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在于信仰

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在于信仰

韩德强

2005年1月31日

       时下，一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正在全国展开。

       对此，许多观察者感到疑惑不解。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起，已经26个年头了。26年来，农村集体经济解体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城市工人的国家主人翁地位被买断，下岗、失业，失去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基本生活保障。特别是1997年以来，中小型国有企业被廉价拍卖，大型国有企业正在被“量化到个人”。计划经济被妖魔化，计划调节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利率和汇率等少数指标，市场经济则覆盖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医、教，进一步可能还要进军水、电、暖、机场、港口、码头、铁路、公路、航空。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跨国公司正在接管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趋势日益显现。什么逻辑在推动着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是人性自私论。既然人是自私的，“共产党员也是人”，所以共产党员也是自私的。既然共产党员是自私的，那共产党就没有“先进性”，就不可能拥有庞大的权力而不腐败，所以就要放弃集体经济、放弃国有经济，缩小权力作用的范围，让市场发挥作用。更进一步，既然共产党是一个追逐自利的党，那么就不应该垄断政权，应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让各自拥有私利的不同政党在相互竞争、制衡中实现国家政治的相对清明。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海内外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下一步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

       “保持先进性活动”似乎是与改革开放的逻辑迥然相反的。如果共产党员能够保持先进性，理论上就没有解散集体经济的必要，没有如此严重腐败的可能，没有如此严重两极分化的可能。打个比方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的肌体出现了一些癌变的细胞，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细胞，它们吞食周围细胞的营养而自肥。正常的办法是用各种办法，如放疗、化疗、手术、药物（标本兼治，中西医结合）等控制、消灭、转化癌细胞。但是，出现了一种舆论说，所有的细胞在本质上都是癌细胞，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细胞的本性，不要控制它们，控制它们就是压抑人性；更不要消灭他们，消灭它们就是消灭人性；要发挥它们的积极性，要让它们多姿多彩地成长。显然，这是来自癌细胞的舆论。不幸的是，这种癌细胞舆论实际上主导了改革开放进程，结果，癌细胞在全身扩散，各器官纷纷发生变异，甚至连免疫系统（即公、检、法、中纪委、反贪局、信访局、审计署等）都发生了癌变，去失了免疫能力。这时候，所有的观察家都会认为，人快死了，即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已经到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快结束了。

       这恐怕是任何清醒的政治家都必须面临的现实。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显然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仍以患了癌症的人体打比方，怎么办呢？承认现实，就意味着等待死亡。要力挽狂澜，就必须重建而不是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用手术切除那些根本无药可救的关键癌瘤，即清除某些盘根错节的腐败集团，用放疗、化疗处理那些腐败与非腐败分子交织的单位——发动群众揭露本单位的腐败分子，在此前提下，再教育广大党员重新焕发先进性，使肌体由内而外，由高层而中层，由神经系统（各级干部）、免疫系统而其他血液循环系统（金融）、消化吸收系统（工矿企业）等，逐渐恢复活力。否则，先进性教育就只能受到种种怀疑和抵制，甚至被扭曲，当作清除异己、党同伐异的借口。改革开放以来，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有反自由化运动，有反和平演变运动，也有三讲教育，三个代表教育，但是，由于每一次不都敢触动人性自私论，不敢触动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腐败集团，不敢触动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只能是劳而无功，一次又一次地消耗党的元气。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把改革开放与共产党的先进性对立起来，是在反对改革开放。我以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拿改革开放当大帽子吓人。改革开放没有天命的正确性，改革开放有助于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社会公正，这样的改革开放我举双手欢迎。如果改革开放导致国家工业和技术实力的衰落，导致两极分化和腐败变质，导致国家出现经济乃至政治上再殖民化危险，那么，这样的改革开放恐怕绝非是总设计师的初衷。拿这样的改革开放来堵人的嘴，只能是某些腐败利益集团挟持全党、全国，保护腐败利益的手段。什么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呢？从根本上说，改革开放是共产党承认自身的力量不够，承认大部分共产党员信仰不深、觉悟不高时采取的权宜之计。精神力量不够，只好用物质刺激来弥补，这样的改革开放我赞成。但如果由此而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主义精神，甚至把雷锋当成傻子看待，这样的改革开放就会把共产党带入歧途，使共产党从根本上丧失执政的合法性，更遑论什么“提高执政能力”。

       有人可能会从左翼批评我说，既然承认了大部分共产党员信仰不深、觉悟不高，采取了迎合这些共产党员的落后思想和情绪的改革开放措施，社会思潮就会自动地转向“人性自私论”，就会进一步鼓励自私自利的意识，那还能继续倡导集体主义精神，高扬共产主义理想吗？

       我认为是可以。回想共产党在延安时，还只能影响全中国的一小部分人。绝大部分人生活在国统区，接受的是自私自利的社会现实教育。如果从数量对比看，应该是国统区社会的多数影响延安的少数，使延安成为西安。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延安人数量虽少，但信仰坚定、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结果竟然打败了建立在国统区庞大的经济基础上的蒋介石政权。新中国一建立，全社会的精神面貌就为之一振，黄、赌、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深刻的值得回味的历史经验。只要党的最高领导层拥有坚定的信仰，真正为人民服务，那么完全可以做到退一步、进两步，在承认并且利用物质利益的同时，培养出一支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造就出一代具有高度共产主义信仰和觉悟，并且懂得社会复杂性的新人。在新人数量不够多时，可以充分利用制度来约束那些有腐败倾向的中低层干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提高效率，建立一个能够调节市场贫富分化、调节市场周期性危机的高效精干的政府。当新人数量足够多时，则既可以建立新的国有企业，也可以加强老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大幅度减少官僚主义和浪费，使国有企业既具备高度的国际竞争力，又能够充分尊重和发挥职工的主人翁积极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丰收。

       那么，希望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能够具有高度信仰和觉悟，这是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呢？我以为不是。人民并没有要求他们取消专车，取消各种因工作而享受的各种待遇，也没有要求他们拿下岗职工的薪水。人民最低有权要求他们在拥有如此权力和待遇的同时，不要贪心不足，把整个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与命运当作以权谋私的庞大资源。最高则有权期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一届中央领导通过自己的言行，已经向世人表明，他们是值得人民这样进一步期待的。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封建社会的明君思想，骨子里拥护的是专制，是逆民主潮流而动。我看，这种看法或者是天真幼稚，或者是别有用心。试看当今世界各国，哪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民主？美国吗？那是资主？台湾吗？那是美主？伊拉克吗？还是美主。凡是打着民主旗号的，常常是大资本利益集团，他们到处把自己打扮成救人民于暴政的解放者，实际上是用资本专政代替权力专政，用自由契约更加毫无人性地剥削人民。如果真有一天多党执政的局面在中国实现，真正说话的甚至不是中国资本，而是跨国资本。因为跨国资本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国际舆论力量来操纵中国的政党选举和大众媒体，实现跨国资本的“民主”，特别是美国资本的“民主”。事实上，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或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拉丁美洲国；或者保持现状不变，继续深化腐败。

       在人性自私论的前提下，这种两难困境基本上是无解的。但是，如果借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懂得人性的复杂性，那么完全可以跳出这种两难处境。办法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就是共产党最高领导层重建信仰。

这是难度最大的选择，却是中国摆脱分裂动荡前景、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唯一途径。全国人民真正应该期待的是这种转变，而不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退一万步说，即使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像一个人动手术必须要具备较好的身体条件，我们也应该期待最高领导层能够是一群不谋私利的人，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成功，或比较成功，即使失败，也不至于使中国坠入万丈深渊，避免重蹈前苏联或印度尼西亚的覆辙。

还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倒退，这是改良思想，这是不要革命。其实，革命都是改良不成的结果。中国社会如果能够改良，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是暴力运动，暴力运动成功之时，常常是其领导力量发生质变之日。也就是说，恰恰可能是改良，能够让中国走出历史循环。不断改良的结果难道不会发生革命性质变吗？作为一个复杂整体的社会，其中任何一部分都很难脱离其他部分而生存，过于强调某个阶级的利益，可能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恐怕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吧。

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在帮专制政权的忙，一定是拿了多少“卢布”！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专制政权能与高尚的道德理想联姻，在人民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处理好平衡关系，使中国能够民富国强、幸福和谐，这样的忙，我是帮定了的。反过来我要问，你口口声声反专制、要民主，是不是拿了多少“美元”？不错，今天是一个世俗化的脱魅时代，但是别忘记，这也包括脱民主与专制话语的“魅”。

该到了抛弃各种洋教条、土教条，脚踏实地回到人民利益上来的时候了。这一定将是共产党恢复或重建了先进性的时代，一定将是共产党人找回或重新发现了信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