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见总理（转贴）

这篇文章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记述了新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过程细节，读后颇耐人寻味。特转帖过来，与大家共享。

一见总理

第一次见到总理是1958年9、10月份，周总理由华东局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同志陪同，来上钢一厂视察并参加劳动，我那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学徒工，根本没有资格同总理交谈，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从人群缝里里见到总理。迷迷糊糊的影子看不清脸,听不到讲话声音，看到总理的手在指着平炉炼钢炉中钢水，向周围的炼钢工人亲切询问、交谈什么.我看见他还蹲在火红的炼钢炉旁观看工人们的操作.

总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感染、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上钢一厂的工人。’‘我见到总理了!’幸福的人向每个日传递着他内心的喜悦。“我见到总理了——”每个羡慕笑脸都向幸福的人，伸出右手分享那份幸福。1658年的9月紧张建设工地、火红炼钢炉旁总理的视察过地方人们争相奔告着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相继来我厂的喜讯。主席、总理、朱德、来了，他们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钢铁产量的重视，对工人阶级的热爱和对劳动群众主人地位的肯定。

火红的钢水是乎理解主人的情绪，喷放出五彩钢花的向人民的主席、总理朱委员长表示摔掉工业落后面貌的决心。我沉浸在自豪的幸福喜悦中，传递着见到总理的激动。总理影子在脑海中常常出现，同志们朋友聚在一起时最得意就是向回忆见到总理情景，特别是夜班时；回味这幸福的时刻真给人增添神力。我常常激励自己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争取上北京见毛主席。

我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1958年3月初中毕业，报名参加了围修奉贤海塘防止美蒋反攻大陆。后转入扩建中的上海第一钢铁厂，进厂半年就见到了国家最重要的领导人。深深被他们爱护、重视工人阶级的举止感动。为新中国有这样的领袖感到敬佩，立下了为民族彻底解放贡献一切誓言。当时毛主席提出大跃进、大办钢铁事业，浑身是劲，一天当它二十年，走在弄堂内头都比别人抬得高——我是钢铁工人！不比参军的同学矮。努力工作、创造优异成绩去见毛主席，是当时每个中国人最真挚的心愿。我暗暗立志为祖国钢铁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争取上北京见毛主席。

二见总理

1968年8月我被选送入上层建筑，上海革命委员会科技组参与领导上海市的科研院所工作。十一年中，大小会议晋见周恩来八次，其中有三次面对面向总理汇报工作，两次受到总理指名召见。二次在观礼台上见到，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四次幸福地在会议中见到主席。

1968年6月我被选去上海市委党校学习，学员有108人史称108将。学习结束被分配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任职。同年11月，王洪文主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对原来旧市委办进行改组。原科技办改科技组，由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领导。第三办公室任命戴立清同志为三办负责人（一把手），把原科技办人员重新调配，我负责三办的嘉定部任团长，全权负责嘉定地区五个研究所，二个工厂的日常工作。

在科研单位锻炼七个月后，被抽回市三办担任政宣组组长。创办了全市科技系统工宣队，创办了先进人员的荣誉馆；对科技系统一万多工宣队队员进行教育。

1969年11月，中央指示：把生产科研项目促进上去，抓好下半年度的科研项目。我又被调任市三办业务组任组长，全组工作人员有25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原华东科委的老同志（都是科处以上干部），承担全市科研项目管理，制定科研发展计划，推广新产品工作。当时国家安全时刻受到威胁，科研项目大多涉及到国防尖端机密。

1970年2月8日，周总理来上海视察。他对上海市委提出要在核能源利用方面多点做贡献。上海市委遵照周总理指示组建了上海728工程领导小组。领导组长为马天水（华东局科委原主任）和许言同志为正副组长。组员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炳三，机电一局、冶金局、化工局主要负责人，常设了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原市三办联络组组长朱东根同志担任。728办公室的任务就是实施调研为和平利用原子能服务。

市三办第二业务组朱东根同志抽调了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物理研究所技术人员进行选堆型、选厂点，在选堆型的问题上只倾听少数知识分子意见，偏面理解周总理指示“安全经济适用，自力更生”方针已经走了弯路，参加会战群众意见很大，马老指名调我去当主任，把朱东根调回了市三办。

我到任后专门召开座谈会、分析听取会战工厂、学校、技术人员意见，后将情况报告了领导小组组长。马老决定撤消原反应堆类型，推倒重来。指定我进行总结、收尾工作，重新调研反应堆类型并报二机部、国防科委。领导小组指出具体工作由今后由办公室负责实施728工程。即由我负责市三办业务组工作。

1970年12月下旬，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系统在上海的研究所、科研项目（1971年）计划座谈会。经市委批示，由市三办组团出席。市三办让我领团参加。

会议期间我终于见到了周总理。

中科院在上海共有七个研究所及一个工厂，选出了21人代表赴北京出席全国中科院系统计划座谈会。出席会议的还有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吉林省等18个省市领导和研究所负责人及知识分子的代表。其规模是全国科技代表大会的性质。会议由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同志主持，会议成立了会议领导小组等于大会主席团，由主要省市领队参加。我是代表上海市的领队就被选为大会领导小组成员。会议主要议题总结1967年以来科研项目完成情况，制定71年科研项目的目标。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来北京饭店看望会议领导小组成员。

郭老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听了大家报告科研项目完成情况，看出科研系统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了新人出了许多新成果非常伟大。我们科研在抓革命同时、促进了科研，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科研上体现。粉碎了搞运动而影响科研项目完成的谬论。我们老知识分子，出身在旧社会，受旧教育和西方的传统教育多少有点消极影响，世界观还需要改造；与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差距。老年和青年的知识分子要懂得：知识的来源是从工农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知识创始人。例如我是研究古代甲骨文，甲骨文是从哪里来的？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它埋藏在地下几百年，也是劳动人民挖掘出来的，没有挖掘出来我们研究什么？所以说知识分子必须走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的再教育，拜工农为师，才能创造辉煌……。我希望 71年科研项目，要体现出以现代的、直接为建设中的工业、农业、国防、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技术重点。你们上海的针刺麻醉项目很好，并且已投入了临床使用，还要总结、推广，走传统医学的道路；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向全世界推广它。

郭老的讲话，对于我们鼓舞非常大。敢想敢干是哪个年代科技成果辈出的特征，它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为新中国赢得了不朽的荣耀。

国家科委主任武衡同志也来到北京饭店召开商讨会，国防科委陶如伽主任（中将）、副主任朱光亚、钱学森来北京饭店分别看望了我们会议的领导小组成员。会议组织各省市间的交流学习并且相互参观先进。特别有意思的是游览冀中人民抗日地下通道和万里长城。

冀中人民抗日地下通道是因陋就简的典型，它说明一个古老民族在危亡的日子里不屈抵抗的精神写照。它有近300华里长我们仅参观了一段，由当年的老八路讲解它的历史和作用。万里长城当时不象现在这样豪华，但是依然可以想见老祖宗抵御外侵的决心。

1970年10月，我在北京饭店房间准备总理接见的汇报材料，接到上海市委马天水秘书房左庭同志的电话，说马老已在北京的民族饭店15楼1502号房间要速见我。

从北京饭店到民族饭店距离为公交车二站路，我问清了道路向刘西尧说明后直奔民族饭店。见面后，马老问总理什么时间听汇报，我答时间尚未确定。

马老说：北京有一个紧急会议，市里不另派人出席了，你去吧！

我问什么会议，马老拿出个材料袋说：这是材料。

我看后才知道是援越避弹衣研制生产项目。是由炮兵司令部孔崇周召集主持，会议地点是北京复新路20号。

马老说：吃完饭你就去报到。

这是命令绝不容推辞；并且严肃地补充道，有任务情况及时汇报我，我暂时不回上海。

我心里想那个科技会议汇报还未结束，资料虽然准备了但是毕竟是向总理汇报啊。万一错过了向总理当面汇报工作，或者汇报过程中砸锅了，怎么对得起上海科研机构的同志们？见马老的口气坚决，实在无法辩解只好压着委屈的情绪去了。

饭也无心吃，请教了民族饭店的服务员同志，就往复新路20号炮兵司令部走。在饭店门口乘上34路公交车，直到复新路站下车，对面就是炮兵司令部。带着马老签发的介绍信向炮兵司令部报了到，会议组安排我住复新宾馆。我对他们说：我住在北京饭店，还参加着中科院的会议，我每天按时来出席会议吧。他们热情地说中午休会时休息用吧。我说我年轻不要浪费了，宁肯两边跑跑各不耽误。实际怕错过接见总理时机。

第二天上午八时30分开会，给了一份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我看有北京、天津、吉林、山西、湖北等省市领导60多人。炮兵司令员孔崇周同志主持会议，外贸部长百相国发言，越南驻华大使介绍情况。

会议议题是研制在越南战场上急需的避弹衣；保护受美国鬼子空投子母炸弹威胁下我修路架桥的民兵和越南人民。

从越南大使的口中我第一次知道，我国出兵支援越南抗击美帝国主义的秘密。内心的激动和兴奋难以言表。出席会议同志都不清楚如何研制防弹衣，我提议要看样品。孔司令豪爽地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下午就从越南驻华使馆拿回来一件样衣。

原来它就像中国古代装甲背心，那鱼鳞状的铁片一块一块接缝缝在衣布上，鳞片的材料是碳化硅压制成的小片。问题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那个铁片如何生产，看不懂。炮兵司令认为它只是小铁片要天津、北京、上海各完成8000套件，其他地方完成3000、5000套件，拼齐5万件。共六个月时间完成5万件。

我看苏联提供给越南避弹衣原材料是碳化硅，就说这个任务不那么简单，小铁片是碳化硅，我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有个专门研究碳化硅课题小组正在研究这种材料。我一说会议上谁都不敢发言了，会议气氛陷入了僵局。因为谁也没有搞过碳化硅，无人能够承担这个任务。孔司令催促要我们上海带头表态，我对孔司令详细说明了碳化硅材料的作用，并告诉说我心中也没有底等我回去向马老汇报以后再表态。其他城市代表更是默默无声。

回到民族饭店我迅速向马老汇报了会议情况，并说孔司令要我们上海带头迫切情绪。

马老问：你有什么想法？

我回答马老说：‘毛主席说：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前方有难，后方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支援前方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人家在流血牺牲我们应该给予支持’我这样回答后又进一步建议马老说：“可否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专业人员来京讨论，另外上海冶金局的有色研究所，正在研制铝钛合金，那个材料重量轻，硬度是否能用，也可以请他们带样品来北京测验。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做些准备工作，拿出依据说话，上海分配的指标一定是要完成的，决不能让人家看轻上海的工人阶级。”

马老听后举起右手将台子得意地一拍说：“我同意！老房打电话通知三办，请冶金局明天来人到北京饭店。我决定——由你（指我）全权处理这个任务。”看得出压抑在马老的心上的压力，彻底被释放了。那天晚上马老让我陪着他一起去饭厅吃饭，向我说了些和北京老干部打交道的经验。

第二天的会议上，孔司令和百相国部长问：你们马老是什么意见？我说马老指示要我全力争取完成任务，但是能否将避弹衣借用一天时间，因为我们上海明天有专业人员来京商讨。孔司令一听两眼睛放出兴奋的异光说：“好！好！现在就让你带回，我相信你们上海就是有办法的。”

在炮兵司令部吃了晚饭回到北京饭店，请服务员同志去开房门，服务员说不用开了，房间里已经有三个上海客人等你呢。明显带有抱怨我晚回的意思。

我跑进房间一看，原来就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所长郑希里和另外二位科技人员（我现在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你们来得真好！”

郑副所长说：“戴立清通知十万火急，哪里敢耽搁。我们是乘飞机赶来的。”

我问：“你们晚饭吃了没有?”

郑希里不紧不慢地说：“吃过了——茶！饭未进肚子”

紧张气氛被笑声冲跑了，我忙说：“你们快去四楼餐厅吃晚饭。”

郑不依要先谈工作。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饭后再谈。”

我找出三张餐票推着他们去吃晚饭。饭后我简单地说明了我国对越南反侵略战争的态度和请他们来的任务。我们怀着神 圣的心情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对着避弹衣样品，我撕开了一个口子，剪出一块硅片。他们拿在手上反复观看，再用放大镜看碳化硅密度。一个老同志说“这是硬质碳化硅，本所硅片比它细腻，硬度肯定要超过它。需要多少数量？我轻松地答道：“要5万件避弹衣” 郑希里神色紧张地叫“你计算一件有多少片？”一点再用总数再乘以50000件。“天文数字！”郑希里唉叹道。“按照现有设备条件和检测仪器，光炼硅炉子十年内都不可能完成”……

我听后像泄了气的皮球滩在了沙发上，难过得气也透不过来。就像是——寡妇死了儿子，没了希望。我不死心，心想中国工人阶级就是要争口气，只要有一线希望，应该付出百倍、千倍地去努力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我强做镇静再请他们做一个假设方案，如果5个月内完成碳化硅片生产，需要增加多少设备，增加多少投资？

正在计算，上海冶金局军工组组长杨志文领着二人敲门进来。杨志文和我是老熟人，他带来的是二位有色研究所的人。

我一看上海牌手表，时间是晚上10时20分。他们也是刚刚从上海赶来的，看来今天晚上谁都不能睡觉了，马老明天早晨要听汇报的。杨见我愁帽不展的样子，逗我说：“‘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说呀！”“走吃夜宵”我说。

夜宵后冶金局同志也研究了样品，很有把握地说：“我们铝钛合金冲成鳞片容易，质量硬轻度都肯定能满足要求”。铝钛合金试制成功后，正在再找销路，这个我是知道的，真的能派上用场倒好了。

我已经经历了一次兴奋和沮丧的波动，非常冷静地告诉冶金局同志们说：“现在的问题看来不是没有材料，关键是材料数量和时间”。郑希里告诉了他们急需的材料数量和时间，他们听了要求后非常吃惊也陷入了沮丧情绪里。我说‘这项紧急任务是支援越南的战备物资是国家的政治任务，不仅要保量、保质，还要保证在6个月完成8000件避弹衣的光荣任务，如果其他省市有困难，我们还要多承担一些。你们分头按此做两个方案吧。’

早上6时30左右，冶金局同志方案出来了，7时30分，我给马老通了电话。马老指示：今天会议不必透露我们上海已有初步方案，先听其他省市的反映；晚上7时30分一起去民族饭店详细说明。

晚上，我陪杨志文、郑希里同志去民族饭店向马老当面作了详细汇报。马老听了汇报后认为：冶金局铝钛合金方案是可行的，但完成的数量不仅要准备上海的8000件任务而是争取50000件全部拿下。我惊异地对马老说：“从会议情况来看，其他省市都在强调困难，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份任务。我明天在会议上接受孔司令安排给上海的任务已经不简单了，其他省市代表推都推不掉呢？我们怎么办？“你先推如果一定要把任务全部压给我们，我们可以向领导部门提一些条件和要求。其实要生产8000件和50000件都需要增加设备，改善必须生产设备国家是要化资金投资的。生产50000件和8000件都是一次性的投资，只是投资的多和投资的少的问题”马老交底说。“上海难以垫出这笔资金”这个我是清楚的。上海的科研经费已分配了，只留下少量的储备金根本不够垫付这笔额外任务的资金。

马老沉思良久说：“你工作做得很踏实，思路很开阔。这是个政治任务，关系国家荣誉。冶金局硅酸盐研究所提出的方案，明天你将方案在会上作介绍，听听他们的反映。冶金局的同志再把工作做实一些，方案更详细些，马上回上海召开有关会议落实任务，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得漂亮些。改变避弹衣式样，争取提前交货。”……

第五天会议还是孔司令主持，各省市同志又是沉默，我打破了沉默说：“经过四天会议，知道越南前线正急需避弹衣，作为我们后方的同志，有义不容辞为前方战争提供急需的物质，把我方的损失减小到最低。我们通知了上海市冶金局、有色研究所二个单位。他们研制出的铝汰合金和硅酸盐研究所研制的硬质碳化硅片，都可以用在避弹衣上，硬度（超过）和重量（轻）都超过苏联提供的样衣。但是我们没有批量生产的设备投资，如果给予资金帮助我们的研制技术是有保证的，也可以大规模地批量制造，上海有困难但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给上海的8000件避弹衣，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外省市同志在建设方面需要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派人协助。

听了我的发言，主持会议的孔崇周同志原先阴暗的面孔出现了微笑。说：“上海到底是上海，上海同志的工作做得非常实在；不愧是中国工人阶级发祥地。还有42000件，请诸位说说吧。”

会议上七嘴八舌议论了半小时无结果。吉林省科技局李局长站起来说：我们吉林还在搞运动，科研单位还没有恢复正常搞科研工作，再说铝汰合金，碳化硅研制尚在摸索阶段，我们接受3000件避弹衣任务困难很大，从技术力量、科研设备、环境都跟上海差距太大，请上海同志把我们的3000件避弹衣任务也一起担负起来。我们吉林愿意提供其他一切方面的帮助，保证100%到位，决不推诿。吉林开了头，北京、天津、浙江等地跟着起哄，把自己的任务推得干干净净。搞得孔崇周司令员非常尴尬。

我暗自庆幸，我们上海又立功了！如马老预计的那样，承担起50000件避弹衣的任务。光荣、自豪，真为上海工人觉得荣耀。

孔司令经不住会议同志的叫嚷说：我们同上海同志协商后再开会作决定。

会后孔司令同我商量。我说：“你知道我仅是具体工作人员，对重大事情是无权决定的，你应该同马老商量、协商。”孔司令不依我又说：“你请（国家计委外贸部的部长）百相国一起参加，第一决定上海研制生产避弹衣方案，另外要由国家计委下达研制生产任务的紧急通知，我们才能组织生产，并且保证按通知日期交货。”

孔司令一听有门，立即与马老取得了联系，商定于当日晚上8时在民族饭店开会。出席晚上会议的有（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副主任）顾明，百相国（国防科委主任）陶如加等人。会上由（上海冶金局军工组组长）杨志文同志汇报用铝汰合金方案，（研究所副所长）郑希里同志汇报了碳化硅方案，供会议选择。最后确定采纳冶金局用铝汰合金方案，由计委下达紧急任务生产通知及资金。

我建议马老将此项任务交给工交组、军工组，组织生产马老爽快地同意了我的建议；使我有机会顺利地留下待侯周总理的接见。

作为机关部门负责人，通过这次实践确实感到人生时间很容易被鸡毛蒜皮的情绪消磨掉自己青春，提醒后生不要轻易挥霍掉自己的人生。

（现特警使用的防弹背心就是当时我组织研制的）。

大概在1970年12月中旬，系统下属单位，由国务组科技组、中国科学院组织召开科技计划座谈会，通知今晚8时全体参加会议代表，不能带提包、不能带资料和钢笔。七点全部到饭店门口停车场，分别乘坐三辆大巴，前往人民大会堂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 

我即将见到毛主席了，那多幸福啊！我这样想着走进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我即将见到毛主席了，那多幸福啊！我这样想着走进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门口下车，时已通过安捡，会场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按工作人员指定的各单位的座位就坐。我的座位在前排的第一个座位，面对主席台只有1公尺距离。主席台上放了四个座位，不知是什么人就坐。我的座位右面是北京市科委负责人（军人）。左面是广东省科委李副主任，坐前排的都是会议领导小组成员。相互握手就坐静等开会。会场内落针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非常肃静。百十双眼睛都盯着会议室的大门口，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21时正，首先进场的是会议领导小组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刘西尧同志，后面紧跟着的是国家科委主任武衡同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总理殿后，我们全体代表起立，拍手热烈欢迎。总理等四人也拍手、并挥手点头微笑。

总理大声叫“同志们好！——”

代表们高呼“总理您好！郭老您好！”

总理使劲挥手让大家坐下来。总理先坐下，我们大家才坐下。

会议是由刘西尧同志主持，刘西尧同志说：总理日理万机处理党的国家大事，还要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国内国外的事，实在让他太忙太紧张了；我把会议情况向他作汇报，总理指示在适当时间亲自接见大家，今天他抽出宝贵时间亲自听取科技界负责同志、从事科研工作同志汇报。你们要抓紧时间，抓住主要问题汇报，有什么请示和问题一起提出来，请总理作指示。现请北京同志先汇报。

坐在右面的北京市同志向总理敬了礼，汇报了十分钟。我那时紧张、激动什么都没有听进去，满头流汗用手帕不断的擦额头上的汗水，比发言的北京同志还要紧张。强制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就像大姑娘生孩子，因为头一回向总理面对面汇报工作。

刘西尧同志请上海同志向总理汇报，代表们拍手，总理、郭老都在拍手，我站起来双眼盯着总理看，总理慈爱地歪着头看我绷紧的脸和蔼地说：“不要太紧张，慢慢说，你是科技战线上的新兵，很年轻”。刘西尧同志向总理介绍着什么，我一句都没有听清楚。

我回答总理说：“是——，我是上海普通工人，叫朱胜得。来自于毛主席和您视察过的第一钢铁厂”。 “噢——”微笑着的总理问：“上钢一厂现在情况怎样？”“上钢一厂在毛主席党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理视察时一厂只有一个炼钢平炉车间，月产二万多吨，年产三十多万吨。毛主席视察时指示要‘好好干，大有可为’。冲破洋人‘上海不能建高炉’的谬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了二座高炉，日产2000吨生铁，年产720000吨。是全市第一个由原材料进厂，半成品出厂的国有钢铁大型企业。在你视察后，新建了二座氧气顶吹转炉车间，是世界水平的。现在全厂钢产100万多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连连说：“好！好！告诉厂里的同志们要好好干！”

我汇报说：我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指示后。1968年从工厂进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工作的，现在向总理报告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科技方面的发展成果。1968年9月18日毛主席党中央发出向大专院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海市委遵照中央的部署，我们科技系统各研究所派出工、军宣传队。工、军宣传队进入科研院所后，冲破了原来知识分子一统的局面，市革委会科技组下属近百研究所，其中有中央部属在沪单位和本市新建的研究所，首先是组织各所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最近发出的指示，特别是认真学习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使面貌焕然一新。旧的各研究所人数，有的2.3百人，最多不超过1000人，党委书记及所里的负责人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功臣。所长基本上都是国内外享有名望的科学家、知名人士，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行业理事会主席、全国人大代表。

进驻科研机构后，工作第一步从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入手，检查总结原研究所革委会临时班子成员。

认真审查是否落实前一个阶段对待干部、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照错误事实区别对待。纠正了把老年高级知识分子，都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偏激做法。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干部、中老年知识分子从派性中解放了出来，对各所关押在隔离室的干部、中老年知识分子进行全面检查，纠正假案、错案、冤案。

被列入三案中人，查清后发现有假、错、冤，立即纠正。是搞错，立即纠正平反。对待有错误的，主动承担错误，要求他放掉包袱，轻松上阵。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正确理解党对中老年知识分子，爱护、尊重人才，贯彻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政策。加紧调整各级研究所、室的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的三结合；革委会原领导班子的班底，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生事物。通过调整充实所、室领导班子，把对党忠实、有才华、知名度较高的中老年中有专业、有专长的同志，受群众拥护的人补进班子，让他们挑起科研项目的大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1969年初步统计，全市完成大小项目有700多项，学术报告近千份。其中华东计算所，研制100万次/秒计算机、激光在医院

临床应用、首次在世界上合成了胰岛素为治疗糖尿病开辟了道路、金针刺穴代替麻药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毛主席党中央1968年9月18日，决定大专院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本身就对知识分子成堆地方是一种掺沙子举动。把对口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组织他们到对口工厂，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在船板焊缝碰到焊缝质检问题，我们让电器研究所和电动研究所专业人员去江南厂，组成三结合攻关小组（厂领导、工人专业），仅用了二个月的时间搞出了红外探伤仪器，解决了焊缝的质量检查问题，解决船板在水中渗透问题”

总理听到这里带头拍手鼓掌：“很好，路子对路，继续说下去”。

‘我们还请江南厂、上海电机厂、上海锅炉厂的工人到研究所作报告，介绍工人搞技术革新、小改小革方面的经验。派上海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到上海郊区与农民兄弟结合解决蔬菜水稻抗虫害，培育出中梗1号新品种研究……。’

其中总理插问一些问题，我当即作了补充汇报。最后我向总理请示了二个问题：

5        全国研究所很多研究项目，从这次座谈会上才了解到有些项目重复，浪费人力财力，国内科技情报交流，包括中国与外国交流界线。

6        科研项已经出了成果，转入生产市场，科研成果如何计算价值。

我汇报约20多分钟，总理、郭老很满意主动与我握手庆祝上海科技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成果。全场也报以热烈的掌声。

第三次接见

     第三次接见是1971年9月9日晚上8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1971年9月5日，接国防科委二局冯兰同志的电话通知：说副主任朱光亚接总理办公室通知，总理在最近几天内，要接见清华大学核动力研究所提出申请关于核工程方案，总理召开中央专委会进行审批会议，邀请上海728工程领导小组派人出席。

我对冯兰同志说：马上向市委领导小组组长马天水、副组长许言同志报告。表示我们上海一定会派人出席，具体出席人员由领导小组审查、批准。当日马天水批复同意由副组长许言同志与我负责领队，组员有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物理研究所、上海锅炉厂共九人赴北京参加会议。

自从（1970年2月中旬）全国科技会议受总理接见后我回到上海，继续主持三办业务组工作。6月市委指名要我领队参加国防科委钱学森、副主任主持召开的国防尖端项目化学研讨会。（上海出席有上海光机研究所、华东计算研究所、上海有机研究所、上海耀华玻璃厂共11人往京西宾馆，会场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会议研讨20天。会议涉及国家机密，不能详细说明，）7月返回上海。

1971年8月份，根据三办戴立清军代表推荐、市委马老指示：将我从三办业务组调入728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主任，原办公室主任朱东根同志调回三办（原因是朱东根同志选的核反应堆机型，群众意见很大，不合理无法继续再深化）。我8月份调任728工程办，主要的任务是进行工程收尾总结工作。

故1971年9月5日国防科委通知由我来处理。

冯兰说：（1971年）9 月 9日总理要直接听取关于核电站建设的意见，调清华大学、上海728工程负责人到北京开中央专委会议。上海代表团由728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许言同志与我领队共9人参加。我们9月6日下午到达北京住，京西宾馆。在那里遇到（9月7日）清华大学核动系张毅同志，谈起核反应堆的方案，向我们介绍了选型的方针、厂址情况。使我们出席会议的代表激起了共鸣。上海原子核所，上海物理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清华大学进行了讨论交流。

9月8日我们去了清华大学的实验厂参观学习。他们反应堆是放在山洞里，对周围环境、人口密度、尚有欠缺的地方。双方的交流热烈，我们谈了建设中的经验，他们提了新技术的趋势。下午三时左右接国防科委二局（冯兰）的通知，说总理安排今天晚上8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会议代表要我们作好思想和资料图纸的准备。

晚上7时30分要来车接会议代表。我们马上结束清华参观回京西宾馆等候。

大家都很紧张，特别是许言。1970年5月总理审查728工程时，他是领队，该工程耗费近千万元被迫推翻原方案，现处于重新选择反应堆类型另起灶头的阶段。许言顾虑重重，心神不定即有自责也有不甘心失败再试的雄心。担心总理问起728工程的事如何交代？怎样向总理说清楚，如何向党中央专委会解释。虽然上海已经向二机部、国防科委领导同志作了详细书面报告，但是北京的部委领导同志是否向总理报告过，中央部委是否已经承担了主要责任，心中没底。看他焦急万分的样子我安慰许言说：728工程本身是一个科学实践，是科学研究工程，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担风险项目，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多听广大工人、技术人员意见，改善我们的工作作风，事情一定能够办成。毛主席不是说人类对自然王国到必然王国是有过程的吗？如果总理批评你把事情推给我让我替你回答，总理对青年人总是会包容些的。许言听我这样说，感激握着我的手说；还是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啊。我见他情绪安稳了，便一同梳理了汇报内容以简洁、明了节约时间。

当日晚上7时我们在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同志引导下，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清华大学坐在第二排靠背椅上。第一排是单人沙发，单人沙发中间各有一个茶几，当中有一个三人沙发。二位女服务员站立在大厅门口，等了40分钟左右我们的眼睛都紧盯着大门口，7时55分，女服务员领进一个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制服的人，女服务员叫黄总长到（黄永生军委参谋长），我们大家一起拍手。第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他后面是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余秋里指手划脚与李先念在争辩着问题，傍边的副主任顾明同志像哄孩子似的对他们说着什么。接着入场的是二机部刘伟部长、国家建委谢北一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周荣星、海军李作鹏，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殿后。吴法宪身体肥胖，一手携着黑皮包，走起路来一摇一晃。在女服务员领到指定座位后拍了一下女服务员的肩膀说笑着，哈哈地落了坐。有关部委负责人都到齐了，部委领导人之间相互握手问候，就等待着总理。我们的心情也被感染得轻松了点，等待总理来临。时针一分一分走得特慢，等人的心情总是焦急的。8时正总理的秘书季中同志出现在偏门。在场的黄总长首先起立，其他领导也纷纷起立。我们肃静地站立着，侧头望向季中同志的身后期待总理的身影……。

季中同志挥手请大家坐下，他受总理委托宣布：今天总理受主席约见，不能出席同大家见面请诸位谅解！关于清华大学建设核反应堆申请，中央专委会还是要开会审定，什么时间安排再通知，散会吧。

大家被突然凝固了，李先念拉着大声地对余秋里又象是对大家说：“走吧！还等什么”。黄永生气冲冲地把单人沙发一推，冲出一句：“开什么国际玩笑！把大家叫来自己借故不出席”他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单独走了。李作鹏、邱会作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李作鹏带着黑眼睛看不出脸上的表情，从推沙发动作看，是不满意！邱会作一声未吭，没有与什么人打招呼，急冲冲地跑出了会议厅。吴法宪矮胖，慢慢地推开沙发，站起后双手升了一个懒腰瞪着瞪眼睛，左手提着黑皮包，右手拿了一条白色毛巾擦着脖上的汗水，肥肥的颈上毛巾一擦显得油光光的发亮。一走一摇，嘴中咕噜着大家都特别忙，时间又非常紧张，通知出席中央专委会审查清华、上海什么工程方案；把大家召来，他自己不出席。走了。

其他部委的负责同志相互招呼，握手告别。教育部部长周荣星同志来到我们中间说了一些宽慰的话，并同许言和我握手说：希望上海同志对工程方案多提宝贵意见，集思广益，填充完整方案，少走弯路。清华同志还要抓紧准备，总理会很快召见。二机部刘伟部长、国防科委主任陶如加、副主任朱光亚同志也走过来与我们打招呼。

朱光亚同志对清华的同志们说：你们把工程方案详细向上海同志介绍介绍，听听他们的意见。上海728工程前阶段在选堆型上，有些洋、大、全。通过近一年的实践碰到很多问题，目前无法克服所以准备推倒重新选堆型。上海同志也可以把你们的经验教训对清华同志介绍交流，取长补短，等待总理再次召集审查清华方案，上海同志也说说上海的意向。

朱光亚主任还提到：你们二家都是我国原子能和平利用核能源作贡献的单位，相互保持交流、相互协作，有利于抓紧时间，加快步伐，快速把核电站搞上去，才能堵住国外一批记者们的嘴，堵住美国人、苏修领导人的嘴，让他们知道中国是有核的国家。利用核能源是我国最终的目的，核能源可以造福于人民、造福于世界和平，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去威胁别国。北京、上海同志你们的责任重大，同志们努力！总理是一位讲信用、干实事、说到做到的伟人。今天毛主席召见总理一定有重大的决策。你们先回到京西宾馆等候或者去清华工地看看。

虽然我们高兴而去，遗憾而归，但是见到了怎么多领导也算有收获。心里想也许能够见到主席呢！

9月9日上午，我们去清华西山工地，带了安全帽进入山洞参观学习。中午，国防科委二局冯兰同志来电话通知，要我们快速回京西宾馆，今天晚上8时总理在原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接此消息非常激动。80多公里路程，我们感到司机同志汽车开得太慢。

     见到冯兰同志他说：总理是世界上最讲信用的人，工作已作过安排的决不会无故取消的。昨天受毛主席召见肯定有重大决策，今天抽出时间召见我们，充分利用宝贵时间，为我们基层工作同志作出了表率。

冯兰同志还说：今天晚上的会议，除昨天通知到的领导外，还邀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出席，他们是你们上海市委第一、二书记。他们的到来，对上海728工程极大有利。我们听到此消息，当然高兴。总理对上海728工程非常认真、非常重视关心，对中国和平利用核能源的开发和发展极端地重视，为中国核能源的建设树立了榜样。总理昨天受毛主席召见不能出席召见，今天补上了我们上海的春桥、文元同志。

周总理在1970年9月，亲自作出同意上海提出堆型意见进行试点，到目前已有一年多时间，但试制的结果是不理想，脱离总理对728工程十字方针：“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选择堆型有误，延误时间，损失了资金。

关于728工程（核电站）选堆情况，没有纳入全市科研经费项目范畴，我们三办业务组是不能管理及过问的。但是此工程失败后由上海革命委员会专门组建上海728工程领导小组。小组成员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的我、军工组组长高崇智、市三办副主任许言同志、上海市警备区副政委李炳山、市一办、市综合组副组长孙力余同志、上海机电一局，冶金局、化工局主要负责人。领导小组组长是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马天水担任。副组长原华东局科委主任现市三办副主任许言同志。领导小组下设728工程办公室，有工作人员20人（工人、干部、解放军），办公室主任是原市三办联络组组长朱东根同志担任。朱东根同志是原市三办第一把手，是戴立推荐的。朱东根同志主持办公室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组织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物力研究所科技专人员，选择核电站的堆型方案。他本人好大喜功，为树立形象，未根据国情偏面倾听二机部、国家第二设计院和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少数死啃书本、一知半解人的意见，选择世界上最先进尚未成功熔盐堆方案，用氟化铍作原料，放弃利用核燃料。（熔盐堆技术是美国、西欧一些资本实力雄厚国家，从1947年开始搞试验，其发电功率非常小属于试验性的电站，他们的试验尚未成功，发电功能还处在论证阶段。朱东根同志一意孤行，不采纳大多数科研人员意见，就将方案上报了二机部和上海市工程领导小组。在没有认真充分的研究基础上，二机部作为专业部委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就转报了国务院。总理曾经亲自召开会议，作出过建设核电站的十字方针“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原则。许言、朱东根同志回沪用上海市第三办公室第二业务组名义组织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无权下达生产制造任务的）涉及到上海市148个工厂进行了一年的工作，结果证明不行。朱东根、许言是当时工程方案的倡议者颇感内疚，怕总理问。现在朱东根同志被调离原职，（他是科研战线上的新兵）许言同志还是继任副组长，必然有义务承担过错。但是不应该由他全部承担。

9日晚上，7时30分，我们又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各就各位，等待首长来临，盼望春桥、姚文元能够先来，向他们请示如何汇报，使许言同志减少压力。事实相反，二机部刘伟部长首先到，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二局沈局长，他们主动同我们打招呼、握手。朱光亚副主任说：你们对清华选的堆型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集思广益嘛！

刘部长跟着说：你们上海在选择堆型时遇到什么经验教训同样可以说一说，让清华同志借鉴一下。总理可能问问你们教训和打算，要有思想准备（我当时心中在想：选择堆型教训，二机部是专业部，责任由你们负。现在把责任推给上海，还要唱高调）。

许言回答他们：我不能说什么了，做检讨总理不会听，还是由小朱同志汇报。最近在具体处理收摊工作，就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找出问题的实质。

他们把将我推到前沿阵地，让我打头阵，我看到了这里的矛盾焦点是都想推卸责任尤其是二机部领导。昨天晚上，许言同志曾经分别给二机部刘部长、国防科委朱副主任通了较长时间的电话，二位领导同志对上海重新选堆型，肯定有一个说法，许言的选择新堆型建议，还要请示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意见，我提醒了许言：我们汇报小组不能随便提出来。刘伟提议：让青年同志说吧，他们有回转余地。让我代替他们三位领导同志想法，要我嘴向总理提出以试探总理的态度，他们可以回旋余地。

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既想推进中国的核发电技术又怕再次失败受总理批评。我见二机部领导和朱光亚主任对同一个问题从两方面的表诉，目的是有差异的。我思想中的私心被突然激活了：说还是不说？不说对工程有害，对国家有害，对技术进步不利；说吧自己为二机部领导做替罪羊很不甘心。凭什么你们就可以一推了之不从中接受教训。思想斗争结果是：我必须要说，而且要讲得有理有节；我是工人阶级出身头上没有乌纱帽，知识分子对个人进退顾虑太狭隘……。

正想着李先念副总理和余秋里（国家计委主任），顾明（副主任）吵吵嚷嚷地走进了北京厅，其他部委领导在服务员指引下各自就坐，黄永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邱会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李作鹏（海军司令）、吴法宪（空军司令）都身着军装已经来到了会场。

吴法宪胖军帽未脱，左手拿着黑皮包，右手拿着一条毛巾不断地擦汗。黄永生、邱会作都单人坐着，各人左边都是茶椅，会场中上首是一个三人沙发，沙发前面有一个长茶椅。李作鹏、吴法宪一排，中间一个茶椅，三人沙发左面是李先念、余秋里，李先念同余秋里有事还在争吵，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争得很厉害。右面是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同志、教育部部长周荣显同志。领导们同志谁也没有劝阻吵架，瞪着眼睛看着。黄永胜坐在沙发上，自顾自吃东西，吴法宪坐着闭目养神，李作鹏抽着香烟。谢北一（建委）清华大学代表和我们上海同志坐在第二排单个椅子上静等。

我们盼望着的张春桥、姚文元，左看看右瞧瞧，就是见不到二人影子。

晚上8时正，总理秘书季中同志报：总理到。我看到总理上身穿一件短袖白衬衫，下身穿一系草绿色军裤，健壮的步伐走出偏门来到会场中心的三人沙发中，全体人员站立起来拍手欢迎总理，齐声高呼：总理好！总理也拍手说：同志们好！并挥手让大家坐下。

总理风趣地说：刚才还是雷声震耳，现在却是鸦雀无声，怎么一下子不吵了呢？我们上海虽然坐在第二排，面对总理坐的三人沙发，不超过2公尺。总理坐在三人沙发中，面孔上的老年斑看得一清二楚，总理一言一行的形象，比第二接见时候看得更清楚。总理拿起放在茶椅上的出席会议名单说：原来请春桥、文元俩也来出席今天的会议，因有事不能来了，上海同志听了以后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总理真是体贴入微啊！我们会心地笑。

总理把北京清华、上海名单看后说：我根据出席的名单和人对对号，我叫到名字的同志我们认识一下好嘛？

被点到名字同志都站了起来向总理问好，祝总理身体健康！总理始终说请坐。

当我被点名字时，我马上站起来大声说：总理。您好！

总理慈祥的面孔看着我说：我们好像见过面。我激动地回答：总理您老人家记性真好！去年由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刘西尧同志主持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科研计划座谈会期间，您在百忙中与郭沫若院长接见全体代表，我还向你汇报上海科技工作情况呢。

总理：噢！对，对！用手指了一下脑袋马上说：年老记性差一点，请坐。

我说：不！总理您的记忆是超常人。总理哈哈大笑：快坐。

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当时心情是十分紧张的，总理通过点名方式，把大家紧张的心情和气氛进行调和，我们大家都静静地听总理讲话。

总理平静有力地说：今天召开中央专委会议，会议的议程是北京清华大学核动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主席指示“我们在世界上不称霸”，我们已经有了核武器，但不做核大国，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卫。我们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过，中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制核武器是为了彻底消灭核武器，中国决不做核大国，决不会对任何国家进行核威胁。我们不但拥有核武器，还要利用核能源，建设核电站，用核能源发电补充电力缺口。今天请清华和上海同志的谈一谈，他们在研制中的情况，要大家议一下作个决定。清华谁先发言？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同志首先发言，吴德同志说：感谢总理在百忙中邀请中央各位领导召开中央专委会，倾听清华大学核动力研究室申请建设核反应堆的报告并且进行审查，现在由清华大学，核动力室张健生教授（化名）（张教授高个子、戴眼睛）作汇报。

他从选择反应堆类型框架，初步设计的图纸、图表，一一分析总理听得非常认真，蹲在地上反复看图纸、图表。特别是对选出厂址平面图，看得认真，问得仔细，反复看，反复的问，清华同志一一给予说明。总理还是放心不下，时种已走过一小时15分。

之后总理请大家议一下，清华其他同志也可补充发言。其他领导同志保持沉默，谁都不发言，总理听到、看到有些部委同志交头接耳小声对选择出厂址议论比较多。堆型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专业干部议论不出什么意见。

总理说：你们都发言嘛，不然我就点名发言，朱光亚同志你是原子能方面专家，先发表你的看法，供大家作一些参考。

朱光亚副主任说：清华提出申请的反应堆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成功用于发电，功率规模很大，技术上比较成熟，连接电网供电有技术上可借鉴性，清华提出的方案、功率不太大，作为试验性教学用，作为培养实际操作人才的基地是可行的，靠它连接电网暂时还不行。本身的发电量很少，能够自给自足就是成功的。

缺左膀的余秋里插话，需要多少投资？是否经常发电？朱光亚答：清华提出的申请报告，不超过一亿人民币，不能经常发电是教学用的。

根据教学情况是发电还是不发电。二机部部长刘伟同志发言：任何事物总是有新的开端，新的起步，清华就是开端，新的起步。但与上海有不同的地方，上海是搞供电的。

其他在座的领导同志他一句，你一言，渐渐将问题集中约束在安全问题。

邱会作说：关于安全问题，不要化这么多的时间去讨论研究安全问题，关键是否能够装配部队使用，任何武器都会杀死人的，只强调安全，什么事物都不能干、不能去研究，前怕虎后怕狼，干得出什么大事。

周总理当即板着面孔，极其严肃地说：任何工作、任何工程，首先是重视安全，重视人的生命。毛主席讲生产必须安全，安全是为了生产，你们不要听他的，听他的一定会犯错误，不要跟他走，走了会倒霉的。邱会作放下二郎腿一声不吭斜着眼睛看总理。

李作鹏、黄永生抬头看着天花板，吴法宪低头闭着双眼打着呼噜。

时钟已过二小时，有位女服务员送来一杯温开水和数粒药片给总理吞下。总理对女同志说：谢谢！总理始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上海的同志知道在这种场合、这种会议，谁也不乱插话，默默地听着，静静地听总理和各位首长的发言。这时，总理看一看上海出席的会议名单，正准备叫上海代表发言时，季中领进一位年轻的女解放军走到总理前面，女解放军笑嘻嘻地叫了一声：周伯伯好！我们都一时间犯了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理向大家介绍说：她是谢富治同志的女儿，清华核动力室军代表，我通知她来参加。总理让她坐在三人沙发左边。

总理说：许言同志，你有什么意见说说吧！许言同志站起来说：总理你好！在你未接见前，我们技术专业的同志们已同清华充分交换了看法和意见，具体情况由上海市委728工程办公室负责人小朱同志报告。

我迅速站起向总理及各位领导问好，鞠了一个躬，总理招手叫我走到前面来，当走近离总理1公尺的邱会作茶椅边后说：总理未召见前，我们已听过清华同志详细介绍，参观了他们选的厂址，有些意见已交换过，不再重复，首长们时间是宝贵。我们上海技术专业同志对清华提出堆型方案，认为是可行的。我只能提一些建议，就是首长们讨论安全的问题，非常重要。总理曾经对我们上海728工程作过专门的指示“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从清华选择堆型看在国际上是成熟，比较安全的，但是在我国要变成成熟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堆型放在山洞里，增加一层保护基墙会更安全。但是建成后，运行后必然会排放出废气、废烟、废水还要产生出废物。虽然经过净化处理，各种处理监测达到排放的标准。但是绝对不能保证万分之万准确，世界上也有此教训。主要的原因是厂址离北京大城市距离较近，城中住着首脑机关、驻外使馆，外国人很敏感，还有几百万老百姓，建议清华同志厂址慎重再周密些，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考虑出应急的方案。

我们上海728工程原先确定熔盐堆方案，当时有些头脑发热，想一步跨上世界先进行列，走了一段弯路，失掉了时间，消耗了经费，详细情况已向二机部国防科委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清华同志已有耳闻。不占领导同志时间进行详说，只有总结经验教训。总理手指一指叫我坐在女解放军身边，我仍站在总理对面继续说：我们上海728工程，目前在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上海科研人员、工人、干部决不辜负总理的关心和希望，把失掉的时间争取尽快赶回来，借总理接见的东风，重新组织技术队伍继续攻关。尽快拿出新的堆型方案再报审批，祝总理、各位首长身体健康。

总理微笑再次招手让我坐在他身边，遵照总理指示我紧张得坐下半个屁股，内心激动不已.想到我一个普通工人今天能够同坐在总理身边真有一股热流穿透全身，兴奋的想跳而不敢冒失。

总理最后作出指示，大家提供建议请清华同志回去研究。关于安全问题，北京市委要负责，方案原则通过。在操作过程中，不断的总结、提高。散会时，大家拍手恭送总理走进偏门。

时钟已是晚上10时30分。黄永生、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小跑步退出会场，李先念拉着余秋里边走边争着走向大门口。

这次会议决定了清华的核试验反映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负责落实.

二机部刘部长对许言讲：不要急于回上海，在北京参观、交流一下，看看二院的试验设备，对选择堆型有利，二院有很多关于世界上各国的资料，可以借鉴、参考。

9月10号上午，许言同志通知上海同志全部学习总理指示，对总理的“十字”方针进行认真讨论。9月11日，我们国防科委二局安排再次去清华看厂址，对环境、河流走访，收集资料。

9月12日，去二机部下属的第二设计院参观学习，观看世界各国核电站资料。参观他们的试验、设备，各种仪表、仪器，大多数是进口的，有些测试仪器是世界最先进的、一流的。

9月14日，国防科委朱光亚付主任，二机部部长刘伟前来京西宾馆看望我们，交流中，我以晚辈的身份坦率地说：通过对清华二院的参观、学习、考察，加深理解到麻雀虽小，五脏齐全，我们上海728工程仍然叫工程，规模不算太大，但属先进的。通过一年时间的实践证明闭门造车既不符合中国国情技术也难以正在实现，现在必须推倒重新起炉灶，我们具体工作的同志走了弯路有一定责任的，但是领导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决定工程起，指导思想就失误，这样先进、综合性工程不集思广益是行不通，缺乏近期和长远计划，只做一锤子买卖，误导工程，失败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还好，群众发现早、损失小，付了学费，得到了教训。我们的领导同志包括许言同志能否想一想，通过二个单位，学习参观考察，有四条建议：一、必须深刻理解周总理多次召见，对从事核电工程领导干部、科技人员的殷切希望，快速建成利用原子核作能源发电站，可以堵住世界上好战分子的嘴巴，是一场政治仗，总理引用毛主席话来教导我们就是例子。二、必须建立一支固定的科研技术队伍，分为设计人才和做科研的试制人才，专业配全，借用或培养方式。三、必须建立试验场，也可租借国内原有试验条件、设备。为设计提供依据来源。四、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作为728工程基地，728工程堆型选定后，增加建一个零动力堆必备实施。我以上四点建议是否妥当，供领导部门参考。

在坐的领导见我们上海有人愿意挑担子,感到中国的核电有希望.刘伟部长坐在沙发上把大腿一拍说：好！现在我表态凡是需要二机部系统全力支持的事，要人、要试验场地绝对不讲任何条件给！

朱光亚付主任说：有什么需要尽管找刘部长，希望上海尽快把728工程方案选择出来送审，送审工作由我负责。

这次审核清华大学核实验工程的会议,转为了对上海728工程重新起步促进会.老干部们和科学家看到了毛泽东思想培养的工人干部的精神面貌.

9月14日上午，在接二位领导时，见到宾馆四周突然增加了佩备武器的解放军,固定哨增加了人数，还增加了流动岗哨.如此紧张的气氛使我非常疑惑,难道在宾馆内有特别军事会议？晚饭后乘电梯回房间，在电梯里看到四位穿军装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从外表看有一位军人像粟裕将军。

我冒失地叫了一声：粟裕将军你好！他先一呆但马上严肃地反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干什么的!我被严峻态度一逼,竟也相当紧张起来有点后悔.回答说：我是上海受国防科委接总理通知汇报工作，住7楼。

粟裕听后立即换了神态伸出右手与相握微笑着介绍说：“噢——。这位你认识吗？”

我说：不认识。“他是谭政将军”。电梯到了7楼，我惊魂未定地走出电梯向他们道声“再见——、再见！”。

我跑向服务台拿开门的钥匙，见服务员小唐（上海卢湾区人），她偷偷地对我说：“中央出大事了，凡是住在这里的非军人，全部要搬出宾馆，你把东西收拾好，明天就知道了”。我问：“中央出了什么大事？我们都是上海人，半个老乡，你不相信我？”她说：“千万不要说出来（用上海话），林副主席——外逃、飞机失事了、死特了”。我听后大吃一惊，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原来……原来……佩戴武器的解放军……我不敢多想 。

 见了许言后拉他到了901室的金祖敏处，想了解北京怎么啦。金祖敏是九大、十大的中央委员，上海市市委组织组负责人，调中央筹备全国总工会工作，他的信息可靠。在901室见到另外一个上海人，我们闲聊了10分钟，金祖敏没有任何信息，我也不敢直问就告辞回到了自己房间。

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在想：小唐说的有没有可能性？等明天见分晓吧。9月15日上午，国防科委二局冯兰、李参谋来敲许言同志的房门，不知说了些什么？许言要我通知大家收拾东西搬出京西宾馆，然后上了一辆草绿色的面包车，把我们送到了海运仓，。总参谋部第一招待所。许言同志安排在东楼的二楼单间，我住在西楼二楼的一个单间，楼下住科研人员。总参第一招待所都是老式二层平房，一幢连一幢各自独立，间距有10米左右，当中是一个大院象招待所,房间内设备齐全，有沐浴房、卫生间，原安排国防科委人住的。

第二天去二机部下属研究单位参观学习。9月16日，我们去二机部第二设计院座谈关于核电站堆型选择，副院长金传真给我很多关于世界各国堆型资料。我捧着资料回房间时，在走廊上见一位穿着一套半新半旧草绿色军装的老同志，看上去身体很结实，在走道上散步，我因为有先前的遭遇不敢再多事疾步往自己房间走.那老军头很不客气地大声盘问我道：“你——找谁！”

从他警惕的眼神里我读出，他不仅仅是怀疑我身份的。我一惊惹不起,竟还跺不掉。“不找谁啊，我住在这里”连用下巴指着自己住的房间。”

“你！从哪来的？捧着这么多的书本干什么！”。

我一下子回过神来，极也不耐烦地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这里的值班干部还是住户）”意思说有什么权利盘问我。他见我发了怒。反而哈哈大笑起来，末了双手捂着肚子。我被弄得又气又急，见他这样知道是误会了也大笑了起来。

他连忙解释自己是这里的住户，住在我的隔壁房间。用真诚的和解口吻说：“小同志——不要不高兴，有时间过来坐坐，交谈交谈”我看他是一位老同志又穿了一套老军装没有恶意就说：把材料放好，就过来。他回答我：等你！

我一边走一边想部队这几天真有问题，我得去打听打听；住在总参招待所穿军装的老同志可不是一般人摸摸底去。我把资料书本放进房间后就去拜访他，我敲门；门里传出：门没有捎，请进！

经过刚才的误会拉近我与老将军心理距离，我们好象老朋友一样。所谓不打不相识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走进他的房间，呀！原来是一个大套间，外面是一个会客厅，放了一个三人沙发和一对单人沙发，还有一个茶椅。茶椅上放着一盘水果、一盘鲜花，他坐在三人沙发中说：“随便坐，水果自己吃，喝水自己倒，这有茶叶”。同时又问：“你们怎么会住到这里来的？”我答：“是国防科委安排到这里住的，我们是上海搞科研工作的，接国防科委通知，周恩来总理召见，听取工程汇报”。他噢了一声。说：“你们是搞科研工作的了不起” 站起来，向我翘起了大拇指。

我顿时感到这个老军头确实非常朴实亲切，就告诉了他。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并不是技术人员。非常简短地把自己进入上层建筑的过程作了介绍，他听后两眼露出复杂而敬佩的神色。

良久他问“见过了总理吗？总理身体好吗？”语调真诚。“见了！”“我们原来是住京西宾馆的，昨天才搬来的”我有点责备他初见时的态度。他哈哈哈哈地大笑，笑得非常滑稽，又很勉强地说：“我还有什么资格去盘问别人？我是个自身难保的人”低声说“住在院子的人是受中央保护的，基本上都是被审查的对象，他们说我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叫我们是黑帮；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我们一出院子就有人护送，自由——受限制啊！”我说：“看来你的抵触情绪很大”。他说：“不抵触，不抵触，而是冤枉”

我见他怎么坦率就问：“可否可以请教你的大名”。他脸一沉说：“我就是陈再道，外面的人叫我陈大麻子，是个大魔头”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一听到“陈再道”三个字时，立即跳起来立正敬礼！他笑着问：“我是魔鬼会吃人的，你怕不怕”。“不怕。您是老红军、老将军，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我尊敬革命前辈。”他哈哈大笑站起来，指着我说：“是心里话——？”“我读书时，读到18个勇士抢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它深深地扎在我们青年的心中。我不会人拍马屁、说恭维话。我们（青年人）对中国革命的英雄人物、革命烈士是非常敬仰和崇拜的，没有他们的贡献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陈突然朝室内大叫：“女儿出来见见这个小同志”。室里走出一位女同志，三十多岁，身穿一套草绿色军装，笑嘻嘻地边与我握手边说：“我父亲今天很开心、很高兴，你们一个老一个小谈得很投机，继续谈吧，我还有事先回内室去”。陈再道说：“是很开心，很长时间没有今天这么高兴了……思想太苦闷、太寂寞了。你知道吗？老人怕孤独，如果在武汉一定让你喝酒，一醉方休”我说：“我是一个普通工人，今天有机会能见到大英雄也是一种缘分”

“远亲不如近邻，我们是一墙之隔，请常过来聊聊”。我说：“好的。首长要是不怕麻烦，我有时间会来听你讲战斗故事。”“女儿快回去了，我会更加孤独很希望有个人说说话，以解除老人的寂寞”。

两天后的一个（9月16日）上午，我从基地回来。他虚淹着门，静谧的别墅里脚步声使他知道我回来了，他站在房门口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进他的房间。我那时还没有反映过来，就进了他的房间。进房后我们刚坐下他急问：“最近二天干什么去了？”

我这才知道他原来等我两天了！我说去看资料、跑图书馆。陈突然说：“还看什么资料呀？”他竟毫无礼貌、缺乏理由地教训我说：“你们搞科研的人，就是缺乏政治敏感性！”我说：“陈司令，我们是老小朋友，不是上下级关系，你批评教训我，总要有给个理由吧，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一楞凑近我神秘地说：“中央出大事了——”“呀……什么大事？”他的身体恢复了车态，眼睛却盯再我。很是不肖的样子。“你不要卖关子了。这可不像你大将军的为人和风格”。我这个时候想起了（服务员小陈的话）。老将军问：“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说：“老陈，这二天为工程的事情头也搞晕了，你这位大司令还指责批评我，说我们搞科研的人就缺乏政治敏感性，哪能知道中央出什么大事呢？你不肯说，保密……”。“我相信你不知道，现在告诉你，中央副主席林彪叛国外逃，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烧死了，其中还有叶群、林立果。”我经管已经有了精神准备，但是从老人嘴里的消息还是使我惊讶：“是真的还是谣传？”陈道：“是真的！绝不是谣传。刚才有几位老同志打电话说得清清楚楚，总理和军委老同志在部署军队方面工作，军委命令我明天去军委报到。”我对陈说：“恭喜你！”他哈哈大笑：“明天早晨六点半你到我房间来，我指引些老同志给你看，侧面也认识一下军政要人”。

9月18日上午，我准时了老人的窗口前，老人指着院子内锻炼跑步的一队人，一一指给我看：“胡耀邦……、谭震林……、姚依林……、薄一波……、叶飞……、肖克……等人。下午，接上海办公室通知，要我们19日返回上海，20日参加学习中央文件。当日晚上我向陈再道房间辞行。陈再道说：”我们有缘相互谈得很投机，明天你要回上海，不知道何日再见面。军委还没有安排我工作，无法留通讯地址，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作留念，送你一套军装，二枚毛主席像章，是武汉制造‘全国山河一遍红’的错版。台湾还没有解放呢？不能叫山河一遍红！”。我很惊异怎么老人用礼品来给我送行，但是在老人看来显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情感告诉我，不能拒绝老人的心意只能礼貌地对老人说：你送我军装、毛主席像章我特别高兴。我是个普通的工人，没有礼品回敬您”。陈哈哈大笑：“我们之间虽然接触没有几天，谈得非常投机，说明我们是有缘人，你帮我解除了寂寞比什么礼物都贵重。即使你送几本学习技术书我也看不懂，也没有时间去研究，有了你这句话，我已开心满足了。人在苦闷的时刻有人说说话来消除苦闷，真的比什么礼物都灵和重要。你明天回上海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聚”。我对陈说：“有缘总是能碰面，因为中国就这么大，你要多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还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呢！……”“是的，是的……”我不知所措地接着他礼品向他敬礼握手告别。

陈再道是一位老红军，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闯南转北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勋。他居功自傲，脱离群众，在文革初期对待武汉百万雄师群众运动中，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理解被“痞子运动”受到革命群众的冲击。

他实际还是个工农的本质，老人威武的英雄形象和他质朴的哈哈大笑声，令人难以忘怀。我常惦记着这位老英雄。他的礼品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解决了我燃眉之急.

1971年9月18日，我返回上海后，请示马老是否安排时间接见赴京的同志，汇报总理接见时对728工程的重要指示。马老说：近期市委、市革委太忙主要传达、学习中央关于9.13事情，你们也要参加。我过几天再抽时间听详细汇报。我说：728工程工作现在已经将前段工作进行了总结，现在要对新的堆型酝酿起来，组织一些人调研，你马老的指示是放弃原堆型方案，重新组织科研人员对新的方案调研?

马老说：“是的，由你负责!”

我们72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马老的电话指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调整原办公室班子，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业务组名义下达布置工作。原来各个科研单位、设计单位布置的由148家定点研制机器、仪表、仪器计划进行了全面收尾,放弃了安徽省宁国厂址.来工程总共耗资工程款800多万元，买了个教训我们认真总结了其中的教训.。

这个工作进行到1972年10月，728工程新的设计方案也有了名目

期间我组织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物理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专业的技术骨干近30人，邀请二机部第二设计院副总高级设计师欧阳予来上海。我请出了彭世绿同志（革命前辈彭湃儿子，留过苏）担任上海的09工程总设计师。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成功发电的核反应堆型进行比较筛选，最后选定了核反应堆机型，以符合周总理指示要求：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方针。

核反应堆机型筛选用了经过二个月时间，最后确定用09工程中的核反应堆机型。功率比09工程大。09工程是我国成熟的核反应堆工程，已装配使用，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已达到原设计指标。全国多数地方有试验基地，有些试验条件可以充分利用。

我综合了大多数科研人员的意见，反复向马老和二机部国防科委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最后说服他们赞同我选择的压水堆型方案。由于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对于我国的技术和设备封锁,我们面临问题是如何打破他们的垄断.,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建设中国的核电站使和平利用核能源成为现实。而组织全国力量实施这样的大事.确实要克服许多人为的障碍。尤其是老干部的保守思想，他们出身的军队有过战功但是暮气太重想当太平官，既不信任新干部又不认真研究技术听取技术人员的讨论，所以工作难度相当大。

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对该工程由上海实施抱有极大的期望,上海主要领导也有极大积极性.但是由谁来牵头组织提出新核电站建设方案和技术抉择以及核电站的规模大小最后竟全部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是由普通工人提拔上来的新干部,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代表,这个使命感始终鞭策着我的思想.进入上层建筑以来我始终牢记党的教育和培养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坚决执行,凡是符合主席教导的坚决捍卫.根本没有个人私心私利的意识存在.当时工资每月57.8元.每周四回上钢一厂间劳动.

遵照总理的“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十字方针。我搭好班子选好反应堆类型后又对设备制造组织了技术人员对压水堆的重要组成部件进行调研。先后走遍了上海的锅炉厂、上海的重型机器厂，落实煅打压力壳构件的能力。到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水泵厂，邀请上海华东电力设计院、上海化工设计院敲定配合电力的设计和设备。还陪同（设计负责人）欧阳予同志赴全国的有能力的制造厂重点调研。先后到第一重型机厂召开工人、技术员的座谈会听取意见。上海冶金有色研究所研制装核燃料不锈钢钢管、二机部兰州核燃料厂燃料供应数量的调研，在此基础上，才初步确定了二个供中央专委会选择的规模方案既：15万千瓦和30万千瓦。二个方案各有利弊，各有千秋。15万千瓦方案在设备制造上稍增加一些条件可以拿下，但是缺乏长远前途属于保守型。30万千瓦方案要增加投资，对设备制造厂要求高较大，同时厂房制造设备增添较多，制造能力有超过现有极限的地方，属于跳一跳能摘桃子的性质，但是我国今后工业整体发展特别是核工业设备、和平利用核电材料、扩大基础建设规模有利条件，既一次性投入民族百年受益。建设规模大小不是上海728工程办公室能决定的事情，我们只有提供依据和建议权利。经过总设计师欧阳予彭世绿和二个研究所（上海原子核、上海物理所二个设计院，728工程设计队、电力设计院）领导的协商，我分别做了二个初步设计方案：把30人分成二个小组向去北京向二机部和国防科委领导作专题汇报。

上海市马老专门指示我：728工程是国家投资，关于规模大小由二机部国防科委上报国务院审批，你全权代表上海方面的意见，我们上海负责具体工作包括设备制造。当时上海上缴财政每年是600亿，流于上海的财政经费才10亿，实在拿不出钱来改善人民生活，能够支撑度日已经够艰难的了。马老对核电站建设是又欢迎又反对，理由就是钱的问题。故他对我说：厂址选在外省市的哪一省也由他们决定，与华东电网一定要连网直接改善上海的电力紧张状态。

凭良心而言，上海革命委员为了加快728工程快速上马，在物质上、住房上（调全国技术人员来沪）提供了很多方便，记得市委组织部新建的高安路办公大楼，原南京西路外事大楼（上海市民兵指挥部暂借）的办公用房全部划归了728工程办公室调配。那时能够来上海落沪并且迅速解决住房问题只有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够享受这个特权。

我们728办公室把原子核所、上海物理所的技术设计人员，抽出合并组成了一个728工程设计队，建立了党委；把原杨树浦发电厂、党委副书记调来任党委书记，原党委书记任728工程建厂筹建处负责人。调拨出徐汇区新建住宅区2000平方米公房，作为从湖北宜昌设计09工程技术骨干和二机部四川基地技术骨干暂借上海来搞设计人员的住房解决生活问题。

遵照二机部和国防科委意见：厂址定在浙江省境内。我们组织三结合选厂址工作小组，即设计队、电力、化工院筹建处选点成员，奔赴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实地踏勘，爬山涉水，记录当地气候环境，最后选点于浙江省富阳县富春江中游肖安山。

浙江省盐海的秦山，靠海。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同志也对我们三个厂址点进行了现场视察考察。

（上海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候建军、军工组高崇智、市革会第三办公室728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许言同志都亲临现场勘察，）

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都认为二点各有千秋。一个是用淡水，另一个是用海水，只是在设备制造、材料使用上，难度大些、成本高一点。

四见总理

1974年1月初，728工程初步完成了，堆型的筛选，规模供选的二个设计方案、设备制造厂的调研报告，厂址（站）初选方案。许言要我负责组织人员赴北京向二机部、国防科委领导部门汇报。

我们到京后，二机部组织第二设计院技术骨干，邀请六机部第六讲院09工程（院长原东海舰队副司令饶守坤中将为领队）全套工程技术专家对我们汇报的二个方案，选堆型的指导思想，做了初步设计审评，集思广益反复论证，又有修改。共讨论了七天，赢得了他们积极响应：集中意见是上海的方案不仅认真、积极而且切实可行同时他们也支持。30万千瓦的方案。这给我们上海打了气鼓了劲，我是非常得意，总算没有白忙。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心认为30万千瓦方案是有难度的，均表示在协助上海搞好全国大协作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对二机部刘伟同志说：上海728工程是上海负责组建，但它是全国的工程。依靠中央部位的大力支持，我们回沪后马上向你部和国防科委呈报30万千瓦的方案？刘伟部长说：行。抓紧时间报！二月初返沪后，召开全体参战728工程全体人员会议，传达了二个部门领导意见和第二设计院09工程设计院对二个方案的技术指导建议，鼓舞了工程技术人员的信心，大家充满激情地纷纷写请战书表达决心要把核电工程作为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献礼的成果，加班加点地把工程项目报告加紧做好，争取早日立项。二月中旬，国防科委二局冯兰同志回电：科委领导研究同意你们的申报意见，已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等候通知，总理指名召见你参加中央召开的专委会，对上海的728工程进行审批。

我听到通知异常激动，考虑到清华大学的经验我建议制作个30万千瓦核电钻模型，配上电器可以调节起动，让首长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看模型，能看懂核电站、发电的全过程。我向马老报告了我想法，得到了同意。专门组织个核电站模型设计小组的班子，由设计队的欧阳予、赵家瑞负责原理模型；厂址平面图、沙盘由华东电力设计院施加丽同志为主，上海化工设计院配合，仅花了10天的工夫拿出了上千张制作图纸、模型图纸。设计队派人同我办公室人员联系制作工厂。经联系知道轻工业局下属四川路有一家模型加工厂具备制作条件，但是该厂生产任务比较紧张，难以插进计划外的任务。

我去轻工业局找局革会负责人马振龙面谈。他听说是要送周总理审批的工程项目所制作的模型。二话没说拉着我就往模具厂跑，对该的厂长和党总支书记说：上海728工程项目是周总理亲自抓的项目，需要看的模型召开中央专委会审批、选到我们局来制作模型，那是天大的光荣，也是对我们厂的信任，我们上海工人阶级要体现出智慧和能力，这是政治任务，又是最大的技术任务。马又说：你们厂安排有困难，我马上安排别厂去做。总支书记、厂长急了连说：不，不，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马对他们说：你们还有严格保密的要求。厂长说：我们把党团生产骨干集中起来，白天他们完成项目的任务，厂内计划的本身任务用做夜班的方式来完成。

马振龙看看我，我对马振龙说：“那不行，党团员身体会吃不消的，再说不是一二天时间，估计要超过10天。我们的技术人员来厂会配合工人一起操作，他们也会动手，而不是只动嘴的秀才。”

我回敬了马振龙的挑衅表示我们的知识分子决不是吃素的。紧逼着马振龙对厂长说：“是否把不急需的产品推迟交货。你们是否可派人同客户协商或者暂转其他厂做”。不等马振龙回答，总支书记急切说：“你绝对放心，我们发挥群众的集体力量，就是拼出老命，我们保证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制作模型的任务，决不延误时间。”仿佛立了军令状。

后马振龙经常督促模具厂，在我们技术人员到厂后马振龙召开了大会进行动员，确实暂停部分生产计划，全部投入打了一场漂亮的任务仗。工人们主动加班、加点，不提报酬。厂长、党总支书记蹲点在加工场亲自动手，厂内的采购员和设计队采购员，根据设计需要，对各色有机玻璃、各种电器、仪表、电线，在全市各处采样奔跑。厂区插上红旗。食堂师傅把热饭、热汤、热菜送到工场间，随时供大家使用。工人师傅说：送给党中央、周总理审阅的模型，一定要做得美观漂亮，真正体现我们上海工人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热爱。为中国自己的核电事业贡献力量。二月二十日，模型制作成功。经过总装调试。整体连接调试成功后，当时上海市轻工业局负责人马振龙领着有关公司负责人，还邀请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上海市革委会市三办有关同志前来观看，，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云霄，大家相互握手祝贺庆祝制作模型圆满成功。厂内工人同志甚至还放起了鞭炮，鞭炮声惊动厂区外观看的群众，围得路上水泄不通，大家交头接耳猜测着厂内发生了什么喜事？但是毕竟是机密工程，我代表市委工交组三办向马振龙握手祝贺，感谢他的帮助并且说：这是模型，将来真正发电时，我邀请你们到现场观看。可是核电站直到2000年才发电，我竟连看门的资格都没有了。

为了保密，命令厂内封存并派人日夜值班保护，命令728设计队抓紧做转运回队的准备，保管好、调试好，马老市委领导、许言同志还是他们挤出时间到728设计队看了一下（当时中国还没有摄象机），如果有摄象机拍成景片，就不必劳命伤财了。

这个凝聚着1000万上海工人阶级感情的模型，寄托着上海大工业发展的希望也肩负着民族工业踏人现代化的标志从领导到我们技术人员真正把他视珍宝。二机部和国防科委收到模型完成报告后，均来电祝贺指示，并指示做好武装保卫模型赴京汇报的准备工作。1974年3月1日，国防科委二局电话通知在3月15日前，将模型沙盘护送北京人民大会堂并负责拆箱安装调试。上海铁路局专门配备了一个车厢武装押运到北京，我办公室的王玉贵、汪祖容、设计队二名工程师全程护送，模型送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才算松口气。厂址总平面布置地形、地貌的沙盘，由华东电力设计院制作，相当别致，别有风格。在北京调试时，震惊了在场的工作人员。他们由衷地惊叹上海工人阶级的智慧。

1974年3月20日通知赴北京汇报。我报给领导小组马老的建议名单，由领导小组组长马天水、副组长许言同志领队，请市委、市革会先审批，并请市委主要领导听取工程汇报、观看模型。

然而市委主要领导同志不但没有安排时间听取汇报，相反作出我不能理解的奇怪决定：撤消728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许言同志的职务，改组了上海市市革会第三办办公室主任使变名为市工交组、军工组组长高崇智任工交组副组长，728工程归由军工组主管，降低了728工程领导小组行政归属。同时调来原上海机电二局党委书记爱丁同志任72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第一把手，名义上又降了一级。我对此举至今不理解，邓小平与73年此时已经恢复副总理职务。我想向马老申述电话是由秘书房左道接的， 说马老正在开会，我向房他说明：728设计队是市三办直属研究所，党政人事关系都由市三办管理，以后这些关系如何处理？

房说北京之行后再向马天水报告，马老的意见：由高崇智、爱丁、你为领队，其他成员按你的建议办。我坚持去北京前向马老汇报，听取马老作指示。房转告马老后无任何答复。许言同志领导工程，经过近三年辛辛苦苦的工作，就在培植了的桃子将要开花的时候，莫名其妙被撤了职，我也跟着降了级，我伤心的不是行政级别因为级别的升降同我的工资和个人利益根本不相干（57.8元工资，根本住房子条件改善念头）急得是工程施行的进度，在老干部论资排辈的官场上，你的劳动成果是按你谦卑的程度衡量的；根本不是按科学论证深度与广度来衡量的。遇到有的老干部蛮横的态度不但事情办不了还有气受。728工程的劳动实果眼看就要结果了；却被桃源人外的高崇智、爱丁窃得了。他们是军级干部。即不懂技术又不能够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还不敢于承担责任。这导致以后的728工程许多棘手问题的隐患。造成中央、地方、国务院三不管的局面，延误728工程快速献礼的步伐。

（后群众中揭发了这个问题……高崇智抢功，市工交组控制728工程经费。75年国家计划会议上，为728工程制造设备厂增添了加工设备，扩大厂房建设立项。市工交组争到钱和物，一脚把728工程办公室踢到新组建的市基建组管理。）

我办接到国防科委通知，即赴京汇报，我强烈要求市委领导给予听取工程汇报，主要请市委领导同志对老干部许言的调离讨说法借的名义是要他们对二种方案给予意见，毕竟工程规模是非常大的？中央同志如果问上海市市委意见是哪种方案？我怎么回答。似乎有意回避我的问题。高崇智、爱丁刚恢复工作，对情况根本不了解，马老也没有意见由他们传递给我，这一脚就只有我去淌了。在于他们的交谈中，知道他们根本不了解728工程的意义，工程搞上去那是他们的功劳，搞咂了我却是替罪羊。我担心的是这样搞法非搞砸锅不可，我不傻。所以强烈要求市委表态，马天水勉强接见了15分钟。图纸、模型都没心详看，但是明确表态上30万千瓦的核电站，对人事变动马老的表态，让我放下了千斤重担。

1974年3月31日下午2时30分，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邓小平，国家计委余秋里、副主任顾明，国防科委主任陶如加、副主任朱光亚，国家科委主任武衡，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副总理陈永贵、倪志福，二机部部长刘西尧，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海军政委苏振华，陆军、空军高级将领等人，张春桥、姚文元未参加。

那天王洪文先到，王洪文看后兴奋不已问我；马老——，为什么不来？我答：马老已听取了汇报，他意见是上30万千瓦。我原来想再汇报人事变动的情况叶剑英、李先念先也来看模型。叶剑英、李先念说模型制作的太漂亮了，急切地问：“计划什么时间建成发电？”我回答：‘计划五年时间’。

出席的领导同志围在模型四周观看，都赞不绝口地说：模型做的好！邓小平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拿着文件坐在沙发上看却没有动身看模型。王洪文悄悄地问我：是上海哪家厂搞的？我对王洪文说：“是轻工业局一个模具厂，马根龙帮了大忙”。

我们回到外厅座位进行讨论等待总理，总理走出偏门时大家起立热烈地鼓掌欢迎。（，我详细向总理介绍了发电原理和设计思想。并把选择堆型和未来设备建设的情况一一汇报了总理。）

总理坐在三人沙发当中，左面是王洪文，右面是叶剑英，依次是中央的各部领导。李先念、邓小平坐在三人沙发的对面，上海代表坐在王洪文左手排。总理落好后，拿起茶椅上的上海成员的名单看了一看，放回茶椅上说：今天召开中央专委会及有关部委负责人会议，主要的是研究讨论上海市市委申报国务院的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建立核电站报告，报告中上海提出二个规模，一是发电量15万千瓦，二是30万千瓦，大家先看一看上海送来的流程模型。总理首先站起走向摆模型的套厅，后面紧跟的是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陈永贵……

总理问欧阳予总设计师：“是30万模型？”回答“对！是30万全流程模型。我们制作模型由电气控制，堆芯核燃料、燃烧发电能量通过一根红道管输送到各部位，各部位都是由有色玻璃反映出来，五色彩花闪亮着非常好看漂亮”。陈永贵副总理说：“上海人真是聪明，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人满意。”

总理对模型看得非常认真，对地形、地貌、环境、供水、排水在沙盘上位置所被完整地反映出来，对欧阳予、施加丽同志（电力设计院）说：“沙盘上表示的非常仔细。”回到三人沙发中坐好，又重新拿起茶椅上的名单，当看到爱丁名字，总理说：小爱你也来了，你现在到72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同小朱一起工作？爱丁原在延安保卫局担任干事，后任华东局第一书记，是饶淑石生活的秘书。高岗、饶淑石反党集团在北京失败后，受牵连调到上海机电二局，被陈必显任命为局党委副书记、书记。文革时期被审查，落实老干部政策后，被原工交组组长市委、常委黄涛派到上海72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主要负责人。（企图完全控制728工程重大科研项目。）爱丁是搞政治工作的，对工程业务一窍不懂。爱丁说：我刚调到728工程办公室，工程有些情况尚未弄清楚，让朱胜德同志向你汇报。此时高崇智也站起来说：让小朱汇报，728工程从选堆、选厂址都是亲自抓的。

我是早有准备的知道他们二位会怎么点名将军，但是没有料到他们会在总理面前这么直截了当，很为吃惊。一鼓憋屈劲涌上心头，难过地站起来，我向总理及各位领导深深地鞠了一躬才说：“总理、各位首长们好！”总理接过去说：“我们都是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要叫首长！”。王洪文朝我点点头，脸带微笑。邓小平抬头看着我。

我今天汇报第一个问题就是：认真学习，正确理解，毛主席关于走自己的工业发展道路的指示，严格贯彻总理对上海建设核电站“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十字方针，吸取过去求大、洋、全的先进教训，借鉴成功的09工程经验，走群众路线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选择压水堆型和用浓缩铀、铂239原料、设备立足民族工业基础，走我国自己的工业道路。

（二）设计的依据是按照09工程现有成熟技术的提高，在技术上是经过考验的在设备制造上有可能完成的。我们728工程把从水下的核技术搬到陆地上。充分利用现有09工程试验基地和技术人员，做出来的试验依据，试验设备、条件作为728工程参考的根据。这个核电站工程是对09工程的扩大应用、升级原来的施工（产品）图纸，都可以放大套用。09工程科研人员、设计人员也可以充分借用，补充进728工程的设计等专业人才的缺口，设计方案反复征求二机部第二设计院、09工程第六设计院科研设计人员的意见。邀请有关设备制造专家领导干部人员、设计人员进行了多次评审。在评审会上发扬民主，充分畅说不同意见，最后统一堆型。为符合总理的指示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对设备制造的自力更生方针是有不同意见，理由是个别部件不能够自己制造。

（三）电站的建设规模存在分歧。是上15万千瓦还是上30万千瓦。其中关键是设备制造的问题，我办组织科研设计人员跑遍了全国承担09工程的设备制造厂，与厂内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座谈征求了意见。728工程中的最大最难制造部件是压力壳。上海工人阶级有信心、有决心，跳一跳搞下30万千瓦的方案。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水泵厂、沈阳水泵厂、上海锅炉厂，今天上海锅炉厂党委副书记总工程师也来了。（他们将承担压力壳制造业务，他们对压力壳焊接工作已和江南造船厂组织焊接攻关小组联系，邀请上海电器研究所负责攻关焊缝操作工作）。关于堆芯内燃料，由上海有色材料研究所负责攻关，已出样品。但是对制造大型部件的设备和加工的厂房还需增添、扩大，请一机部大力支持。

我的汇报重点是总理十字方针：安全、适用、经济六个字，临时抽掉了全部自力更生的内容。一是15万千瓦、30万千瓦都有压力壳问题，二是现场气氛。压力壳是要一段一段焊接起来的，其中一段的铸钢件有110-120吨，锻件是85吨，当时国内没有厂家有这个能力。二机部刘部长曾经批示，让我同欧阳予总设计师在全国做过调研。在东北第一重型机电机厂、齐齐哈尔炼钢厂，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开过调研座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特别齐齐哈尔炼钢厂工人们提出：用二只炉子钢水混铸有技术难处，只能建议部分锻件从国外购进，由上海重型机器厂锻造。728工程的难点是压力壳制造，其他部件制造的拦路虎都是能克服的。关于设计上的问题， 由728工程总设计师欧阳予同志汇报。电力部分设计由华东设计院施加丽汇报。谢谢总理及各位领导。

听完了我的汇报总理拍手说：讲得很好。王洪文、叶剑英起立同我握手。邓小平斜着眼看了看我，他当时是主管国民经济的。

欧阳予总设计师站起来准备从技术方面汇报。总理直截了当问：“你是总设计师，技术上是否有很大的难度？”欧阳予说：“从技术上15万千瓦和30万千瓦都没有多大的难度，我们全部套用09工程成熟图纸。关键是小朱同志前面谈的难度是设备制造，我们调研专案设备制造厂能加工设备和厂房的都到极限了，制造15、30万千瓦都要设备和扩大厂房，但不是翻倍的增大，有30万加工能力就会制造60万90万，因为现在制造15万还需要增加设备、大厂房，不如一次性投资为将来核电站发展打下基础，前人植树后人乘凉”。在紧张的提问中邓小平始终未发言，他在看自己手里的文件。穿着白袜的双脚，翘在茶椅的木档子上。总理突然打断了欧阳予汇报，严厉地批评道：“小平同志，今天会议有很多年青同志参加，老同志要做出表率，我们的一举一动是他们的榜样，他们叫我们老前辈，你把双脚搁在茶椅下的木档子上很不雅观嘛！”。全场目光都聚集在小平身上，空气也凝固了；小平瞪着双眼不敢言语，低头把鞋子穿好，一声不吭坐直了身体。

总理起身走向模型房间，王洪文、叶剑英紧跟随着，大家都涌向模型。王洪文问：“这个厂三面环山一面是水非常隐蔽，天上卫星也难发现；筑路工程是否的相当大？”我回答：“是的，安全壳坐落在山洞对环境也有安全保障”。 叶剑英说“你们上海模型、沙盘做得真精致”我心里说她背后可是体现着上海工人阶级心血啊！

总理非常满意我们的心血算没有白流又回到座位后。计委主任余秋里发话：“你们打算用多长的时间建成发电与华东电网连接”他是向上海领队高崇智提问。原来应该由高崇智回答余主任，但高看着我并且用手指着我。我见有门站起来答道：“那要看余主任赞同15万还是30万”。一语双关，全场内哈哈大笑因为资金是靠他泼付的，秋里同志也笑着说：“你这个小家伙很机灵！当然上30万千瓦的！”“谢谢余主任”。王洪文得意地朝我竖起了竖大拇指，我一鼓作气说“我们初步计划是5年时间完成发电，还要国家、一机部大力支持，设备制造厂努力争取。发出电力输送到华东电网尚能缓冲浙江省用电的矛盾”。余秋里说：“干！快干！我们国家计委支持你”。王洪文走到我前面又问：“市委讨论过吗？”我答：“已向马老汇报过，马老指示先向总理汇报，由总理决定二个方案中其中的一个方案，上海负责建设”这样大工程上海是根本没有资金支持的，本来上海上缴负担就重，许多工程就看各个部委的脸色，王洪文问话就是防止又加重上海的负担。参加会议领导同志他一句、你一言，七嘴八舌开始热烈地讨论开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案选择上。大多数人支持搞30万，极少数人认为先上15万比较稳妥，成熟以后再搞30万或者搞60万，投资上少一些时间上快一点。

时间已过了下午五点，我紧张地瞪着总理，就见总理征求王洪文意见，叶剑英说：“如果跳一跳能摘下桃子，就跳一跳搞30万”。王洪文点头支持叶帅意见。总理问小平，邓小平心不在焉，没有吭声。总理说：‘我的意见还是30万，但是干30万，困难确实不少，时间要抓紧、抓快，统筹安排好，我相信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王洪文说：“还是要靠全国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总理对王、叶说：“你们二位都同意搞30万？”王、叶说：“是！”“是的”决定命运时刻来到了……。

总理又面向大家问还有什么意见？

李先念站起来说：“中央批此项目，资金由国家财政拨款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由国家计委平衡资金，上海负责组建，厂址放在浙江境内对长江三角有利”说着把眼睛对着余秋里副总理，余得意地笑着点头。

他们交目的时候总理插话道“上海的同志要注意！不要认为中央批准的重点项目，总理批准了项目就拿了尚方宝剑，去砍掉别人的项目”

李先念接着说：“为核电站配套的产品制造厂，需增加加工设备尽可能以利用为主，不需要乘机狮子大开口，必须要扩大的厂房，按照上海正常渠道报国家计委审批，立项由上海负责把关，根据总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示抓紧抓快，使我国首座核电站在最短的时间建成发电，为中国人争气……”。总理突然打断李先念的话头说：我们还没有请教原子能专家朱光亚同志的意见呢——”。总理风趣地对朱光亚讲：“光亚同志你见谅”。全场被他们抢拍板权的举动大大感染哈哈大笑起来。朱光亚同志笑着说：“总理你健忘，上海工程报告可是我们二机部、国防科委联合申请报告国务院的，我们二家是意见建议搞30万的”。总理用手拍下脑袋：“我健忘！”。

总理再次询问邓小平，连问二声都没有没有反应。总理再叫第三声，邓小平像从梦中醒来噢了一声，面孔非常尴尬。总理替邓小平打圆场笑着说：“小平在背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关心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心不在这里”。邓小平一声不吭低着脑袋。邓小平对上海承担核电站的建设不感兴趣、不关心，兴趣是联合大会发言。总理最后作了指示：“728工程（核电站）立为国家重点项目，由财政拨款，上海负责主建，厂址放在浙江省境内，由国防科委督促二机部归口，各部委大力支持配合。上海同志在和平利用核能源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经验教训。前一阶段走了一段弯路，付了一些学费，对新生事物、新的科学研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要通过认真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过来就是一件好事，失败乃成功之母，失掉的时间要尽可能抢回来，只有努力工作才可能争取回来”。总理的二十分钟讲话，‘强调了六个方面的‘快’，消除三个安全隐患，为后代子孙人民造福。一个表态是建30万千瓦核电站！要求中央各部委对上海负责的主建核电站提供全面的方便和配合，树立全国一盘棋方针，加快核电站建设的速度’。

时钟已是5时30分，总理宣布散会，提议由他做东，请大家去隔壁餐厅吃顿便饭。全场顿时又起了高潮，雀曜起来。我大胆走到总理前面与总理、王洪文、叶剑英握手：感谢总理对上海的信任，表示上海工人的阶级、上海人民决不辜负总理希望，一定加快建设好核电站。总理回答我：“谢谢”。

王洪文拉着我的手一起向餐厅走，高崇智、爱丁跟着我后面。突然看到邓小平小跑步追到总理面前拦住总理说：“便饭不吃了，回去还有事”。总理不满意把手一挥大说：“有事就回去吧——”。我还在疑惑王洪文问：“马老怎么不来呢？”我迷迷糊糊地答道：“不清楚，但回沪后要向马老汇报的”。王说：“代我向马老问好”。“好，照办”。竟忘记了汇报728工程人事调动的事情。

餐厅服务员前面引路，总理、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朝主桌走去。总理转过身找人，对着我笑着招呼我过去。我想大概总理有新问题，急忙跑过去。总理指着左面椅子说“坐！”。我看总理意思是让我坐在他身边，刹时一股热流涌入心房涨遍全身，不知道如何应付。总理轻轻地着说：“坐下”。那口气表达意思是不容置疑——你就是我今天的主客。我家三代那里想象到过有这等荣耀，坐在凳子上心里直扑腾扑腾地跳，眼睛迷糊一阵，盯眼前慈祥的老人看，千言万语不知道怎么说。王洪文站着叫了高崇智（老干部）也坐到主桌，李先念坐下首。总理又叫了上海电力设计院施加丽同志（女），坐我边上。主桌上总理、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高崇智、二位穿军装将领共9人，总理再叫海军苏振华过来，凑满了10人。桌上就我俩是年轻人。总理为我夹到盘里的菜送到嘴里都不知道什么滋味。

总理站起来说：“今天我请客吃饭，会饮酒的同志，指着台子上放着的各种酒，喜欢吃什么酒叫服务员取，不要客气”。女服务员依次替总理、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高崇智、三位军人的高脚酒杯内倒茅台酒。也要给我和施加丽杯里倒，我俩用手捂住杯子同时说：“谢谢！我们不会喝，饮茶”。总理说：“不会饮酒？”我说“不会”。总理严肃地教导说：“为了将来的工作应酬，最好学会饮一些酒，但不要贪杯”。服务员同志给我俩送来了二杯绿茶。总理边饮酒边同王洪文、叶剑英交换着意见，领导同志互相聊天，气氛相当融洽。总理像总指挥，吃一盘菜介绍一盘菜的特点，把我俩年轻人当小孩子似地哄着吃，还给晚辈夹菜。

桌上有很多美味佳肴，确根本没有品尝出酸甜苦辣的味道。看着总理，我悄悄地对他说：“前年你老人家召见我时，精神很爽浪，讲话底气很足，身体结实，面孔上光润细洁，看不出那么多的老年斑。今天看你脸上的老年斑，是不是靠得太近的关系？”总理听后未答“你老人家要注意保养身体。你经常教导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的身体健康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幸福。你的身体健康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核电站建成发电，还要请总理去剪彩呢！”总理说：“工作实在太忙了，身体有些不佳，希望参加核电站庆典，你不要对外说。总理吃了一些菜，吃了二块油饼并饮了二杯酒。”准备提前退席说：“晚上还有外事活动”。

全体同志站起来鼓掌恭送总理走出大厅，总理走后领导们相互碰杯捉对饮酒。

晚上回到京西宾馆即向马老作了报告、电告上海市728工程设计队共同分享成功的喜讯。

经总理拍板的上海728工程由中央专委批准建设30万千瓦方案，上海的基地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鞭炮、锣鼓声响彻云霄。而庆祝的内容一般人根本不知道。

4月1日上午，我对高崇智、爱丁说：我乘在北京直接去二机部商谈归口事项。确定归什么口？归口内容是什么？协商几条回上海向马老汇报。（2）上海几个设备制造厂都属一机部管理，生产计划都是一机部下达，我们去拜访一机部副部长周子键（也出席了专委会），沟通下达给各厂指标中保证上海产品制造的时间。

高崇智说：今天他下午返回上海，组内有事要处理，不能留北京，你带人去。爱丁也说：今天下午同高一起回上海。我听后非常反感：觉得老同志在关键时刻又软了，那时各部委都出现了些老同志他们的级别高、架子大原想利用他们也许可以疏通关系加快建设的步伐，但是却碰到了软钉子。“有事你们都回上海去吧，地球照样转”。晚上六点，爱丁从机场返回京西宾馆。我以为他回心转意了就开玩笑地对爱丁的说：“今天去上海飞机没有，那明天我们一起去一机部”。爱丁却说：“不，明天不去一机部，去拜访一位老同志，你去一机部”。我听后非常生气地责问他：“是工作第一还是拜访老同志重要？拜访是否放在后面几天里？你是老干部（几级干部）、老同志。你刚来办公室，有些情况多了解，我们办公室都是年青同志，你要做榜样给他们看”。我也学着总理说了他。

4月2日，我同欧阳予、汪祖容三人去一机部和副部长周子键、计划司负责人谈得非常顺利，基本上落实了我们提出的要求。4月4日，我、欧阳予、汪祖容、王玉贵四人去二机部，刘西尧部长刘伟副部长、二局陈征局长、国防科委二局沈局长协商归口几项内容草稿，将草稿的带回上海让市委决定。对其中有些条款要再协商决定。

新任命的728工程办公室主要负责人爱丁，除总理那次召见的中央专委会议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北京走亲纺友，找老关系，找老上级，投石问路找靠山。同去欧阳予、汪祖容、王玉贵等同志意见极大，我尽力说服他们正确对待老同志。但是他们还是将爱丁在北京的一切所为的情况报告给高崇智，高崇智报告了马老。马老的秘书房左庭给我打来电话，马老指示“爱丁不要理他，一切活动你决定”。这个不是意见的意见，令我对马老第一次感到有点失望。

4月5日在二机部第二设计院召开对728工程扩大设计征求意见座谈会，邀请参与09工程科研的设计人员参加，再次进行评头论足的论证会，吸取了很多的宝贵建议，使工程扩大设计得到了更充分的完善。邀请第二设计院和09工程专业人员加盟上海设计队伍，充实的专业人才。

欧阳予同志回家处理私事二天。

4月6日，我们全体同志配合国防科委派来的干部战士到人民大会堂拆模型、装箱武装压运回上海。4月7日，告别国防科委二机部返沪，爱丁同志因有私事拜访活动没有结束再留北京三天，自行回上海。

我们胜利从凯旋后，立即向市委马天水报告并建议市委领导同志安排时间听取汇报。汇报后召开参战728工程单位的大会，传达总理指示。对此报告，上海市市委没有正式答复意见。高崇智通过军工组工作人员张梦云打来电话让我亲自进行组织传达，高崇智也不出席。这就是上海市委老干部高崇智、爱丁对待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上海728工程列入国家重点项目的态度。他们想干什么？为什么如此冷漠？我那时还不理解，其中的奥妙不清楚。我办召开大规模传达大会后，组织科技人员、设备制造单位代表进行座谈，表决心、提建议，掀起了又一股群众高潮，我根本不得歇息忙碌地一刻未停。

4月10日，国防科委二局陈参谋打来电话说：爱丁同志因生病住进了321部队医院，病情较重，更是忙中添乱。我那办公室人员紧张工程被一股高潮裹挟走不开，上上下下忙碌着人员配备、生活安排、队伍充实几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马老竟要求我抽时间亲自跑爱丁家中跟其家属通气，征求他家属是否派人去北京探望，爱丁的爱人有病派了女儿去，我只得再抽出办公室负责人事组织工作的老干部王岭同志，陪爱丁女儿同去北京。王岭同志在北京陪了10多天。爱丁出院后返回上海。爱丁回沪后，在家休息又了半年。在办公室的内党小组会上有同志还批评我：（爱丁同志停留在北京，为了个人的私事奔波疲劳而生病）我动用工程资金派人去北京看望爱丁同志，在北京陪伴了10多天时间，住院费、探望费、交通费共计化掉二万多元。指责我浪费国家重点工程款，说通知他家属已经尽责了。728工程办公室对许言同志的调离怒火爆发。

为忙碌工程扩大设计、备制造定点、浙江厂址选择都压在了我的身上。国防科委从西安抽调一个工程兵近三千人到浙江点投入厂址，劈山修路，农村动迁，树木农田的赔偿忙得分不开身。市革会、工交组、组干组从新干部学习班中分配陆炳荣同志来协助我工作当了手。陆是冶金铸锻厂的中年普通工人，业务上白纸一张，他尽了努力。

728工程最终是两头热，中间冷。728工程是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市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亲自陪同视察上海时，接见上海市主要领导人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时作出指示，要上海市承担建设我国首座核电站并指示上海市委要抓紧、抓好！命名为代号：728。上海市市委组建728工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有市一办（教卫组）、市综合办上海警备区机电一局化工局主要负责人。市委任命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为组长，副组长由市三办（科技组）负责人许言同志担任。领导小组下设728工程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政治待遇为局级单位。由市三办（科技组）派出组长级干部担任办公室主任。市三办（科技组）第一把手戴立清推荐，马天水同意，原市三办（科技组）联络组组长朱东根同志担任主任，对外称市三办（科技组）第二业务组。对直接研究所、工厂下达项目。

朱东根在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市级个别领导同志为了树立政绩工程，偏面追求先进，接纳少数科技人员意见，选择世界上尚未成熟熔盐堆方案。马天水为组长，领导小组没有认真讨论、分析、论证，匆忙的报二机部、国防科委。二机部、国防科委没有认真研究，根据上海市委研究转报国务院。

周总理1970年9月，亲自召开中央专委会听取了许言、朱东根、专业人员吴桂刚汇报，批准上海的方案，作出“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指示。经过一年多时间实践，选择出来的堆型不符合我国实际国情，对待重大的科技项目，不能采用大会战、人民战争的策略攻克科研关。结果失败了，耗资了800多万人民币。朱东根同志当了替罪羊，调离了728工程办公室。同年马天水指名将我从市三办（科技组）第一业务组调任728工程办公室担任主任。重新发动广大科技人员，认真学习总理对上海建造核电站（1）“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十字方针，选择新的堆型。在选择堆型过程中，广大科技人员包括二机部下属的科技人员，参加09工程设备制造厂。（2）工人阶级热情投入，纷纷提建议，献策献计提新的方案。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工人阶级表决心，提出口号把失掉的时间补回来。1971年8月前总结了前段工作，撤消原布置试制的设备，各类仪表、仪器作了补偿。选择出新的堆型方案，作了初步设计框架。建议领导小组马天水抽出时间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或市委听取选择新堆型，初步设计汇报。马天水推诿上海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开会研究，办公室的工作由我看着办。不负责的态度使我捉摸不透。上海市市委对工程没有明确的指示，工作如向深入开展是一个谜？请示领导小组副组长，许言同志双手一摆说：不清楚市委的意图，很难有明确要求。不了了知。我们办公室处在尴尬局面，进行吧，没有方向，不进行吧，无法向总理的指示交代。凭着自己的良心和职责，在进退两难的关键时刻，二机部国防科委传来喜讯，真是雪中送炭。搭桥人是二机部第二设计院欧阳予副总设计师，回京探视向二机部汇报上海选出的新堆型已做初步设计的准备。二机部领导同志听了非常高兴，建议上海组织人员带着新方案和初步设计到京与第二设计院、09工程参与者组织座谈，讨论，初步审评。啊，天上掉下了林妹妹，我立即报告许言同志、马天水。许言同志的意见要我领着设计队、科研人员、干部10多人赴北京对堆型初步设计进行五天设计的座谈、分析、讨论。参加人数达近百人，基本上肯定的可靠性是走国内自行设计的道路，符合国内的国情。

会上对初步设计，提供了许多良好的改进建议，进一步完善了初步设计，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充分听取广大科研人员意见。二机部有关领导派干部参加讨论，国防科委派了观察员出席实行三结合选方案。同年8月25日，国防科委来电，要我们把新选择出堆型的初步设计做好资料的准备，等待通知。9月4日国防科委通知接总理办公室通知，总理近日召见清华大学，听取清华大学申请组建核电站的报告（教学小型），要上海派人参加。总理还要听取上海选堆情况。我把电话通知及建议报告给许言同志、马天水，是否未进京前请工程领导小组听一次汇报。马天水批示：由许言同志、我领队去北京开会，其他什么都没有明确。因为马天水没有一次认真的听取工程的汇报，对工程心中没有底，还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一个未知数。1971年9月9日晚上8时，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总理还讲到张春桥、姚文元出席会议，结果他俩没有出席，叫我们具体工作人唱独脚戏，马天水也不来参加。北京清华大学在北京市市委书记吴德、教育部部长周荣星领队下入席。上海是许言同志与我作领队。北京是书记作领队，有权在会议上表态，而上海是无权的工作人员，天地之差，天地之别。中央专委会上，我同原子核研究所吴桂刚、赵加瑞向总理、中央专委会领导同志汇报了教训，新堆型情况以及初步设计方面的情况。总理理解上海汇报，原则同意上海选出的堆型，鼓励上海做的设计。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对北京的清华、上海728工程开了二小时30分钟的会，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多么重视我国利用核能源发电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从1970年2月8日周总理亲自当着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的面，把建造核电站光荣任务交给上海市委起，他们就漠不关心，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管不问，说明他们心中已经没有恩义，没有道义，只有欲望。欲望是什么？他们自己明白。返沪后，遵照总理的指示、中央专委会的精神、二机部、国防科委的意见，做了二年多的时间，扩大设计，利用09工程试验基地设备搞试验，数据作参考，选择核电站厂址勘察工作，制作工程的模型，建厂地形平面沙盘。1974年2月下旬，国防科委传达总理办公室通知，周总理在最近时间召开中央专委会，听取上海728工程专题汇报，望上海做好准备工作，待通知具体日期。我把国防科委电话通知记录并附上建议，请求领导小组市委听取我办汇报，并说明周总理第三次听取上海728工程汇报了。上海市市委马天水突然决定撤掉许言同志副组长职务，让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军工组，高崇智出任副组长。调来原机电二局党委书记爱丁同志担任72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我降为副主任。我当时认为调来老干部撑舵是一件好事，我可以大树底下乘凉，可以轻松了，免得我求爹爹拜奶奶。我强烈要求在没有去北京前，上海市委马天水一定要安排时间听取工程汇报，我们要有市委的指示，向总理汇报时才有胆量和勇气，有方向结果。

上海市委没有听取汇报，马天水只用了15分钟时间草草听了一下，图纸、模型、沙盘都没看，对二个方案该选择哪一个均没有表态。让我去北京由总理决定，由中央专委会决定。组织上的变化，说明了二个问题（1）是抵制。（2）是工交组摘桃子。主持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工作是许言同志，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科技组）主要负责人，而高崇智是工交组内军工组组长，相当于我任市三办（科技组）业务组组长同一个级别。而业务组管理全市科研单位和中央在沪研究单位工作。范围广，责任重。高崇智在军工组只负责工交组部分军工产品生产。从老干部资历来讲，许言同志是原华东局科委主任，行政9级。高崇智是原机电一局副局长，行政几级？地位能力差距很大。上海市市委推出高崇智挂帅，阳奉阴违地执行周总理的抓快建设核电站的指示。上海市728领导小组完全是空设。从我1971年任主任以来，马天水一次都没有主持过会议和听取过工程汇报。

1974年3月31日下午2时30分总理召见，主持中央专委会审批上海市728工程时，总理专题讨论上海组建728工程，作为上海市市委第一、二把手的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都抗拒出席。总理要上海汇报，高崇智、爱丁借口不了解情况，推出我汇报。王洪文明知故问：上海市市委讨论选择哪一个方案？我回答：上海市市委没有听取汇报？没有提出哪种方案？马老听了15分钟的汇报，指示由总理决定哪种方案？由上海负责建设。王洪文说这么大的工程，上海市市委不拿出主导意见，请总理批是不对的。汇报会上我请求总理、中央专委会领导同志将728工程列入国家重点项目，由国家财政投资。我是冒很大风险说出来的。出席的有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余秋里等领导同志也都先后发了言，建议总理将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工程，请上海市市委抓紧、抓快建成发电，解决浙江供电紧的状况。

总理亲自批准列入国家重点项目，由国家财政投资，指示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作好统筹。表扬上海工人阶级做出模型、沙盘，体现了上海工人的智慧。半小时讲话中还讲六个方面的‘快’字。总理重申加快核电站建设是国际斗争的需要，是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改善浙沪人民生活的需要，是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代表们希望都快速达到目的，快速建成首座核电站。

作为上海的领队高崇智、爱丁同志是否听进总理的指示？我不知道。当日回到京西宾馆学习讨论时，我说总理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了上海方案，并列入国家的重点项目，我们在北京还有几项急需落实的工作：（1）进一步充实完善的初步设计，再请二机部第二设计院和09工程的同志开一次讨论会，再次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回沪后投入扩大设计。（2）工程中重大设备的制造任务落实问题。（3）二机部归口，具体归口的事项。（4）放在人民大会堂，模型、沙盘的拆除、安全回运的问题。希望高崇智、爱丁两位领队负责到底。

高崇智听后跳了起来说：“不行！明天4月1日上午要返回上海”。

爱丁说他随高崇智回上海。“我生气地说：你们都回上海吧！工作我一人做好了！”728办公室汪祖荣说：“你们回上海，地球照样转。小朱你放心！我们跟你去落实”。下午爱丁返回京西宾馆时向我解释说：“他多年未来北京，明天去拜访一些老同志、老领导”。我巧妙地说：“拜访老领导、老同志也是礼之长情，但是工作、拜访哪个重要？均衡一下吧”。

爱丁留京办私事，没有一天同我们去办工程之事。我们上海728设计队、

原子核研究所、上海物理所参战728工程的工人同志听到总理亲自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工程列入国家重点项目的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工人、知识分子一欢腾敲锣打鼓，鞭炮震天。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积极投入贡献科技人员、广大工人阶级的热血。

上海市市委马天水、高崇智等人，漠视周总理亲自提议批准的国家重点项目，充分相信上海工人阶级，相信上海广大科研人员的集体智慧、集体的创造力，上海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热情气氛。爱丁留京办私事，生病住院后，回上海休息了6个月正是工程最紧张的时期。高崇智在上海市未把群众的那般热情凝结起来，掀起建设高潮，相反却把这种热情推入了冷宫，从组织上削弱力量，高崇智不懂技术却摆出负责工程的样子训人，将应但当责任嫁祸于军工组的一名工作人员张梦云。搞得人人自畏，不敢对工程的事有任何表态，事事件件要请示高崇智，高崇智再报告马老，把简单事情复杂化。一件小事往往被拖上10天、半月的还没有答复。一来二去热气腾腾的激情渐渐地冷了下来，工程建设速度都被耗在了请示报告上。报告在请示途中延误了，热情也消失了。与许言领导时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完全调了个，群众的意见极大。等我回过神来时，只能干着急。高崇智把群众的意见当作耳边风，把群众推向对立面，引起群众更大的不满，高崇智又有报复群众的倾向造成工程十分被动。我将工程师毛纪林同志调去军工组作728工程的联系人，有事先向毛纪林汇报，毛纪林向张梦云汇报，张梦云向高崇智汇报，高崇智再向马天水汇报，一件事有四级汇报，轮转汇报，层层有阻力。高崇智、爱丁几乎是用软刀字耗728工程。我至今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和目地。

1975年春节前，国家计委拨付了728工程设备制造费和扩大厂房基建资金，高崇智通过马老，把728工程款移到了新组建的上海市革委会基建组（即建委）。当时基建组的负责人认为728是重大科研项目，不敢接。等我追问后才知道资金被悬挂在了空中，我们办公室忍着压力，坚持将能做的工作积极解决。

有次马老，突然把我叫去说：“你犯错误了，比曹笛秋还严重！”我一惊“怎么拉？”马老说“曹，搞闽行建设道路才18米宽被批判；你搞的道路竟22米宽。为什么！”我听后又好气又好笑“马老，我们设备进场的话，22米宽道路还不一定够呢？”马老听后立即转移了话题。

1975年9月下旬，我去浙江富阳县工程点。浙江省省委负责人谭启龙接见我，饭桌上才提到富阳江下游约有2700万人，使用富春江水，请728工程再慎重研究研究，向富春江排放废水是否妥当？返沪后，我把二位总设计师和高崇智请来，倒了三杯水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电站排出的水请他们喝。只有欧阳予从我凝重的神态里看出问题反问我道“是否担心安全问题？”，我说：是底！他告诉我没有100%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要通过调试才可以保证。

我立即向报告了马老。马老说：要对2700万浙江人民负责。你打个报告！给上海市委的报告几天都无人受理。我又向二机部和国防科委报告，并建议暂缓富阳点上的工作，派一部勘察人员转到浙江盐海秦山。二机部国防科委批示由上海市728工程办公室决定。

1975年10月，王洪文在上海，马老说你去找他。我当面向王洪文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告诉他工程的难处在于无人拍板承当责任。王洪文说“你写两份报告，分送给国务院和我”

果然这次很快有了回应，在给王洪文的报告上华国锋作了摸棱两可批示，叶剑英、李先念都是圈阅。拿着依然两可的报告我问马老怎么办，马老说“你们的报告写的是有问题，抬头是请示意见应该直接报要求，这样才可以避免领导逗圈子玩文字游戏”考虑了许久，只能再打份明确报告。我果断地停止了原来工地的施工。拉着爱丁赴宁波东海舰队协调用地手续（原秦山地段是他们长远计划用地）。

1976年真是多事之秋，1 月总理走了，主席9月9 日也走了10月9日出了“四人帮”事件。对“四人帮”所谓爪牙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从上面压下来的工作阻力越来越大。 1977年2月，中央上海工作组副组长林呼加同志（原任北京市委书记），通知爱丁与我去中央工作组办公室汇报728工程情况。我详细将工程情况作了汇报。林呼加这才知道上海728工程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的国家重点项目，才知道我是从1971年开始负责728工程工作。才知道爱丁同志是1974年3月调来办公室担任负责人。爱丁对林呼加说：“他是负责工程全面的业务工作的”。林呼加问：“当前728工程工作主要有些什么问题？”我知道自己早晚会被替代就对林呼加说：“当前728工程扩大设计、设备设计以全面开展，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厂址点上问题复杂，富阳县点，浙江省省委负责人对核电站排放废水，涉及到富春江2700万人民的使用问题提出了质疑，我们设计的总设计师又不敢保证，我已报告二机部、国防科委建议暂缓富阳点的施工，抽调部分勘探力量去浙江盐海秦山点的工作。秦山点，废水处理后放入大海。对总理的安全指示可以做到100%的执行，不涉及直接饮用，建造的成本约高一些”。林呼加同志见我有摆脱工作的思想准备就安慰我说：“你要相信组织，你先去抓点上工作。二机部、国防科委同意你们的建议你就去把点上这环工作抓起来，那是非常重要的，你认真负责抓好，要对人民负责，其他问题不要多考虑，要抱着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揭批四人帮运动，碰到什么重大问题及时向我报告”。

告别林呼加后，回728工程办公室后，我根本脱不开身。，爱丁1977年5月调到上海市革委会基建组担任第一把手（主任）。有个电话通知要我回沪主持在国际饭店召开堆芯材料研讨会。我原厂的厂长（现党委副书记被检察院免于起诉，受贿分子。）王祖宇指派张病令，从生产岗位上拉出几个人在国际饭店贴我大字报。遭到警卫阻止，张病令等人再到闵行的728工程设计队，（这个单位当时是一极保密单位，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地点）同样遭到保安阻止。张病令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把大字报贴到了进728工程的设计队。我们728工程办公室已经划归市委基建组但是还没移接，基建组的负责人鲁纪华和我根本没有接触过，我们都相互不了解。他却逼我回厂参加“上钢一厂的党委会”。

我对上钢一厂王祖宇派来押解我回去的人说：“你们说鲁纪华同意我回去的，请出示上海市革委会基建组的通知，或者出示鲁纪华的手令。你们什么手序都没有，我怎么相信你们呢？”他们依旧糊搅蛮馋，我自信邪恶不可能战胜正义就告诉他们说“现在你们让基建组鲁纪华打电话给我，否则我不能跟你们回厂。我付不起这个责任，你们更付不起728工程的责任。”有位顾姓复员军人，“说王祖宇已同鲁纪华谈好，你不信可以打电话给王祖宇”。我知道他们无礼是因为背后有王祖宇盯着，看来人最后竟变得苦苦哀求了，我当时出于他同情和自信，也就不过分为难来人勉强同意回次厂里。

1977年8月16日，我去了厂里。哪知王祖宇竟将我强行扣留在厂内办所谓的学习班。我告诉他们，“我还有重要工作，付不起总理的托付”王祖宇对工作人员说“别听他的胡说，他是四人帮爪牙！”他把原石灰车间主任石金国为首的亲王派6个中层干部和4个才进厂的退伍军人成立了我的为专案小组！对我进行了隔离“学习班”。简直莫名其妙荒唐极点，我说我现在负责的工程，保密条例不允许我说，我对国家有付责。他们那里听得进，避我交代反党阴谋。实在是有口难辩。

乘“学习班”之隙，我跑到市委基建组找到鲁纪华核实，愤怒地指责鲁纪华：你对我情况多少，凭什么让人怎么糟蹋我！别人不了解我，我的工作性质你不清楚吗？”鲁纪华听了满面通红说：“王祖宇说你是上钢一厂的党委常委，让你回去参加党委会，是我同意的，但不知道王祖宇怎么你了”“你不要装糊涂！”“我被强行扣留厂内办‘学习班’，你不知道？”爱丁从办公室走出来说：“小朱你回来了，工地情况怎样？”我气忿地冲着爱丁喝道：“你不要装糊涂！什么工地情况怎样？我被扣留在厂内办‘学习班’你们都不知道！”

爱丁一听跳了起来说：“怎么一回事？你说说清楚”。我见他确实茫然的样子说：“鲁纪华下指示叫我回厂，参加上钢一厂党委会，我被王祖宇强行扣在厂内办了学习班！你们竟都推说不知道？”爱丁从1974年3月调来办公室，是个老干部老同志，二次生病住进医院，为他还派专人去北京护理，化掉二、三万元工程的款。挨过马老批评。现在他对我却落井投石，我未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自由都可以被任意剥夺，还谈什么工程！

爱丁唬着脸责问鲁纪华有怎么回事情吗！鲁纪华吱吱唔唔。爱丁说：”人人头顶有三尺神灵，你自身难保，临死还坑害别人，要遭报应的”。说完即打电话给向中央工作组副组长林呼加作了汇报。林呼加要爱丁、鲁纪华、我立即他去办公室。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爱丁也很激动。我气愤地想了许多问题，我个是普通工人就是回去也得把总理的托付交代清楚。对主席、总理无愧。

到了林呼加我被留在了办公室外面，据爱丁出来说：林呼加也严厉地指责了鲁纪华，越权利处理我。你属特殊情况，已经安排你去浙江点上工作为什么还在上海？。我说“是的，林呼加说过，但是我怎么走得开？”

我已经无所谓去留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情况特殊在那里，我要讨说法。

爱丁

把林呼加对鲁纪华的话学舌了一遍：这不是你的权利范畴，你是擅自用权，现在搞得我们很被动。对待干部的使用，要灵活、政略，非常时期要非常处理。中央工作组对他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让他一面工作，一面参加运动，主动说清问题，派去工地工作，避免正面接触群众也是一种策略，对他是一个考验。他在上层建筑时一直是搞业务工作的，对工程熟悉，目前工地一时派不出比他更熟悉的人，非常时期要非常安排”。我听后更难过，这那里是共产党的处事方式简直黑暗到底了。

爱丁最后还是要我回一厂并且说是上面的意见。我不知道是四人帮害国还是……。

从此我被迫离开了728工程办公室。在那里的所有资料和个人物品都无人让我去认领。许多来看望我的同志告诉我了点工程情况。鲁纪华那个事情发生数日后脑溢血，一命呜呼了。我就更不可能回到原来岗位。

在我们厂里的学习班上，当政的老干部耿心、王祖宇在1977年8月16日，对一位新干部的“批判会”上嚣张地嚎叫：“四人帮垮台你们末日到了，诸位朋友、同志们末日到了没有？”我回答“末日没有到”。

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研究原子弹、核武器，很多人觉得末日就是原子弹炸下去，核武器投下去，然后地球炸坏了，不是这样的理解，末日是什么呢？对人而言就是像我厂原厂长原一厂党委副书记王祖宇、原政治主任耿心，他们靠投机捞到权利，野心勃勃妄图当上上钢一厂党委书记的宝座。美梦成了泡影于是嫁祸别人。文革初期操纵两大派工人运动，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当作革命造反纵队说假话，背后对革造会说鬼话，是两面三倒的伪君子。他们搞阴谋欺骗了一部分人，文革中期，又窃取上钢一厂革委会主任紧跟全面接受“四人帮”上海市委、市革会部署的步伐，跟马天水的关系密切，捧王洪文为座上宾。王祖宇任第一把手时，有三位群众代表监视，他们贼手不敢伸。文革后把自己扮演成受迫害、受排挤的人。打着“胡汉三”的旗子，倒算旧帐，邓小平执政时期当上了党委书记。改革阶段做了受贿人，犯下受贿罪。在经济放宽政策下，被检察院定为有罪，法律判为免于提诉、不判刑。党内不准登记的不记名党员，不作离休干部。当人的思想不像人的时候，他那过的日子更难受。王祖宇这种人坏事做尽，苍天在惩罚他，他长期受糖尿病折磨，享受不了人间的美食，现在双眼失明，变成了瞎子，看不到花花世界，看不见上海的高楼大厦，看不见受贿的花花绿绿人民币的面额，看不见受贿的电视机彩色画面，看不见子孙后代哭笑的面貌。每天摸着墙边、桌椅走路 ，长期生活在黑暗之中。他的道德伦理都沦丧了，和禽兽没有两样，胜者为王的美梦彻底消落。多行不义必自毙，搞阴谋诡计的人总是没有好的下场。即使一时猖狂欺骗了一部分人，重用、提拔一些亲信，这些亲信不一定会替他争气，而目的一样贪。如我的专案组中6个中层干部有5人贪，其中副组长后销售科科长唐力知被判7年，还有2人中年死亡。他们权利再大，无力与苍天相抗，人算不如天算，好人一生平安。

我原来是一个普通工人，在1966年初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获得锻炼。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摧伏众魔，无量智慧，威光炽盛。1968年3月18日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审批，被任命为上海第一钢铁厂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第四召集人（副主任）。周年7月去市委党校学习。同年分配到上层建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科技组）担任业务组组长，进政治干校学校。1971年调上海市728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是马天水。马天水是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办公室担任主任，是负责我国首座秦山核电站组建工程的负责人。728工程是全国的重大科研项目，坚毅奋发，自强不息，奋斗实现周总理的指示。1972年我厂召开党代会，被选为上钢一厂党委常委。在上层建筑工作了11年里程中，有八次晋见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其中荣幸当面向总理汇报三次，周总理同桌共餐二次，出席国庆招待会二次，登上北京观礼台，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文革10年中，建造我国首座核电站使我一生中的炫耀，任狂风暴雨也冲刷不掉的事实。毛泽东思想深深埋藏在我的心中，毛主席、党中央视工人阶级为宝、是中国的主人。毛主席为核心，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大救星。十多年的上层工作中，我掌管数亿元工程资金，回到厂内，王祖宇等人百般找我经济上的茬，结果我还是两袖清风。现在享受着毛主席政策，领着退休工资，身体健康，子孙满堂，过着天伦之乐的晚年幸福生活。

以身殉职的中共九大代表 党委副书记炼钢工人刘守保 

刘守保是上钢一厂平炉炼钢车间一位炼钢工人，我认识他是在１９６９年召开九大会议之前不久，当时全国都在筹备中共九大的召开，推选九大代表，按照上海市革委会的要求，要我厂不在造反派中而是在炼钢工人中推选一名党员为九大代表，我们厂革会多次讨论后，决定在三个炼钢车间的炉长党员中选出，由厂革会组织组报出此范围所有人员名单，带着政审材料，交厂革会继续讨论，在逐个审查后，大家趋向于平炉车间的刘守保同志，我记得介绍他是湖北人，老工人，政治历史清楚，是这些人中比较优秀的党员，是参加冶金红旗的一名普通战士，在听取了全厂各方面广泛意见后，厂革会决定正式决定了刘守保为我厂出席九大代表的候选人。在得到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后，我通知他前来厂革会报到，办理手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忠厚朴实的化铁炉炼钢炉长，他当时很激动，并有些害怕，怕自己难以承担这一光荣使命，我积极的打消他的顾虑，并说这是毛主席看得起我们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一个普通工人能作为九大代表，也是一件破天荒地大事。以前党代会如果有一个名额的话，却挨不着我们普通工人的份的，因他一直在车间生产岗位上，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全厂情况，怕他到北京后，一问三不知，我鼓励他勇往直前，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会议。九大结束了，我厂党委也成立了，我这个非党新干部离开办公室，调离新的岗位后，就没有再遇到过刘守保，在杨士法调来我厂任党委书记时的党代会上，刘守保被选为党委常委，也开始进了领导班子。他是党委班子中的在厂唯一工人代表。１９７５年十月，被批准为党委副书记，负责生产，他不是什么王洪文的“小兄弟”，像陈永贵一样，作为工人代表，参与了厂的领导工作，他深入到各炼钢厂炉前，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工作勤勤恳恳，深入细致，没有官架子，也敢于直言，大公无私，是一个实实在在干实事的人。在七六年高温季节中，在他深入到第三炼钢车间路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亡，为我厂的炼钢生产，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留下了妻子和多个儿女而去，使我们全厂都很悲哀，无不感到痛惜。他没有享受到因工身亡的烈士待遇，只是把他的大女儿以一级工的待遇，顶替进厂。想不到我最近才知道，王祖宇等人，竞以刘守保是九大代表，死了还遭清查。要他死后顶替进厂的女儿退还进厂三年时拿的一级工工资（42元）。推翻了原党委处理作出的正确决定。（他家人口多，现在一下子失去90多元家庭生活顶梁柱，确实困难重重，加上是因工死亡，这样处理女儿顶替按一级工工资标准进厂，符合当时的政策的，并没有任何搞特殊化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他不被当选我厂的九大代表的话，也就不会发生到其他炼钢车间抓生产而牺牲了。追悼会上，党委发给刘守保治丧委员会每人一张刘守保的照片，我至今还在完整地保存，永远缅怀。

注：另外有三见总理事关国家机密，应作者要求，晢不公开，希望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