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醒,“日不落帝国”的太阳落山了
醒醒,“日不落帝国”的太阳落山了
从网上得知,《大国崛起》正在热播中,我本人是懒得去全心欣赏、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的。记得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美国的犯罪率恐怕是有目共睹的了,欧洲经济学家曾经讨论美国失业率比欧洲要低些的原因,嗯,据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押的囚犯比欧洲多,多得以致于两者的失业率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假设一下,如果美国的什么有关部门在这些在押犯人中选出1000个“个人事迹”最突出的每人1000字的“事迹介绍”,然后呢,让布什总统在那个椭圆形办公室里,闭门不出地阅读这1000人×1000字=一百万字的“资料汇编”,估计有可能是布什会立刻赶往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强烈要求安理会授权他可以动用除核武器以外的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推翻这个“邪恶政权”而重建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嗯,想必这会让有些人士是老大不高兴的,哦,抱歉,我本人仅仅只是在讲一个笑话,请息怒。这个笑话的意思呢,是想说明,对一个复杂事物是不能仅仅凭借其中的某一个原因来进行判断的。比如,看到《大国崛起》这四个字我就没兴趣看了,以中国人的习惯,对历史通常是说“得、失”、“兴、亡”的,就是说从两方面一起看的。看看司马迁著史目的之说即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宋代,程颐言:“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都是历史本身的两面性。如果仅仅凭着什么先入为主的什么“先进”理念,然后在历史书中找材料,水平和我上面的笑话,嗯,差不多吧,哦,资料多了,学术味道浓烈些,甚至可能是蔚为大观,叹为观止矣罢了。
区区小子我本一无所长,只不过倒有个喜欢翻书的毛病,哦,这里得解释一下,为什么是翻书而不是读书,因为正是翻书翻多了,所以倒也见了一些多余的,曾经也想好好读读孟子的,可是有一日,就翻到一本什么书里列出了孟子的什么注、疏、解、义之类的古籍书目,有个几百种吧,看了,脸有些热,自己告诫自己这个孟子专家可千万别脱口而出地让人笑话了。甚至连“读书”二字都有些不敢提了。
或许,书翻得多的缘故,所以乱七八糟的名词就模模糊糊地有些印象,看到这个《大国崛起》我就模模糊糊地联想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好像都有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形,而且这个登场或下台也似乎不是剧情规定也非绅士风度或君子谦让造成的,英国是曾经演奏过声势浩大的“日不落帝国”进行曲的,其场面就算是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恐怕都要黯然失色的,但英国人为什么就没继续“进行曲”下去,我依稀记得好像不是因为英国人自己觉得累要歇歇的,记得在蛮有年头之前翻过一点二战史的,英国在东南亚的大海波涛中威武雄壮着的两艘战列舰被日军炸沉后,英国倒是以英王政府名义发出强烈抗议的,不过似乎也就没下文了,敦刻尔克大撤退,那是什么重武器都不顾的。而到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以其“蛙跳”战术打击东南亚日军时,日本军部其实是很头疼它那百万士兵无法从中国大陆脱身的,据说日本是有些人士认为当年我们中国人理所当然认为是日本鬼子的那些应当是属于“日本曾进入中国者”的,如果姑且站在他们的立场想想,英国在英国崛起的年代里,是以一个“东印度公司”和数千“文明秩序维护者”士兵这样的“曾进入印度者”就控制了整个印度的,日本人本来或许也是只要这么个“曾进入中国者”的,可偏偏当时的中国人就是硬不领会“大东亚共荣圈”的好,居然就让“日本曾进入中国者”达到了百万级而无法脱身,连我都为日本的这些人士感到可怜。
想来,《大国崛起》班子的先生们恐怕也是认为,当年英国崛起而造就的“日不落帝国”也是“英国曾进入某某国者”形成的,而且正因为是“日不落”,所以唐诗里的“只是近黄昏”的感慨,也就“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了,那真是好得妙,妙得透了。对这段历史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是反法西斯的英雄人物--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英语国家史略》的第十五章《印度帝国》里是有些叙述的:
十八世纪,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仅仅作为贸易机构建立起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日益迅速地发展成幅员辽阔的帝国。一七○○年前后,只有一千五百名英国人住在印度,其中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稍事逗留的水手。他们独居在一些贸易站里,与印度政治毫无联系。一百年之后,成千上万的英国官员和军人在英国总督的统辖下,控制着辽阔的区域。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重大变化是英法斗争的结果。英法两国的斗争在这一百年里连续不断,而且扩大到全世界。在美洲大陆,法国人成功地帮助英属殖民地获得独立,英国人遭到失败。印度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英国和法国在那里战斗时,两国在欧洲却能安然相处。但是,如果欧洲介入的时机尚未成熟,英法两国决不会在印度展开激烈的斗争。(《英语国家史略》下册 P175)
英、法、葡、荷四国商人一直在印度全力竞争,但由于“莫卧儿大帝”在德里实行着统治,他们的竞争尚较文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发展成强大的机构,拥有一百二十五万英镑的资本,每年的利润达百分之九。查理二世曾在一六六八年将孟买以每年十英镑的价格租给东印度公司,那里的人口当时已经增长五倍多,超过了六万。英国人在一六三九年建立并设防的马德拉斯,是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于一六八六年在胡格利河入海口处建立了一个贸易站,加尔各答从此才有人烟,此时它已发展成一个繁荣而安静的贸易中心。设在本地治里的法国印度公司也得到迅速发展,不过它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同,不是私有企业,而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这两个公司抱着同一个宗旨:发展贸易,牟取利润。英法两国都不想占领土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长期以来不愿意拥有土地,也不愿在他们的贸易站之外承担任何责任。一七四○年前后,形势逼迫他们改变了这种态度。马拉塔人杀害了东南沿海五百英里长的卡纳蒂克省的总督,威胁着马德拉斯和孟买,袭击孟加拉内地。欧洲商人不可能袖手旁观了,他们必须单独作战或者同印度统治者协力战斗,否则就得撤走。大部分荷兰商人已经撤到富饶的东印度群岛,葡萄牙人在这场竞争中早巳落伍,英国人和法国人决心继续在这里经营下去,于是,这里只剩下英法两个欧洲强国的商人了。(《英语国家史略》下册 P176)
印度的一些觊觎帝位者控制了莫卧儿帝国的德干省,征服了卡纳蒂克省。迪普莱克斯带领寥寥无几的法国军人和二、三千印度军队把他们赶走,扶植他的傀儡上台。英国人支持的默霍迈特·阿利被赶到特里奇诺波利,受到层层围困。法国人一举成为印度南方的主人。他们下一步的打击目标显然是英国人。进行和平贸易或如今日所说的不干涉印度事务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东印度公司必须进行战斗否则就要灭亡。......一七五二年,克莱夫和英国派来的正规军人斯特林格·劳伦斯一起打败了法国人及其支持的篡位者,把默霍迈特·阿利扶上王位。卡纳蒂克省转危为安。翌年,刚结婚而身体欠佳的克莱夫回到英国。他从印度统治者手中收到大量财富,人们委婉地称之为“礼品”。迪普莱克斯则继续斗争,他在一七五四年奉召回国,九年之后在穷愁潦倒中死去。在印度的英国首领纷纷赢得财富和权力,而法国人则多半落得可悲的下场,这两种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语国家史略》下册 P177-178)
这里的引用比较长,不过,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是不是会觉得和《大国崛起》的色彩大不相同?
丘吉尔叙述了克莱夫以后在印度的“赫赫战功”后称:
后人不应对英国在印度进行扩张的性质产生误解。英国政府从未直接参预印度的冲突,虽然皮特欣赏克莱夫的才能,利用自己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给予支持,但皮特对印度局势并无重大的影响。再说,他也在进行一场世界战争。由于联络不便,路途遥远,形势复杂,他让克莱夫自由行动,仅仅为他提供一些支持和忠告而已。东印度公司是个贸易机构,它的董事都是商人。他们寻求的不是战争,而是利润。他们为土地和军队花一分钱都感到可惜。印度次大陆的动荡局势迫使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和主张,去控制越来越多的领土。到头来,他们几乎是无意地建立了一个大帝国,这个大帝国不比莫卧儿帝国弱小,却比它更安定。如果“帝国主义扩张”这个概念指的是有意攫取政治权力,那么,把英国在印度的行动称为“帝国主义扩张”则系无稽之谈。有些人谈到印度时说道,英国人的帝国是在无意中建立起来的。这种说法倒是颇有道理。(《英语国家史略》下册 P182)
呵呵,丘吉尔真会说话,和英国政府无关,嗯,很符合“政府不得干预自由经济贸易”的现代潮流,不过,丘吉尔自己还是透露了一些真相的,资本为了利润,甚至是不惜发动战争的,确实,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他们为土地和军队花一分钱都感到可惜”的,可是一旦有谁挡了他们的财路,恐怕就只有战争了。我们再看看丘吉尔先生自己的叙述:
整个力量在故人面前处于一比十七的劣势。他们背后是正值汛期的胡格利河,没有退路。敌人在前面的平原上围成半圆形。克莱夫把部队布置在一片芒果树林的边缘,等待敌人进攻。双方并没有交锋,但这却是一次将决定印度命运的较量。炮击持续了四个小时,后来苏拉贾·道拉发觉军中有叛变迹象,便听从了策划背叛他的那些人的建议,下令撤军。克莱夫决定放他走,以后伺机发动夜袭,但一名下级军官违命出击,于是全军便象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追杀出去。敌军惊慌四散,苏拉贾·道拉在几天后被莫·贾法的儿子杀死。克莱夫仅仅损失三十六人,却取得了普拉西战斗的胜利,成为孟加拉的主宰。
......
法国人仍然十分活跃,甚至连荷兰人也表现出要干预的迹象。但是,克莱夫将他们一一打败。如果英国人不直接实行统治,他们就必须保证一名友好的当地人执政。间接统治是当时的常见做法,而直接统治住往会造成无政府状态和大规模的流血。克莱夫在一七六○年再次回到英国时,英国是留在印度的唯一的欧洲强国。在四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使印度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国人尚能保留他们的贸易站,但他们的影响已经一扫而光。九年之后,法国的印度公司也解散了。克莱夫已经聚敛了二十五万英镑的财富。根据当时的风气他用贿赂的手段进入国会,并且取得爱尔兰的一个爵位。(《英语国家史略》下册 P181)
孔夫子说过:“学而优则仕”,而丘吉尔先生则为我们树立起一位“战而优则富为贵”的光辉典范,实是比孔夫子先进了。
记得有人说,当年的鸦片贸易不是当时的英国政府行为,而是商人自发的,咦,真是奇矣怪哉兮,吾不解也,英国杰出的学者亚当·斯密不是说,个人追逐私利的动机常常比他有意识为社会谋福利更有效吗?那英国商人贩卖鸦片,这肯定是出于个人追逐私利的动机嘛,当然不会是有意为社会谋福利了,可这个什么福寿膏的莫非是中国人无福消受?哦,想起来了,中医是有句话叫:虚不受补,嗯,这倒害得英国的亚当·斯密受委屈了。
记得中国有句俗话叫:杀人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我自己在想,如果有人编篡俗话辞典,在对这句俗话解释时,引用丘吉尔的这些文字,哦,如果还能考证出这句俗话也是有悠久历史的,嗯,这个“学贯中西、博通今古”的帽子是应当掉不下来了。
或许由于自己胡乱翻过的书还是有些,而且还比较杂,所以,看到《大国崛起》,我就联想起了衰落,其实,丘吉尔本人(1874-1965)是应当有体会的,“日不落帝国”并没有因为二战的荣耀而再创辉煌,虽然,丘吉尔在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颁奖辞称:“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然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想来,世界上确实没有多少人能够获得如此殊荣,然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恐怕是无可奈何地看着“日不落帝国”不仅是“近黄昏”而且是“落山”了,他本人所获得的如此殊荣,仿佛是为“日不落帝国”太阳的落山抹上了一道极为艳丽的“最后的晚霞”。
《大国崛起》是讴歌了葡萄牙、西班牙什么辉煌而喜悦的“崛起”。可是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里的一段,想必是《大国崛起》全体参与的同志们所实在不忍心见到的:
更为鲁莽冒险的是一支有180人、27匹马和8门火炮的西班牙远征队对印加帝国的征服。远征队的总指挥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他是一个西班牙军官的私生子,目不识丁,当过流浪者。他在经过最初的几次探险、获悉印加帝国大体的位置后,于1531年同他的4个兄弟一起,动身进行伟大的冒险。皮萨罗在翻越安第斯山脉时耽搁颇久,之后,于1532年11月15日到达已荒废了的卡哈马卡城。第二天,对这些陌生的“蓄络腮胡子的男子”感到好奇的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正式访问了皮萨罗。皮萨罗仿效科尔特斯,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轻信的皇帝监禁起来,并残杀了他的许多随从。皇帝为获得自由付出了一大笔赎金——占地长22呎、宽17呎、高达7呎的一堆金银物品。皮萨罗攫取这笔财物后,却以惯常的背信弃义和固执向阿塔瓦尔帕提供这样的选择机会:或者作为异教徒在火刑柱上被烧死,或者作为基督教徒受洗礼,然后被绞死。这位不幸的皇帝选择了后者。于是,印加帝国处于无领袖的境地,而印加居民已习惯于家长式管辖,所以,他们进行不了什么抵抗。数星期后,皮萨罗开进首都库斯科,将它洗劫一空。第二年,即1535年,他动身去沿海地区,在那里兴建利马城;利马至今仍是秘鲁的首都。(《全球通史》下册 P144)
而一本是由欧洲14位历史学家编写并以15种语言在欧洲发行的历史教科书《欧洲史》中写道:
殖民地是宗主国的最佳市场
殖民地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而建立的,由此得出如下几点:
1. 殖民地应依附于宗主国,受宗主国的监护。
2. 殖民地的贸易应由殖民地创立者垄断。
如果殖民地可以抛开宗主国,那它就没有用处了。因此,根据宗主国的要求,将殖民地的工农业只限于某些特定产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殖民地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或者消费其他国家的商品,这种贸易额就是就是对宗主国的盗窃。
摘自百科全书(1751年)词条“殖民地”(《欧洲史》 P342)
再看看:
巴西社会的形成依赖于甘蔗种植业,因为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这个产业需要大量的奴隶,他们来自非洲。(《欧洲史》 P344)
我的记忆力一向不好,所以只是依稀记得国内有过什么经济学教授是一直提倡这个“比较优势”的,什么“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啦,咦,似乎是有点像这里面的一些内容,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西方国家廉价生产裤子啦,鞋子啦,打火机啦,然后呢,进口什么波音啊,空中客车的,再然后,我们就可以站在未来五百年的历史高度筹划中国人“大飞机”的战略布局。哦,得严正声明,教授本人完全没有殖民地的意思,完全是根据科学的经济学深思熟虑而得出的研究结论。
还有些的,嗯,那更不是《大国崛起》全体参与的同志们所喜闻乐见的:
一位多明我会修士眼中的西班牙征服者
多明我会修士德比多利亚反对西班牙人在美洲的行为,他甚至捍卫印第安人在其居住领土上的主权:
这些魔鬼在400古里的土地上进行蹂躏、破坏、杀戮,那里原先是一片安乐景象,有美丽的大省、宽广的土地、可爱的区域、很大的村庄,人口众多,黄金丰富。他们对各个民族斩尽杀绝,不留下任何说别的语言的人,只有那些逃进山洞或地洞的人才逃脱这残酷可憎的命运。他们采用种种奇异的、极端残忍的、不公正与亵渎宗教的手段屠杀、毁灭这些无辜的人民,将其中的400万-5000万人打下地狱。((《欧洲史》 P343))
嗯,这些文字我看了都有些不忍心,我想,是不是有谁建议修改一下《刑事诉讼法》,对那些虽然已经死去但生前是恶意诽谤、恶毒攻击西方文明特别是大国崛起历程的不法之徒,只要证据确凿,就可以缺席诉讼而缺席审判的。
就是西方自己公认的杰出人物--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这里谈到已经衰落的葡萄牙时甚至不屑于多写几个字,仅仅是:“葡萄牙人在这场竞争中早巳落伍”,想来就是丘吉尔本人也不愿靠“早巳落伍”的葡萄牙多些稿费的。不过,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士,是以如此这般的烈焰激情讴歌着“早巳落伍”的葡萄牙那早已在故纸堆里的“赫赫战功”,以我想来,这似乎是“脱帽子放屁--莫明其妙”的事,哦,是这样的,我本人对放屁时脱帽子究竟有何妙处确实是不明白。
以中国论,我们暂且不讨论那久远的“夏商”,就以周朝而且是史书有具体描述的算起,中国自己的“黄色”或“大陆文明”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其源远流长而传承有绪的。而反观西方文明,虽然是“言必称古希腊”,可是,在公元前387年(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由柏拉图建立的学园历经900年(牛津大学大致有800年历史)在公元529年被皈依基督教的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所关闭,以后,至少有500年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实际是不知道什么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的(哦,有少量亚里士多德著作在公元六世纪由波埃修翻译为拉丁文)。而这些古希腊典籍进入了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学者则在西方人几乎遗忘古希腊时倒是认真琢磨着亚里士多德,西方人重新获得亚里士多德是通过阿拉伯学者保存和研究的阿拉伯文亚里士多德的。这就到公元12世纪了。到1203年基督教的十字军攻占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后,一批古希腊原文典籍由西方重新获得,西方学者才由希腊原文翻译这些典籍。
西方人由此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古罗马,如同一个思想、文学的新大陆,以致于把基督教教父的拉丁文称为是“野蛮的拉丁文”。著名的“文艺复兴”拉开序幕,开始摆脱神的禁锢而讴歌“人的解放”。
记得有个成语是“数典忘祖”,可对那些由于“对财富的渴望”而精熟于数什么币却不知道“典”怎么“数”就“忘祖”的人士,想来,“数典忘祖”这个成语都会愤愤不平,再怎么着,咱这成语还会“数典”啊。
哦,想起来了,鲁迅先生是要青年不读古书的,可是,对杀人如麻而满口仁义道德地“尊孔读经”,如果不是“吃人”,难不成倒是不食人间烟火吗?还得跟着“读经”吗?而先生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那种小家子气的个人独立精神,肃静,回避!
其实,东西方文明本就是各有千秋而互有短长。对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受命于自己国家危亡之际,以其毅力、气魄和智慧避免了一次毁灭性的战败,我只能对此表示敬意。但是,对英国绅士在印度、中国等等地区的“日不落”式掠夺,抱歉,这可实在不好意思敬仰。
看过一点介绍,《大国崛起》对郑和下西洋有段辞:“公元1500年前后,中国正处在明朝统治之下。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但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郑和死后,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海洋上消失了。”。嗯,看看此时的欧洲,东方的财富是如此诱惑人,可惜和他们无关,因为当时和东方贸易的主要是阿拉伯商人控制着海上通路,“对财富的渴望”实际是探险的最大、最主要的动机,或许因为欧洲人饮食有更多的肉类,因此他们需要大量的以胡椒为代表的辛香料,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一段:
达·伽马与卡里库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难,不仅因为当地阿拉伯商人的敌视,更重要的是,还因为葡萄牙(和整个欧洲)当时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制造品通常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
达·伽马费了很大努力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离港回国,于1499年9月到家。这船货的价值相当于整个远征队的费用的60倍。令人眼花缭乱的视野展现在满心欢喜的葡萄牙人面前,曼努埃尔国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贸易之王”的称号。对这些称号的接受是相当认真的。葡萄牙人决心垄断沿新航路的贸易,不仅将其他欧洲人排外,也把数百年一直在印度洋上经商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排除出去。为了坚持这些要求,葡萄牙人采取了无情的恐怖主义,尤其是在遇上他们所憎恨的穆斯林时。(《全球通史》下册 P132-133)
再看看对麦哲伦远航的描述:
麦哲伦的远征是航海事业中一篇伟大的史诗。他率领一支由五艘均为100吨位的帆船组成的船队,于1519年9月10日从塞维里亚启航。......(注:为节省篇幅,省略期间损失了二艘船的过程)他们最后抵达香料群岛的时间是1520年11月。葡萄牙人那时已在那里,他们毫不迟疑地进攻剩下的两艘西班牙船(还有一艘船已被离弃在菲律宾)。尽管遇到所有的障碍,西班牙人仍能获得丁香货物,然后,取道不同的航路启航回国。试图重越太平洋的一艘船因遇逆风而折回,被葡萄牙人捕获。另一艘船则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航行:它先穿过望加锡海峡、越过印度洋,然后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岸向上方驶去。1522年9月3日,这最后一艘幸存的船--船体严重漏水,船员已大批死亡的“维多利亚号”,缓慢费力地驶入塞维里亚港。不过,这一船香料货物的价值足以支付整个远征队的费用。(《全球通史》下册 P140-142)
如果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我想我们应当对他们表示应有的敬意。可是,如果有谁借着这种敬意做自己的买卖,那还是要分析分析的。
现在设想一下郑和下西洋,讲什么样的贸易?贸易什么?嗯,马克思现在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不过他的书还是有的,看看注明是马克思写于1859年11月中而刊登于1859年12月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对华贸易》一文摘引:
蓝皮书附有1852年广州的一位英国官员米切尔先生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我们现在从这份报告书中摘录如下的一段:
“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的商约充分生效至今(1852年)已将近十年。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000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在紧靠生产地区之处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老实说来结果就是:经过十年以后,贸易部的表报告诉我们,亨利·璞鼎爵士在1843年签订附约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本身在1850年底给我们带来的还要大些--这里是就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论的,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唯一问题。”
米切尔先生承认,自从1842年条约订立以来,几乎完全是以白银交换鸦片的中印贸易,已经大大发展。但即使是对于这种贸易,他还补充说:
“它从1834年到1844年的发展,与从1844年到现在的发展,速度是相同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可以认为它是在条约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从贸易部表报上,我们看到一件非常突出的事实,即1850年底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同1844年底比,几乎减少了75万英镑。”
......
......1844年,米切尔先生曾将各种质料的土布样品寄到英国去,并且注明其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按照他所开列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不能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把它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呢?
然后,马克思分析了中国那农业与手工业在家庭内部的结合,使得手工织布的成本极为低廉,马克思在最后写道:
正是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过去长期阻挡了而且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社变成纯粹的农场,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之类的原料来和英国货交换。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
现在,谁能告诉我们,从1840年倒推三百年的1500年郑和下西洋究竟能贸易什么?
有些人士对德国的希特勒是比较头疼的,因为希特勒属于标准的欧洲人,绝非是如亚洲为诬陷西方文明而制造出来的。其实,希特勒就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由西方文明自己培育出的一朵“恶之花”(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诗集名)。
说西方是资本主义想必是没人反对的,而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需要市场的,可德国的发展是比较晚的,到希特勒上台后,举目全球,那些列强们已经瓜分差不多了,难不成指责希特勒没有想到这个WTO,可到今天,这个“多哈回合”谈判好像就难以为继了。希特勒甚至不是“不惜一战”而是必战,看看丘吉尔自己描述的印度,难道会兴高采烈地开放给德国商人?
而日本,同样如此,有人说义和团实在是愚昧,竟然相信什么刀枪不入,嗯,我也认为这是愚昧,可正是这些愚昧的义和团的前赴后继使得西方列强不敢瓜分中国。我依然记得翻过的二战史中情节,当年日本攻打英军守卫的东南亚群岛时,士兵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以队列迎着英军的机关枪扫射而行进着,以致于英军机关枪枪手手都发软而丧失了斗志。
《大国崛起》中以烈焰激情所讴歌的九大国相继崛起,历史上好像是没有温文尔雅地以绅士风度谦让过的。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美国一唱片公司在录制时是动用了一门真火炮的实弹炮击,一时间这张唱片就成为音响发烧友的宠爱。而这首序曲却是拿破仑霸业的“哀歌”,“1812年6月拿破仑率领60万大军入侵俄国,俄国人民奋起反抗,浴血奋战,最后拿破仑军队只剩下几千人惨败逃走。”,有人评论过:“拿破仑战争,俄罗斯又有一次几乎亡国的危机,但奇迹般地又挺过来了,而且不但战胜了拿破仑,战后还成为欧洲事务的主宰者,人称"欧洲警察"。”。
再看看西班牙和荷兰,作为天主教捍卫者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想以君主身份统治荷兰,而荷兰特别是一批贵族信奉新教,摧毁了很多天主教教堂,西班牙就不乐意了,而这个起义的荷兰受到了特别是英国的支持,而且那位信奉天主教的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被新教处决了,这激怒了菲利普二世,他的无敌舰队就到英吉利海峡威武雄壮去了,可被英国打败。丘吉尔爵士著作里有一个章节《西班牙舰队》详细叙述了这个过程,简单摘要一些看看: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形势明显地有利于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生产的黄金和白银源源流入西班牙,大大加强了西班牙帝国的物质力量,菲利普国王因此可以武装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英格兰统治集团十分了解这种局面。只要西班牙控制新大陆的财富,她就能建立和装备一支支强大的舰队。因此必须在产地或者在远洋船只上夺取这笔财富。为了加强自己的财政实力并破坏敌人对荷兰和英格兰的备战工作,伊丽莎白批准对西班牙沿海地区及其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进行突然袭击,她还佯装对此毫无所知。......
被西班牙人称为“海洋大盗”的德雷克,对他们的港口和船只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就是要迫使英格兰对西班牙宣战。他袭击运载金银的西斑牙船只,并在一五七七年作环球航行时对南美西海岸的西班牙殖民地进行掠夺。此外,他还不断袭击西班牙在欧洲的港口。这些行动都是促使西班牙对英宣战的因素。......
西班牙人对于侵略英格兰的计划考虑已久。他们感觉到,英格兰的干涉对他们重新征服尼德兰是很大的障碍,不制服英格兰,尼德兰的动荡局势就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一五八○年,菲利普二世吞并了葡萄牙。葡萄牙海军建设者曾经放眼地中海以外的海洋,试验了能在南大西洋活动的各种船只。因此,葡萄牙大帆船成为西班牙舰队的支柱。整个舰队集结在里斯本港。......
西班牙人企图用数百名奴隶划动的那不勒斯大帆船进行反击,可是德雷克和霍华德率队先后冲向西班牙的主力舰队。霍华德报告说:“西班牙人被迫退却,象绵羊一样聚到一起。”......
英吉利海峡对西斑牙人实为一段痛苦的历程,英国舰队的大炮猛轰西斑牙帆船的甲板,杀伤船员,打击了士气,而英国舰队几乎没有受到任伺损失。
看看丘吉尔爵士对早已落败的葡萄牙依然是不肯多说几句:“一五八○年,菲利普二世吞并了葡萄牙”。看过有人质疑《大国崛起》用这些大国的崛起论证什么“和平崛起”,如果看到这些西方人自己著作中描述的这些战争冲突,这种论证恐怕都可能是一种“政治不正确”了,西方人对自己的历史还是比中国人熟悉得多的,用这样的“大国崛起”论证“和平崛起”,恐怕西方世界都要认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全球通史》作者在《西欧扩张的根源》章节前引用了阿诺德·J.汤因比的话:
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
难道西方世界对曾经被自己“狠狠的打击”过的国家的崛起会欢天喜地、哭着、喊着、闹着、跳着地“要开放”自己?
记得在EMAIL(2002年3月29日)中写道:
网上看到据说西欧有人在质疑911事件,我看了就想笑,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感觉这就是依存和矛盾的一种微妙转化。美国的用心在于利用自己目前的优势,争取更多甚至是绝对的保障。西欧应当和美国是一家吧,至少文明和制度是一家。且慢,美国如果拥有绝对安全,西欧自己都会感到风险太大。等于是你大宴小宴天天不断,但天花板上枪是伸着的。虽然大家都是好兄弟,可兄弟的脑袋却只有一个。
这种质疑其实也就是质疑美国今日战略的合法性。如果质疑得到证实,那么除非美国不顾其合法性,这样也就是美国和西欧的分化开始。
而在2003年5月20日的EMAIL中写道:
如果以历史角度而言,记得那位何新是特地指出第一次双布会谈的特征,地点:葡萄牙属地亚速尔群岛,参与者:西班牙、英国、美国。而这四个国家又正好是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标志性国家。从葡萄牙起,所谓的海洋霸权国家就是参与者的国家。何新比较悲观,他感觉是,这次伊拉克战争是海洋性霸权的合作、恢复并保持其地位的开始。但区区估计,这是500年来海洋性霸权的衰落的开始,当然这样的衰落是长期的。
哦,得说明一下,我本人无法证明这些日期时文字的真实性,因为我是小人物,所以这些文字也从来没有被白纸黑字过。还有一点,虽然提到“美国和西欧的分化”,可当时并没有认定如此。
而之所以引用自己的EMAIL,倒实在不是想说明自己的什么先见之明,倒正因为自己已经有过这些私下言论,所以对《大国崛起》实在是懒得看。西方文明中的“开拓性精神”,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会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甚至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一座丰碑。可是,和“开拓性精神”相生相伴的“攫取性精神”所造成的血腥却是无法用一座丰碑来遮掩的。我们用蛋糕作比喻,如果做大蛋糕的空间很大,那么“开拓性精神”就会高歌猛进得令人惊叹,可如果做大蛋糕受到某些因素限制就这么大,那“攫取性精神”恐怕就会“六亲不认”地抢夺蛋糕了。
资本争夺市场空间的例子是实在太多,现在国内的粮食、食油等基本生活品已经涨价。不过我估计有些人未必能联想起数月之前发生过的事情,2006年5月17日,有报道评论美国股神巴菲特,而巴菲特在金融投资界则是信奉长期投资理念的丰碑性典范,以致于一年一度“巴菲特午餐约会”的竞价已达四十五万美元(由巴菲特交慈善机构,用以资助穷困者和无家可归者),而且已经遗嘱决定数百亿财产捐赠慈善机构,令人不得不敬仰。现在看看2006年5月17日的报道:
“股神”巴菲特近期的投资取向出现急转,日前他对和金属商品市场的极度投机行为表示十分担忧,他认为目前的金属商品价格高涨不是因为基本面的因素,而是出现了大量的投机资本进行炒作的结果。除大麦、玉米、大豆等外,巴菲特认为其他所有的商品都出现了非理性繁荣,特别是金属和石油这两大商品,出现一种令人恐怖的上涨,巴菲特最近大肆抛售白银等金属商品,大量买入大麦、玉米、大豆、棉花、橡胶、白糖等农产品,与鼓吹糖价还要涨几倍的罗杰斯不谋而合。人口越来越多,不过全球耕地却越来越少,金属升价人们可以不买或少用 ,但人们不可能不吃饭,民以食为天,衣食住行中,食应该排第一位,生存权最重要,巴菲特和罗杰斯认为下一个暴涨品种是农产品,这次是否灵验就要走着瞧了,可巴菲特抛售白银等金属商品,就真的导致有色金属价格暴跌,“股神”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唉,早就知道有句俗话叫:“刀切豆腐两面光”,现在是深有体会了,想想,如果真是慈善家,那么怎么会在明明知道“全球耕地越来越少”下,却仗着“人们不可能不吃饭”而投资那“下一个暴涨品种”农产品的,这怎么看,就怎么像“乘人之危”!
如果信奉长期投资理念应该是投资于新型的农业技术,既然数百亿都捐赠了,那何必哄抬基本生活品价格而自己谋取暴利呢?
其实,这就是因为现在是如何多抢些蛋糕的时期了。目前以美国对冲基金为首的甚至是数万亿美元“荡漾”在各种大宗商品衍生交易的“海洋”中寻找着猎物,不过现在的理论改了,叫什么:“金融期货是价格发现和避险的工具”,结果,当中国为西方世界大量廉价制造工业品时,铜价就真的发现了“历史最高价格”。
当年,也就是500年前的西方并没有跟在阿拉伯商人的后面,而是自己闯出一条新路,可今天的《大国崛起》却让我们:跟着,跟着,看看地上还有什么西方人剩下的,只要捡着了,咱就发了,哈哈,咱也阔达了。
哦,曾经有个据说是什么什么濒临崩溃的年代,西方坚定而著名的自由捍卫者、国家元首尼克松,跑到中国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会见了毛泽东,请问,你们,配吗?