医院，可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在家人的再三说服下他终于去了医院，经医院专家确诊为“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晚期”，只有换肾，别无选择。虽然哥哥愿意为弟弟捐献一个健康的肾，但身居偏远山村的农民父母尽管倾家荡产，乞求亲朋好友都无法解决9万元的肾移植手术费用。(记者 杨雨超)
      附录四
      民工无钱治伤昏迷6天在医院死亡

      2004-05-16 02:53:29 重庆商报

      南方网讯 5月14日下午，涪陵民工夏光全在大渡口区第一人民医院昏迷6天后死亡。他是8日在一渣场装货时摔倒致伤，而在他昏迷的6天里，老板一直没露面，只在前两天托人送过5000元，也再没付过医药费。
      　　夏的工友夏兵称，他们同在八桥公民村村主任张强手下打工。5月8日下午，他和夏光全在八桥八一2队渣厂抬铁渣。5点30分左右，他和夏正将最后一筐铁渣顺着跳板抬上货车。突然，夏光全从2.5米高的跳板上摔了下去，当场昏迷。他和驾驶员立即将夏送到大渡口区第一人民医院抢救。经医生诊断，夏被摔成脑挫裂伤，颅内大面积出血，脑水肿。
      　　夏光全的侄儿王三称，8日晚，老板委托他人缴了2000元医药费。到了9日，2000元已经花光。当天老板又委托他人分两次送来3000元，此后就再也没送过钱来。14日下午1点40分，无钱医治的夏在医院去世了。
      目前，大渡口警方和劳动部门正出面协调此事。（编辑：许雨青
      附录五
      因无钱治病 七旬老太走上不归路 自杀身亡
      因患病多年无钱医治，子女又大多不在身边，七十来岁的长沙老太吴清秀昨日上午在家中用剪刀剪断了右腿大动脉，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身亡。
      昨日上午11时许，记者赶到长沙市体院北路某勘察设计院家属楼一栋吴老太的家时，120急救车已将老人的遗体运上车。据街坊邻居介绍，吴清秀老人今年70岁左右，患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已多年，为治病已花去1万多元，而家庭收入主要是丈夫龚某每月几百元退休金，日子一直过得相当艰难，而且她的5个子女大都在外地，有几个已经3年多没有回来看过父母，就连电话也很少打。
      事发后，街坊邻居纷纷为死者捐款，用来给老人办后事用。谈到老人的死因时，邻居们告诉记者，老人家庭和睦，邻里间也无矛盾，最主要的是没有钱，“她肯定认为自己经常要花钱看病，已经成了家里的负担，所以才自杀的。”

      附录六，因无钱支付药费 病人被赶出医院街头求助
      被歹徒用刀捅伤腹部后，来蓉打工的“耙耳朵”车夫杜志力无力支付昂贵的医药费。5月9日，他被医生请出医院。今(11)日，杜志力的伤口发生感染，疼痛难忍的他捂着受伤的腹部跪到了天府书城的街道边……
      　　伤者
      　　捂着肠子路边求助
      　　今日上午10时许，一名跪在天府书城外街道上的中年男子吸引了众多路人的注意。该男子身着病员服、脸色痛苦，双手紧紧捂着腹部。他告诉路人说，他在几天前被人捅了一刀，由于没钱医治而被医院赶了出来。
      　　“好可怜，十几厘米长的肠子露在外面。”目睹现状的群众告诉记者，该男子受了感染，其伤口处浓血淋淋。好心的路人见状拨打了120，上午10时30分，成都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救护车赶到，接走这名路边求助的男子。
      　　上午11时许，记者赶至九医院时并未找到这名求助的男子。据急诊科医生说，他们赶到现场后对求助男子进行初步抢救，他自称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病人，于是九医院的救护车径直将其送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无力支付医药费 被请出医院
      　　上午1时许，记者辗转在川医普外科七楼找到那名受伤的求助男子。一见到记者，这名37岁的汉子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你们帮帮我，我该怎么办？”中年男子自称叫杜志力，是眉山来蓉打工人员，在成都靠拉人力三轮为生。
      　　杜志力告诉记者，5月1日凌晨3时许，他因车费问题与一小伙子发生争吵，对方和一同伴抢走他的手机后用刀在他的腹部捅了一刀。当日，杜志力报案后被120送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抢救。
      　　杜志力说，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帮他处理了伤口，可是他根本无钱支付昂贵的医药费。5月9日，院方再次催促他交钱。当日，他抱着病体回到红牌楼的暂住地借钱不成，当他再次回到医院时，医生就叫他出院了。
      “离开医院的后，我的伤口就感染了。”杜志力呻吟着告诉记者，虽然伤口疼痛难忍，可是由于没有钱，他根本不敢回医院，走投无路的他才想出到路边求助的办法。
      附录七，作者: DDDC
      日期: 2004-05-29 10:29

      据《西安晚报》，杜秀梅，年仅26岁，去年才作母亲，却被确诊为患上骨巨细胞瘤，随时都有截瘫的危险。她整日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更为巨额的医药费把家庭经济拖入深渊而自责。丈夫为筹措医药费，整日四处打工，过早衰老，女儿年幼却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亲戚朋友已经借遍。5月25日，躺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骨二科一楼5床的她，接到医院的通知，8万元医疗费要尽早凑齐，手术越早越好，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可对于一个已经卧床两年的中国母亲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无奈的杜秀梅只好选择死亡。她立下遗嘱说，她死后，希望把她的器官捐献给和她一样命苦的穷人。
      附录八 哈尔滨市低保医院面临窘境
      人民网哈尔滨4月21日电　记者蒋升阳报道：哈尔滨市城市社会最低保障医院是哈尔滨市第四医院开设的该市唯一一家以低保人群为诊疗对象的医院。近日，记者来到这里采访时惊讶地发现，这家因收费低廉而深受低保人群欢迎的医院成立不到一年，却面临入不敷出、经营亏损、难以为继的窘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记者对此做了一番调查。

      据哈尔滨第四医院主管业务的副院长邹志刚介绍，该院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哈尔滨市15万个低保户中，60%以上是因病致贫的。出于救死扶伤的责任感，四院于2002年5月27日正式成立了低保医院。

      为减轻低保患者的负担，医院规定：只要能确诊就不安排高档仪器检查；只要能保证疗效就不使用贵重药品。同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低保人群凭《低保手册》就诊免收挂号费；对常见的50种内、外科疾病，实行低于同级医院收费30%至50%的办法；制定了24种外科疾病单病种收费最高限价，如单纯性阑尾炎最高收费限价为980元；对26种内科疾病处置费减免10%；住院费减免50%。截至今年3月31日，低保医院共诊治病人1466人次，其中住院病人216人，做手术33例。就诊患者的总体费用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有一位名叫赵秀丽的低保对象，三年前患上了子宫肌瘤，看了几家医院，手术费用都在5000元左右，她一直忍着病痛，不敢走上手术台。去年7月，赵秀丽在低保医院顺利做了手术，前后住了10天院，总共花了2000元钱。病愈后的赵秀丽含泪说：“多谢低保医院治好了我的病，我准备出去找份工作，争取自食其力，不再依靠政府的低保救济，让政府把低保投给比我更困难的人。像这样收费便宜的低保医院应该更多些，让那些因病致贫的人都能治好病。”

      开诊近一年来，低保医院因优惠比照正常标准收费总共少收入近25万元，但这并不是低保医院陷入窘境的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尽管收费低廉，但大多数低保患者仍因身无分文治不起病，近一年来前来就诊的有200多人需要手术治疗，其中许多患者只需花几千元做手术就能康复，但就是没钱治病，只能含泪离去。这使得低保医院接诊病人少，手术病人更少，只有可怜的33例，医疗收入连支付医护人员的工资都不够，岂能不亏？

      低保医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连沬带记者去病房看望了一位叫贺定海的低保患者，他患了幽门梗阻，一年中体重下降了40斤，急需做外科手术，却无论如何也掏不出6000元手术费。刘连沬说：“看着这些没钱治病的患者无奈离院，做医生的真是心痛，可是救助这些人，单靠医院实在是无能为力。”

      记者打电话给哈尔滨市民政局低保处，回答是目前财力有限，只能支付低保人群的低保费，医疗保障尚无力顾及。

      哈尔滨市低保医院的负责人表示，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他们都将把低保医院办下去，做好这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他们认为，由于大多数低保人群是因病致贫，给他们发低保费只能治标，解决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治好他们的病，帮助他们恢复劳动能力，才是治本之策。他们呼吁，政府方面对低保医院给予一定的支持，建立低保医疗专项基金，由指定机构负责发放并监控；把社会各界对贫困群体的捐赠统一管理、合理使用。
      附录9
      广东某地前税务局长的儿子在海外的一席谈

      你别看我开奔驰，住豪宅，人家鬼佬一听你是中国人，还是看不起。为什么？都是中国的穷人太多，所以让人看不起！中国为什么穷？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他们的13亿，比六十年代全世界人口加在一起还多！(注：不要笑，原话如此)这么多人，能不穷吗？美国为什么富？美国才多少人？加拿大为什么富？加拿大才多少人？中国人这么多，要把人人都养活，就只能穷！老邓的改革最英明的地方，就是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就是废除公费医疗制度。这样可以在中国优胜淘劣，把多余的人口淘汰掉。你下岗，活该，谁让你没本事。你没钱看病，活该，誰让你没钱。改革能把中国的穷鬼都淘汰光，那改革才算达到目的，才算是改革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如果中国人口只剩下一千来万，那么人人都是百万富翁。外国的美女都想出嫁到中国，多爽！如果老毛早死十几年，让邓大人早领导中国，中国早就达到这一点了。都是老毛的大锅饭，让中国多出了十几亿人口，弄的中国如此贫穷，让人家老外看不起。所以我最佩服邓小平。你不要整天骂邓小平，骂贪官污吏。贪官污吏也是爱国的，也是能人。不是能人能当上官吗？你看人家魏京生，吃了邓小平那么大的苦，出来后，还很称赞邓小平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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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十：入棺前突然睁双眼，无钱就医病童只能又等死
      据《西安晚报》，（记者姚村社，实习生郭长华），年仅13岁的小女孩，周若来自陕西蓝田。父母双双到西安打工，她在西安莲湖区五一小学借读。今年1月31日，小周若吃过午饭突感头疼，父母把她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治疗，头疼并未好转。2月3日晚上，周若突然大喊一声后就全身抽搐，双眼上翻，不省人事，在西京医院抢救了4个多小时才苏醒过来。2月6日，周若被诊断为脑动脉瘤，要做手术没有五六万元根本不行。消息传到莲湖区五一小学，师生们立即动员起来，短短两天，大家捐献了977元。班主任付老师带着部分同学来看周若；小朋友们都伤心地哭了。
      捐款很快就搭进去了。周若的病情仍在恶化。已经身无分文的周若父母只好把孩子带回蓝田准备后事。2月12日，亲人们含着眼泪给小周若穿上寿衣，等待入棺时，不愿就这样离开世界的小周若突然睁开了眼睛。父母喜极而泣，火速将孩子送到解放军323医院。医生说，要用高科技彻底治疗得花六七万元。可怜的小周若的父母哪去找这么多钱，只好将孩子拉回在新桃源村租住的民房里自己为孩子注射维持生命的药品。到现在已经硬顶了100多天。
      小周若的母亲原在西安桃园路街办扫地，每月工资400元，丈夫到处打零工，一个月五百或六百元。女儿生病4个多月，已经花去了近4万元，能借的亲友都借遍了，把蓝田老家的房子也抵押出去了。现在可怜的两口子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儿在床上，瞪着一双大眼睛，整天被病痛折磨，只能以泪洗面。
      附录十一
      内地富商设饭局 贾静雯500万身价创新高

      GD.SOHU.COM 2004-07-03 11:53 转自： 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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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富商对台湾美女明星陪吃饭的价码又创新高，有富商愿出高达500万台币请贾静雯陪吃晚饭，打破林志玲350万纪录。贾静雯的经理人姚凤群证实：“成都富商愿出近500万请静雯吃顿饭，如果是‘全套’服务则是1680万元，但被我拒绝了。”被大陆富商点名的萧蔷也坦承：“有人连面都没见就要送我价值千万礼物，我才不要。”
      　　贾静雯主演的《飞龙在天》、《少女武则天》、《倚天屠龙记》在内地播出后，行情看涨，新戏已经排到明年，她又透露和关锦鹏接洽一部有关女星胡蝶生平的电视剧，可能要增胖，她很感兴趣，不过，听到经理人讲及富商开高价请吃饭一事，她惊讶的说：“你怎么没跟我说，1680万元，要拍好几部戏才有呢。”贾静雯说，自己最骄傲的，就是出道以来从来不曾参加过这类饭局，至于她的价码超越另一美女林志玲，她没好气地说：“这没什么好比的吧？”最近如沐春风的贾静雯，据知在大陆拍戏时，有位王姓男士对她展开追求，贾静雯亦承认，身边有位年轻、男人味十足的追求者。
      　　最近将拍戏重心转移到大陆的萧蔷，被问到如何面对富商吃饭、送礼，她坦言：“如果是我喜欢的人，他多金又多情，送我大礼，那当然很好，但不认识的人请吃饭，对不起，没兴趣。”问她收过喜欢者的最大礼价值多少？可有上亿？她神秘一笑：“秘密。”(成)
      附录十二

      “冷血医院”内幕：危重病人被抛野外活活冻死(图) 南方周末

      2004年7月27日下午7时，郑州市新郑机场。

      　　人流中，河南省新郑市中医院外三科主任刘书君，在两名郑州市公安局便衣的带领下走出候机楼，坐上公安局的车后迅速消失在人们视野中。
      　　
      　　犯罪嫌疑人刘书君从广东佛山市三水区被顺利抓捕归案，使新郑市中医院抛弃危重病人的重重黑幕开始大白于天下。

      　　荒野中的死亡

      　　2003年11月18日，河南省长葛市老城镇。

      　　清晨6时40分，天刚蒙蒙亮，冬日的冷雨中，第一班16路乡间公交车从长葛市董村车站慢腾腾地上路了。

      　　6时50分左右，公交车快开到第二站老城镇疙瘩庙村东200米的丁字路口时。坐在右侧售票位置上的车主张生(化名)突然看到前面100多米处有团红色的东西。

      　　公交车迅速驶近，张生吓了一跳———两堆预制板间的路面上，平躺着一个脖子上缠着绷带的男人，上身盖一件红色鸭绒袄，里面像是没穿内衣，下身穿一条休闲裤，衣服都湿了，赤脚。
      　　

      　　图：
      　　

      　　图：刘书君的牌子已从出诊医生栏中去掉
      　　张生最初的推测是，“是不是晚上喝多了酒，醉倒在了路上？”和司机商量了一下，他赶紧打110报警，“大冷天的，千万别让人冻坏了。”

      　　7时30分，老城镇派出所副所长高志方带几名警察赶到现场。路上躺着的男人看起来30岁左右，短头发，颅部有新愈合的伤口，喉部也有伤口，身体极度虚弱，瘦得皮包骨头。高志方尝试着问话。这人仍有知觉，嘴里在出气，但只是睁开眼睛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他到底是谁？正巧疙瘩庙村村主任薛水军从这里经过，高志方赶紧叫他辨认一下。薛水军仔细看一看说，“没见过，肯定不是村民，也不是附近村里的。”

      　　8时30分左右，长葛市创伤医院的救护车赶到现场，急诊科大夫赵功涛立即查看，发现人已经呼吸微弱，每分钟只有一两次，瞳孔发散，已接近5厘米的死亡标准。赶紧抬上车回医院，边吸氧、输液抢救，但车刚走500米，人就咽气了。

      　　当天，气象台播发的天气预报是：雨加雪，最低气温0℃。

      　　医院丢出的“无名氏”？

      　　长葛市公安局刑侦三中队以故意杀人案对此展开调查。

      　　公安局法医对尸体解剖发现，死者头部右侧有新鲜刀口，颅骨少了一块，很明显刚做过开颅手术，咽喉部位也没愈合，用新鲜纱布包着，很明显从医院出来没多久。

      　　“病人像是因为车祸受伤，刚刚做过颅部手术。”三中队队长贾卫东看到结果十分吃惊，他们初步判断，荒野中的病人来自医院。

      　　长葛警方迅速对长葛及与长葛搭界的新郑、禹州、尉氏、鄢陵、许昌等地的大医院展开明查暗访，同时散发大量寻人启事，半月过去仍一无所获。

      　　这时，一个群众举报使警方调查视线开始集中在新郑市中医院。

      　　来自新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科的信息显示：11月2日晚10时许，在郑州至新郑公路24公路处的高寺村路口，一辆农用货车撞上一位在公路上独自行走的男子。受伤男子被新郑市中医院急救车拉走，肇事司机被带到事故科作询问时逃窜。

      　　长葛警方调查新郑市中医院急诊科记载发现，11月2日晚11点，一昏迷车祸病人被送到医院抢救。当时的病情诊断为：病人右颅顶部硬膜下血肿、脑挫伤、颅底骨折、额面部多处擦伤，右肺挫伤并血肿、肋骨骨折，属急重开放性颅脑损伤和肺部闭合伤。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院长助理、外三科主任刘书君对病人立即实施开颅取血块和喉部切开供氧手术。手术后病人病情稳定，当晚即由急诊科转入外三科住院，床号是16，住院号为13075，取名“无名氏”。

      　　有知情人曾在2003年11月3日早上见到“无名氏”。“他没家属，也没人给他做饭，身上的衣服做手术时剪烂了，光着身子。”知情人向记者回忆，“由于没人陪护，护士怕他乱抓伤口，就把他手脚全绑在床上。”

      　　这位知情人透露，“无名氏”虽然无人照料营养跟不上，但经过两周左右治疗，恢复很快，已经可以站起来了。但他仍然无法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在治疗期间一直没有家属前来看望，前后治疗费用1万多元仍在医院的账上。

      　　按中医院一位大夫的说法，“无名氏”最起码还要花三周的时间方可出院，但中医院的病历显示，他已经出院，日期是11月17日下午。“刚好和18日早上在野外发现危重病人相吻合。”贾卫东说。

      　　院长授意扔掉病人

      　　“无名氏”的主治大夫是赵广涛、责任护士是武荟玲、外三科主任是刘书君。在调查受阻后，长葛市、新郑两地警方共同传讯了中医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赵培林，相关当事人随后一一露面。

      　　2003年12月9日，20岁的护士武荟玲首先向警方坦白了11月17日晚发生的事。参与讯问的贾卫东就武某陈述的情况向本报记者作了如下一番描述：11月17日下午6点，武某下班后正在洗衣服，外三科一个姓杨的实习医生找到她，说：“‘无名氏’要走哩。”让她帮忙抬人。

      　　因为“无名氏”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路，武某便和杨某将病人抬下楼，楼下又碰上护士高某，于是把她也喊来了。

      　　三个人把病人抬进医院用来接送院外专家的白色解放牌面包车。随后，司机唐海松开车，五个人一起驶出新郑市区，向长葛方向开去。车子没开多久，杨某说：“找个地方把‘无名氏’扔了！”

      　　武某刚开始以为是把病人送到哪里去，听到这句话后“很害怕”，和高某一起提出不去，杨某说：“你们给我做做伴儿吧。”

      　　到长葛市区后，唐某开车在街上转了三圈，然后往正东方向直行至一个叫“疙瘩庙”村的村口，往北一直驶到分岔路口。然后车停下，他们把病人抬下车，“放在一堆楼板旁”。

      　　当时的时间大约是晚上9点钟不到。武某自述：“扔下去后，我很害怕，看也没敢看，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

      　　回到医院后过了几天，武某和杨某聊天时问起，是谁让他把“无名氏”抬出去的，杨某回答说，是科室主任刘书君让他做的。

      　　但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刘书君拒不承认武某的供述，称11月17日下午，一位妇女自称是“无名氏”的家属，前来接他出院。“我当时想，护理这个病人负担太重，走就走吧。”

      　　案件从长葛市公安局移交给新郑市公安局后，关键人物刘书君被新郑警方“取保候审”，不久便不知去向。医院公开说法是，他出去进修去了。

      　　有知情人告诉记者，当时医院有关领导看到警方步步紧逼，早已将刘书君等几位当事人“藏起来了”，帮他们“躲过这阵风头”。

      　　郑州警方彻查此案

      　　此案在新郑市公安局搁置半年后，郑州警方于今年7月中旬接手此案，直接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今年7月16日，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战军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此案情况后，立即部署警力加大调查力度，进行秘密摸排。7月22日，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州市公安局李民庆作出指示，郑州市公安局立即成立“11?18”专案组，抽调刑侦、法制、纪检、交巡警等侦技部门参与，对涉案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查办。公安局副局长刘凯任专案组组长，抓捕行动连夜展开。

      　　7月23日凌晨，专案组展开行动，直扑涉案人员家门，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除涉案的武某被找到外，其他人员均不在家中，邻居们表示，他们已很长时间不在家中居住。次日中午，警方传唤医院董事长赵培林，在他的配合下，中医院院长苗沛谦、护士高某、韩某和司机唐海松被警方控制。

      　　但关键人物刘书君和实习医生杨某仍不知去向。专案组通过使用刑侦手段，最终确定刘在广东三水。7月25日，佛山市公安局按郑州警方的协查请求很快找到当地芦苞镇卫生院，将在此地隐匿1个多月的刘书君顺利抓获。当天，郑州警方专案组飞赴广州，27日将犯罪嫌疑人刘书君带回郑州。

      　　在连夜进行的审讯中，刘书君向专案组供认，抛弃“无名氏”病人是苗院长等院领导授意安排的。而此前苗沛谦也向警方供述：刘书君向他请示把病人“扔掉算了”，他同意了这项建议，随后刘书君召集三外科人员统一口径，“就说病人是被他嫂子接走了”。

      　　危重病人被扔“很平常”

      　　更令人恐怖的是，诸多迹象表明，过去的几年里，有更多的“无主”危重病人曾被新郑市中医院抛弃。

      　　新郑市中医院一位知情人向记者反映：像“无名氏”这样被抛弃的病人，在他们医院绝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发生过数次，而且全部发生在2000年改制以后。

      　　这位大夫所说的改制，是指2000年7月5日，新郑市中医院完成改制。当地的农民企业家赵培林，以1100万元的价格获得新郑市中医院66.7％的股份，成为该院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这位大夫说：赵培林把医院买走后，与以前公立医院最大的区别就是强调一切向钱看，赔钱的买卖绝对不干！

      　　在这一“办院理念”指导下，各个科室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找不到家属或家属不管、而又没多少钱的病人推出门去。

      　　就他亲眼所见，2002年，该院内科曾将一个危重哮喘病人拉出医院。

      　　2003年5月前后，一个20多岁的流浪男子被一辆满载粮食的大货车压断双腿。大货车司机给事故科押了7万元治疗费。治疗两三个月，医疗费花了3万多元后，像扔“无名氏”一样，急诊科的人用医院的车，把该男子找个偏僻地方扔了。然后医院到事故科说该男子出院了，医疗费花了七八万，把肇事方留在那儿的押金全部拿走。

      　　“前面扔的那些病人不但没人回来找事，警察也都没发现，于是医生们越来越无所谓，抛弃病人在新郑市中医院成了很平常的事。”这位医生忧心地说。“更可怕的是，‘无名氏’出事后，医院居然有些人这样议论，‘早知道扔人会被警察发现来找麻烦，今后干脆把这些人往太平间一推冻死，就给交警队说人死了，这谁会知道？’”

      “改制”的红与黑

      　　7月27日上午，获得刘书君被郑州警方从广东抓获的消息后，新郑市中医院几位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当天下午，中医院党委书记李剑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晚上将召开全院职工大会，宣布这件事，并以此为教训，在会上教育职工学习法律，进行法制教育。”

      　　“医院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痛心。”李剑峰说，“这件事对医院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医院目前正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阶段。”

      　　李书记所说的“蓬勃向上”的阶段，指的是医院改制后的这几年。

      　　新郑市中医院原来位于新郑市老城区，2000年，由政府出地皮，当地企业家赵培林投资建起了新医院大楼，医院成立了董事会，市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作为政府代表出任董事。

      　　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新郑中医院并非新郑首家被卖掉的公立医院。当地规模最大的第一人民医院早在1997年1月就被卖掉了，成为全国第一家被卖掉的公立医院。新郑市曾将其作为医疗改革的典范，在全国广为宣传。

      　　截至目前，新郑市的三家综合性大医院已全部“改制”，其中新郑市中医院和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都卖给了赵培林。按新郑市卫生局有关人士的说法，医院改制后，事业单位不变，职工的干部身份不变，救助社会的性质不变。

      　　“改制对医院带来的发展是空前的。”新郑中医院党委书记李剑峰对本报记者说，“这是一个‘三赢’的结果———缩减政府投资、为群众提供更好服务、职工工资大幅提高。”

      　　“具体而言，中医院买了进口CT机和价值100万的日本彩色B超机。医院的经营从以前的一年200来万一下子跃到一年1600万元。普通职工工资由400元上涨到1000元以上。这样的发展过去谁能做到？”

      　　而医院一位干部的说法则更直接，改制后“医院就是企业，病人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大家和老板一起赚钱”。

      　　与李剑峰对医院“蒸蒸日上”的动人描述相对照的，是记者在医院走访时，听到的另一些说法。

      　　老薛的亲戚在医院外三科病房住院已有8天，“按规定医生应该每天早晨查房，根据病人情况给护士安排治疗方案，可8天的时间内，这里的医生总共只查了三次房。”

      　　而更令他耿耿于怀的是，他的亲戚因车祸刚住进来时，医生看后居然说，病人危险，要治的话先签个协议，出什么事由家属负责。老薛一听就火了：“开口就是推脱责任，这叫医生说的话？”下午他们准备转院，这位医生又改了口：“可以治的。”再不提签协议的事了。

      　　外三科病室几位病人家属对本报记者抱怨，医院管理混乱，他们连自己的医生是谁都不知道，问医生问题，“三个回答一个”。

      　　医院小偷很多，四天的时间，仅这几个病房便丢了三部手机，病人向医生护士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你们自己小心点”。

      　　在新郑当地，如此“改制”仍在进行。记者7月27日在新郑市卫生局采访时获悉，该市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这两家仅存的担负一定公共卫生职能的医疗机构，最近也卖掉了一家。

      　　赵培林其人

      　　赵培林，农民企业家，新郑市人大代表，新郑市卫生体制改革的“弄潮儿”。

      　　赵培林在新郑当地拥有中医院和第二人民医院两家医院。据本报记者了解，赵培林将医院买下后，随即向医院干部职工收取数千到4万元不等的集资费，新进医院的大学生同样要掏钱。

      　　赵培林平时很少来中医院。院党委书记李剑峰说，“他一年到头就开几次董事会，院领导平时和他接触不多”。

      　　中医院不少职工对赵培林控制医院很不习惯。实际上，不管喜欢与否，谁都明白这位老板的意志在医院工作中的分量。过去，医院院长由卫生局直接任免，医院卖给赵培林后，院长的任免直接通过董事会进行，而在董事会中，董事长赵培林可谓一言九鼎。

      　　赵培林的主要精力是抓经营。他来了后，医院在经营上有了很多新举措，医院买了五辆大巴车，用作看病群众的免费接送车，其中四辆一天到晚在城区穿梭，搜罗病人，另一辆专门跑下面各乡镇去接病人。

      　　中医院设法和乡村干部们建立了联系，李剑峰说，经常有村支书组织村民前来中医院体检，医院派免费车接送，以加深村民们对中医院的印象。

      　　记者拿到一份他在上半年工作总结会上的讲话，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以解放思想为中心，努力开拓新的医疗市场。”

      　　作为当地声名显赫的企业家，赵培林最为令人叹服的不仅是他的经营思想，还包括他的活动能量，这一点在这起案件中亦可略窥一斑。

      　　案件于2003年11月发生，一个月后，在警方的努力下，主要当事人已招供，整个案情即将真相大白。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案件从长葛警方手中被移交到新郑警方手中，进而半年偃旗息鼓，毫无动作。

      　　新郑市中医院一位中层干部告诉记者：“长葛警方来医院调查后，把我们老板赵培林吓坏了。他想方设法把案子移交到新郑。”

      　　参与破案的数位警察也向本报记者坦言，原以为案件很简单，没想到办得很苦，原因是“各方面的压力太大”。

      　　病人的尸体一直存放在长葛市创伤医院。但放了四五十天后，便被新郑警方拉走解剖了。而新郑警方解剖得出的结论是生理功能衰竭死亡，随后便因为尸体解剖后“味道很大”，拉出去火化了。

      　　中医院的“苦水”

      　　新郑市中医院三楼外三科医生值班室里挂着五幅锦旗，上面写着“荣举重千斤，医德太高尚”、“医术精湛，妙手回春”等褒扬字样。

      　　医院门口摆水果摊的老丁和刘书君是老熟人，过去刘书君上班时经常到他这里买这买那。他评价，“外三科几个医生里，数刘医生医术最高，许多病人专门请他做手术”。

      　　但他对刘的印象并不好，“这人脾气性格并不好，有点赖(当地方言，坏的意思)”。

      　　7月27日下午，本报记者到中医院办公室采访，一位办公室人员听说是记者，劈头一句，你们光报道这个，我们免费救助病人你们怎么不报道啊？她语气轻蔑地嘀咕：“这个有什么好报道的？”

      　　在得到了记者“好好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的答复后，这位办公室干部态度稍变，随即将记者领到院领导办公室。

      　　按李剑峰的说法，这次出事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我们医院经常对特别贫困的农民患者实行医药费减免，有时还发动医护人员给他们捐款呢！”

      　　她列举，前年有个郑州郊区的人出车祸，在医院抢救了十多天才醒。“看到他家里太穷，医院将医药费从几万元减到几千元。病人对医院感激不尽，出院后马上送来了一面锦旗。”

      　　还有一个东北的病人治好了找不到家，让东北的民政局过来接，但他们不愿意来，最后医院答应病人路费由医院承担，那边民政局才来干部将病人接回，医药费现在还挂着呢。

      　　李剑峰向记者讲述医院的“苦衷”：经常有无主的病人被送到医院救治，伤治好了要么找不到家属，要么自己偷偷跑掉了，医院每年为此蒙受的损失在10万元以上。

      　　她认为，是医院和民政等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出了问题，最后恶果转嫁到医院头上。“出这样的事情，医院当然有重大责任，但难道其他部门就一点责任没有？”

      　　几位院领导还商量是否要把这一天定为中医院的“羞耻日”，虽然这给医院带来的不仅仅是羞耻，他们感到的也不应该仅仅是羞耻。

      　　李剑峰谈到下一步的计划：加强法制教育。由于“职工不懂法的后果太坏了”，医院准备从院外请老师给职工上法律课，增加法律意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但医院一位医生对此不以为然：“法律上的大道理谁都懂，医院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是学习时间，大家多少年都不在学吗？”

      我国近四成病人因医疗费用高涨未就诊
      时报讯 (记者 游曼妮 通讯员 陈广泰) 据卫生部最新的调查结果，在近十年来，我国居民卫生服务需要量持续增加，但城乡两周患病因经济困难未治疗者的比例均接近四成。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昨天在广州作专题报告时说，虽然我国居民收入增加，但幅度未及医疗费用的涨得快。

      　　据了解，我国在1993年和1998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去年9月18日到10月20日，第三次调查在全国92个县市展开，调查了样本人口193689人。饶克勤主任昨天披露了调查的初步分析结果：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据此估算，我国患病人次数十年内增加了7.1亿，达到50亿。

      　　虽然患病的人多了，但看病的人却少了。据调查，城乡居民的两周就诊率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住院率与十年前持平，为3.6%。同时，城乡两周患病未及时就诊的比例也近五成，达到49%。在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经济困难，其比例在城市和农村中分别为36%和39%。此外，调查者还对患者出院的原因进行了调查。结果，有43.3%的人是自己要求出院，其中有63.9%是因为经济困难。

      　　另一方面，调查者比较了1993年到2003年的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在排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后，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1993年，两者分别为21元和933元；到了2003年，就已经升到了75元和22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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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医院门诊传染病漏报严重

      　　我国将投2.4亿建医疗救治信息系统 新医生要到中西部乡镇医院对口援助1到2年

      　　时报讯 (记者 游曼妮 通讯员 陈广泰) 我国近期将投入2.4亿元，建设医疗救治信息系统。这是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昨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卫生信息学会成立会议上透露的。

      　　王陇德称，目前大医院门诊的漏报情况比较严重。很多医院门诊往往给肝炎等传染性病患者作检验后，不注意上报，容易造成疫情扩散。他强调，近期各地尤要严抓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上报和监测工作，防止SARS卷土重来。

      　　王陇德透露，SARS疫情发生后，国家财政已投入110亿元，加强各地专职传染病医院和医院应急病房，以及各地疾病控制中心的建设。但目前还存在信息交流不畅、整体协调不灵的问题，往往出现接到传染病患者后不知往哪家医院送，或者送去时医院的应急病床已满的尴尬情形。为此，国家近期将投入2.4亿元，建设医疗救治信息系统，在整个医疗系统中建立一套院前、院中、院后的疫情信息流通、指挥机制，不但能及时反馈各医院有多少空病床，还能起到协调作用，根据患者症状的轻重，及时转院治疗。

      　　他还透露，卫生部近期将出台有关政策，从明年起，国家将投入12亿元，着力解决中西部地区农村“看病难”的问题。具体做法是：建立发达地区医院与中西部地区乡镇的对口援助机制，积极引导全国分配到各县级以上医院的大学毕业生，工作满两年后到这些乡镇对口援助1到2年，每个地方每次派出3位医生，并实行不间断的轮换，经费由国家财政出。

      　　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